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棋子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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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把中国拖入“内战”泥潭：
左翼军阀“冯玉祥”是“苏联”发动中国内战的旗子
文章提交者：战争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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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WAR（2次北伐）的REASON：
苏联与北洋政府沟通，想让蒙古脱离中国、维持中东RAILWAY在华特殊利益，被北洋政府拒绝后，苏联就打算推翻北方的反苏的中国政府， 于是，开始在南北中国，大举政治和军事援助“冯玉祥”、“孙中山”。
“吴佩孚”便与奉系军阀联合，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革命联合。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A、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
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
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他城市也不少。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第111页。）
“北京政变”成立不久，李大钊就亲自到“冯玉祥”京郊驻地拜访，与冯进行诚挚而亲切地交谈，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冯玉祥对李大钊的谈话十分感激，他说：“先生一夕谈，胜读十年书”。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很快会晤冯玉祥，苏联政府对国民军采取了积极支援的态度。1925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的决议。5月初，一个30多人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被派到张家口。
经过政治谈判，苏联答应给予国民军无偿的军事援助，大量的武器、药品从内蒙运到张家口、平地泉。
国民二军胡景翼在政变后处境困难，邀请李大钊到河南会晤，并请李大钊作为二军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不久，苏联政府又派一个40多人的军事顾问团到达河南开封，在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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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1949年，长达25年的中国内战，实质都是具有“苏联红”（苏丹红）政治色彩。
在这场，苏联导演的25年的内战中，苏联在中国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利益”（包括侵占中国领土），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苏俄“十月革命”后内战外战不断，为了稳定苏中万里边境，列宁曾经表示要完全废除沙俄对华不平等条约。
事实上， 共产党苏联 绝没有放弃侵占清朝东北和西北1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军事控制外蒙古和东北的“中长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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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苏联间谍在华颠覆政府和国家的破坏活动的打击
－－中国划分两大敌对势力－－－亲苏的左翼与亲美的右翼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
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祥，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当这个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左翼发动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士兵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
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中国，右翼势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爱国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北方国民党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
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执政。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
这就是史称的“四一二政变”，左翼国民党汪精卫提出反共＂宁可错杀１千，也不放过一个＂，以及共产党和左翼民主人士痛心疾首的＂大革命失败＂的直接根本ＲＯＯＴ ＲＥＡＳＯＮ．
苏联在华的领土利益：
第一个例子是：中东铁路：
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ＣＩＴＹ＂。“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
“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
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第三个例子是：蒙古独立
苏联控制下，外蒙古分裂出中国千年版图独立，甚至部分外蒙古领土成为苏联疆土
第四个例子是：新疆分裂
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还利用苏联颁发的共产党员＂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苏联，把WAR祸水泼向中国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
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
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
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年—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页—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也不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苏联，把WAR祸水泼向中国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
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
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
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年—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页—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也不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苏联共产党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左翼政治阳谋手段策略－－－通常一石Ｎ鸟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张作霖是“爱国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
Ａ：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
Ｂ：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 “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
Ｃ：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Ｄ：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
Ｅ：东北军甚至阻拦在中国的苏联专车，抢夺货物。
在苏联共产党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这时（指1931年）之前的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
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
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 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甚至日本“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
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
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
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
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政府有理”的干涉内政的革命思想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
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
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
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
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
爱国反苏共的北洋军阀的中华外交部长－－－－顾维钧（外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江苏省嘉定县[1]（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2]。198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早年
顾维钧生于大清帝国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初入旧式私塾，于1899年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后攻读政治学研究所。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外交生涯
1912年经唐绍仪介绍，回国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1914年与唐绍仪女儿唐宝玥结婚。1915年获悉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泄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同年赴美国任驻美公使。
巴黎和会
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1920年顾维钧改任驻英国公使。1921年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华盛顿会议。192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两度代理内阁总理。国民革命军基本统一全国后，曾被国民政府通缉。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国联调查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为中国博取利益。
二战前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顾维钧长期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美国奔走呼号，争取援助。
1945年6月26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首先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顾维钧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根据典藏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显示，顾维钧在抗战与内战时期曾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等人会晤，接触内容及结果不详。
