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叶知秋”,一个曾引起毛泽东震怒的农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6:13:15
“一叶知秋”,一个曾引起毛泽东震怒的农民 

      为了维护“大跃进”的极左路线和政治权威,就拿一个弱势农民做了牺牲品。在“一叶知秋”的处理中,一代伟人毛泽东显然不仅仅只是有失厚道。

      杨伟名1922年生,陕西户县人。幼时读过三年私塾,后因家贫辍学。曾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949年2月入党,1949年5月任职副乡长,当年冬天自行脱党回乡,1957年重新入党,任生产大队会计。1962年“一叶知秋”引起毛泽东震怒,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他在1962年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一叶知秋,异地皆然’。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的同志也讲希望,他们讲单干希望……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 于是,杨伟名即遭批斗迫害,至1968年,因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卒年46岁。1979年平反昭雪。

      1962年由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执笔起草、三个农民党员(另二人为大队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联合署名的文章《当前形势怀感》(又名 “一叶知秋”)问世。这篇近万宇的文章,以天下为己任,沉郁忧患,陈述之坦率,行文之从容,语调之平实,语言之练达,比喻之生动,观察之细腻,态度之理性,意见之尖锐,问题之逼近,判断之准确,思想之深刻。以思想水平衡量,无疑是党内和民间万言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当前形势怀感》共分13节.一、前言;二、忆“撤退延安”,三、处方;四、腰带;五、“改造”与”节制”;六、”恢复单干”;七、“过”与“退”,八、”走后门”;九、市场管理,十、繁琐的哲学;十一、双程轨道;十二、提“建议”有感;十三、后记。

      作者在“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说:“参加农村基层工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难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波涛,冲击胸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 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良药’与'逆耳之言’。”“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和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一叶知秋”,报的什么“忧”呢?信中说.”目前我们已经承认 '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何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地再进行分析了。”

     “五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盛行,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这是何等的景象呀!而且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矛头直指好大喜功的极左路线和政策。

      怎么办?他说:“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却是很容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地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已收到效果,不过,远未到位,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 '全面彻底’地'调整’!直到克服困难为止。”

      这一论述直接针对的是扭扭捏捏的国民经济“调整、整顿、巩固、提高”八字方针。

      他用扎腰带来比喻中国经济的状况。腰带松了不行,过于紧了也不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如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而且无须担忧国营经济出问题.“国营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

      此议颇合20年后的“改革开放”。

      杨伟名对中国大势有异常清醒的判断——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像的事。”、“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可能走好呢?”“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反了客观规律。”

      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期”理论,近似80年代中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所有观察、判断和政策选择都基于这一理论。

      显然,国情的认识头脑发热,政策出现了偏差,带来了灾难。社会发展形态显然是“过” 了,”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实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

      现行政府“退五里”的“度”在哪里呢?作者提出.“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原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要像“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退到终点。

      他认为,当下牛国经济已经患了“并发症”,而“'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遣返’,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现象统属于 '病之标”’。

      作者还就开放一类物资(粮、棉、油)自由市场、用“价值法则”调整供需矛盾和刺激农民农副产品生产积极性、中小型工商企业“用温和的'节制’ 方法代替'改造’ 的手段”、民主集中制等,提出了自己、也是中国农民的政策主张。

      其中,作者用 “双程轨道”开车来形象地说明上下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关系,尤为精彩。“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迭,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 '轨道’'集中上去’ 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做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去’。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地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地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地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地'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更能不断地'集中上去’又不断地'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 '源泉’,就会 '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作者还进一步论述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

      杨伟名言之有据。他是个有心人。他在第12节里说,“两三年来,先后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单位'16’(各级党委),份数计'31’,圆满作复者'5’,泛泛回函者'6’,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没有“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和“高度'民意集中”’,何谈“民主集中制”?这实际上是政治体制问题了。

      以上论述,从实践到理论非常客观而沉着地批评了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置农民意志而不顾,置中国国情而不顾,制定方针政策严重脱离实际以至祸国殃民的现状,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遗憾的是,这剂“苦口良药”不仅没有人喝,反而给杨伟名带来了杀身之祸。

