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如棋子

　　人物档案

　　姜建国，73岁。父亲为上海资本家，1949年后逃往海外。改革开放后，赴香港接受遗产，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1987年成为台湾情报人员。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5年。现居香港，无业，以捡垃圾为生。

　　陈景圣，60岁，国民党高官幼子，“文革”中遭受迫害。改革开放后到香港打拼，接受策反成为台湾特务。1981年至1993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现居香港，无业，靠特区政府援助金生活。

　　阚中干，73岁，生于上海，长于台湾，举目无亲之下加入台湾特工组织。1958年潜伏回大陆5天后被捕，判刑22年。1996年进入上海某纺织厂扫厕所10年。孤身一人，靠每月900元退休金生活。

　　□陈晓楠上海市提篮桥监狱位于黄浦江畔，始建于1901年，由于建筑精良，规模宏大，也被称做“远东第一监狱”。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提篮桥监狱关押了各个时代的一些身份很神秘、命运很诡秘的人。就在前几年，有一群从这座监狱走出来的人，他们突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联合发起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行动。他们做出了或许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搏。这些人就是一群来自台湾的间谍人员——台谍。当然用一个我们在历史上更为熟悉的词，其实他们是一群台湾的特务……

　　姜建国：“我的悲惨下半生”

　　年过七旬的姜建国如今居住在香港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公屋里。窄小的房间内摆满了简单的家具，拥挤不堪。但在房间的角落里却整齐地堆放着一摞被捆得结结实实的旧报纸。这些被人们早已遗忘、丢弃的旧报纸，如今是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香港富商姜建国赖以生存的唯一至宝。为了不让邻居和熟人看到，每天下午3点，姜建国都要拄着拐杖，步行30分钟到离家很远的地方，捡纸皮、废报纸，直至深夜。每天卖得几十块钱贴补生活。晚上一般都要等到11点半超市关门，才能把人家不要的垃圾捡回来。香港的冬天一般都在10摄氏度左右，姜建国因此患上了退化性关节炎。

　　姜建国：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在监狱里我都没有想到。如果说我在出狱之前想到这一步的话，我就不会出来了。

　　1988年因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姜建国，被大陆法院判刑15年。在关进监狱后的第三天，他就吞了一个不锈钢饭勺试图自杀。

　　姜建国：我想完了，感觉这样痛苦的话，还是早点死的好。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想了，15年，还得了！15年！怎么过啊！出去也老了，老婆孩子还要依赖人家。我哥哥、姐姐也相当地痛恨我。想当年我离开上海的时候，哥哥还去火车站送我，他亲口跟我讲：“你不要在政治上走弯路啊。”

　　姜建国，1936年生于上海，父亲是资本家，1949年后抛下子女逃往海外，姜建国被哥哥姐姐带大。医学院毕业后，他本来当着一名普通的医生，然而1981年忽然收到父亲的律师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原来，因为在“文革”期间，他没有像哥哥姐姐那样宣布和父亲脱离关系，所以成为父亲唯一的遗产继承人。姜建国马上携妻女来到香港，在“小甜甜”龚如心的公司里做到中层职位，拥有百万家产。

　　1985年5月，他从大陆购买了一批蚕丝运往台湾。由于当时两岸的贸易壁垒，姜建国在蚕丝外包装的袋子上都用“印度尼西亚制造”的假标签装饰起来，为了省钱，里头小袋包装上印的“中国制造”却没清除干净，这导致台湾当局将他的货品全部扣押、没收。突然的变故让姜建国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想到马上就要到手的四五十万美元可能就这么泡汤，他火速赶往台湾，找到当地一个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向他引荐了一位沈先生，沈先生出奇爽快地答应帮他要回扣押的所有货物，但有一个条件，一个不同以往的、不一般的先决条件。

　　姜建国：他说：“你要不要参加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党好讲一点，讲你是国民党人，不是通共的！”我说参加什么党都可以！“吊儿郎党”都可以啊！只要东西拿回来。

　　心急如焚的姜建国万万想不到，眼前这位沈先生并不是海关干部，而是台湾“军情局”的一名军官。对方看出他为了能早日捞回自己的货品，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就进一步提出让他为台湾“军情局”服务，否则蚕丝将被全部充公。无奈之中，姜建国只能一口答应下来。

　　姜建国：第二天，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宣誓。他家挂着蒋经国的大半身像，好大的，挂在墙上。要我对着蒋经国像宣誓：“我忠心参与中华民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忠于三民主义，绝不背叛。如果我有对党国不诚不义，愿受严厉惩处包括家属”。

　　此时，对间谍工作一无所知的姜建国才隐约感觉到了一丝危险和神秘。不过，对方安慰他，给他的任务不过是在香港做些简单的牵头搭线工作。身不由己的姜建国接受了台湾“军情局”为期7天的特务培训，然后被委任为中校处长，领取960美元的秘密月薪，并果然如数要回了被扣押的蚕丝。此后，姜建国返回香港，正式开始了他的间谍生涯。

　　姜建国：每星期一到星期六，晚上八点到十点钟，这两个小时我要注意，我当时的代号是5331，一天会叫三遍，“5331同志请注意！中央现在给你讲话。请记住：10345678、3365533……”一般来说，每组数字报两遍，第一、第二个数字代表第几页，比如说0933，09是第九页，33是第三行第三个字。

　　没有想到的是，姜建国接受的任务并不像沈先生当初承诺的那样简单。上级命令他携带大量反共传单潜入大陆进行散发。这让刚刚喘上一口气，以为死里逃生的姜建国浑身战栗，不知如何应对。他不敢将这一切告诉家人，但又骑虎难下、身不由己。于是，绞尽脑汁、精心准备后，他决定以香港游客身份潜入内地。此时，姜建国心里非常清楚，这次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纰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姜建国：我出事没有关系，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当时宣誓时他们讲得很清楚，如果有背叛或不忠不义的行为，不单你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还要连累家属……我想不能夜长梦多，要越快越好！我进入深圳以后，乘火车到广州。到广州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报纸我放在旅行箱里，里面还放上我老婆和女儿的内衣、外衣，都是女人的用品。这样万一海关查出来这些东西，我可以说这不是我的，是女人的！我可以赖掉，不承认。结果进去的时候也没有查，很顺利地就过去了。散发传单的时候，我拿张报纸坐在屁股底下，一下子看到没人，起来就走，报纸就不拿了。这带有危险性！被人家看到，我就完蛋了。