1946年后顾维钧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长达十年，对游说美国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贡献甚多。
1948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公布内战战犯名单，顾维钧列第二十二位。
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后，顾维钧与外交部长叶公超曾代表中华民国于1954年与美国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顾维钧1956年从驻美大使职务退休，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
1967年于海牙退休，赴美定居直到去世。葬于Ferncliff Cemetery。
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顾维钧与家属另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保管其私人信函与文件，并未出版，研究者需专项申请方能阅览。
黄俄们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
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致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页—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左翼国民党 要歼灭的爱国BUT反苏亲日军阀名单
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有三支主要军事势力：
一、奉系张作霖，他统率军队30万以上，霸占着东北各省和天津、北京及津浦铁路北段，是北洋军阀中最强的一个。
二、直系军阀吴佩孚，他掌握着20多万军队，占据着湖南、湖北、河南等大块中原地带以及陕西、河北的一些市县，控制着京汉铁路。
三、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他拥兵20万，盘据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
四、山东的张宗昌鲁军，
五、山西阎锡山晋军等等，
都是北洋军阀系统的
1926年3、4月间，吴佩孚、张作霖组成奉直联军，将亲苏左翼的冯玉祥国民军驱出京、津地区。
同年6月，各军阀在北京协商，确定了联合进攻计划，具体部署是：在北方，由直、奉联合继续围攻和消灭国民军；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进攻唐生智部，然后联合西南各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江西，孙传芳布署邓琢如部和在福建的周荫人部，伺机偷袭广东革命根据地。
从左翼革命力量方面来说，至北伐前国民军共有7个军30万人
为将左翼革命推向全国，铲除各地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对亲苏左翼革命势力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决心支持和推动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战争。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和主要干部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左翼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①
因此，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
中央要求各地组织，在亲苏的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要求北方党组织不能坐等北伐，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帮助、改造国民军，李大钊先后派遣宣侠父、钱清泉、陶梁、濂卿等10多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到国民军一军工作。李大钊本人在百忙中也深入国民军中，对官兵们进行细致的亲苏的左翼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国民军的苏联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日记中写着：“在哈宁处，我们碰上了多连和李大钊教授（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面孔恬静，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戴着一副角质大镜框的眼镜”，“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左翼政治俱乐部。在这里，他与元帅（指冯玉祥）会晤，对于组织俱乐部一事，得到了元帅的同意。”④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还写道：“他（即李大钊）知道我和埃凡斯在国民军里供职以后，给了一份关于中国局势的情报！！！！……更加明确了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所作的估计。因而，我们决定不仅要进行军事工作，而且要在军队里进行左翼政治的宣传。”⑤
为提高国民军二军的左翼化军政素质，李大钊派王若飞到河南筹办北方联合军校。国民军联军成立以后，总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包头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的青年学生、下层军官及有文化的士兵入学，培养共产党和亲苏的左翼国民军的军事、政治人材。
西安解围后，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又称“第二黄埔”，是专门培养正规军官的学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
此外，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学院”，也由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经常到校讲课。通过创办干部学校，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干部。
冯玉祥的国民党军队左翼化趋势---去三民主义趋势
Ａ：李大钊还通过国民党左派领袖如冯玉祥的高级顾问徐谦、于右任等来做冯玉祥及国民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冯玉祥去苏联考察期间，徐谦不辞劳累地陪伴他。
Ｂ冯玉祥在苏联时，曾邀请在中山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朱务善等给他讲解中国近代革命史
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从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结合介绍俄国革命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对冯玉祥进行深入的思想诱导。
Ｄ：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还为冯玉祥介绍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冯认为刘伯坚的介绍使他收益不小，特邀请刘伯坚一同回国，帮助他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
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在五原誓师前“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⑦，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感到政治工作人员不够用，特派警卫团长持亲笔信和刘伯坚的信，前往北京见李大钊，请求派遣干部帮助工作。李大钊接信后，立即派党员方仲如赴包头接洽，并将冯的信件转给党中央。不久，从上海党中央、北方区委及黄埔军校等地先后派了200名党员及进步青年去国民军中工作。至此，北方区委及党中央派到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近400名。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国民军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在大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国民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有些师、旅成立起“军支”。
一些国民军军官思想逐步左倾，例如发动西安政变的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高树勋、何基沣等，他们有的在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率部起义，参加了红军。所有这些，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直系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而奉系东北军的势力大大扩展，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要报复冯玉祥的倒戈之仇，便与奉系军阀勾结，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反革命联合。他们计划首先消灭在北方的国民军，然后南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1926年初，军阀张宗昌、李景林、靳云鹗组成直鲁联军，发动了对直隶地区国民军的进攻。后来，阎锡山的晋军也加入直奉联军，出兵大同，威胁国民军后方。这时奉军有15万人，鲁军12万人，直军13万人，晋军5万人，共约50万人。国民军在重重包围下，处境十分困难。
3月19日，李大钊通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向国民军将领建议：“4月以前，至迟4月中旬以前，国民军应退出北京，撤到南口山口，在那里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要在军队撤退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国民军接受李大钊的建议，于3月20日布置了有计划有秩序地撤退。3月24日，国民军一夜之间撤出了天津，顺利地开往京郊山区。4月15日，国民军又撤出北京，各主力部队沿京绥铁路线退往南口附近，京郊地区的部队退往顺义、延庆一带；京西地区部队退往斋堂和蔚县。国民军二、三军的一部则经南口退至怀来、涿县一带。
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冯玉祥根据李大钊的建议，指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的部队于4月9日包围了执政府，准备逮捕段祺瑞，并将前总统曹锟从狱中放出来。而段祺瑞已于事先避入东交民巷某使馆。国民军放弃这个城市的目的，是把北京交给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军阀，使二虎相争，激起军阀内部的矛盾。
国民军退守南口以后，即派重兵扼守东、西、南各处要隘。4月下旬，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联合向南口国民军发动了进攻，阎锡山的晋军在大同及晋北地区与国民军展开激战。另外，吴佩孚任命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从4月中旬开始对陕西国民军进攻。他还任命张兆钾、孔繁锦为援甘总司令和副司令，于5月中旬进攻甘肃国民军。
南口战役和晋北战役开始阶段，国民军顽强抵抗，奉、直、鲁、晋各军遭到很大损失。直系将领田维勤部陈鼎甲旅，过去属国民军二军，后归田氏改编为第三十九旅，担任讨赤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右翼。在田氏进攻怀来时，陈旅按兵不动，故意逗留。7月12日，三十九旅军官许权中（中共党员）在李大钊的策划下于京西妙峰山率2000人投奔国民军。7月20日，田部第四十旅两个团，又在清水涧向国民军投降。
国民军以较少的兵力，在南口、晋北、陕甘几个战场抗拒了奉、直、鲁、晋的联合进攻，把军阀80％的军队拖在南口战场，减轻了对南方革命军的压力，为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5月北伐军先遣部队在湖南作战开始，到7月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以迅猛的姿态向北进军，7月中旬，北伐军攻克长沙、宁乡，接着占领平江，直系军阀在南方作战失利，而吴佩孚在7月15日还在北京长辛店指挥军队与国民军作战。
直系将领一再打电报催吴佩孚南下，吴回电表示：“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此时，吴佩孚已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处境。