     《当前形势怀感》于1962年5月10日分别寄给了公社、县、地区、省、西北局各级党委和党中央,同时还寄给了陕西日报、省委宣传部、西安市委和渭南、华县、潼关三县委的负责人。

      文章发出后,开始的反映是积极的。

      1962年6月,杨伟名接到了咸阳专署专员王世俊的来信。信中说.“最近又接到一封来信,其中提到许多重要问题,这对于我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指导工作是很有益的,我再次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心。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有关部门和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并希望经常来信,保持联系,多多反映农民的实际情况。”

      6月,西安市长刘庚给省委办公厅转去《当前形势怀感》,要求“送给省委,研究处理”。

      6月底,中宣部《宣教动态》第6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一些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

      7月初,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刚复信杨伟名,说:“你们的来信,我早已收到了,确实因为忙,未能及时回信,请原谅。但是我以为我还是以负责的态度对待了您的来信。我把你们来信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都向省委及至中央如实做了反映,请党考虑和解决。”鼓励他们,所提意见“不管正确与否,这些都应该及时反映,向党提出来研究,这是党员的责任,也是权利。”

      陕西省委宣传部《宣传动态》副页第12期摘要刊登了《三个共产党员的来信——当前形势怀感》。

      7月庸,中宣部《宣教动态》第73期刊登“对三个共产党员对当前形势和经济政策的一些意见作者的调查”。

      这期间,杨伟名被党内高层发现,聘为咸阳地委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西北局内部刊物《西北建设》通讯员。

      可以看出,《当前形势怀感》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代表了绝大多数党心民心。

      然而,8月6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一叶知秋”并为《当前形势怀感》做了阶级定性后,形势发生逆转。

      8月16日,陕西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第43期全文刊登《当前形势怀感》,送省委常委阅。

      省委副秘书长蒋锡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方杰、咸阳行署副专员杭尚增、户县县委书记安生高受命先后四次找杨伟名等三个署名党员谈话,批评文章中有“错误观点”。

      10月11日,19日, 陕西省委先后两次向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报告,说《当前形势怀感》“是一个明目张胆的、比较系统的要求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纲领”,三个党员的主张,“实质上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并决定把三个党员的信作为反面教材,向全省农村党员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

      10月18日,省委宣传部给省委的报告则说的更严厉,认为三个党员的建议和主张,“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要求在党内比较完整、系统的反映”,“集中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来党内机会主义的观点和主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恢复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

      10月29日,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在省委三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讲话说:“户县三个党员甚至要求我们以'主动撤退延安的果敢精神’,退向单干。这些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

      杨伟名等三个党员被迫检查,继而受到批斗迫害。

      从此,一人之口,封万人之心,终酿“大跃进”之后的人间悲剧。

      2001年清明前,我曾赴户县涝河畔拜谒杨伟名在天之灵,然而,他的坟墓已经被一家化学添加剂厂所覆盖。他生前为世人世事所不容,死后求一杯黄土而不可得,着实令人怅惘。

      我曾著文说:“民族精神,往往不是一群人的简单集合,而是一桶水与粮食发酵后酿出的一杯酒,而是众多矿石冶炼出的一块钢坯。顾准如是,杨伟名如是。”

      所幸今天杨伟名的价值正在为人们所认识,并在《当前形势怀感》寄出40年后来隆重纪念他。且户县图书馆馆长刘高明来电话说,县里的主要领导已经同意用杨伟名的名字命名县图书馆,以向历史备考。

      从古至今,以权势、名势、钱势命名图书馆者遍地开花,而以一介平民命名图书馆则自杨伟名始,才算是真正体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人为本”思想。