　　第一次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此后，1986年姜建国作为港商返回故乡上海，在承建上海码头工程时，他再次顺利地将图纸秘密获取。为此台湾“军情局”还奖赏了他4000美元。屡屡得手、又饱尝了甜头之后，姜建国早已忘记了当初的畏惧。同年，他又来到大连军港游览，然而他绝想不到自己的一切行踪早已进入国家安全局的监控之下。姜建国：首先是坐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们是三个人一个房间，二等票。刚好我们房间有一个男的，捧了一张报纸，在床铺上看。我们三个人中的一个，票是另外一个房间的。我就对他说，先生，我们三个是一起的，你是不是可以换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他说，不行，那里黑不溜秋的，好暗啊，看书都看不了。他不肯。后来我才想到这个人为什么不肯，可能就是要跟踪我，监视我……我到了军港码头，刚一出来，路灯几乎都没有，还没跑出20米，就有两个男的上来，把我手一勾，跑了百十来米，然后把我架上楼梯，带进房间里。房间墙上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男的出来说他们是国家安全局的，说你被逮捕了。我说什么事？他说什么事你还要问我？签字，铐了。我心里当时就寒了、冷了。

　　姜建国短暂的、仅一年多的间谍生涯就此戛然而止。他只好坦白了自己的间谍行动。经过近两年的拘押，1988年姜建国被判处15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2001年8月，姜建国走出度过了十三年零四个月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大门，急匆匆地赶回香港。他在心底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与妻女再度相会的感人场面——那个矗立在门前等他归来的身影，那句他反复温习了多遍的问候，那双饱含了热泪的眼睛。然而，现实如冷酷的海浪把姜建国狠

　　狠击垮了。到了香港，别说是家人，连自己的房子，甚至房子附近的街道都不见了。原来，姜建国入狱的第二年，妻子便将他们在香港的房产一一变卖，然后带着女儿远走他乡，杳无音信。如今，姜建国站在香港街头，无立锥之地，又投靠无门。他成了这座城市最熟悉的陌生人。

　　陈晓楠：当时的路变成什么样了？

　　姜建国：造了高楼大厦。完全看不出来了，路都不认识了。

　　陈晓楠：你站在那儿什么感觉？

　　姜建国：心里好寒啊，好寒。第二天，我身上一块钱都没有了。懵了，没有方向了。没有钱，也找不到亲戚朋友。

　　陈晓楠：家没了，老婆没了，女儿也没了。

　　姜建国：怎么过啊？这个日子怎么过啊？唯一办法就是到台湾去拼命。

　　陈晓楠：去找台湾当局，他们会给你很多钱吗？

　　姜建国：我当时想着至少工资要补给我，十五年的工资要补给我。我想有了这笔钱，也可以去买一个小的房子住下来，自己有一个窝儿。

　　2002年，姜建国来到台湾，他本以为会被当作英雄接待，然而台湾“军情局”只承认了他

　　的身份，不愿意给予任何补偿。往返了三四次后，每次都被敷衍地打发，拿着1000到3000元美金回来，他在香港的生活只能靠政府救济金和自己拾荒勉强维持。

　　为了在有生之年讨回公道，2007年1月，姜建国与其他七位在港“台谍”选择了在漫长

　　的缄默之后，站出来公开自己的身份，并成立“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集体向台湾当局讨要说法。协会中这些台湾老间谍们大多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0年以上，最年轻的58岁，最年长的82岁，出狱后台湾当局对他们置之不理。如果加上内地和海外的“受难”台谍，一共60多人打算向台湾当局联合索赔。姜建国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索赔，他们曾经为“台谍”这一身份付出了巨大的人生代价，他希望台湾方面至少有个表示。

　　然而，最令姜建国心痛的还不是台湾当局的“无情无义”，而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女儿。当年他入狱时，女儿只有18岁。从监狱出来之后，他已经找不到任何过去生活的物件，甚至没有一张女儿的照片。如今用来寻找女儿的只有那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和他陌生记忆里遥远又熟悉的名字。

　　姜建国登在香港报纸上的寻人启事：

　　寻亲生女儿

　　姜聿

　　娇毛毛

　　分别十九年父心痛

　　姜建国：判决下来，送进监狱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哥哥。她说：“伯伯，我们要出国了，照顾好我爸爸，我爸爸就要靠伯伯去照顾了。”哥哥到监狱里来探望我的时候告诉我，说女儿写信来了。我听到女儿关心我，流眼泪了，现在讲我都要流眼泪。所以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

　　陈晓楠：你有女儿以前的照片吗？

　　姜建国：没有，以前家里的什么东西我都没有，一样留做纪念的痕迹都没有。

　　陈晓楠：那个家就彻底没了。

　　姜建国：彻底没了。真是家破人亡一样，真的一无所有。没想到会是这样子。

　　陈晓楠：真的见不着女儿了，怎么办？

　　姜建国：那也只能听天由命了，见不着也没有办法，她现在可能也做妈妈了。

　　陈晓楠：你会经常想到她吗？

　　姜建国：会啊，时时会想的。她长得好像我啊。（流泪）现在是不可想象了……

　　□陈晓楠

　　当年的姜建国永远也想不到，他糊里糊涂一年时间的冒险生涯，换来的却是失去15年的宝贵光阴。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一夜之间继承遗产的百万富翁，再到人生中顶峰时刻突然锒铛入狱的“间谍”，想起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姜建国总有些哭笑不得。他无法从自己命运的大起大落中找到一番合理的解释，好像他的人生中每一步都是意外，每一步都不是自己可以选择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然而，更可怕的是，在苦熬了十几年之后，年过60的他终于有一天走出监狱，才发现他失去的不仅仅是十几年，而是人生中的一切。如今的姜建国可以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一个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的结局……　陈景圣：“三个女人离我而去”