１９２６， 五原，南北亲苏的左翼军队实行联合
7月19日以后，北方军阀对国民军的进攻完全由奉鲁军担任，奉军与国民军在南口的战斗更为激烈，前沿阵地几次得而复失，由于张之江指挥有误，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持，形势十分危急。驻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团及时将战况电告北京苏联使馆，并转告李大钊。
李大钊见此形势，于7、8两个月内，先后三次电告于右任，要他催促冯玉祥早日回国，主持军务。
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催促下，于1926年8月从苏联启程回国。9月15日抵达绥远五原，他对前来欢迎他的国民军诸将领说：“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表明了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当天下午，冯玉祥与于右任、孙岳、方振五、弓富魁等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
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会上，冯玉祥、刘伯坚等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左翼国民党，接受反帝反军阀的纲领，当场举行易旗仪式，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
国民军联军组成后，在进攻方向问题，国民军将领中存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部队回原路收复南口，占领北京，再沿京汉路南下；
另一种意见是从五原挥师西征，占领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正当冯玉祥举棋不定的时候，李大钊派人送来密件。密件的具体内容可以从李大钊9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了解，报告中有：“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⑨。冯玉祥接密件后，当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认真研究讨论，大家一致决定采用李大钊的战略计划，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9月下旬，冯玉祥派出七路“援陕军”去解西安之围。此时南方北伐军已经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吴佩孚、孙传芳大战于武胜关和江西。
11月23日，孙良诚率领的国民军攻克咸阳城，接着以方振五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孙部为中路直攻西安，西安城已被镇嵩军围困8个月之久，城内是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及国民三军杨虎城部，兵力不及5000人，而围城之敌军有8万多人，城内军民吃食无着，饿死者狼籍街巷。
11月下旬，国民军赶到城下，恰巧孙连仲、刘汝明部也相继赶到，26日，国民军开始全线总攻，激战一昼夜，两翼包抄镇嵩军成功，敌全线动摇，开始向潼关败退，这时守城部队开城夹击，镇嵩军大败。11月27日，国民军解围西安城。
南北革命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的反动军队仍在70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北伐军和国民军的兵力。这时李大钊分析了军阀内部的情况，提出国民军应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
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说：“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张合作。”⑩
关于第一策，是利用张宗昌与孙传芳、张作霖的矛盾，鼓励张宗昌去夺取孙传芳驻兵的江苏地盘。早在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联系杨度去济南为张宗昌献策，建议张乘虚夺取孙传芳所据守的南京，以报过去兵败之仇。在杨度的鼓励下，张宗昌曾表示愿意归附国民政府。由于张学良突然到达济南，看出破绽，使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
第二策是针对直系军阀驻河南的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等部，他们中有些人原是国民军二、三军的旧部，李大钊给中央写信，希望“去函汉口推进此事”。结果，促成靳云鹗等与武汉政府达成协议，大大减少了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阻力。
第三策是联络阎锡山，使之不与奉军合作。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在战场上，总是以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为转移，他看到直奉联合势力大大超过国民军，就追随直奉，加入“讨赤联军”。
到了1926年秋冬，北伐军直驱湘鄂，政治形势出现有利于南北革命军的时机，阎锡山对冯玉祥的态度有了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联合阎锡山”和“四省”（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
李大钊在使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变为联冯反奉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中有详细的说明：“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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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次回眸WORLD各国的RED内战：共产国际领导的内战
“唱支歌儿，给党听”----苏联的“第3共产国际”
“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他们宣誓保卫“FREEDOM 西班牙”，。。。。”
当我们回首这曲荡气回肠的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的时候，我们却应该进一步思考“红色的西班牙内战的意义”：
1。苏联的“第3共产国际”的鼻祖们 “列宁、斯大林”搞的“马教”，是如同“救苦救难”的“基督教”、“观世音”？ “列宁、斯大林”的铁石心肠（钢铁炼的共产党员） 如同 是“慈悲为怀”的基督、观世音吗？？
2。西班牙内战的组织者---“第3共产国际”，能够能“西班牙人民”送来“TRUE FREEDOM”吗？
3。没有“马教”，TODAY西班牙人民WHY也会比有“马教”的国家---如苏联、北韩、东德、PRC，更FEEDOM？？
坚定的第3共产国际主义信徒的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心里话：
我们不得不与那些现有的人、而不是与我们所希望的人一起"从事革命伟业（227），表明了道德理想与当下现实的矛盾。莫洛托夫不厌其烦地告诫或暗示，真正彻底的革命家只有三位：列宁、斯大林和他本人，其他所有的人都只能凑合着加以利用，"一旦需要，当然就应立即一脚踢开"（525）。
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似乎不大好踢，于是"我们榨干了他们最后的血汗"，以使他们乖乖地效力于革命（367）；
同时也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只有向农民索取，才能继续前进。"（251）
而知识分子除了"庸俗之辈"就是"非党废物"，连凑合着用的价值都不大（散见于多处，不易枚举）。
显然，这和那些左翼革命者的口头禅式的"人民当家作主"啦、"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工农联盟"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啦等等甜言蜜语相比，尽管令人胆寒，倒是说出了革命的内在逻辑实质。
莫洛托夫的CCAV红色革命丰碑业绩: 共产党的 “萨拉米熏肠”
西方舆论界根据莫洛托夫的饮食习惯，给他出色的外交努力送了一个雅号：莫洛托夫的萨拉米熏肠，即成块切割欧洲，将其并入苏联。
对此，莫洛托夫颇为自得，“对，这也可以说是政策，别的更好的政策我们暂时还没想出来。……萨拉米熏肠是一种猪油香肠，我非常爱吃，味道极佳。”（96）
这种政策在战后获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就，苏联以外的大概三分之一欧洲版图被苏联侵占而划入了苏联势力范围，不同于战前的只是，这是以同样残酷但却不那么生硬和笨拙的方式办到的，程序也较为复杂一些。
而在战前，苏联大都是把人家的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召来，交给他一份"合并声明"，然后由莫洛托夫说一声"您要不签字与我们合并，您就回不去了"（2），事情就结了。
莫洛托夫回忆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气得直喊：“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莫洛托夫也毫不含糊，只是成就没那么突出。
早在1940年，莫洛托夫就向希特勒提出了土耳其海峡问题，意在为俄国在黑海找到出海口，得到了希特勒赞同（93-94），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就爆发了战争，顾不上了；"到战争末期，我们向土耳其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不同意，邻国也不支持"，于是便硬往里闯，没想到"当我国军舰驶进海峡的时候，英国已早有准备......"（93）
战争一结束，苏联便正式"提出要这里的控制权"，理由竟然是"纪念苏军取得的胜利"，还要"和土耳其共同守卫博斯普鲁斯海峡"，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给他点压力，共同控制。"
莫洛托夫颇感为难：“人家不干。”
“你要求嘛！”（94）
当然，也只能要求要求而已，“我们及时退了回来，否则会把我们当侵略者，群起而攻之。”（95）不仅如此，"我们还想要靠近巴统的一片地区，因为这片土耳其境内的地区过去曾有格鲁吉亚居民"（95）。靠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土耳其领土也被纳入"还想要"的范围，理由都差不多；为了"使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土扩大一倍"，还曾试图"要求合并伊朗"，"我们开始提出问题进行试探，（结果）没人支持......沙皇政府已经攫取了俄国周围的地区，我们应当十分谨慎，但是要吓唬一下，好好吓唬一下。"（95）
“战后，我们需要利比亚，斯大林说，‘给点压力！’”但很显然，办这事“难以找到根据”，只好硬找，“在一次外长会议上，我提出，利比亚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想给以支持，在那里建一个军事基地。”这下把个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气得直喊：“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据说还打了一针大概是镇静剂之类的东西。（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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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之后的多次中国大规模内战， 都有苏联第3共产国际的影子
红色的大规模内战：
1。第一次北伐：苏联共产党免费提供WEAPON、亲自指挥参加、中国共产党、亲苏的左翼国民党， 打击拒绝与苏联合作的“爱国反苏亲日”的中国政府--北洋政府。
2。第二次北伐：苏联共产党免费提供WEAPON、亲自指挥参加、中国共产党、亲苏的左翼国民党， 打击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反苏的中国政府--北洋政府。
3。中原大战： 打击因1927年，因苏联大使馆反华资料泄密，而反目的“爱国反苏亲美”的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
4。反围剿： 苏联共产党亲自指挥参加。打击因1927年，因苏联大使馆反华资料泄密，而反目的“爱国反苏亲美”的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
5。解放战争：苏联共产党亲自提供“军事基地”如“大连、旅顺、北满、甚至朝鲜”以及绑架“日本军事专家”为共产党的内战目标服务SERVICE，以打击因1927年，因苏联大使馆反华资料泄密，而反目的“爱国反苏亲美”的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
回眸历史，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打响了“导致中国25年内战”的第一枪
１９２６年２月，在苏联共产党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
