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震怒：毛泽东靠谁得到的台湾防御图？

就义前的吴石。

吴石及其家人

吴石老照片
文章摘自《风云历史中的潜伏者》
作者：《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   出版社：《军事世界画刊》杂志社
本书简介：他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密使一号”，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袁殊，1911年出……[连载内容]
他是真实历史中真实的潜伏者。
1949年2月，解放军攻克天津，余则成在天津陷落前被站长拽上了飞机，仓皇逃亡广州。在飞机上，两人被告知他们作为海峡筹备委员会成员将直飞台湾。余则成的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从1949年起，台湾海峡成了一道真正的铁幕，中国大陆和台湾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武装对峙。事关国家顶级机密，我们不知道双方到底有多少谍报人员在对方阵营里长期潜伏。余则成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他的故事在历史的不为人知的角落里真实地上演着。
马场町的诗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种恐怖肃杀的气氛。
青年公园水门外，马场町刑场，台湾宪兵南区分队的全副武装的宪兵押着四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从车上下来。
四人被强令一字排开跪下，从左到右分别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中共华东局特工朱谌之、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台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时针指向16时30分，阴霾低垂，宪兵队长王才金一声令下，枪声齐响，四人同时向前扑倒，4名执刑宪兵趋前又各补了一枪，执刑完毕。
随后，当时的台湾名记者龚选舞来到行刑地，开始拍照，很快，这组照片就出现在了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这是蒋介石的命令：死要见尸。
究竟是什么让蒋介石如此震怒，竟要亲眼看见吴石被枪决后的现场照片才能解心头之恨？
吴石是中共特工不假，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四年解放战争，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内部被中共谍报人员渗透得底儿掉，远有徐恩曾身边的“龙潭三杰”；近有胡宗南信任有加的熊向晖；官衔卑下者如“军统电讯台七人组”，位高权重者如国防部二厅厅长郭汝瑰；情报泄露乃至临战起义的事情早已屡见不鲜。其间被军统俘获的中共谍报人员也不在少数，但哪一个也没让蒋介石“钦定”死要见尸。
历史已经走过了整整六十年，我们无法揣知“委员长”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毛人凤呈上吴石的审讯记录时，蒋介石该是如何的寒气陡生，冷汗涔涔。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桂系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委员长”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是一个潜伏者。而且他竟然在所有人眼皮底下让“国防部”的地图跑到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张图上有整个台湾的军事部署。“委员长”的最后一点家底被通通透透的展示给了海峡对岸。
钱壮飞从徐恩曾的眼皮底下救走周恩来和中共中央时，蒋介石没有如此雷霆震怒，因为那时他觉得来日方长；熊向辉把胡宗南进攻延安的全盘计划呈送给毛泽东的时候，他仍然将看走眼的胡宗南带到台湾；但是，吴石拿走的是国民党的最后一点家当。“委员长”已经失去了中国这件器宇轩昂的衣裳，台湾就是他最后一条贴身的裤衩，他经不起再失去它。所以他要愤怒，他要枪毙这个潜伏在他身边的“密使一号”，并且死要见尸。
毛泽东书桌上的台湾战略防御图
1950年是中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特殊的一年。
国民党残部刚刚撤至台湾，立足未稳：作战部队只有20万人，编制混乱、人心惶惶，还要分兵守备舟山、金门马祖和海南岛，台湾本岛防务十分虚弱；政府大员四散，孔祥熙、宋子文远走美国；杜鲁门政府则刻意与蒋介石政权保持距离。这一切让国民党政权内部充满“失败主义”情绪，曾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张道藩自叹：“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生命。”
反观祖国大陆，人民解放军正有条不紊的清剿各地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武装。四年战火淬炼的解放军不仅数量上占据压倒优势，其装备水平，作战能力亦空前强悍。此消彼长，不能不说1950年前后正是解放台湾的大好时机。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也确实早有横渡海峡，解放台湾的战略。
解放军南渡长江，攻陷南京之后，毛泽东就电令三野用第九兵团一部承担进攻台湾的任务。应中央要求，华东局甚至拟定了占领台湾后的政权组成名单。1949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再电粟裕，要求把“准备解放台湾”列为“目前几个月内四件大工作”之一。7月，毛泽东与朱德在中南海颐年堂研讨了进攻台湾的问题。认为只要苏联援助作战飞机，解放军就可以发起攻台战役，并将进攻时间定在了1950年夏。
而负责对台作战准备工作的粟裕从1949年秋起就不断制定和修正作战方案。1949年秋的第一方案准备以8个军进攻台湾；金门、登步岛战斗失利后，方案修正为12个军约50万人攻台。1950年6月23日，粟裕进一步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了16个军攻台的第三次方案。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解放军一面加紧制定攻台作战方案，另一方面愈加重视秘密战线的情报收集。吴石和他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就在这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1949年8月，原任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的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化名朱枫)潜入台湾。1949年11月24日，朱谌之搭乘“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三天后抵达基隆港。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干(化名“老郑”)和吴石。