      附:《当前形势怀感》

      一、前言

      参加农村基层上作,已八年有余,俯首回顾,百感交集,尤其在当前困外形势下,其所见所闻,势如汹涌狂涛,冲击心膛。每于激动之余,口述笔道.常至情不自禁。 

      这篇“怀感”不是向上级领导“报喜”,而是“报忧”。但就目前形势而言,“报忧”重于“报喜”。因之“怀感”所及,似颇多“苦口之药”与“逆耳之言”。  

      这篇“怀感”于各节申述中,不少雷同重叠之处,所以然者,皆在不同角度,用不同比喻,反复说明问题。  

      这篇“怀感”属个人见解,或为“一叶知秋,异地皆然”。或为“坐井观天”而流于管窥之谬。而其所道所说系实践事实与亲身体验,真实程度,颇堪自信。  

      这篇“怀感”因限于个人水平,仅止“感情”认识的汇集,未“理性”台阶的推理,又因阅读不多而引证绝少。  

      这篇“怀感”,除“如实反映情况”并表达个人见解外,诸如锻炼、习写,亦在“原旨”之数。  

      这篇“怀感”拟邮寄有关领导单位及个人,作为研究参考之用,并望赐复指正是幸。只将“怀感”所及,分别记述如后:
   
      二、忆“撤退延安”

      1947年4月间,我党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形势的发展说明这一步骤是极其英明而果断的。当行将“主动撤离延安”的时候,有些同志思想搞不通,认为延安为党中央所在地,……一旦“撤守”,无论国际视听,人心士气都将影响很大,必须尽全力保卫才好。当时果真按照这样观点去作,不但保卫不住延安,并将于“被动撤离”之后,欲自图收复,诚为难矣。  

      目前我们已经承认“困难是十分严重的”。而“严重”的程度究竟如何呢?就农村而言,如果拿合作化前和现在比,使人感到民怨沸腾代替了遍野歌颂,生产凋零代替了五谷丰登,饥饿代替了丰衣足食。濒于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代替了昔日的景象繁荣。同是在党和人民政府英明领导之下,河今暗而昨明?这种情况,已经是一望而知的事实,用不着连篇累牍的再行分析了。  

      看来形势是逼人的。不过困难的克服,倒是很易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把当年主动撤离延安的果断精神,尽速的应用于当前形势,诸如一类物资自由市场的开放,中小型工商业以“节制”代替“改造”,农业方面采取“集体”与“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等,都是可以大胆考虑的?见以下各节。关于“关于一类物资自由市场开放”问题前曾写有专题。  

      几年来,我们是朝着退的方向做的,并且收到效果。不过还未到家,应进一步就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方针作全面彻底的调整,直到困难克服而后止。
   
      三、处方

      医生对病者的诊断过程:始则“望、闻、问、切”,进而分析研究对病情作出判断,然后开“处方”以治之。在处方将用未用之前,处方的效果,尚属医生估计分析的可能性阶段;而处方之真正有效与否,需以病患者服药之后,病情如何以为断。处方未用前,仅属可能性的效果,过早的当成现实的效果,则是不妥当的,病患者病情的好转与痊愈,才是处方有效的验证,反之则反矣。  

      当患者服药之后,病情未见好转,或仅有好转而迟迟不能痊愈时,可尽快的重新调整处方,直至病情痊愈而后止。  

      同理,为了克服当前的困难,我们已经采取了不少措施,并且估计所采取的措施对于当前克服困难会收到效果。而我们不能认为困难已经得到克服,我们必须密切注视措施应用的效果,发现不能解决困难时,就得及时的考虑改用新的方法,于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措施的应用和调整,则要到困难得到彻底克服而后止。目前我们已经采取的步骤“三大政策”……等,不能认为是克服当前困难应用措施的最后一步。
   
      四、腰带

      一个人勒条“腰带”,走起路来会感到紧凑轻便,不然就会觉涣散无力。看来勒条腰带倒是十分有用的。不过所谓有用也只仅是一条而已;如三条五条的把浑身都捆起来,那即使是一个走起路来健步如飞的人,也动弹不得。  

      再者,腰带的有用除了仅有一条而外,而缠在腰里的腰带,一定要松、紧适度,过于松了固然不行,而过于紧了,倒会令人气喘。  

      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形势,是否有气喘的象征?是否存在着浑身捆着腰带,动弹不得的意味?果有之,只有解带松腰才能气和神安;只有腰间仅缠一带其余皆尽解,才能手动脚灵。  