A： 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７月１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的８个军约１０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2、3、4、6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７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4届中央第3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
B： 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7军主力同第8军会合后，在７月１１日胜利进入长沙；８月２２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
９月６日、７日第8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１０月１０日，第4军主力和第8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共产党亲自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左翼革命军第4军被誉为“铁军”，而第7军则被称为“钢军”。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1军1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
第4军、第7军先后转入江西，于１１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C： 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1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１２月中旬进占福州。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亲苏左翼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爱国反苏亲日的中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反动统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遍布中国所有发达经济地区-----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
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亲日派的政府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的推动了全国左翼革命形势的向亲苏和不断内战趋势发展。
张作霖，改变中国重大HISTORY进程：1926.4.7 苏联大使馆政治外交事件
张作霖导致中国大分裂： 划分两大敌对势力－－－亲苏的左翼与反苏的右翼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左翼发动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士兵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
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
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黄俄专家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中国，右翼势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爱国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北方国民党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
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执政。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
这就是史称的“四一二政变”，左翼国民党汪精卫提出反共＂宁可错杀１千，也不放过一个＂，以及共产党和左翼民主人士痛心疾首的＂大革命失败＂的直接根本ＲＯＯＴ ＲＥＡＳＯＮ
中国首次的政治价值观（爱国与政治信仰）大漂洗运动：左翼的陈独秀、左翼的汪精卫、左翼的蒋介石-----3/4的党派参加反苏运动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中国，右翼势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爱国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北方国民党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
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汪精卫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执政。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
A：蒋介石：广州政府---国民党右翼，1927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后，4月15日，李济琛、钱大钧、古应芬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2。汪精卫：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国民党左翼， 也加紧反革命活动。1927年６月１０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１９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亲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3。陈独秀：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共产党右翼，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1926.11以后，共产党被屠杀的悲惨原因REASON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由于发现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北伐军的总后台，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
1927.4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表。
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１９２３年“列宁”的秘书“马林”秘密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
但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 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
孙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占领统一中国。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全靠苏联人提供，随著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左翼亲苏的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左翼军阀“冯玉祥”是“苏联”发动中国内战的旗子
文章提交者：战争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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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WAR（2次北伐）的REASON：
苏联与北洋政府沟通，想让蒙古脱离中国、维持中东RAILWAY在华特殊利益，被北洋政府拒绝后，苏联就打算推翻北方的反苏的中国政府， 于是，开始在南北中国，大举政治和军事援助“冯玉祥”、“孙中山”。
“吴佩孚”便与奉系军阀联合，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革命联合。
早在中、苏没有建交的时候，从1919年起，苏联就在北京和哈尔滨建立了间谍网，最高负责人是达夫强。 1921年苏联派A、越飞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由他和北洋政府谈判。因为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出，谈判要以苏联从外蒙撤兵为条件，双方谈不拢。越飞转而谋求和孙中山谈判。
1923年1月25日，两人发表《孙越宣言》。后来，“越飞经上海赴日本治病，被达夫强留任作他的副手”。（85页）据资料，越飞是俄共政治局委员级别的人物！（《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第87页）后来，达夫强和越飞回国，他们的特务工作由加拉罕接替。
1924年两国建交后，加拉罕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自1925年春季起，苏联在北京组建了一个协调并领导在华全部工作（显然也包括情报工作）的‘中心’。中国委员会还决定‘运送部分武器归加拉罕同志支配，无赏援助将军们。’温施利希特通知，业已运出的武器数量是日本造步枪和德国造步枪各2000支，以及相应数量的子弹。……价值估计为771万卢布 ”（86页）这个“中心”就设在大使馆内，实际就是大使馆的秘密升级，原大使加拉罕成为“中心”的最高指挥。他们利用国家的财力，出手大方。令人深思的是，送来的武器竟有一半是日本货。
“苏联驻中国的谍报机关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奉天、哈尔滨、长春等市。”（81页）其他城市也不少。苏联在中国的大使馆、在重大城市的领事馆、对外贸易局、银行、通讯社、研究所等等，等等，民间的、官方的，几乎全是间谍机关。“这些机构‘只是开展地下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晃子而已’”（《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第111页。）
“北京政变”成立不久，李大钊就亲自到“冯玉祥”京郊驻地拜访，与冯进行诚挚而亲切地交谈，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并介绍苏联革命的情况，冯玉祥对李大钊的谈话十分感激，他说：“先生一夕谈，胜读十年书”。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也很快会晤冯玉祥，苏联政府对国民军采取了积极支援的态度。1925年3月，苏联政府通过了援助国民军的决议。5月初，一个30多人组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被派到张家口。
经过政治谈判，苏联答应给予国民军无偿的军事援助，大量的武器、药品从内蒙运到张家口、平地泉。
国民二军胡景翼在政变后处境困难，邀请李大钊到河南会晤，并请李大钊作为二军代表团成员，向苏联政府请求援助。不久，苏联政府又派一个40多人的军事顾问团到达河南开封，在国民军二军胡景翼部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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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1949年，长达25年的中国内战，实质都是具有“苏联红”（苏丹红）政治色彩。
在这场，苏联导演的25年的内战中，苏联在中国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苏联共产党的利益”（包括侵占中国领土），而不是中国人民的利益！！
苏俄“十月革命”后内战外战不断，为了稳定苏中万里边境，列宁曾经表示要完全废除沙俄对华不平等条约。
事实上， 共产党苏联 绝没有放弃侵占清朝东北和西北1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仍然军事控制外蒙古和东北的“中长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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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苏联间谍在华颠覆政府和国家的破坏活动的打击
－－中国划分两大敌对势力－－－亲苏的左翼与亲美的右翼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
1926年，张作霖打败了冯玉祥，成为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被推为北洋军阀的“盟主”——安国军总司令，坐镇北京。他的如意算盘是，先当这个总司令，然后扩充力量，再做陆海军大元帅。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左翼发动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士兵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