抵台次日，按事先约定，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上，朱谌之与蔡孝干接上了头。蔡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准备接应大军入台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谌之。
一周后，她又与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吴石将她领进家中书房，掀开北墙上一个钉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秘密保险箱。他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手里，说道：“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内地。”
这些微缩胶卷上记录了完整的《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国军’现有部队的番号、代号，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重型火器并各类枪械、弹药的配备、库存数量；战斗部队团以上军官、主要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册；另外，还有《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勘乱区的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无一不是国民党军队的顶级军事机密。
三天之后，朱谌之按预先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特别交通员的手中。这批绝密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1950年1月上旬的一天，《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摆在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毛泽东默默翻阅着，面色沉稳而又严峻。他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
作战部长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看样子很高兴。“这位秘密特派员，还有你们那位‘密使一号’，都很能干！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作战部长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毛泽东叫住：“慢，我要亲自写几句话给你带去。”
主席沉吟片刻，挥笔在红竖格信纸上写下了几行苍劲的大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可以想见，吴石提供的这批情报在粟裕大将制定攻台作战计划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假如，只是假如，没有1950年6月23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没有随之而来的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解放军的渡海一旦发动，我们可以设想那将是怎样一幅摧枯拉朽的景象。
只是，历史在1950年拐了一个弯，吴石用生命换来的绝密军情没能发挥它应当发挥的作用。
日本陆大第一名
吴石，字虞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生于闽县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吴厝村)。螺洲镇是清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的故乡，读书风气极为浓厚。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陈宝琛将自家小斋为公学，聘吴石的父亲为汉文主讲。8岁的吴石便随父入学作旁听生，“记忆力之强，遂震惊侪辈。”宣统三年(1911年)福州于山起义成功，开智学校首倡组织北伐学生军，18岁的吴石毅然报名参加。
北伐学生军解散后，吴石改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结业后被保送入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中有后为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也有投奔共产党的张治中。民国5年(1916年)12月毕业考试，与试者八百余人，吴石名列第一。1929年，吴石以福建省军事参谋处处长的身份，受福建省主席方声涛指派，东渡日本留学，先在炮兵专门学校，翌年考入日本陆军大学。他在《自传》里说：“此后三年在校，片刻不懈”，“至于所作之战术案，日教官颇重视，常付印分送，并命余登台讲述。参谋本部分派留日学生，以余为最有心得之一人。”毕业成绩也都名列榜首，被称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
1934年，吴石刚从日本回国，即参加参谋部第三所的一个研究日本及收集情报的机构。他利用日本的书报杂志，又托留日士官生猎取各种材料，加以整理研究，历时3载，编成《日本作战之判断》及有关材料十余种，名为《参二室蓝皮本》。至“八·一三”抗战，“日军一切兵力部署及攻击指向，悉如蓝皮本所判断，即是开战以来，敌人之兵力番号与编制，亦无一不相符。”《参二室蓝皮本》一时间“洛阳纸贵”。武汉会战前后，蒋介石还特地每周召见吴石一次，广为咨询，深为嘉许。
吴石虽长期在参谋本部任职，但抗战期间却也有过临危请命，跃马横戈的战场功勋。1940年底，吴石获好友白崇禧推荐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后，获悉日寇开始撤退，适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不在柳州。军情如火，吴石未及请示，乃作追击部署，并亲临前线指挥，结果大获胜利。此外他还亲自部署了桂柳大会战和中越边境保卫战，指挥少数的长官部直属部队，抗击日寇南下大军和从越南北上侵犯中越边境的日军，以固守反击战术跟敌人作殊死搏斗，确保广西龙州至靖西岳圩中越边境广大地区不被染指。
