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水]高岗与毛主席的接班人问题 ← 历史区 ← 炎黄论坛欢迎您，请先登录或注册

　高岗秘书谈“高饶事件”内幕

　　 （本文摘自《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赵家梁、张晓霁着， 本书作者赵家梁（1920—2007年），1952年任高岗秘书，1954年任高岗管教组组长，直至高岗自杀身亡。他从组织上派遣的管教、监视者转变为高岗的同情者、“高饶事件”的怀疑者，这一转变为本书提供了客观性。本书涉及史实是多方面的。本文摘录的是书中描述的自建国以后毛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考虑、对刘少奇态度的演变以及高岗在此过程中充当的角色。）

　　 一、事件演变梗概

　　 本书认为，“高饶事件”实质上折射的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问题，是毛与刘少奇的关系问题。

　　 本书梗概如下：

　　 早在建国初期，毛与刘少奇关于建国方略的意见分歧日深，因而产生不满。相比之下，毛对高岗信用有加。他曾明里暗里向高岗透露过自己对刘不满，以及想叫刘“挪挪位子”，当议长或国家主席等打算。于是，高岗就出来进行反对刘的活动，他以为这是帮助毛解决接班人的问题。

　　 关于这一点，只要仔细看一下“文化大革命”中所揭露的那些关于刘的“罪行”就会发现，其中大部分都是高岗当年反对刘的言论。只不过在1954年，高岗散播的反刘言论，都被说成“造谣”、“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是要“拱倒刘少奇取而代之”的“反党阴谋”。高正是因此而落马。

　　 1953年夏秋，召开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毛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划线，把刘划入“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思想准备”的人，并对其“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大加伐斥。这是与刘的第一次公开交锋。然而，他遇到很大的阻力，在相持了几个月之后，暂时让步，转而强调团结。

　　 到了12月，毛突然把矛头转向高岗，而且给他定个“要造反”、“想当万岁”的罪名。从此，高岗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这个转变实在太大，太突然了。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使毛突然改弦更张，断然改变战略部署，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变为联合刘除掉高岗。个中奥秘和实情，本书将一一缕述。

　　 二、毛对刘越来越不满意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在中国，由斯大林逝世引出的问题是，六十岁的毛“之后”怎么办？于是，在中央高层，关于接班人的问题成为1953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那么，谁是毛的接班人呢？ “七大”以来，刘少奇一直被公认为毛的接班人，但建国以后，毛对他越来越不满意。

　　 作者认为，毛与刘从相识到最后彻底决裂，经历整整五十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三阶段是1943—1953年，他们在中央共事，一方面毛很器重刘少奇，把他作为主要助手和接班人，一方面也进一步了解他、考察他。开始对刘由不怎么满意，逐步发展到想要把刘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这个阶段对刘来说十分重要，决定他以后的命运。这期间，毛在十分器重刘的同时，开始对刘有些看法，特别是党中央进入北京、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刘日益不满。

　　 引起毛对刘少奇有看法和不满的，主要有这么几件事：

　　 日本投降后，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主张；

　　 1945年秋冬，对东北地区的工作方针前后不一致；

　　 1947年在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

　　 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评；

　　 对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

　　 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支持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

　　 主张确立、巩固新民主制度，十多年内不搞社会主义；

　　 搞分散主义，未经毛看阅，就印发中央文电等等。

　　 由此种种，毛认为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

　　 三、高岗很被毛看好

　　 与刘少奇相比，高岗却很被看好。毛认为高岗对他的意图领会好，接受快，并率先在东北实施，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因此，在不断批评刘右倾 “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高却大加赞扬，一再推广东北的经验，要大家“向高岗同志学习”。高岗和东北就像是他实现宏伟蓝图的样板田。而高则由于赏识和推崇，显得与众不同。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把高看成毛的“心腹”。

　　 后来，毛推举高岗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和计委主席等要职，委以重任。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中央曾经考虑派高岗代表中国党和政府去苏联参加吊唁和葬礼（后来是派周恩来去的）；6月，苏共发生 “贝利亚事件”后，中央派高岗赴莫斯科听取苏共中央的紧急通报。这时的高是备受器重。这种器重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好像老人家重用他”。

　　 作者认为：

　　 毛和高岗，有着相似的生长环境与经历，他们的思想感情、思想方法，甚至作风，都有着许多相似或共同之处。

　　 但是，作为政治家，毛远非高岗所能比。毛博览群书，阅历深广，熟知中国历史，掌握政治家的谋略，并能把它们巧妙地运用于同对手的斗争之中。……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几经曲折反复，毛深刻了解政治斗争之残酷，因此，他对身边的人时时怀着警觉和猜疑，在使用他们的同时，又观察、考验、提防他们，甚至有意地试探他们对自己的忠诚。对刘如此，对林彪、彭德怀如此，高岗自然也不例外。