      按国民经济形似人身,中、小型工商业自由生产,农村包干任务外的自由贸易,则为人身的手足。无人身,手足无依附,无手足,人身失所能,两者相依相成,关联互赖。理由明显,毋容赘述。
   
      五“改造”与“节制”

      几年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市场供应情况,显得特别紧张。回顾一下这种紧张情况,是发生在1954年开始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改造开头两年,还不太看出,这是因为原来社会商品有储存,继续维系着市场的供应的结果。而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应看作是原有储存逐年消耗然(这与在农业合作化开头几年用单干时土地遗留下来的肥力长了几年好庄稼,以后则每况愈下的情形是十分相象的)。虽然说市场紧张程度的与年俱增,不尽属于此,但属其中主要因素之一,则是可以肯定的。  

      按说私营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力得到解放,产品逐年增多,从而市场供应亦当臼渐充盈,但其结果,却正相反,对此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追求所以致此原因:首先改造的面过广,把还不适于“改造”的中、小型工商业都统统改造了。这样旧的生产关系破坏了,新的生产关系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迟迟不能形成(或是形成了而生产效率反不如从前),从而出现工、农业脱节现象。农业生产迟迟不前,不能给工业提供足够的原料,关于第二个问题属“外在”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工商业改造”本身问题,就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基础看,除了较大的私人工商业可以采取改造的步骤外,一般中、小型工商业,只宜采取“节制”的方法(按即孙中山先生的“节制资本”),节制其使之不足以操纵国计民生,仅取其合法利润,这与“恢复单干”一节中土地到户,权归集体,既能促进生产,又可堵塞阶级两极分化是一样的。于是我们目前的工商业政策,应在一定程度上,用温和的“节制”方法代替“改造”的手段。
   
      六、“恢复单干”

      近来农村中不断有“恢复单干”的传说,这种传说我们不能认为是“别有用心”者的造谣,说它是目前农民群众单干思想倾向的反映,则是比较妥当的。如果目前农村群众在思想上有的存在着恢复单干的愿望,那么他所希望恢复单干是否就是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呢?就目前群众的认识水平和交谈情况来看,多半数“是”,少半数“不是”;属于是者,这里且不必说,属于不是者,却有必要提出讨论。  

      目前有不少的人在认识上觉得现在再要恢复单干,就不必恢复合作化前那样的单干,而是以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单干形式出现。这种单干,其所以有别于合作化前的那种单干,正是因为:土地虽分到户,而地权仍归集体所有,牲曰农具可以私有,但不能买卖,也不能出租,劳动致富,生产发家,剥削行为概不能有。  

      就目前农村客观形势来看,社员集体观念太差,近两年来,更是这样。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生产队一级干部领导水平过低,远不能适应生产队工作需要,任务过重,力气过怯。  

      按:社员集体观念太差,干部领导水平低,看来是个教育锻炼问题,而锻炼和教育,则是长期的,而当前存在的问题,却要求“立竿见影”。  

      按:新的单千形式,既能适应当前客观条件,又符合按劳分配杜绝剥削的社会主义原则,堵塞了农村阶级的两极分化。至于将来如何适应机耕问题,他们认为不必采取酒席摆好,还没有客的等待办法(土地老早就连了片迟迟不见机耕来)。领导集体生产的基层干部等条件都具备了,然后根据群众自愿,因势利导的朝着集体促进。  

      按:“分田到户”,不是要求一律单干,而是愿意单干者,可以允许,愿集体者可以另行自愿结合,这样集体与单干两种形式,同时并存。估计这样因皆出于个人自愿,生产是会搞好的。如在合作化时虽说“人社自愿”,实际多为“大势所趋”,现在采取自愿,正是补救了过去的不自愿。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所以停滞不前,在一定程度上,与当初多数不是出于真正自愿有关。  