纵观吴石军旅生涯，实为一参谋奇才，他长于搜集资料、筹划作战、培养军事人才、著述军事书籍。《兵学辞典》、《孙子兵法简编》、《克劳什维兹兵法研究》、《左传兵法》、《历朝武学集解》、《抗日新战法》、《新国防论》、《战史旅行实录》、《参谋业务》等皆出自他的手笔。如果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和那样一个中国，以其天资勤奋，难保不会成为一代兵学大家。
潜伏之路
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位弄到了台湾国民党军最高级别军事情报并且得到毛泽东亲笔赠诗的谍报英雄，到底是怎么走上这条充满危险的潜伏之路的。
有资料说，吴石是“民联”成员(“民联”后改为“民革”)，还有人说，吴石是周恩来早年发展的秘密党员。但是这些说法似乎都没有史实相佐证。吴石直到在马场町就义时也仍然是国民党员。按照李资生的回忆(“吴石案”承办人，1950年4月8日，李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发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人始末)：“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1949年4、5月间吴石在沪与中共华东局干部刘栋平会面，刘希望吴能提供军事情报，不过不久解放军旋即渡长江，吴赴福建就任绥靖公署副主任，与中共失去联系。然而，解放军很快就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吴转香港来台，在香港时又与刘栋平取得联络，同意来台后收集军事情报。”
李资生的回忆勾勒出吴石成为潜伏者的大致经过，但失之肤浅。从国民党到共产党，如此巨大的信仰转变绝非朝夕可成。
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用一个经典的合成单词总结出一个人背叛自己祖国或组织的理由——MICE——金钱(Money)、思想意识(Ideology)、良心(Conscience)和自负(Ego)。对于吴石的转变，金钱绝不是理由；自负呢，也许，毕竟吴石自幼聪颖过人，一生怀才不遇。他也的确曾向同乡好友吴仲禧(吴石的保定军校同学，共产党员，解放军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抱怨过国民党无能，军队屡战屡败，“陈诚只受过中级军事教育却委以重任，提拔之快中外罕见.....。陈诚独断独行，像保卫武汉这样的大作战计划，连白健生(白崇禧)也没有参加讨论过。汤恩伯、刘峙也是屡战屡败，屡败屡升”。感叹自己钻研军事20余年，著述颇丰，却始终不得重用，无缘报效国家，连最赏识他的白崇禧也不肯给他实权。概因自己专心学术，不会逢迎拍马、官场应酬。
但是，单纯的自负还不足以促使吴石完成从国民党高级将领到中共特工的转变。毕竟，蒋介石逃台后已经委吴石以重任，引入军队最高决策圈。如同余则成因爱上左兰而靠拢共产党，最终却因信仰而坚持一样；吴石选择成为潜伏者恐怕更多的源自那个I(思想意识)。据吴仲禧回忆，吴石对共产党人向有好感，“他读过毛泽东的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他特别欣赏《论持久战》，认为是了不起的著作，恐怕国内没有第二个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甚至建议白崇禧印发给各战区部队长阅读。我向他叙述我在北伐战争中接触过的叶挺、蒋先云等共产党员的事迹，介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引起他很大的兴趣和赞誉。”
吴石身边的好友对他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前面提到的吴仲禧抗战期间就已加入中共，而吴石忘年好友，蒋政府立法委员何遂亦与中共关系密切，何家三子一女一媳(何世庸、何世平、何康，女儿何嘉，媳缪希霞)均为中共地下党员。何康更曾做到新中国农业部长。“七·七事变”爆发后，正是何遂把吴石介绍给了给了周恩来等中共代表。
抗战结束后，吴石奉调南京，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并受吴仲禧之托，协助他调任国防部监察局监察官。这期间，吴仲禧有时住在吴石家，吴石逐渐觉察到吴仲禧在进行秘密活动，但一直取默许态度。
1947-1948年间，吴石开始主动创造条件，协助吴仲禧取得军事情报。据吴仲禧回忆，1948年夏天，他以国防部中将部员的身份派往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当时正值淮海战役的前夕，他在香港接受了潘汉年的指示：尽力收集情报。吴石为他的徐州之行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吴石亲自给以前的学生，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写信要求对方关照吴仲禧。到徐州后，吴仲禧在李树正不知情的“帮助”下搞到了“淮海战场形势图”，随后便称病回南京，转道上海将所获情报与潘汉年。事后，吴仲禧说：“这次任务，如果没有吴石的有力介绍是不可能这样顺利的。”此外，吴石还让“华中剿匪指挥部”情报科长胡宗宪多送一份《敌我双方兵力位置图》给吴仲禧参考，又按何遂的意见，动员林遵率舰起义。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解放军挥师逼近南京。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将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资料直运台湾，而吴石则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吴石当时已经得悉自己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下定决心待时机成熟就在福州起义，所以才力主将这批机要档案转到福州。5月，台湾方面来电催促，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搪塞，仅以百余箱资料、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先运台湾。第二天，他又下达“死命令”，当晚便将档案全部转移到位于仓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书库匿藏，并向研究院院长黄觉民(吴的挚友)作好交代。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无损的298箱8大类6800余卷军事绝密档案呈献给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部。