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中国，右翼势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爱国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北方国民党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
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执政。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
这就是史称的“四一二政变”，左翼国民党汪精卫提出反共＂宁可错杀１千，也不放过一个＂，以及共产党和左翼民主人士痛心疾首的＂大革命失败＂的直接根本ＲＯＯＴ ＲＥＡＳＯＮ．
苏联在华的领土利益：
第一个例子是：中东铁路：
十月革命后，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ＣＩＴＹ＂。“哈尔滨苏维埃1917年12月尝试照列宁亲自下达的关于夺取中东铁路（在中国的）区域权力的指示，在中东铁路征用地带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未获成功。”（98页）
第二个例子是：几年后，苏联企图分裂整个东北。
“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杨卓将军提升到中东铁路监察委员会主席的岗位。杨卓还是孩子时，被著名的斯拉维扬斯卡亚带到俄国。杨卓在俄国受到良好的教育，精通俄语，十月革命后开始和情报机关合作。
后来苏维埃情报机关招募了张作霖元帅的参谋长杨武经将军。杨武经受命举行奉天起义，夺取政权，逮捕政府官员，控制军队。拟订的计划安排杨卓担任满洲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首脑。但是，这些计划被张作霖的人揭露，杨卓和杨武经这两个密谋者都被处死。”（107页）
第三个例子是：蒙古独立
苏联控制下，外蒙古分裂出中国千年版图独立，甚至部分外蒙古领土成为苏联疆土
第四个例子是：新疆分裂
上世纪30年代—40年代，苏联还利用苏联颁发的共产党员＂盛世才＂和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分裂新疆。最后当然失败，但“东土耳其斯坦”，尾大不掉，直到今天还危害中国。
苏联，把WAR祸水泼向中国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
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
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
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年—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页—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也不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苏联，把WAR祸水泼向中国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特权的取得，主要在前清时期。辛亥革命以后，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符合日本的利益，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亚洲从西方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必要的。中、日关系虽有磨擦、有走火，中国也有利益的损失，但总的还算平稳。在很长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当然，一小撮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一直对中国存在侵略野心，也有行动，但他们在日本高层并没有取得主导权。
而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和仇恨，比中、日更深。1917年11月 7日俄国共产党（布）革命成功，1918年8月12日，天皇亲自点兵，任命大谷大将为西伯利亚派遣军司令官，出兵西伯利亚，对刚成立的苏维埃进行武装干涉。日本的干涉很快失败。
1922年7月15日，列宁通过＂共产国际＂在日本组建共产党。同年11月，“日共”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日共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明确提出“废除天皇制度”的口号。日共在遭到镇压后，于1924年3月解散。两年多后重建。
1932年 5月，共产国际发表《关于日本的形势和日本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又称《三二年纲领》），指出打倒天皇制是日本革命的战略目标。所以，日本皇室和上层统治者恨死苏联，在国策上把苏联定为第一假想敌，是日本用兵的首要目标。
1924年—1927年，苏联在哈尔滨的情报站，从源源不断的情报中，知道日本的基本国策，是对苏联和外蒙古发动战争，时间迫在眉睫。（125页—130页）对此，他们不是把情报在报纸上大加宣传，也不号召苏联青年仇恨日本，举行抗日的游行示威，而是秘而不宣，不动声色，积极地做防止战争的准备——把战争的祸水引向中国。
一方面，他们向日本提供中国倒向美、英，反对日本的情报；同时，讨好日本政府，多次派代表去东京，要求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像苏联和德国法西斯在 1926年4月签订的、共同侵略别国的条约一样。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在中国的爱国者眼中，这很可能被认作是软弱的买国行为。因为他们喜欢响当当、硬梆梆的抗日英雄。和敌人谈判，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统统是汉奸行为！
另一方面，通过间谍机关，向中国政府、向张作霖、甚至直接向中国的新闻媒体，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大造舆论，制造两国民间仇恨，为已有的矛盾雪上加霜。
苏联共产党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左翼政治阳谋手段策略－－－通常一石Ｎ鸟
应该指出，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炸死张作霖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几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调查托洛茨基死因时，无意中发现了张作霖被苏军情报局暗杀的历史线索。《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一书，作者采用了综合说法:“1928年6月4日，张作霖的专列启程开往奉天。早晨6点钟发生爆炸，专列被炸毁，车上的元帅和所有乘客全部遇难。为了引开怀疑的视线，日本当局在事发现场抢毙了两位偶然被抓到的国民党军队的军官。但是，日军驻中国北方的司令部仍然受到怀疑（尽管有传言，其它国家，包括苏联的情报机关可能与此案有关）。”（201页）
当然，作为历史，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研究。不过作者认为，苏联谋害张作霖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为张作霖是“爱国反苏亲日”的，做的一些事让苏联人恨入骨髓：
Ａ：不但武装抄查苏联大使馆，差不多同时还抄了苏联在哈尔滨的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
Ｂ：关闭了在哈尔滨的苏联 “运输”股份公司代表处。又搜查了中东铁路局苏联工作人员的机构；
Ｃ：张作霖军队在南京扣留了一艘苏联船只，逮捕了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苏联总顾问的夫人博罗金娜，强迫博罗金娜说服丈夫签订南北停战协定。
Ｄ：张作霖拖欠苏联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债款达1400万卢布，不但不还钱，还以要收回中东铁路威胁苏联。
Ｅ：东北军甚至阻拦在中国的苏联专车，抢夺货物。
在苏联共产党看来，张作霖罪行累累。暗杀张作霖不但能出口恶气，而且，嫁祸日本，还能挑拨张作霖的东北军对日本的仇恨，能起到转移矛盾，避免战争的效果。
这时（指1931年）之前的日军的头号假想敌是苏联。
苏联既向日本提供中国反对日本的情报，又向中国提供日本要侵略中国的情报。其中真假难辩。最有影响的是所谓“田中奏折”。
据说，当年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为了确定外交政策，秘密召开了一次“东方会议”。
会后，田中根据会议的意见，写了一份给天皇看的“奏折”，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明确提出消灭中国的计划和步骤。苏联的间谍宣称，他们搞到了这份高度机密的“奏折”: “哈尔滨谍报机关工作的最大成就是获得《田中奏折》。……
但是，还存在另一种说法:“《田中奏折》是明显的伪造，这从《奏折》的语言本身和公布它的刊物即可看出。 ……，1929年，正值中国国内反苏运动猖獗之际，中国杂志《中国评论家》在俄罗斯特工机关的帮助下，登载了《田中奏折》。这一奏折的公布在外交界引起了最广泛的反响，对那个时期以及以后多年亚洲和世界其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0页）
《田中奏折》的伪造迹象明显: 日本对中国友好的学者，甚至日本“左派”，他们的研究结果也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第一，二战后盟军收缴了日本皇家的全部档案，但是，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任何与田中奏折有关的旁证。
第二，在当时，与《田中奏折》有关的人，都否定有“奏折”存在；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政治形势改变，他们也说坚持，确实不知道有奏折的事。
第三，《田中奏折》中有大量可笑的、低级的错误，说明这是个伪造的文件。如奏折说，田中在欧美旅行的归途中，在上海遭到刺客袭击，但是，历史的事实是，田中遭刺是去马尼拉的归途中。田中作为文件的作者，对于这种受过皮肉之苦的事件，写错是不可能的。
按理，《田中奏折》是重要的、高级的战略情报，任何情机关得到它，只能通过秘密途径，在高层的少数人中传布。但它的制造，是以宣传、动员中国的群众为目的，所以出笼后，在中国廉价抛售，在大众媒体上广为宣传。这年，中国民间的反苏浪潮，很快就被反日高潮淹没。这样，苏联取得了最终的战略性胜利，并导致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万宝山事件期间，日军参谋本部派遣军官中村震太郎上尉进入西部满洲测量地形，为对苏战争作准备。张学良部下狂热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枪杀了他。
被指控的凶手最后于1931年9月18日被带到沈阳，而且日本领事得到了通知。但是太晚了。因为9月18日是沈阳事变之夜。一小撮关东军军官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并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发动了进攻。
不到半年，全满洲落入日军手中，并被从中国分离出去。（[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应有的“苏日之战”被“中日之战”代替。
从此，中日关系在一团乱麻上，打上了一个死结。
列宁为共产国际制定“推翻邻国政府有理”的干涉内政的革命思想
共产国际又称为第三国际，是列宁在1919年建立的。
从一开始，列宁就重视它的理论建设。
“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从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司令部’这种角色出发，开始积极利用‘革命合理’的推断，将那些法律规范和其他规范视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异己的’、甚至是敌对的规范，一概予以排斥。”（第22页）
这大概就是司马南所要的“普世价值的命名权”了，有了它，就能否定世界的“普世价值”，即各国都得遵守的国与国间的国际准则，“列宁的党”想推翻哪个国家，就能“合法”地推翻它，甚至解释成，这是他们的神圣权利。他们制定了“‘革命的权利’、‘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良知’等至高无上的观念，对于他们毫不客气地对待国界和民族关系有着重大影响。
这也影响到如何为正在建立的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在别国的支部）所展开的革命宣传等活动提供经费的问题”。（22页）“共产国际的目标:运用一切手段，甚至拿起武器，开展推翻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22页）
聪明的苏联政府，有了“正确的”理论和漂亮的口号，在实践上又把那些“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统统烧光，来个死不认账。
所以，人家说话的架势，和西方资产阶级不一样，总是站在道德的顶峰上，义愤填膺, 振振有词，谴责国际“反动派”，当然，包括中国的反动派。
怪不得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星，能成为世界革命的灯塔