　　每到休闲时光，姜建国会约上几个朋友，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喝上几杯。而他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样被台湾当局弃置不管的滞港老间谍们。陈景圣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比姜建国小12岁，是姜建国的上海同乡，担任“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秘书长。与姜建国不同的是，当年的陈景圣是义无反顾地参加台谍组织的。然而这个几小时内作出的决定，不但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的命运。

　　陈景圣的父亲曾是国民党外交部的官员，他因此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也因此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他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

　　陈景圣：当时我家里的环境很好，全部是一幢一幢的花园别墅，我们住的那一层楼是整条街上最好的一幢花园楼房。我记得小时候真是很享受，一个花园，很大、很大……1966年夏天，我妈妈给红卫兵斗得遍体鳞伤，我赶回去一看，真是惨不忍睹。家里被人挖地三尺，地板全部挖掉了，后来据说是找什么手枪啊！不知道找什么，反正都是莫须有的东西。他们让我母亲跪玻璃，跪得脚上鲜血淋淋的。我有一个小哥哥陪我母亲一起挨斗，后来精神失常了。

　　童年时代的记忆与青年时代的遭遇，在陈景圣心中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于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他便执意离开家乡，只身到香港投奔亲戚。但是，香港并不是他梦中的天堂，陈景圣只能一切从头，在一个上海菜馆里做煮面师傅。低微的身份感让他非常失落。这时，餐馆里一个叫陈启凯的同事主动接近他，两人成了朋友。此时的陈景圣还没有意识到潜藏的危机已开始在心中萌芽。

　　陈晓楠：他开始跟你都聊些什么呀？

　　陈景圣：聊双方的家庭。谈到家庭，我心里当然有很大的怨气。以前家里是那么一个环境，到后来是比较悲惨的一个下场。

　　陈晓楠：他能感觉到你心里有很大的不满？

　　陈景圣：当然，他感觉得到，才能够把我策反。

　　不久，陈启凯就向陈景圣表明了身份。陈景圣没有想到，这位同事竟然是台湾国民党某少校的儿子。随即陈启凯又把陈景圣引荐给另一位叫“小林”的朋友，而这个“小林”是正牌的台湾“军情局”特工。

　　陈景圣：他说现在他帮台湾做事，想反攻大陆，需要一些帮助台湾做工作的人士，尤其像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他们非常感兴趣。

　　陈晓楠：你第一次听他们为台湾做事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陈景圣：我记得以前革命样板戏里好像有一句台词，找到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路。现在我找到了国民党，也感到走上了我心中的革命道路，感觉很兴奋。过去，我一直生活在比较压抑的环境下，讲话都不敢大声，夹着尾巴做人。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很有挑战。没有半分迟疑，我说“我干”。就好像我从小生活在上海那么好一个环境里，后来失去了，现在心里想把它夺回来，是这么一个感觉。

　　陈晓楠：赌一把？

　　陈景圣：赌一把，有这么一个机会。

　　陈晓楠：但这个赌注很大！

　　陈景圣：用生命去赌了。

　　陈晓楠：他们跟你说了这个工作的危险性吗？

　　陈景圣：“小林”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蒋经国总统，会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每一位情报人员，后顾之忧不必有。”

　　陈晓楠：当时有具体的承诺吗？比如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

　　陈景圣：没有，没有具体的承诺。反正我也不怀疑，我觉得很可信。

　　1981年4月，只经过简单特务训练的陈景圣匆匆返回上海。他的大姐当时是上海某大学的英文教授，认识很多外交部的翻译，陈景圣试图通过和他们的谈话探听到一些大陆外交的动向。但仅靠聊天，以及旁敲侧击的探听很难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对外交部的刺探收效甚微。于是，不甘心的陈景圣决定铤而走险，来到曾经工作过的常州自行车厂，试图像陈启凯策反他那样，去策反他原来的同事和上司。

　　陈晓楠：策反是个很冒险的事情啊。

　　陈景圣：是有点冒险。

　　陈晓楠：你当时知道很冒险？

　　陈景圣：知道。关系不到火候不能讲，要跟小火一样慢慢炖，火候到了才能讲。我跟他们表明，我现在已经为台湾方面工作了，作为我的好朋友、我的亲属，希望他们也能够帮助我。还有，如果事成以后，会在经济方面有一点报酬。当时我策反的三个人当中，一个不愿意，两个愿意，一个是真愿意，一个是假愿意。可能是假愿意的那个出了问题，去上报了，然后我就出事了。

　　1981年11月26日晚，陈景圣在上海试图策反表哥后刚一出门，即遭逮捕。他的间谍生涯只维持了短短9个月的时间。被捕后一个月，陈景圣的妻子因为无法承受丈夫是台湾特务的现实而服毒自杀，母亲也在两年后痛苦病逝。陈景圣被判刑13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1993年11

　　月减刑后出狱。出狱时，当年3岁的女儿已长成了15岁的大姑娘。虽然多年来，陈景圣始终想尽各种办法，隐瞒自己坐监入狱的事实，但女儿还是从大人们的谈论中，渐渐得知了父亲的真实身份。无法接受现实的她，始终回避着自己的亲生父亲。

　　陈晓楠：后来你在监狱里独坐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感觉？

　　陈景圣：感觉就是人生走上另外一个阶段，从天堂又下到地狱了。

　　陈晓楠：你跟女儿说自己在哪儿？

　　陈景圣：在香港。在监狱的时候，每个月我都有写信回去。我找了一些香港邮票，每个月把信从监狱寄回上海的家里，假装是从香港寄回来的。为了避免伤害她，我编织了一个谎言，一个比较美丽的谎言。