在福州期间的吴石已经与香港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了直接联系。谢筱成为他的直接联络人，从吴石那里得到的情报，通过时任福建省议长丁超伍家中的秘密电台送给党中央。1949年7月，吴石再赴香港在九龙佐顿饭店找到吴仲禧，呈交两份材料给中共华南分局，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地、部队长姓名、兵力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这时已有消息说，吴石要调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吴仲禧劝他说，到台湾是否有把握？如果没有把握可以转赴解放区。吴石则坚决表示：国民党大势已去，他早已不想跟它走了，只是自己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还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一同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请吴仲禧在必要时给予照顾。
8月16日，福州解放前一天，吴石从香港转道去了台湾。
忠诚与背叛
最坚强的堡垒往往从内部被攻破，最成功的潜伏者往往因叛徒的出卖而暴露。
作为潜伏者，吴石有着完美的身份掩护，虽在抗战前后及其解放战争末期与中共有过接触，但从未引起怀疑。来到台湾后，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身份不仅使他得以进入国民党军最高决策层，更为他的潜伏增加了安全系数。军队最高决策层成员是敌对方的间谍，这即使在最具怀疑精神的反间谍人员心中也着实难以想象。正因为如此，朱谌之在台期间与吴石前后秘会6次，从未被发现，从吴石到朱谌之到基隆码头的秘密交通员再到香港至内地，这条情报链一直安全无恙。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台湾工委，也就是朱谌之-吴石这条情报链相平行的另一条情报线路。
朱谌之来台后，同时与吴石和接受中共华东局领导的台湾工委取得了联系，而且，她与吴石的联络也是蔡孝干引荐和安排的。但是，1950年1月29日，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干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供出蔡的是台湾工委委员陈泽民。
蔡孝干是唯一参加过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他受中共中央委派，以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身份前往台湾发展党组织。令人意外的是，蔡孝干居然在被捕后一周就彻底叛变，造成其它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人被捕，情况极为惨烈，供出名字者活命，坚不吐露者则送往马场町刑场。
而此时的朱谌之对“老郑”的被捕毫不知情。1950年2月2日，已接到上级指示准备返港的朱谌之却意外的见到了吴石的副官聂曦。聂曦的紧急约见已经违反常规，而他给朱谌之带来的更是晴天霹雳：“那个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保密局抓获。现在，他已全面招供……当局随时都可能对你下手。情况万分紧急，你必须立即转移！”
风云突变，朱谌之迅速离开住所，按吴石的建议转移到了阿里山大酒店。临走前只来得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
此时，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被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在4日飞往舟山群岛(当时仍为国民党军占据)定海机场。2月4日傍晚，朱谌之拿着吴石冒险签发的一张《特别通行证》，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准备伺机乘船前往上海。
与此同时，吴石的身份也暴露了。
保密局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查到了吴石的名字。蔡孝干也供出了吴石曾与朱谌之秘密会见多次。毛人凤不敢怠慢，立即呈报蒋介石。蒋遂立即令参谋总长周至柔马上逮捕吴石。在搜查吴宅的过程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
2月18日，朱谌之在定海被保密局浙江站站长沈之岳和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舟山防卫部稽查处处长庄心田逮捕，此时她离祖国大陆只有一步之遥。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有2两多重的黄金吞服，但最终自杀未果，被解回台湾，与吴石一同受审。
命运似乎跟吴石开了个大玩笑。他作为“根红苗正”的国民党员在晚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自接受潜伏使命至壮烈牺牲，始终忠贞不二。而参加革命二十余年，历经长征的艰难困苦未曾退缩的老红军蔡孝干却选择了背叛。
“深海”归来
假如没有蔡孝干的叛变投敌，吴石的潜伏生涯还将继续下去，以他的光鲜身份，耀眼头衔以及在台短短一年间搞到的情报，或许他会成为史上最成功的潜伏者，真正的“深海”。
1973年，为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而与吴石一同就义的陈宝仓中将(亦为保定军校毕业，受李济深委派前往台湾潜伏)的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转道香港运至北京，毛主席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1953年陈宝仓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了长篇祭文。
1975年底，周总理在弥留之际，仍然放心不下“台湾的朋友”，交待罗青长。一方面，要他们继续关心曾经为国共合作做出过贡献的“老朋友”(如张学良)；另一方面，要为在台湾牺牲的革命人士恢复名誉，妥善处理后事(如吴石)。
2000年，“深海”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京郊福田公墓。此时，距离他就义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链接：
震惊国共两党最高层的“密使一号”