爱国反苏共的北洋军阀的中华外交部长－－－－顾维钧（外文名：Vi Kyuin "Wellington" Koo，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江苏省嘉定县[1]（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国外交家。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后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2]。198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
早年
顾维钧生于大清帝国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初入旧式私塾，于1899年考入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预科，1901年考入圣约翰书院。1904年自费赴美国留学，入纽约库克学院。一年后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后攻读政治学研究所。1909年获硕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外交生涯
1912年经唐绍仪介绍，回国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1914年与唐绍仪女儿唐宝玥结婚。1915年获悉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泄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同年赴美国任驻美公使。
巴黎和会
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贴》，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后由于意大利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1920年顾维钧改任驻英国公使。1921年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华盛顿会议。1922年起，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两度代理内阁总理。国民革命军基本统一全国后，曾被国民政府通缉。1930年经张学良斡旋，加入国民政府，重返外交界。
国联调查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受中国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为中国博取利益。
二战前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顾维钧长期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抗日战争在美国奔走呼号，争取援助。
1945年6月26日代表中华民国政府首先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顾维钧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是学术研究的重点。根据典藏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显示，顾维钧在抗战与内战时期曾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等人会晤，接触内容及结果不详。
1946年后顾维钧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长达十年，对游说美国支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贡献甚多。
1948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公布内战战犯名单，顾维钧列第二十二位。
国民政府迁往台北后，顾维钧与外交部长叶公超曾代表中华民国于1954年与美国签署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顾维钧1956年从驻美大使职务退休，转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
1967年于海牙退休，赴美定居直到去世。葬于Ferncliff Cemetery。
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顾维钧与家属另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保管其私人信函与文件，并未出版，研究者需专项申请方能阅览。
黄俄们为了解释为什么日本的皇家档案中没有《田中奏折》，说奏折原件在美国轰炸东京时，被火烧掉了。
而且，很凑巧，一切旁证刚好也烧掉了！但是，火烧是随机的，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把原件和有关的旁证全部烧掉。难道美国投的是智能炸弹，会作选择性的破坏。不过，《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却用过硬的材料证明，苏联的间谍却真正有选择地烧毁档案。
当年，张作霖公布了苏联的间谍材料以后，苏联政府向张作霖提出了严重抗议，声称材料是张作霖的警察伪造的。听口气，简直气壮如牛，但内心非常恐慌:“1927年5月12日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听取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所作的中国问题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其中一些专项内容是:（十一）由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发出密码电报，要求在工作中和消毁损害名誉的文件时，采取紧急保密措施……”
20世纪20年代曾在波斯、土耳其、和阿富汗工作的苏联情报员A·阿加别科夫回忆:“通电命令检查这些机构的档案文件，销毁那些可能损害苏联国外政权机构声誉的文件。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立即着手清理档案。挑出了一堆堆该烧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权代表处的院子里烧了整整一个星期。以致市政府以为苏联全权代表处发生了火灾，打算派消防队去救火。我们收到了更加严厉的命令。莫斯科命令销毁所有档案文件，今后只保留最近一个月的来往信件，保留的条件是:要使大使馆一旦遭受袭击时，能够立即销毁一切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材料。从如此匆忙的举动可以看出，莫斯科的惊慌失措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31页—232页）
这个措施产生了“很好的”效果。1927年12月13日，张发奎抄查广州的苏联领事馆，同年12月26日，汪精卫抄查汉口的苏联领事馆，都一无所获，因为苏联人拖延开门时间，文件被全部销毁。（239页）从此以后，人们能得到的，全是苏联政府“伟、光、正”的材料，因为，那些说明苏联“丑、暗、邪”，即所谓“损害苏联政府名誉”的文件，都被销毁。它们的内容，在历史上成了永久的秘密。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在苏联解密档案中，找不到如制造“田中奏折”，这类损害苏联政府形象的文件的原因。
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左翼国民党 要歼灭的爱国BUT反苏亲日军阀名单
北伐战争前夕，北洋军阀有三支主要军事势力：
一、奉系张作霖，他统率军队30万以上，霸占着东北各省和天津、北京及津浦铁路北段，是北洋军阀中最强的一个。
二、直系军阀吴佩孚，他掌握着20多万军队，占据着湖南、湖北、河南等大块中原地带以及陕西、河北的一些市县，控制着京汉铁路。
三、从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他拥兵20万，盘据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
四、山东的张宗昌鲁军，
五、山西阎锡山晋军等等，
都是北洋军阀系统的
1926年3、4月间，吴佩孚、张作霖组成奉直联军，将亲苏左翼的冯玉祥国民军驱出京、津地区。
同年6月，各军阀在北京协商，确定了联合进攻计划，具体部署是：在北方，由直、奉联合继续围攻和消灭国民军；在南方，由吴佩孚出兵湖南，进攻唐生智部，然后联合西南各地军阀，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江西，孙传芳布署邓琢如部和在福建的周荫人部，伺机偷袭广东革命根据地。
从左翼革命力量方面来说，至北伐前国民军共有7个军30万人
为将左翼革命推向全国，铲除各地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对亲苏左翼革命势力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决心支持和推动广东革命政府进行北伐战争。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和主要干部赵世炎、陈乔年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指出“现在的时局，实在是中国左翼革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①
因此，中央特别会议认为：“本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
中央要求各地组织，在亲苏的北伐军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等省，发动民众奋起接应，特别要求北方党组织不能坐等北伐，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帮助、改造国民军，李大钊先后派遣宣侠父、钱清泉、陶梁、濂卿等10多名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到国民军一军工作。李大钊本人在百忙中也深入国民军中，对官兵们进行细致的亲苏的左翼思想政治工作，当时国民军的苏联顾问维·马·普里马科夫在日记中写着：“在哈宁处，我们碰上了多连和李大钊教授（中国共产党领袖和组织者之一），他身材高大，面孔恬静，有一双聚精会神的眼睛，戴着一副角质大镜框的眼镜”，“李大钊忙于在军队里建立左翼政治俱乐部。在这里，他与元帅（指冯玉祥）会晤，对于组织俱乐部一事，得到了元帅的同意。”④苏联顾问在日记中还写道：“他（即李大钊）知道我和埃凡斯在国民军里供职以后，给了一份关于中国局势的情报！！！！……更加明确了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件所作的估计。因而，我们决定不仅要进行军事工作，而且要在军队里进行左翼政治的宣传。”⑤
为提高国民军二军的左翼化军政素质，李大钊派王若飞到河南筹办北方联合军校。国民军联军成立以后，总政治部副主任、共产党员刘伯坚，在包头创办了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的青年学生、下层军官及有文化的士兵入学，培养共产党和亲苏的左翼国民军的军事、政治人材。
西安解围后，又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中山军事学校又称“第二黄埔”，是专门培养正规军官的学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是由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
此外，中共陕甘区委在西安创办的“中山学院”，也由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希贤（邓小平）等经常到校讲课。通过创办干部学校，为共产党培养了大批政治、军事干部。
冯玉祥的国民党军队左翼化趋势---去三民主义趋势
Ａ：李大钊还通过国民党左派领袖如冯玉祥的高级顾问徐谦、于右任等来做冯玉祥及国民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冯玉祥去苏联考察期间，徐谦不辞劳累地陪伴他。
Ｂ冯玉祥在苏联时，曾邀请在中山大学就读的中共党员朱务善等给他讲解中国近代革命史
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蔡和森从讲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入手，结合介绍俄国革命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实践，对冯玉祥进行深入的思想诱导。
Ｄ：在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还为冯玉祥介绍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冯认为刘伯坚的介绍使他收益不小，特邀请刘伯坚一同回国，帮助他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工作。
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在五原誓师前“约有一百七八十同志”⑦，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感到政治工作人员不够用，特派警卫团长持亲笔信和刘伯坚的信，前往北京见李大钊，请求派遣干部帮助工作。李大钊接信后，立即派党员方仲如赴包头接洽，并将冯的信件转给党中央。不久，从上海党中央、北方区委及黄埔军校等地先后派了200名党员及进步青年去国民军中工作。至此，北方区委及党中央派到国民军中工作的中共党员近400名。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的国民军的政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国民军官兵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在大力开展政治工作的基础上，国民军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有些师、旅成立起“军支”。