　　 相比之下，高岗只能算个草莽英雄。他对人比较轻信，很重义气。他不仅对毛深信不疑，对其它人也都无一例外。他不齿于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残酷手段。……他与毛的关系如君臣，如父子，信赖之余，更多的是敬畏。二人在政治素质和性格上的巨大差异，是造成悲剧下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私房话”与绝密任务

　　 高岗1952年10月到京出任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仍保留原有职务。

　　 高岗到京后，几乎天天与毛见面，颇多交谈。毛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把一些绝密的事交给他做，其中不少与刘少奇有关。他在反省时说到一些这类“私房话”的内容，如：

　　 进城以后，刘少奇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帮助不大；

　　 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

　　 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

　　 少奇要架空他，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1953年3月间，高岗亲眼目睹毛因为刘少奇、杨尚昆等，不经过他就擅发中央文件的“破坏纪律”行为而大发雷霆，深为震动……；

　　 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

　　 毛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的主席，以便专心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指迎送国宾和接递国书等事务）。

　　 1953年春夏之交，毛给高岗一个绝密任务：命他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

　　 毛将如此绝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给高岗，足以说明他对高岗之信任非同一般。

　　 高岗把查敌挡的事交给张秀山去办，后来给毛送交一份报告。以后他再未提过此事。时隔14年后，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难道是偶然的吗？

　　 五、陈云的鼓励与建议

　　 毛交办的绝密任务，高岗迫不及待地告之了他特别信赖的陈云。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而是对少奇的革命品质产生怀疑。

　　 陈云沉思片刻，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后来，高岗与陈云多次交换看法。

　　 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刘少奇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政治上又受到毛的怀疑，作接班人的确不合适。

　　 高岗在开枪自杀未遂之前给毛的绝密信中，揭发交代了如下的谈话内容：

　　 陈云说：“看来，主席考虑接班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

　　 那么，这事由谁牵头好呢？他们分析了几位堪当此任的人：朱德德高望重，最为理想，可惜年纪大了；林彪虽然年轻，且有号召力，但身体多病，建国后长期休养，很少露面，连抗美援朝的担子都不接，更不会接此重担。此外还有谁呢？高岗说：

　　 “陈云同志，我看只有你出来牵头最合适了。”

　　 陈云摆摆手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主席信任你，给你撑腰。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当时，高岗低头沉吟。

　　 陈云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主席，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

　　 惟高岗事发，陈云是另一个说法，称高为拉拢他，对他“封官许愿”，讲“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之类的话。周恩来在揭批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称，高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垫背的”。孰是孰非，今天已是死无对证。

　　 六、“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作者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毛从借助高岗反对刘，变为联合刘除掉高的重要转折点。

　　 此事传说甚多，以下为作者引述高岗的一种说法。

　　 高岗在反省时谈到，大约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中央传阅文件，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书签收。唯这一次例外，是由毛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本人，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毛对此文件之重视，也说明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而没有林彪（“有薄无林”）。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作者接下来说：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为这是刘少奇授意的。他在反省时承认：“我主观主义地以为，安子文怎敢擅自拟订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安子文身后还有人，那就是少奇。是少奇同志授意，要安排政治局、书记处、各部委的人事。”他和陈云、林彪、黄克诚等谈过这个看法，还对林彪说，“我记得那单子上没有你！”

　　 此即为以后所说的“批薄射刘”。作者称：

　　 在对待这个名单的问题上，高岗确实表现得不正常，而且犯有很大的错误。他不但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向毛谈，也没有在中央的会上谈，更没有找刘谈。尤其是“有薄无林”这个问题，更是应该向毛谈而未谈，是高岗的极大错误。

　　 高岗另一个大的错误是他没有听毛“不许扩散”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他利用与一些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名单，藉以攻击刘。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也引起毛对他的怀疑和警惕。导致形势自此急转直下。

　　 七、“自铸大错”

　　 作者认为：

　　 高岗沉浸在器重与赞扬之中，得到毛的明言与暗示，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对刘的种种议论所蛊惑，便认准了让刘“挪挪位子”，把刘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毛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接受陈云的建议，甘愿担当重任，自以为这是对毛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报答知遇之恩，是办一件大好事，准会得到毛和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于是便冒出一股“我不出头谁出头”的傻气，一马当先，积极行动起来。

　　 高岗最大的失策是：第一，错估形势，选错时机。……第二，听信陈云的话，事先没有向毛请示报告就干起来。这正好成为他“背着毛主席搞阴谋活动”的把柄。第三，自以为深受信任，把他们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的“天机”，打乱其战略部署，而且授人以柄，让自己背上了“打着毛主席旗号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

　　 1954年2月17日，高岗开枪自杀未遂，即被实施“管教”。8月17日，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据说，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回延安，本人也愿意。后来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遗憾什么？他是假惺惺还是真遗憾？

　　 八、高岗虽死，毛与刘的斗争却了犹未了

　　 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毛表面与刘少奇维持团结合作的局面，但却貌合神离，斗争仍在延伸。他一方面暗地里积蓄力量，为最后解决接班人问题准备条件，另一方面也不忘时时敲打刘一下。