吴石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这是毛泽东赞“密使一号”的诗文。
 
“密使一号”本名吴石，是台湾“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6月10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于台北马场町。
 
当时对国共两党来说，“吴石案”是一桩震惊最高层的特大事件，除有限的知情人外，双方都秘而不宣。直到1973年，国务院才公开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吴石，字虞薰，福建闽侯县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学生军。此后，他被保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和张治中、白崇禧为校友。后吴石以保定军校“状元”的身份，东渡日本留学。留日归来后，他在陆军大学任教多年，是军界公认的“日本通”。
 
解放战争期间，吴石因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开始倾向革命。当时，他担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指示地下党员吴仲禧，设法通过与吴石的老乡关系，在国防部谋取一个职务。经吴石帮忙，吴仲禧很快被委任为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要到徐州前线去“视察”。吴石对他说：“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的参谋长李树正是我的学生，你可以去找他。”几天后，吴仲禧来到徐州，李树正亲自接待了吴仲禧，还带他到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见地图上详细标明了敌我双方部队的驻地、番号、兵种，当即用脑子默记下来。第二天，李树正派参谋带吴仲禧再去机要室，吴仲禧趁机把主要的部署用笔记了下来。到南京后，吴仲禧并未回国防部，而是直奔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汇报。
 
1949年5月，吴石调任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在上任之前，他专程到香港和中共地下党联系工作。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经介绍谢筱迩同志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迩秘密见面。谢向吴石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此后，谢便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
 
1949年7月，吴石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组织上给他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怀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其一同去台。
 
赴台后吴石与交通员朱枫联系。朱枫，原名朱贻荫，后改名朱湛之。来台湾前，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一位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朱枫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第一次见面后，听朱枫简单介绍了她此行的目的，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个圆铁盒，放到朱枫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朱枫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手中。这批情报，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再由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手中。
 
在此后的40多天中，她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又获得几批情报，都交给张大副安全带走。
 
恰在这时，情况突变！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了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蔡孝干也被捕叛变。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于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吴石、朱枫等人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
 
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羲、朱枫被台湾当局“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就义。
 
据《今晚报》
中共“特使一号”潜伏台湾www.haixiachina.com 2008-09-24 17:01:4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吴石