　　1994年，陈景圣带着女儿返回香港，但女儿还是一直不理他。不幸的是，几年后女儿被诊断出身患白血病。这一噩耗，将陈景圣心底最后的一丝希望彻底摧毁。

　　陈景圣：都是天意，我影响了她，我的上一代影响了我，一代一代传下来，命运是什么？政治、历史的风云变幻，对我们两代人的影响，都太直接了。

　　陈晓楠：那么长时间里就一句话也没说？

　　陈景圣：不是我不跟她说，她不理我。

　　陈晓楠：多长时间，俩人没说过话？

　　陈景圣：好几年。

　　陈晓楠：几年的时间！

　　陈景圣：她脾气很犟的。

　　陈晓楠：也不叫你爸爸？

　　陈景圣：不叫。到她临死前大概一个礼拜，突然在医院打电话给我，叫过我一次。后来到死都没有叫过我。

　　陈晓楠：你听她叫那一声“爸”的时候，什么感觉？

　　陈景圣：很心酸啊……陈景圣感叹道：“人生的悲剧我都没有漏掉一个。”少年丧父，中年丧妻，晚年丧女。女儿去世的时候，陈景圣没有眼泪，有的只是麻木。他的表情总是很平静，甚至有点冰冷。别人都说女儿漂亮，说她长得像蔡少芬，“红颜薄命吧。”陈景圣淡淡地说。女儿遗愿是葬在祖母身边，陈景圣亲自捧着女儿骨灰来到了上海母亲安息的墓园。上海已是深秋，他将女儿安放进墓穴时，突然一股难以自持的情绪击中了他，他放声大哭，眼泪“吧嗒吧嗒”砸在女儿灰白色的骨灰盒上。

　　在香港，陈景圣孤单一人，只有女儿生前的男友常常来看他。小伙子是个警察，有情有义，3年多来一直单身。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表示“既往不溯”，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你们这些特工人员的。”我当时听了还非常感动呢！“总统”能够讲这句话。

　　陈晓楠：现在觉得你们被抛弃了？被牺牲掉了？

　　陈景圣：一边被牺牲掉，一边被欺骗的感觉。

　　□陈晓楠

　　在女儿去世之后，陈景圣的生活当中，一切不再有滋味，他总是显得很平静，或者说有点麻木，甚至冰冷。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不管是作为英雄还是敌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陈景圣、姜建国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只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只是巨大网络当中小小的一环。他们的“牺牲”对于大局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他们的一生，却因此无法挽回地改写了。如今，为了改善晚景凄凉的状况，他们向台湾政府集体索偿。他们给这个组织起名为“海峡两岸受难者协会”。这恐怕又是第一次，我们会把历史上特定年代里那个充满着阴谋，好像很灰暗、很贬义的词儿“台湾特务”和“受难”两个字联系起来。然而回顾他们的人生，除了“受难者”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更贴切的字眼。

　　阚中干：“把心爱的人带上死路”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某纺织厂调入一位瘦弱的中年男子。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沉默寡言，见谁都会露出一副友善得甚至是有点谦卑的笑容——他的全部工作是每天打扫厕所。在外人看来，此人不善交际、敦厚老实、甚至有点胆小怕事，永远是独来独往。除了能看出他是一个老单

　　身汉之外，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又有着怎样的身世。日子就这么在平静中流逝。10年后，突然有一天，人们开始对这个老单身汉发生好奇，不少人兴奋得窃窃私语，因为据说这个扫厕所的庸常男人竟是一个蹲过大狱的罪犯，而且还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他，是一名台湾特务。

　　陈晓楠：在工厂就一直扫厕所？

　　阚中干：50岁才进入工厂，扫厕所，扫了10年。

　　陈晓楠：大家都会觉得你有点神秘，会说你是台湾间谍吗？

　　阚中干：“间谍”是现在才用的名词啊，以前叫“特务”啊，特务是最坏的。解放以后人们认为特务就是十恶不赦的人。

　　陈晓楠：你最怕人们说这两个字了吧。

　　阚中干：是啊。

　　阚中干，代号6783，前台湾“军情局”特务，上尉、特别行动组组长，50年代潜入大陆执行暗杀爆破任务，1958年被大陆安全部门逮捕，入狱22年。出狱后，滞留大陆。1986年进入上海某纺织厂扫厕所。1996年退休，退休工资900元。目前孤身一人，住在上海远郊奉贤区西渡镇一套廉租屋里，依然独来独往，左邻右舍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更不知道他曾是一位台湾特务。

　　阚中干：这个说起来很丢人啊。

　　陈晓楠：不敢跟别人讲。

　　阚中干：不敢讲，埋在自己心里几十年。我们是被推翻的阶级、被打倒的阶级啊。不是今天的革命烈士，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历史都是红的。我们，现在还好一点啦，“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批斗的对象啊，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啊。所以几十年来，我可以说是噤若寒蝉。我这个历史，左邻右舍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我的历史，等于是混在人民群众中间。

　　陈晓楠：周围的人都不知道？

　　阚中干：不知道，连对面、楼上、楼下，都不知道我的历史，不知道我的身份。

　　陈晓楠：周围有你的朋友吗？

　　阚中干：没有。

　　陈晓楠：那人家跟你聊天，问起你以前做过什么，你怎么说呀。

　　阚中干：我是厂里面退休的工人，其他的我不谈，他们也不详细问。

　　阚中干一个人小心谨慎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陪伴着他的是一份尘封多年的痛苦记忆，以及对生命中唯一一个女人的思念。

　　1936年6月，阚中干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家庭。11岁时，大陆局势混乱，战火连绵，父母为了让他有一个安定的生活，便把他托付给舅母，一起去了台湾，投奔在国民政府任职的舅舅。就这样，11岁的阚中干无意中汇入了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大迁徙。

　　阚中干：部队都撤退到那边去了，当时整个学校里面住满了国民党溃退下来的部队。当时基隆很小啊，只有14万人口，学校的教室、过道、走廊下面都挤满了国民党军队。到处贴了很多标语：“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蒋介石的标语贴得铺天盖地，满街都是。

　　陈晓楠：当时有多少人相信一定能够“反攻”成功呢？阚中干：大多数老百姓都相信了，认为会打回去的，要“反攻大陆”，时间不会长。

　　阚中干在一片“反攻大陆”的喧嚣声中渐渐长大。当他开始懂事，却发现自己和海峡对岸的父母已被一道无法逾越的铁幕隔开，不知何时能再相见。1952年，阚中干的舅舅病逝。不久，舅母改嫁。突然的变故让16岁的他猝不及防。在台湾举目无亲的情形下，阚中干开始了一个人艰难地谋生。