      有人虑及分田到户于国际视听有碍。其实人民公社依旧保留,分田到户仍归公社领导,为公社社员。至于集体与单干之间的领导关系——单干到户,归队领导,还是归公社直接领导,可以另行研究。
   
      七、“过”与“退”

      据医生朋友们谈:人所患病症中,有所谓“并发症”,即如患麻疹引起肺炎,患“急性高热”引起脑症状——昏迷、抽风等,以上两点皆为“并发症”,又据谈前者病之“本”,后者病之“标”,治疗之道以治本为主,标则兼而治之。把这与克服当前革命工作中的困难比较,道理也是一样的。目前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是很“严重”的,而这“严重”困难的造成,自有其根本的渊源——“病之本”。而目前存在诸如粮食困难,市场供应紧张,并由此产生的走后门、投机倒把、盗窃事故、逃荒迁移,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意志消沉,丧失信心,怨声一片,不安心工作,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谊情寡淡等不正常的精神表现,统属于“病之标”。对于这些存在的问题如何设法消除,则属于兼而治之的事;要希望问题能够尽快的获得根本的解决,那就只能是探索渊源而治其本了。  

      现在进一步我们要问: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什么?而克服的根本办法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必多所引证,只就“过”与“退”二字略作申述。  

      所谓“过”与“退”者,如某甲赴某村,距十里,行之十五里过五里,退三里,犹过二里,退十里,复又不及五里,终退五里始抵村境而止。想来我们目前严重困难产生的渊源是走“过”五里路的问题,因之克服困难的根本办法,也就只是退五里的问题了,几年来,总的形势我们是在退。至于迄今为止,我们已经退了几里?还需再退几里?这是我们所要提出进一步共同讨论的问题。  

      我自己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在这个既穷又白的薄弱基础上,由1949年解放起到1955年合作化为止,仅只六年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就真的完成了吗?答复是否定的。并且要在短短的六年时间内,把一个具有六亿人的落后的农业国家,建设成新民主主义的强大的工业国家,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事。  

      有人曾经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当两步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如果说,我们第一步没有走好,第二步怎么会走好呢?  

      按说新民主主义建设需要二三十年,由新民主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长期的转化过程,又需要二三十年,由此看来,像我们过去所做的显然是拔苗助长,违犯了客观规律。  

      从上述情况看来,回答我们需要再退几里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工商业政策方面,大体遵循孙中山先生“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的原则。农业方面,按照集体、单干,听凭群众自愿的原则。这是养鸡取蛋,有别于杀鸡取蛋,这是釜底抽薪,有别于扬汤止沸,这是根本之道,有别于治标之法,这是我们要退的终点。
   
      八、“走后门”

     “走后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人人都很明白,就不再说了。走后门这回事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大家都还记得,是从1958年开始露头。从这以后,逐年显著,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普遍的事实了。  

      因为“走后门”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前次在工商企业中还大力地反过一次。从这以后,走后门的事,比起从前少了些,不过采取这种反的办法要收到绝对的堵塞后门的效果是不可能的,至于如何彻底消灭走后门的问题,下面好来说它。  

      近来自行车标价六百余元,大量出售,顾者虽亦不少,而排队争购之局,已见敛迹。何以至此?缘自用者购之,欲之渔利者却步使然。  

     “高价”自行车的出售情况,给我们提示走后门这件事的根源,以及消灭走后门的根本办法,这就是:①牌价与黑市价格差距过远,暴刊过大,把这与目前群众觉悟水平结合起来,有如“风流少女”与“贪花浪子”,欲求不拈污,是不可能的;②凡出售给农村的一切工业产品,皆以高价出售,农产品及原料收购以高价付之,统购派购的农产品任务,以满足农业以外靠工资吃饭(设目前工资不变)的各行业人口的生活需要为度。  

      这样以来,黑市不存在了,走后门的路彻底根断了,投机倒把的事情随着相应减少,以致消失。至于因各地区之间的物价参差,而进行贩卖从中渔利者,我们应从积极方面把它看成是促进物资交流的正当行为,不能与走后门式的投机倒把相提并论。
   