吴石（低首者），临刑前给家人签写遗书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
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台湾的工作，除了在香港召开专门学习班对台湾工作委员会今后工作进行部署之外，还派遣了一批工作人员秘密到台湾开展工作。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号称“密使一号”的吴石和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
吴石字虞薰，福州螺洲吴厝村人，1894年出生。1911年，吴石与少年好友吴仲禧一道在福州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积极投入辛亥革命浪潮中。后入选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期炮科，前后受训4年，与白崇禧为同期同学。
1924年为何遂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任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由福建省政府派其往日本留学，先后在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1940年初，吴石重逢分别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当时，吴仲禧在韶关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已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广东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在抗战初的几年里，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吴石经常流露出一种愤懑、失望的情绪。一方面，他想在抗日战争中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情，渴望自己在军事上能学有所用、用有所成，报效国家；另一方面，他又逐渐看透了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官场的勾心斗角，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感到厌恶，他意识到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改变这个局面。吴仲禧回忆说:“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直接受何遂(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元旦前后，吴石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多次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
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遣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
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被授予中将军衔。
朱枫在台湾期间，6次与吴石将军秘密会晤，又陆续送回一些重要军事情报。就在她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准备返回大陆之际，1950年2月2日，与朱枫联系的“老郑”被捕，供出了她。台湾当局当即封锁了台湾所有出岛的空中、海上航线。危急关头，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乘机飞往国民党还占领的舟山。可是，“老郑”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吴石。蒋介石震怒了，下令逮捕吴石将军，并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
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去向，也拿到了吴石“叛逆罪”的重要证据。于是吴石被捕，朱枫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受该案牵连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碧奎，老部下、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上校，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某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方克华，某处主管补给的参谋江爱训，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人。在多次劝降未果的情况下，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被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1950年6月10日，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倒在血泊中，英勇就义，时年45岁。吴石在临刑前写下了一首绝笔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他还遥望大陆，深情地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北郊一个地名叫“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还在“文革”时期，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曾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两位，一位是当时还健在的张学良将军，另一位就是已经牺牲了的吴石将军。
吴石的夫人后来获释出狱，定居于美国。她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日子里，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
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枫的污蔑之词，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她被称为“台湾的江姐”。1995年，位于镇海区镇海中学旁边的朱枫烈士故居因该校体育场扩建，被圈入校园中。学校对这所曾走出一代女英雄的二层小楼房十分重视，予以重新维修和整理，辟置为“朱枫烈士纪念楼”。现已成为宁波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7年下半年，吴石的故乡福州市有关部门提出了在仓山区螺洲镇创建“吴石烈士纪念馆”的建议，现正在积极筹建之中。(何池)
【中国海峡网】本文网址：
http://culture.haixiachina.com/article/2008/0924/BABRAA46YTZmMTMwNzc.html?p=3
“吴石案”后续故事：寻找中共台湾地下党员遗骸
2007年07月11日 08:18四川在线-文摘周报