　　阚中干：营业员做过，工人做过，报社也待过。

　　陈晓楠：当时怎么起了念头，想进“中情局”呢？

　　阚中干：台湾那个社会，工人、农民是给人家看不起的，吃技术饭的也给人家看不起。我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做份体面的工作。

　　陈晓楠：“中情局”的工作算是出人头地吗？

　　阚中干：出人头地的，就像大陆安全局一样，是很体面的工作啊，一般人进不去的。我们进去受训，出来以后就是军官了。

　　陈晓楠：当时会觉得这份工作跟你的政治理想有关系吗？

　　阚中干：没有，就认为进了这个单位能有一份工作，这份工作不错。

　　陈晓楠：非常现实的考虑。

　　阚中干：对，很现实。

　　陈晓楠：知道自己会做一名特工吗？

　　阚中干：知道，台湾不叫特工，叫安全工作，情报工作。上世纪50年代中期，蒋介石借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反攻大陆”的幻想破灭，残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武装又陆续被共产党歼灭，他几乎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秘密培养的特工和间谍身上。由国民党“军统”及“保密局”演变改组成立的“国防部情报局”，在内湖、淡水、新店等地办有多所“情报干部训练班”，学员都从大陆籍军官和学生中挑选。蒋经国负责挑选教官，甚至接任淡水训练班班主任。训练班实行军事化管理，除了政治教育外，学员还要通过数十个科目严格的技术训练。1955年秋天，18岁的阚中干进入国民党台北郊区“内湖情报干部训练班”，接受学制两年的“特训”。

　　陈晓楠：都学些什么呢？

　　阚中干：很多啊，跟踪与反跟踪、简易炸药制造、秘密通讯等等。用潦草的字连在一起，代表阿拉伯数字，就是一种秘密通讯。另外还有广播通讯，怎么用无线电台、广播电台联络，规定我的代号，规定我的波长。灌输给我们的政治思想是：忠君爱国，报效国家，为国出力，我们从事的是事业，不是职业，我们今天所从事的工作不是一般的打工，是圣贤的事业。

　　陈晓楠：这些话对你影响很大？

　　阚中干：很大的，十八九岁的小孩子呀，你想想看。

　　陈晓楠：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崇高的事业。

　　阚中干：圣贤的事业，千秋的事业。我们的事业是不朽的，不是三天两天，

　　也不是十年八年。

　　陈晓楠：当时会有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吗？

　　阚中干：有啊。

　　本来仅想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训练班却让阚中干热血沸腾，并第一次意识到，远在上海的父母也许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正等待着自己去解放，去拯救。

　　阚中干：他们把解放以后共产党肃清这些残匪，镇压的地主、富农、反革命的数字全部公布出来了。他们讲大陆的形势风起云涌、如火如荼，使你随之产生什么错觉呢？哎呀！大陆现在到处是一片火光呀，到处在举行抗暴运动，到处反对共产党，到处揭竿而起。

　　陈晓楠：你相信这些？

　　阚中干：相信啊，特别相信，咬牙切齿啊，恨共产党，热血沸腾的，就是

　　要拯救大陆同胞。

　　陈晓楠：你觉得有多大程度会成功？

　　阚中干：认为一动手就成功。

　　经过数月甄审，“内湖情报干部训练班”50名学员中，仅有阚中干等三名学员被选中派往大陆。随即，三人被送入单训室接受强化训练。1957年，阚中干毕业正式宣誓加入“国防部情报局”。上级承诺如果潜入大陆执行任务，不管成功与否，只要没有叛变，回来后尉官连升三级，校官连

　　升两级，将官升一级。面对飞黄腾达的诱惑，满怀一腔“报国”热血的阚中干主动请求潜入大陆。

　　陈晓楠：深入到别人的阵营里，尤其是你想象得那么黑暗的、水深火热的阵营里，会很危险，没觉得吗？

　　阚中干：我知道很危险啊，但是一直有一种赌博心理，赌一把，抓住我，我也知道是要杀头的，抓不住呢，十年以后，我就可以飞黄腾达了。那时候最主要的是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认为两三年之内美国人会帮着蒋介石“反攻大陆”，美国人要么不出面，一出面肯定成功。

　　陈晓楠：这是你人生一个最大的赌博。

　　阚中干：对！赌博。夜阑人静的时候想，这到底做的是危险工作啊，抓住以后没有命的，要杀头的。这种工作就像荆轲刺秦王一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是要做一种取舍的，想想也会很怕的。当时交给我的任务是暗杀共产党的党政军首长，以及解放战争时期投降靠拢共产党的那些民主党派领导人，另外就是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科学家，还有同共产党有外交关系的

　　国际友人，包括他们的家属，也要暗杀，制造国际纠纷。

　　陈晓楠：给过你具体的名单吗？

　　阚中干：名单没有，只要够级别的，谁都可以。上级讲大陆同胞受苦受难，这么多人给杀掉了，我们一定要以杀制杀，我们从事的工作是大慈大悲的，是替天行道的，不是一般的杀人放火。

　　陈晓楠：即便是杀人也是为了正义事业杀人。

　　阚中干：因为共产党已经在杀人了，我们一定要以杀的办法停止他杀。

　　陈晓楠：教你们具体的暗杀方法吗？

　　阚中干：讲杀人有几种手段，有的是刀杀，有的是枪杀，有的是毒药杀。

　　陈晓楠：教得会很细吗？

　　阚中干：很细。汪精卫最后怎么死的都讲给我们听了。汪精卫怎么死的？国民党宣传是做日本人的汉奸，给日本人毒害死的，实际是军统戴笠通过汪精卫的一个保姆下了毒药，让他那个枪伤复发了以后，死掉的。