一些国民军军官思想逐步左倾，例如发动西安政变的杨虎城、吉鸿昌、赵博生、董振堂、高树勋、何基沣等，他们有的在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有的率部起义，参加了红军。所有这些，都是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在国民军中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使直系吴佩孚在战争中失败，而奉系东北军的势力大大扩展，冯玉祥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尖锐。吴佩孚要报复冯玉祥的倒戈之仇，便与奉系军阀勾结，实现了以讨伐“南北二赤”为目的的反革命联合。他们计划首先消灭在北方的国民军，然后南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
1926年初，军阀张宗昌、李景林、靳云鹗组成直鲁联军，发动了对直隶地区国民军的进攻。后来，阎锡山的晋军也加入直奉联军，出兵大同，威胁国民军后方。这时奉军有15万人，鲁军12万人，直军13万人，晋军5万人，共约50万人。国民军在重重包围下，处境十分困难。
3月19日，李大钊通过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向国民军将领建议：“4月以前，至迟4月中旬以前，国民军应退出北京，撤到南口山口，在那里加紧修筑防御工事”。“要在军队撤退之前，赶走段祺瑞，粉碎安福俱乐部。”国民军接受李大钊的建议，于3月20日布置了有计划有秩序地撤退。3月24日，国民军一夜之间撤出了天津，顺利地开往京郊山区。4月15日，国民军又撤出北京，各主力部队沿京绥铁路线退往南口附近，京郊地区的部队退往顺义、延庆一带；京西地区部队退往斋堂和蔚县。国民军二、三军的一部则经南口退至怀来、涿县一带。
在国民军撤出北京之前，冯玉祥根据李大钊的建议，指示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的部队于4月9日包围了执政府，准备逮捕段祺瑞，并将前总统曹锟从狱中放出来。而段祺瑞已于事先避入东交民巷某使馆。国民军放弃这个城市的目的，是把北京交给张作霖和吴佩孚这两个军阀，使二虎相争，激起军阀内部的矛盾。
国民军退守南口以后，即派重兵扼守东、西、南各处要隘。4月下旬，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等联合向南口国民军发动了进攻，阎锡山的晋军在大同及晋北地区与国民军展开激战。另外，吴佩孚任命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为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从4月中旬开始对陕西国民军进攻。他还任命张兆钾、孔繁锦为援甘总司令和副司令，于5月中旬进攻甘肃国民军。
南口战役和晋北战役开始阶段，国民军顽强抵抗，奉、直、鲁、晋各军遭到很大损失。直系将领田维勤部陈鼎甲旅，过去属国民军二军，后归田氏改编为第三十九旅，担任讨赤联军第一军第一路右翼。在田氏进攻怀来时，陈旅按兵不动，故意逗留。7月12日，三十九旅军官许权中（中共党员）在李大钊的策划下于京西妙峰山率2000人投奔国民军。7月20日，田部第四十旅两个团，又在清水涧向国民军投降。
国民军以较少的兵力，在南口、晋北、陕甘几个战场抗拒了奉、直、鲁、晋的联合进攻，把军阀80％的军队拖在南口战场，减轻了对南方革命军的压力，为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造成极为有利的条件。
从5月北伐军先遣部队在湖南作战开始，到7月正式出师北伐，国民革命军以迅猛的姿态向北进军，7月中旬，北伐军攻克长沙、宁乡，接着占领平江，直系军阀在南方作战失利，而吴佩孚在7月15日还在北京长辛店指挥军队与国民军作战。
直系将领一再打电报催吴佩孚南下，吴回电表示：“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能南下。”此时，吴佩孚已处于南北两线作战，顾此失彼的处境。
１９２６， 五原，南北亲苏的左翼军队实行联合
7月19日以后，北方军阀对国民军的进攻完全由奉鲁军担任，奉军与国民军在南口的战斗更为激烈，前沿阵地几次得而复失，由于张之江指挥有误，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持，形势十分危急。驻张家口的苏联顾问团及时将战况电告北京苏联使馆，并转告李大钊。
李大钊见此形势，于7、8两个月内，先后三次电告于右任，要他催促冯玉祥早日回国，主持军务。
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催促下，于1926年8月从苏联启程回国。9月15日抵达绥远五原，他对前来欢迎他的国民军诸将领说：“我是没有办法而去，有了办法而来”，表明了他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当天下午，冯玉祥与于右任、孙岳、方振五、弓富魁等举行会议，决定组织国民军联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
9月17日，冯玉祥率领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典礼，会上，冯玉祥、刘伯坚等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左翼国民党，接受反帝反军阀的纲领，当场举行易旗仪式，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
国民军联军组成后，在进攻方向问题，国民军将领中存有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部队回原路收复南口，占领北京，再沿京汉路南下；
另一种意见是从五原挥师西征，占领陕西，出兵潼关，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正当冯玉祥举棋不定的时候，李大钊派人送来密件。密件的具体内容可以从李大钊9月8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了解，报告中有：“此间国校政委曾以个人联名方式致电于冯，请即出兵陕西，经富谷县、葭县、延川、洛川、耀县攻取同州直扑潼关，一则可以阻吴败退入陕之路，一则可以解西安、三原之围”⑨。冯玉祥接密件后，当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认真研究讨论，大家一致决定采用李大钊的战略计划，制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
9月下旬，冯玉祥派出七路“援陕军”去解西安之围。此时南方北伐军已经取下武汉，正分兵两路与吴佩孚、孙传芳大战于武胜关和江西。
11月23日，孙良诚率领的国民军攻克咸阳城，接着以方振五部为左路，马鸿逵部为右路，孙部为中路直攻西安，西安城已被镇嵩军围困8个月之久，城内是国民二军李虎臣部及国民三军杨虎城部，兵力不及5000人，而围城之敌军有8万多人，城内军民吃食无着，饿死者狼籍街巷。
11月下旬，国民军赶到城下，恰巧孙连仲、刘汝明部也相继赶到，26日，国民军开始全线总攻，激战一昼夜，两翼包抄镇嵩军成功，敌全线动摇，开始向潼关败退，这时守城部队开城夹击，镇嵩军大败。11月27日，国民军解围西安城。
南北革命军虽然节节胜利，但奉、直、鲁以及孙传芳的反动军队仍在70万人以上，大大超过了北伐军和国民军的兵力。这时李大钊分析了军阀内部的情况，提出国民军应尽量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
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说：“我以为目下的策略应该是：（一）如能接近鲁张，仍当怂恿他赶快去吃江苏这一块肥肉，驱孙而拒杨；（二）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三）联络阎锡山，使之消极的不与奉张合作。”⑩
关于第一策，是利用张宗昌与孙传芳、张作霖的矛盾，鼓励张宗昌去夺取孙传芳驻兵的江苏地盘。早在9月中旬，中国共产党联系杨度去济南为张宗昌献策，建议张乘虚夺取孙传芳所据守的南京，以报过去兵败之仇。在杨度的鼓励下，张宗昌曾表示愿意归附国民政府。由于张学良突然到达济南，看出破绽，使原来的计划未能实现。
第二策是针对直系军阀驻河南的靳云鹗、田维勤、魏益三、寇英杰等部，他们中有些人原是国民军二、三军的旧部，李大钊给中央写信，希望“去函汉口推进此事”。结果，促成靳云鹗等与武汉政府达成协议，大大减少了国民军与北伐军会师中原的阻力。
第三策是联络阎锡山，使之不与奉军合作。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在战场上，总是以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为转移，他看到直奉联合势力大大超过国民军，就追随直奉，加入“讨赤联军”。
到了1926年秋冬，北伐军直驱湘鄂，政治形势出现有利于南北革命军的时机，阎锡山对冯玉祥的态度有了变化。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联合阎锡山”和“四省”（陕甘晋绥）联合抗奉”的方针。
李大钊在使阎锡山从联奉反冯转变为联冯反奉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1926年12月5日李大钊给中央的信中有详细的说明：“关于第三策，此间早已进行，在一个月以前我便托人向晋阎的驻京代表说：‘国民党中央驻京负责的人很想知道晋阎对于国民党的真实态度为敌抑为友？’他的代表听了此话含糊其辞，便急忙跑回太原，在太原住了二十天，回来托人告我说，晋阎决与国民党合作，至时彼唯从党令动作。”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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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次回眸WORLD各国的RED内战：共产国际领导的内战
“唱支歌儿，给党听”----苏联的“第3共产国际”
“国际纵队来到西班牙，他们宣誓保卫“FREEDOM 西班牙”，。。。。”
当我们回首这曲荡气回肠的许多优秀的革命歌曲的时候，我们却应该进一步思考“红色的西班牙内战的意义”：
1。苏联的“第3共产国际”的鼻祖们 “列宁、斯大林”搞的“马教”，是如同“救苦救难”的“基督教”、“观世音”？ “列宁、斯大林”的铁石心肠（钢铁炼的共产党员） 如同 是“慈悲为怀”的基督、观世音吗？？
2。西班牙内战的组织者---“第3共产国际”，能够能“西班牙人民”送来“TRUE FREEDOM”吗？
3。没有“马教”，TODAY西班牙人民WHY也会比有“马教”的国家---如苏联、北韩、东德、PRC，更FEEDOM？？
坚定的第3共产国际主义信徒的苏联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心里话：
我们不得不与那些现有的人、而不是与我们所希望的人一起"从事革命伟业（227），表明了道德理想与当下现实的矛盾。莫洛托夫不厌其烦地告诫或暗示，真正彻底的革命家只有三位：列宁、斯大林和他本人，其他所有的人都只能凑合着加以利用，"一旦需要，当然就应立即一脚踢开"（525）。
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似乎不大好踢，于是"我们榨干了他们最后的血汗"，以使他们乖乖地效力于革命（367）；
同时也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只有向农民索取，才能继续前进。"（251）
而知识分子除了"庸俗之辈"就是"非党废物"，连凑合着用的价值都不大（散见于多处，不易枚举）。
显然，这和那些左翼革命者的口头禅式的"人民当家作主"啦、"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工农联盟"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啦等等甜言蜜语相比，尽管令人胆寒，倒是说出了革命的内在逻辑实质。
莫洛托夫的CCAV红色革命丰碑业绩: 共产党的 “萨拉米熏肠”
西方舆论界根据莫洛托夫的饮食习惯，给他出色的外交努力送了一个雅号：莫洛托夫的萨拉米熏肠，即成块切割欧洲，将其并入苏联。
对此，莫洛托夫颇为自得，“对，这也可以说是政策，别的更好的政策我们暂时还没想出来。……萨拉米熏肠是一种猪油香肠，我非常爱吃，味道极佳。”（96）
这种政策在战后获得了更加显著的成就，苏联以外的大概三分之一欧洲版图被苏联侵占而划入了苏联势力范围，不同于战前的只是，这是以同样残酷但却不那么生硬和笨拙的方式办到的，程序也较为复杂一些。
而在战前，苏联大都是把人家的外交部长或国防部长召来，交给他一份"合并声明"，然后由莫洛托夫说一声"您要不签字与我们合并，您就回不去了"（2），事情就结了。
莫洛托夫回忆录：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气得直喊：“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
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莫洛托夫也毫不含糊，只是成就没那么突出。
早在1940年，莫洛托夫就向希特勒提出了土耳其海峡问题，意在为俄国在黑海找到出海口，得到了希特勒赞同（93-94），但还没来得及动手就爆发了战争，顾不上了；"到战争末期，我们向土耳其提出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土耳其不同意，邻国也不支持"，于是便硬往里闯，没想到"当我国军舰驶进海峡的时候，英国已早有准备......"（93）
战争一结束，苏联便正式"提出要这里的控制权"，理由竟然是"纪念苏军取得的胜利"，还要"和土耳其共同守卫博斯普鲁斯海峡"，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给他点压力，共同控制。"
莫洛托夫颇感为难：“人家不干。”
“你要求嘛！”（94）
当然，也只能要求要求而已，“我们及时退了回来，否则会把我们当侵略者，群起而攻之。”（95）不仅如此，"我们还想要靠近巴统的一片地区，因为这片土耳其境内的地区过去曾有格鲁吉亚居民"（95）。靠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土耳其领土也被纳入"还想要"的范围，理由都差不多；为了"使阿塞拜疆共和国国土扩大一倍"，还曾试图"要求合并伊朗"，"我们开始提出问题进行试探，（结果）没人支持......沙皇政府已经攫取了俄国周围的地区，我们应当十分谨慎，但是要吓唬一下，好好吓唬一下。"（95）