      九、市场管理

      按国家统购政策,一类物资是不许上市的。但就目前形势看,一类物资自由交易的行为,已成为普遍存在的事实,并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对一些领导同志来说,也是很清楚的。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对一类物资采取严格控制、坚决取缔的办法,不但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会使粮、棉、油等物资供应情况更加紧张。尤其春荒时期,粮食的困难程度更为加深。也正因为如此,所谓不合法的一类物资自由交易行为,才能以公开的秘密形式,普遍的出现,并一直存在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有关市场管理问题如馍、饭、蛋、肉、莲藕等自由交易,就无必要再加禁止了。  

      按目前国营、集体经营的食堂等行业的供应情况,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可以借助自由交易的支援,共同满足群众的要求。这难道还有什么害处吗?有的同志认为,这样会助长投机倒把。其实这是见木不见林的办法。我认为投机倒把是兴大利中的小弊,就像因为抱小鸡才发生鹞子抓鸡的事,我们能因怕鹞子抓鸡就不抱小鸡了?看来真正的鹞子要防,而鸡终是要抱的。  

      入春以来,户县市场管理工作中,曾有过几次大收,包括馍、肉、蛋等。其结果,除了引起群众一片怨声,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紧张情况外,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并且在所收东西(馍、蛋、肉)的处理上引起群众的种种怀疑和不满。
   
      一○、烦琐的哲学

      据说毛泽东主席把“农业社”(后改为队)每年制定的“三包方案”称之为“烦琐的哲学”,也正因为这部哲学过于烦琐,现在已决定不再采用它了。然而放眼看来,我们工作的各项措施和方法,可称之为烦琐哲学的,倒不仅限于三包方案。这里试举一、二件小事谈起。  

      今年二月间,给我队的鸡蛋派购任务是十八斤,所辖生产队九个,每队平均二斤,将任务落实。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所做具体手续如下:①供销社同志送来红糖九斤,②大队向各队下达派购鸡蛋任务,并通知把蛋送到大队。③因蛋价低,社员售蛋不踊跃,组织干部做思想动员工作。④大队干部称收各队交来的鸡蛋,并按规定,每斤蛋付红糖半斤。⑤供销社按每斤蛋奖售半斤粮的规定,又送来包谷9斤,并叮咛发给各队。⑥按糖、粮、蛋各自计价,并向队找补价款。⑦大队通知各生产队领取奖售粮——包谷一市斤——又领找价九角八。⑧各队原来所交鸡蛋,有的来自社员各户,各户所得粮为几两几钱,款为几角几分,逐户称粮点款。⑨大队分粮、糖中或多或少总有损耗,书写证明财务队长签字,再作帐务处理。⑩完成任务过程中,无论蛋的交纳,糖、粮款的领取,须催逼再三,令人大害头痛。  

      以上收购十八斤鸡蛋的手续,看来是够烦琐的了!而目前这种烦琐并不限于我队,也不限于鸡蛋收购一项。  

      另外,在“计划供应”中,有过这样一回事:供销社给我大队配套了带碱煮青颜料六包计六市斤。全大队二百八十六户,每户平均二分多些,如何分配呢?十分作难,谁家需要就给谁家吧,其实谁家都需要。既想不出妥当办法,又不敢叫群众知道,怕闹出纠纷,只好暗里一户一包分配给认为“需要”的个别户(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但又无法合理)。  

      关于鸡蛋收购问题,我曾向供销社收购蛋的一位同志说过,你们门市部如果用自由市场或稍高于自由市场的价格收购鸡蛋,不但手续简便,而且收购率将会数倍提高。如果认为高价赔本,何不高售、高购?这样以高对高,虽高何妨?这位同志答:有理。  

      关于以高对高的办法,其好处还不仅止此而已,内中还包含着通过价值法则,鼓励养鸡取蛋的积极作用。而所出售的东西,又会为最需要者购之。以上所举仅一、二例,然而“一叶知秋,异地皆然。”
   