　　陈晓楠：听到这些你什么感觉？教你如何杀人。

　　阚中干：前面已经灌输了思想了，仇恨共产党了，不觉得杀人是件可怕的事。

　　两年的特工训练，阚中干听到的只是一个个胜利的故事，看到的也只是在这场暗战中凯旋的“英雄”。事实上，当时在大陆进行的台湾特务行动多半以失败告终，包括著名的行刺毛泽东，暗杀叶剑英、陈毅，以及万隆峰会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行动，都没有成功。但那个时候，自以为已经被委以了大任，正热血沸腾的阚中干对这些失败、这些危险，一无所知。1957年夏，阚中干离开台湾，前往香港。香港当时因为特殊的地理政治位置，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台湾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个桥头堡，“国防部情报局”在香港建有完善严密的谍报网，台湾特工几乎全部经香港进入大陆活动。阚中干抵达香港后，被安排到一家商店打工，以极普通

　　的身份潜伏了下来开展工作，为进入大陆做最后的准备。

　　阚中干：50年代国民党一个参谋次长吴石中将是怎么破获的，都讲给我们听了。当时这个吴石参谋次长是中将的军衔，他们晚上穿了便衣去公馆抓他。他很神气啊，说你们晚上深更半夜的，打家劫舍的啊。当时为了把他的威风打下来，教官讲，上去就把他的领章扯掉，打他两个嘴巴，说你从窗户往下看看，有这样子打家劫舍的吗？下面都是汽车……还有一个年轻教官跟我们讲中共台湾省委书记蔡孝乾被情报局抓住的过程，讲怎么破获的，破获了他又逃跑，逃跑了又被抓住……

　　陈晓楠：到了香港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结构？

　　阚中干：在香港的时候，代表上级同我见面的是一个联考员。一个月在咖啡馆里见一次面，主要做上传下达：上面有什么指示传给我，我有什么报告写给上面的，交给他，他可以转上去。他也不是吃素的，我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思想有没有起变化？他要考察的。因为香港那时候同台湾毕竟不一样，那是一个灯红酒绿的世界。有一次不知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冲口而出，说我就

　　是死都要去。后来我知道他这是在摸我的思想，摸我内心世界究竟怎样。但我当时的思想确实是这个样子。

　　就在阚中干踌躇满志，急于进入大陆建功立业的时候，他碰到了一个女人，一个彻底改变了他一生的女人……这个女人名叫小珍，是阚中干特工训练班一个同学的妹妹。因为相互知道各自的身份，阚中干把小珍视为自己人。小珍比阚中干大四岁，虽然两人在一起相处愉快，但很长一段时

　　间，阚中干都把小珍当作一个普通的朋友，直到一天……

　　阚中干：她一米六几的个子，皮肤很白皙，很直率，很聪明，也很秀丽。最主要是她思想脱俗，同一般人不一样。有一天时间晚了，她叫我今天晚上不要回去了，就睡到沙发上吧。好，我就睡到沙发上。我没睡熟，半夜里她过来了，站到我的旁边，替我拉拉被子。第二天她同我讲了，“我当时真想扑到你身上来”。我就冲动起来，抓住她的手。她眼睛向窗子外面一甩，意思是暗示我，当心点儿。这时候我冷静下来了，心说，哎呀，我怎么做出这种事情，怎么能抓住她的手呢。我马上就走了。

　　如梦初醒的阚中干快速逃离了小珍的家。面对摆在眼前的这份情感，他选择了放弃。两年的特工训练让阚中干清楚地知道，作为一名肩负着特殊使命的特工，需要的是冷酷，而不是儿女私情。阚中干毅然断绝了与小珍的往来，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轨。

　　阚中干：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军统派一个女的去暗杀一个大汉奸，同他作夫妻。后来军统命令她某天某月某日晚上，把她丈夫杀掉。结果晚上这个女的坐在床上，拿着手枪，因为在一起有了感情，她拿着枪在床上抖起来了。一抖，把床上的老公抖醒了。转过来一看，老婆拿着手枪，老公马上反过来拿着棉被把她蒙起来，拿着枪对着她就是两枪，打死了。这个故事告诉你，怎么

　　能动感情呢。叫你杀掉你就杀掉，拿着枪怎么不开枪？抖抖抖，把自己的命抖掉了。

　　陈晓楠：当时告诉你们做这行就要变成冷酷无情的人，上面有规矩绝对不能谈恋爱，是吗？

　　阚中干：这是绝对有规矩的，这些都是非分之念、非分之想，是不能做的事情。

　　数周后，阚中干突然收到了一封小珍的来信，他心中冷酷的防线轰然倒塌。一个11岁就离家在异地漂泊的人，一个从未感受过异性之爱的男子，此时早已被炽烈的柔情彻底溶化。阚中干很快便和小珍陷入了疯狂的热恋。但是好景不长，他们的恋情很快就被觉察，联考员严正警告，要他悬崖勒马。

　　阚中干：她的信开头怎么写的，我还记得。“绵绵不断的细雨引起了我无限的愁丝，思潮如波涛般起伏无法抑制。我们的认识如此的偶然，但奇妙的，我却深深地爱上了你”，这是开头。

　　陈晓楠：这么多年，你还记得？

　　阚中干：最后一句话我也记得，“今后你无论到天之涯或海之角，我都会为你的安全和幸福而祝福，曾经是我深深爱着、永远不能忘怀的人儿——你，在这里让我紧紧地拥抱你”。当时觉得，别的女人我都看不上，这个世界上只有她最好，我除了她以外，同别的女人再过日子，不会有这么快乐。

　　陈晓楠：你认为跟她在一起，最快乐、最甜蜜的是什么？

　　阚中干：长期跟她在一起就很快乐。两个人志同道合，兴趣爱好都一样。像一些成语说的，酒逢知己千杯少，如鱼得水。我们什么都谈得拢，谈兴趣爱好，谈文学，谈月亮，谈小河，都谈得拢。她喜欢文学，我也喜欢文学，能谈到一起。