“战后，我们需要利比亚，斯大林说，‘给点压力！’”但很显然，办这事“难以找到根据”，只好硬找，“在一次外长会议上，我提出，利比亚发生了民族解放运动……我们想给以支持，在那里建一个军事基地。”这下把个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气得直喊：“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精神病！”据说还打了一针大概是镇静剂之类的东西。（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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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之后的多次中国大规模内战， 都有苏联第3共产国际的影子
红色的大规模内战：
1。第一次北伐：苏联共产党免费提供WEAPON、亲自指挥参加、中国共产党、亲苏的左翼国民党， 打击拒绝与苏联合作的“爱国反苏亲日”的中国政府--北洋政府。
2。第二次北伐：苏联共产党免费提供WEAPON、亲自指挥参加、中国共产党、亲苏的左翼国民党， 打击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反苏的中国政府--北洋政府。
3。中原大战： 打击因1927年，因苏联大使馆反华资料泄密，而反目的“爱国反苏亲美”的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
4。反围剿： 苏联共产党亲自指挥参加。打击因1927年，因苏联大使馆反华资料泄密，而反目的“爱国反苏亲美”的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
5。解放战争：苏联共产党亲自提供“军事基地”如“大连、旅顺、北满、甚至朝鲜”以及绑架“日本军事专家”为共产党的内战目标服务SERVICE，以打击因1927年，因苏联大使馆反华资料泄密，而反目的“爱国反苏亲美”的的中国政府--国民党政府。
回眸历史，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打响了“导致中国25年内战”的第一枪
１９２６年２月，在苏联共产党指示下，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明确提出了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
A： １９２６年５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
７月１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７月９日国民革命军的８个军约１０万人，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2、3、4、6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７月１２日至１８日，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4届中央第3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北伐战争打击的对象是占据中国广大地区、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
B： 在西路主攻方向上，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7军主力同第8军会合后，在７月１１日胜利进入长沙；８月２２日，占领岳州；随后又攻克汀泗桥、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
９月６日、７日第8军主力占领了汉阳、汉口；１０月１０日，第4军主力和第8军一部攻克已被围困月余的武昌。共产党亲自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在湖南和湖北战场一些关键性的战役，如汀泗桥、贺胜桥和武昌战役中英勇搏杀，建立了重大功勋，因此，独立团所在的国民左翼革命军第4军被誉为“铁军”，而第7军则被称为“钢军”。
北伐军中路部队进展缓慢，蒋介石的嫡系1军1师在南昌附近屡遭挫折，溃不成军，不得不向武汉求援。
第4军、第7军先后转入江西，于１１月初在南浔铁路一带发动猛烈进攻，终于歼灭孙传芳部主力，占领九江、南昌。
C： 在东路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1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１２月中旬进占福州。在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的同时，冯玉祥领导的亲苏左翼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７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爱国反苏亲日的中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反动统治。
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以两湖为中心的全国工农运动亦迅猛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北伐战争还得到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以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北伐军，还派遣了大批军事干部担任顾问，参加作战指挥。
北伐军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遍布中国所有发达经济地区-----从“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直指“黄河流域”。
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亲日派的政府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的推动了全国左翼革命形势的向亲苏和不断内战趋势发展。
张作霖，改变中国重大HISTORY进程：1926.4.7 苏联大使馆政治外交事件
张作霖导致中国大分裂： 划分两大敌对势力－－－亲苏的左翼与反苏的右翼
张作霖，胡子出身的军阀，东北的土皇帝。他的基本倾向是亲日，反苏、反共。苏联想侵吞东北，自然和张作霖是生死对头。
1926年，国民党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北伐，目标指向北洋政府。张作霖和国民党处在敌对的位置上。这时，北京城里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由于得到情报，张作霖对苏联大使馆进行了突然的武装抄查:“1927年4月5日夜间，在使馆区警卫协助下及美国、英国、日本、法国、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大使知悉的情况下，由张作霖的士兵和警察组成的匪帮洗劫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
据巴拉克申回忆，此前不久，苏联武官助理试图潜入英国大使馆时被捕。看来中国警方掌握一些中共党员躲在苏联大使馆的情报，这些共产党员卷入了反对国民政府和张作霖元帅的多次左翼发动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以及士兵起义。苏联大使馆遭袭击时，大使馆人员未及烧毁的463个卷宗总共3000多份文件被劫掠一空。警察逮捕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20名住在大使馆内的中国人，以及武官处的工作人员通基赫和利亚科。……
苏联政府立即表示最严厉而坚决的抗议，认为对苏联大使馆的袭击“是对“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前所未有的践踏，而那些被抢掠的文件是张作霖的警察精心伪造的东西。”
作为对这一声明的回答，张作霖命令报刊登载所获文件的一些照片。（95页）
张作霖还指责驻华大使“加掠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祥）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199页）注意“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这句话，不知是诬陷，还是事实？
在很长时期里，我国的一些“黄俄专家研究者”, 追随苏联政府，论证张作霖在报纸上公布的材料是伪造的。但是，俄罗斯出的这本书，在不同的段落，或直接地，或婉转地承认，几乎全部材料都是真实的。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中国，右翼势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爱国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北方国民党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
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执政。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
这就是史称的“四一二政变”，左翼国民党汪精卫提出反共＂宁可错杀１千，也不放过一个＂，以及共产党和左翼民主人士痛心疾首的＂大革命失败＂的直接根本ＲＯＯＴ ＲＥＡＳＯＮ
中国首次的政治价值观（爱国与政治信仰）大漂洗运动：左翼的陈独秀、左翼的汪精卫、左翼的蒋介石-----3/4的党派参加反苏运动
这次抄查苏联大使馆导致了严重后果: 在中国，右翼势力率领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爱国反苏＂浪潮，苏联在中国的谍报工作有了一些收敛。同时，北方国民党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受到苏联军事支持以颠覆中国合法政府---北洋政府的事实，得到了实物的证据。
据台湾学者的研究，蒋介石、汪精卫为了表示和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国民党执政。最终在4月12日，也就是武力抄查大使馆后的第六天，下最后的决心，反俄分共，屠杀共产党人。
A：蒋介石：广州政府---国民党右翼，1927年４月１２日，蒋介石公开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叛变后，4月15日，李济琛、钱大钧、古应芬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
2。汪精卫：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国民党左翼， 也加紧反革命活动。1927年６月１０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策划反共。１９日，冯玉祥又和蒋介石在徐州会谈，达成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协议。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对亲苏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还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3。陈独秀：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共产党右翼，他们放弃革命领导权，压制工农运动，对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活动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拒绝党内的一切正确意见，对国民党不但不加戒备，反而还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武器交给汪精卫的武汉政府。
1926.11以后，共产党被屠杀的悲惨原因REASON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由于发现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北伐军的总后台，安国军司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
1927.4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表。
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１９２３年“列宁”的秘书“马林”秘密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
但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 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
孙中山殁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占领统一中国。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全靠苏联人提供，随著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左翼亲苏的国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