      一一、双程轨道

      双程轨道,车可对开,东来西往,互无妨碍。如双轨交叠,则相与冲突而互为路障,甚或撞击而两车俱伤。再者,车之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循环无息,设无东来之车,西来之车可尽,无西往之车,东来之车可竭。  

      借用上述比喻,说明民主集中制中,集中上去与贯彻下来,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是颇为适宜。按:广大群众的意志是通过集中那条轨道集中上去的。集中上去的意志,经过加工整理,作出决议,又通过统一领导的那条轨道贯彻下来。这个一上一下,有如两套列车沿着各自轨道,相对而开,而互无妨碍。当群众意志与现行政策哪怕是当时正在特别强调执行的政策发生矛盾时,必须保证群众意志尽快的向上集中,从而让现行政策中,可能存在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同时现行政策未经上级指示,不能任意改变违犯统一领导的原则,不然现行政策压住群众意志,不能舒畅的向上集中,群众意志顶住现行政策,使之不能正确及时的向下贯彻,这就成为双轨重叠,两车对开,中途相遇不避,两撞俱伤了。如果群众意志,能够广泛及时而正确的集中上去,进而才能有及时的切合实际的政策贯彻下来,更能不断的集中上去,又不断贯彻下来,那就形似对开之车,交替往来,如环之周而复始,回转不息。进而言之,群众的意志如果停于下,则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泉源,就会竭于上,故曰:无西车之来,东来之车可尽,无东来之车,西去之车可竭。此为因果交应,互为渊源。  

      从以上情况看来,群众意志能否广泛、正确而及时的集中上去,是能否正确制定与贯彻政策的唯一关键。于是广开思路,调查研究,重视群众反映,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就显得万分重要了。 

      以下再就一部分人对民主集中制的社会问题,简单的谈谈。听到有些人说,我们是民主的,也是集中的。又有人说,我们不能光讲民主,民主还有个集中制呢!从字面上讲,他们倒像没有说错,但从他们对民主集中制的真正领会程序方面去了解,就会觉得他们的认识是很错误的,他们把民主与集中两个概念对立起来看待,认为民主与集中,就是一半民主,一半集中(意为集中就是专制——不民主),或群众作一半主,干部作一半主,或者既不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集中(即专制)、而是民主与集中(专制)简单结合,或折衷并容。显然这种认识,是十分谬误的!应该知道,我们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就人民民主而言,我们的民主是百分之百的不折不扣的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通过高度民意集中,体现出真正的民主,因之民主与集中,两者是互相关联表里为一的,不能当成两个对立的东西去看待它!
   
      一二、提建议有感

      两三年来,先后提书面建议多次。建议内容,有为国家政策,有为情况反映。发送单位十六(各级党委),份数计三十一,园(圆)满作复者五,泛泛回复者六,余皆挂号回执而已。  

      对此虽然遗憾,然一转念间,亦不甚介意,而最可令人深思者,信之不复,封群众建议之口,复之潦草,冷人民热爱集体之心,何言密切党群关系,对此之作岂可得乎!又次,气可鼓而不可泄。实泄也,非鼓也!按调查研究,旨在材料汇集,借作政策研究之依据,今材料送上门来,而又漠漠然置若罔闻,忙乎?重视不够平?究何属!不得而知!仅此提出,引起注意是幸!   

      后记

     “前言”一节,尚有余意未尽,兹随释于后:  

     (一)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有的同志说:三座大山推倒,革命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从此以后,就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了,我觉得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就以第七节中所提的把新民主主义建设任务说成是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也是可以的。  

     (二)第二节中,“濒十破产的农村经济面貌”数语,是否有分量过重之处,经考虑再三,确认无偏误,不欲掩耳盗铃,欺人自欺,终于如实表述如上。  

     (三)第六节中,劳动致富、生产发家两句话是解放后合作化前,我们所提出的,但就目前农业牛产水平看,“老话重提”,还是很适用的。

 


               陕西省户县城关镇七一大队
                  党员 杨伟名 贾生财 赵振肉
                  1962年5月10日

      注:本文最初由杨伟名发表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