　　陈晓楠：那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段爱情吗？

　　阚中干：第一段。

　　陈晓楠：在遇到这段爱情之前，你从来没有被人这么爱过，被人这么呵护过吗？

　　阚中干：没有。

　　陈晓楠：她第一次给了你家的感觉。

　　阚中干：对，一个家。

　　陈晓楠：这事要是台湾知道怎么办？

　　阚中干：知道以后不得了啊。把我送回台湾关起来，关个一年、两年。好了，那我受训吃苦不是付诸东流了吗？一辈子没有前途了吗？当时就害怕。

　　陈晓楠：有没有想过马上断了这个关系？

　　阚中干：没有想，“断”的思想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比她再好的人了，我一定要和她在一起，我把她看做是我的生命、我的灵魂一样，须臾不可离焉。

　　一边是肩负的使命、一生的前途，一边是刻骨铭心、无法割舍的恋人，两难之间，阚中干突然萌发了带小珍一起提前进入大陆，戴罪立功的两全之策。小珍在身边既是一种掩护，又能协助自己开展工作，如果成功，台湾方面也会认可他们的感情。几经迟疑，阚中干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小珍，小珍毫不犹疑就同意了这个计划。

　　陈晓楠：她是义无反顾的吗？

　　阚中干：她义无反顾。她当时同我讲了：“你回来以后，我们两个留下一个小孩，你死了以后，我把小孩抚养大。”

　　陈晓楠：你们俩都是感情至上的人。

　　阚中干：都是。我看了《上海滩》，里面有个女子叫冯程程，她的性格就像冯程程。

　　阚中干以最快的速度办好了进入大陆所需要的手续，并写了一份详尽的报告交联考员转呈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58年12月15日早上八点，阚中干和小珍如约在白角码头碰头，坐摆渡到黄坎，随后两人一起踏上了香港开往大陆的特别列车。

　　阚中干：报告上写得很详细，说我们用私奔的方法回大陆，我会按照台湾布置给我的任务开展工作，我还再三强调要戴罪立功。

　　陈晓楠：这一路上，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心情？

　　阚中干：好轻松，好愉快。哎呀！我有老婆了，有家了。

　　陈晓楠：不紧张吗？你是要进入大陆呀。

　　阚中干：不紧张。那时候蛮轻松、愉快的，旁边有了一个人，觉得好像更有力量了，更有支撑力了。我们坐在开往罗湖新界的火车上，一路聊天。后来一个警察说：“车子到了啊，你们两个人讲得这么有劲。”

　　陈晓楠：准备了这么久，作为一个特工真的要过关口时，没有一点紧张的感觉吗？

　　阚中干：跨过关口的时候蛮紧张的，台湾那时候形容这个关口是鬼门关、阴阳界，香港是天堂，这边跟北纬38度一样，是地狱。在台湾把大陆描绘成这个样子，所以心里还是很恐惧的。进到深圳以后，吃的饭是红米饭。那时候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生活蛮苦的，吃的东西这么粗糙，菜都没有油啊。

　　跨过“鬼门关”，踏入了被描绘成恐怖地狱的陌生世界。面对生死未卜的未来，阚中干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想到“党国”对自己多年的培养，一股豪情又不禁油然而生。三天后，阚中干和小珍乘火车抵达上海，和阔别了整整二十年的父母兄妹团聚。一切看上去都是如此顺利、波澜不惊。

　　阚中干：“国家”为了培养我，花了这样多的人力、物力、金钱，我现在吃的、穿的、用的，都是通过纳税人的捐税来的。“国家”今天叫我回大陆潜伏，这条路即便是火海，是死亡的路，我也应该去。“国家”对我太好了，我应该去死的，我应该忠。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陈晓楠：那你怕别人发现你的身份吗？

　　阚中干：不怕，很坦然。

　　陈晓楠：为什么？

　　阚中干：我一没开展工作，二你也没抓住我的东西。我怕什么？我是港澳回来探亲的，我振振有词的。

　　阚中干和小珍两人像一对蜜月中的新婚夫妇般在上海生活了四天。用阚中干的话说，这四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然而，幸福却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1958年12月23日，两名陌生男子突然出现在阚中干和小珍面前。

　　阚中干：他说：“你叫阚中干吗？”我说：“我不认识你呀。”他说：“跟我们走一趟。”

　　陈晓楠：这时候觉得要出事了吗？

　　阚中干：还没有。当时我想我是从港澳回来的人，例行公事要谈话，说说问问，不会有什么事。跟他们走到南京西路成都路口的时候，一部轿车停在路边，这两个便衣叫我们上车。上车以后，就把我们两人隔开。车开的时候，我眼睛往外看马路，看车子往哪里开。他看见我朝外面看，就把汽车窗帘拉起来，不让我看。开了一段路以后，他叫小珍下车。我当时心里那个急啊，她是广东人，普通话都不会说，把她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心想。

　　陈晓楠：那时候跟她说话了吗？

　　阚中干：没说话啊。心里想，这一分开，生离死别，至于今生是否能再见面，不知道了。

　　这一天是冬至，也是阚中干生命中最黑暗、最漫长的一天。恐惧、未知、侥幸、茫然，太多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使多年后的阚中干始终无法准确地复述那一刻在囚车上的心境。当小珍被押下囚车的那一刻，她回过头来，和阚中干对望了一眼。那个时候他们决然不会想到，两个人之间目光再度交接，竟然是在整整三十年以后。

　　陈晓楠：把你带到哪里去了呢？

　　阚中干：下了车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房里没人，我知道外面可能有猫眼在观察我，所以我在里面就若无其事。过了一会，他们来了，把我浑身搜一搜，然后把我领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那时候很冷啊，十二月了，冷飕飕的。审讯室里，三个干部坐的凳子高得很，样子很威严，我在矮凳子上坐着……你回来干什么？他们问我。我说我回来探亲啊。你有没有什么任务？我说没什么任务，我回来探亲的。当时我装疯卖傻，跟他们不谈。我认为我又没什么活动，他们就是吓我、诈我。

　　阚中干认为大陆安全人员没有证据，但是进入大陆仅5天就被抓捕，这让他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一开始，阚中干用反审讯的技巧不断周旋，矢口否认自己的特务身份。但是审讯人员的一个问题，顷刻间把他企图蒙混过关的思想击得粉碎。