　　 1955年7月，毛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小脚女人”，点的是邓子恢的名，实际上是批评刘少奇。

　　 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是刘让陆定一组织人起草、并经刘审定的。毛不赞成，却不公开点名批评刘，而是指桑骂槐地点名批评周恩来和陈云。

　　 在1956年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当选为党的副主席。1958年，八届五中全会，林彪增补为党的副主席。这正是当年高岗和陈云议论过的设想。

　　 1959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在开会的第一天就宣称：我是中国的统帅，周是副帅。毛早就已经不把刘少奇看作副帅了。

　　 在1959年4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这也是毛早就设计好的过渡方式：给刘一个名誉职务。这也正好应验了当年高所说的“让少奇当国家主席或议长”，这个“谣言”其实并非谣言。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四清运动中，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

　　 例子太多，已难一一枚举。作者说：

　　 此时，毛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1964年6月16日，毛在北京十三陵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九、文革：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林彪被定为“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的党内排名从第二位滑落至第八位。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公报宣布：全会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肃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思想。

　　 全会通过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实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审查报告》列举了“刘少奇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进行种种叛卖活动的罪证。”其中“刘少奇一九二九年窃据满洲省委书记时的大叛卖”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与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今沈阳市）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刘少奇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供出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

　　 当敌要刘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大军阀张学良对刘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此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 “释放”。刘奴颜婢膝地给大军阀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积极地给大军阀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人被捕、被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东北敌伪档案中搜集的“证据”，当年毛就曾亲自让高岗极秘密地调查过。十五年后，终于派上用场。

　
　　北京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

　　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

　　 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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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岗夫人李力群在牛街的日子

　　 （高岗夫人）李力群具有江苏人特有的柔弱、善良性格，随着孩子接连出生，她开始把精力放到了孩子和家庭上，丝毫不过问高岗从西北到东北，从东北再到中央平步青云。丈夫一步步的荣耀她不惊，突然间一落千丈她也能够适应。

　　 李力群说：“降了级以后，我们家从西城的新街口搬到了南城的牛街，还是一个四合院，不过略微小了些。我对住在哪里都无所谓，只要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就行了。”但这时，一本《刘志丹》的小说再次扰乱了他们一家的平静。

　　 1962年出版的《刘志丹》，本是为纪念陕北领导人刘志丹而写的一本小说，因为“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高明”和“夸大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被批判是为高岗翻案。在西北工作和曾在西北工作过的一万多名干部被整，数万个家庭受到牵连。

　　 “那时‘文革’已经开始，”李力群说，“革命群众冲进我们家进行批斗，占了四合院的东、南、西三面房子，我们一家六口挤到北面两三间房子里。”李力群说。

　　 住在牛街的那段时日，李力群一次次被传去写揭发材料。批斗彭德怀，要李力群揭发彭德怀与高岗阴谋夺权；批斗习仲勋，李力群要揭发习仲勋与高岗阴谋篡位； “林彪事件”发生后，李力群仍要揭发林彪与高岗背后埋藏的更大阴谋。在外面揭发别人，回家还要挨革命群众批斗，李力群再也支持不住了，她不再是一个什么也不知道的人了。

　　 李力群无奈地说：“不停地被审查，不停地揭发，叫我这样写，叫我那样写，许多都是不实之词，不写就回不了家，见不了孩子。”李力群说，“其实他们都明白，谁制造阴谋还会让我一介女子知道，我知道了那还叫什么阴谋？”但她必须说出她不知道的阴谋。

　　 对那段梦魇般的经历，对因为她而遭到打击的人，李力群止不住哽咽，那是深深的忏悔。

　　接着，李力群的几个孩子分别被“发配”去河南、湖南、甘肃、内蒙插队，自己也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抛开骨肉分离的痛苦，在农田里插秧种地的那段时间反而是李力群最为解脱的时光。

　　 第三次搬家，周恩来亲自为她们家挑选住址。

　　 回忆起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力群说，“从江苏的老家出来，是为了追求解放，追求自由，在干校改造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却是回自己的老家，一辈子平平安地过下去，不再过那种动荡不安的日子。”

　　 不幸的李力群又是幸福的。1971年，在“四人帮”横行，自己也不保的情况下，周恩来没有忘记李力群的一家，毛泽东也指示将李力群作为保护对象。就这样，李力群和几个子女陆续返回北京。李力群先后当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从那以后，每逢重大节日，李力群都会受邀出席国宴，享受登天安门观礼的高规格待遇。

　　 孩子都大了，牛街的两三间房子显然已经住不下李力群和她的子女，周恩来亲自挑选地方，将他们一家安顿在现在的住处，漂泊的一家人总算又安定下来。

　　 李力群的二子三女，由于怕受父亲牵连，都改随母亲的姓，最后一次搬家，连李力群用的都是一个假户名，住了很长时间，邻居们都还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