朱晓枫：“母亲从没告诉我她从事什么工作” （图 姜晓明）

1949年8月在香港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合影

1928年,23岁时摄于奉天

1949年8月于香港

1946年8月,摄于上海

朱枫被押赴刑场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0&tn=baiduimagedetail&word=%CE%E2%CA%AF&in=32733&cl=2&cm=1&sc=0&lm=-1&pn=51&rn=1&di=857284736&ln=106
迷雾中的历史
“1950年6月10日，一个阴霾满天的日子。雨，落在台北的街头，打湿了多少门前的店招和亚热带的红花绿草，打湿了行人手中的雨伞和眼神中的彷徨。……刑车抵达一个叫‘马场町’的地方。这是一片河边的坡地，空旷而荒凉。当朱枫和其他三人被押下车的时候，随行的摄影者又一次按动了快门，留下了本书主人公就义前的最后形影……刽子手连开六枪，杀害了年仅45岁的朱枫。”以上描述出自作家冯亦同的作品：《镇海的女儿———朱枫传》。
有一位老人，一直不愿意阅读这段文字，她说这里的每个字，都能轻而易举地敲碎自己的心脏，她就是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母亲印象
见到徐宗懋提供的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母亲本名朱枫，为了工作需要，改成了朱谌之。我本来也不叫朱晓枫，叫陈悼如。为了纪念母亲，改了这个名字。这辈子，我在母亲身边的时间非常少，八九岁之前，我跟着她，16岁以后，我们在上海共同生活了3个月。”
这两段时光，构成了朱晓枫对母亲的全部印象。这对母女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总部设在福建的台湾少年团。这是抗战期间，由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著名儿童抗日团体。1945年底，台湾光复，朱晓枫随着台少团登上了宝岛。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3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
“再见到母亲的时候，我已经是16岁的大姑娘。母亲从来没告诉过我，她在从事什么工作，可是我感觉到了。我从来没跟她说我在台湾少年团的时候在老师的影响下悄悄地加入了共产党，但她也明白。”“母亲对我的情况也是一点就透。我对她说，‘我的老师(我的入党介绍人)被捕了，我需要解决身份问题。’她一句都不多问，马上想办法把我送到苏北解放区去。就这样，我再度离开了她，这一走，竟成为永诀。”1946年5月，朱枫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谁知这竟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格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1951年，朱枫在台北牺牲一年后，已经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朱晓枫才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
1951年，朱晓枫除了知道母亲牺牲外，其他的一无所知。当时母亲的经历，也是朱晓枫后来在阅读了大量材料后，才知道的。
“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制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间，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吴石已经开始暗助共产党，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1949年6月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不久，华东局特派地下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进行联络。
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逮捕，随即叛变供出所有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四百多人被抓，书记以上未投降者悉遭枪决，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彻底瓦解。
这段历史，随着2002年，朱晓枫看到《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徐宗懋发表的文章和照片，越发清晰了起来。“我从少女时代便已经懂得，母亲做的就是生死边缘的危险工作。照片里，行刑前的母亲穿着家常的碎花布旗袍，外披一件深色外套，表情从容镇定，跟我印象中的母亲别无二致，那一年，她才45岁。”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章和照片，朱晓枫结识了徐宗懋。
寻找的故事
朱晓枫发现母亲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于是她想到了徐宗懋。2003年2月6日，朱晓枫和丈夫从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赶到上海。“当时我对徐宗懋说：‘我已经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亲的遗骸。’”
朱晓枫告诉徐宗懋，朱谌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儿阿菊(也就是陈志毅)家中，被害后，应该是阿菊丈夫王昌诚(又名王朴)收的尸。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据此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但通过户政登记查找遇阻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资源和无钱聘请私人侦探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媒体了”。200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同日，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枫专访，随后两岸一批媒体转载。但就像几颗石子丢进大海，徐宗懋没有接到一个反馈电话。
2005年2月，徐宗懋突然想到了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林正修，他曾投身社会运动，2004年底辞去台北市“民政局长”职务。果然春节后不久，林正修带来好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即阿菊)还在，他找到了。

1949年10月赴台前一个月照
两岸的姐妹
“这个叫陈莲芳的姐姐，我自小与她不熟，她很早便被送出去读书，学无线电。”在朱晓枫看来，组织上选派母亲去台湾执行任务，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她的女儿：陈莲芳。
“母亲各方面的才华都很不错，相貌出众，多才多艺。听说母亲年轻的时候上门提亲的人很多，但是她偏偏选了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有孩子的男人当续弦，远嫁东北。陈莲芳便是我生父和前妻生的女儿。母亲去台湾后，一直寄居在她家中。”
徐宗懋见到阿菊这件事，在他后来的文章中做了详细的介绍。
“2005年4月19日一大早，我和正修在一家疗养院碰头。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事实上，陈莲芳原本确实打算替朱谌之收尸的。
2005年5月，台湾“国防部”对于徐宗懋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案，做出正面回应。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阿菊写给“军法局长”的一封信，请求当局发还继母遗物。不久，“军法局”回发阿菊一份公函，同意所请。
然而，在档案中并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至于陈莲芳为什么后来没有去替朱谌之收尸，徐宗懋说自己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
“想想看，在台湾的一个屋檐底下，母女两人，一个是共产党的特工，一个是国民党的特工，这大概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奇情。只是现在，一个永远地离去，一个选择了沉默，我们也许只能靠揣摩去填补那段时光了。”朱晓枫虽然没有能够找回母亲的遗骸，但她可以确定的是，母亲已经永远安息在宝岛的土地上了。
朱晓枫老人年近八旬，是解放军南京军区总院的前主任医师。“文革”期间，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直到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据《周末》陈璐沈勇兵/文）
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7/0711_335_153004_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