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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同志对文革应该承担的责任1楼
如是我闻 发表于：2009-6-21 13:17:26
在中国共产党正式认可的文革历史中，刘少奇同志是一个文革的受害者，他代表了和以林彪、四人帮为代表的在文革中掌权的极左派所不同的党内务实派。
但在另一个方面，这种区别总的来说又是同一个领导集团内部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刘少奇同志在毛主席一旦作出决定后总是全力贯彻，他本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积极表现也是一个事例。同时在导致自己不幸的文革问题上，刘少奇同志也有无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为什么呢？这首先是因为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了为发动文革扫清道路的“四清”运动。
让我们翻开尘封已久的档案，看看“四清”运动中的刘少奇同志的具体行动吧。也许，透过对照刘少奇这个参照物，我们能更加客观的看待文革中的所谓左派人物。
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同志于4月1日至5月15 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 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
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
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经历或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指定政策、签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深入提到： “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说明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同志来之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刘少奇同志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
同时敢于动用 “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以至于彭梅秀在一年以后死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同志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善于搞 斗 争、善于 整 人的一面。
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 击 人、迫 害 人的内行里手。如果说，刘少奇同志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同志亦应该为彭梅秀等同志的死负一定的责任。也正是这次的调查，为刘少奇同志的“四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60 年起，毛泽东主席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主席领导日常工作。1963年2月，刘少奇同志主持了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运动定调。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强调中国会“变修”的危险，并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而且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
在运动展开后，当刘少奇同志听到毛主席估价说有20%的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腐化变质的干部手里，周恩来和彭真等人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时，他进一步夸大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在那几年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这无疑是紧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难怪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一致时指出：“ 毛主席出了题目，刘少奇要来做文章了”。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直接并具体推动的，特别是1964年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同志挂帅，亲自坐镇指挥四清运动。
1963年5月2日至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可是，我们的刘少奇同志根据他在天华大队的“经验”以及他一贯紧跟毛主席的作风。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志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8月16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
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
所谓 “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
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薄一波同志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同志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前后文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朋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少奇同志还在文艺战线上紧跟毛主席，开展大批判。1964年一月刘少奇同志主持***和文艺界座谈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他认为京剧有反党动机，提出这是影射党，把两位作者孟超和田汉打成反党分子。不久他又在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文学艺术有”根本方向性“问题。这都为文革首先在文艺领域展开制造了声势。
当文革进入紧锣密鼓的发动起后，刘少奇也没有做过任何抵制的活动，相反，他基本上是企图紧跟毛主席的。例如，当毛主席决定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时，以刘少奇同志对这些人的了解，他不会不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但他不但在党内会议上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且在很多对外场合喜形于色地告诉外宾说，中国挖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当文革正式开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一段时间，让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刘少奇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派出工作队，到很多单位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尤其在学校中，声称要定几十万右派。1966年6月，刘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谈话时说那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了”。他还对如何揪斗这位老革命和中学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部署：“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在被打倒前的这些言行“澄清了一些流行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