　　阚中干：他说你有没有一个叫“平”的名字？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是我在香港用的一个化名。但是我还是不承认，我说我没有这个名字。

　　这个在香港使用的名字只有自己的上级知道，而这时却从审讯者口中说了出来，这表明自己的一切行动可能早已被大陆的国安人员掌控，自己进入大陆实际上是自投罗网。怀有侥幸之心的阚中干这时如坠深渊，面对生和死的选择，他数日不眠。他想按照“党国”的要求“舍生取义”，但是一想到小珍，一想到自己把心爱的人带上了一条死亡之路，那“杀身成仁”的光荣就变得暗淡，再也无法激起他直面死亡的豪情。

　　阚中干：按要求，一旦被捕，没有生还希望的时候，要设法自杀。

　　陈晓楠：非常明确地说到这一点？

　　阚中干：非常明确。讲最简单的办法静脉割断就可以，用头的棱骨撞也可以。就是说你自己死比他处死你，既光荣还舒坦一些。

　　陈晓楠：你当时觉得自己不坦白的话，是死路一条吗？

　　阚中干：当时那个气氛很严肃的，台湾交给我的任务是做现行破坏，这些任务的罪名很严重的，随便一条都可以判处死刑。讲与不讲，生还是死，这两条路摆在面前。小珍带回来没几天，也因为我受到连累了。

　　在生与死之间几经徘徊，阚中干最终选择了坦白，选择了生。1961年，阚中干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22年。小珍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1962年，两人被押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

　　阚中干：哎呀，当时我就懵了。我同法官讲，你们的政策不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我都坦白了，怎么还判我二十年啊。我说你现在把我拉出去枪毙算了。这时候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形象，一个人被绑住了，上了刑场，被枪毙了。

　　陈晓楠：你宁愿去死？

　　阚中干：宁愿去死，已经死了。当时我认为会死在里面。二十二年啊，不是两年三年啊，这辈子能不能活着出来，不知道。我想到过自杀，但是一看到她判五年，心里也觉得安慰。判五年，这时已经关了三年多了，还有一年，她就能出去了。

　　陈晓楠：你当时知道她的消息吗？

　　阚中干：知道她跟我关在同一个地方。后来有一次我趴在窗口上偷看过她。她在下面放风，拍拍衣服，拍拍灰。脸色白白的，似乎好久没有见到阳光。

　　陈晓楠：你叫她了吗？

　　阚中干：怎么能叫啊，看见她，心都要跳出来了。我趴在那个囚房的窗口上，看她在下面放风。她穿着一件花的方格子的棉袄。

　　陈晓楠：她看到你了吗？

　　阚中干：她看不到我。她不知道有人在看。我看到她，心里又喜欢又心酸。第二天审讯，问我在房间里干什么。我说，没干什么啊，思考问题。他们说，老婆看得还舒服吧……哎呀！他们怎么知道我看老婆了？！监房里有人汇报了。

　　自从透过铁窗无意中偷看过小珍一眼后，阚中干再也没有见到小珍。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又相隔千里。1966年“文革”爆发，上海提篮桥监狱里关押的台湾间谍被转押到青海监狱劳动改造。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漫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劳改岁月里，对小珍的想念和爱恋，成为阚中干活下去的唯一动力。

　　阚中干：到了青海监狱，那几十年的生活很艰苦啊，同原来的改造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开荒、烧窑、做土坯、拉车子……每天早上天亮之前，睡在床上我就想她，一直想她。把她作为一种功课一样的，好像自己锥自己一样，蛮痛，但还是忍不住天天想她。

　　陈晓楠：你试图联系过她吗？

　　阚中干：没有，不敢啊，不敢写信。因为我们两个是同案犯，一个案子的，又不是正式夫妻，怎么写信呢，只能心里默默想着。

　　陈晓楠：你当时觉得两个人还能再见到面吗？

　　阚中干：思想里有个信念，潜在的信念，出去要和她见面。

　　陈晓楠：这种感情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掉？

　　阚中干：没有，像个灯火一样，微弱的火苗在心里，一直没有熄灭。

　　在劳动改造中，在无声的思念里，阚中干度过了他的青春岁月。1980年，服刑22年，44岁的阚中干刑满出狱。当时的他，除了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一张没有接收单位根本不能落户的“袋袋户口”外，一无所有，唯一拥有的还是对小珍不变的情感。阚中干：我到上海的时候，经过20年的长期改造，路都不会走了，过马路都不敢过，就怕走得不对，人民警察训我一顿，教育我一顿。就想起监狱里干部说的，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不许乱说乱动……

　　陈晓楠：等于出来之后还是有不安定的感觉。

　　阚中干：怕，恐惧。但我心里一直想要见她。我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搬水泥、拌黄沙、做小贩、踩踩三轮车，都做过。做了之后手里有点钱了，就想去见小珍。

　　几经周折，1984年，阚中干终于打听到小珍后来被送到安徽宣城白茅岭农场劳动改造，当时的刑满释放人员多数留厂就业。得知小珍的下落，阚中干一夜难眠。第二天就踏上了开往安徽的列车。

　　阚中干：当时我想着，她如果还没结婚，还一个人，哪怕她在穷乡僻壤，哪怕在深山老林里，也要跟她在一起。我这个上海的袋袋户口随便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落下来。虽然分开这么长时间了，心底还是自私的，希望她最好不要结婚，最好不要结婚，最好我俩还在一起。虽然这个念头不强烈，可是火苗一直没熄灭。我到了白茅岭农场，到办公室去问，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小珍的女

　　人。“没有”、“不知道”，他们很冷漠地回答我。我四处打听，最后一个农场的老职工告诉我，好像在农场总部听说过一个叫小珍的女人。我立刻就要赶到总部去。当时天已经黑了，那个地方离着有几十里路，公交车已经没有了。人家干部下班，交通车回总厂，我就站在路中间，想拦一辆车子，把我捎过去。当时大雪纷飞，一片冰天雪地，一片荒野，我站那儿拦车，人家理也不理，绕过我就走。过了一个小时，才拦到一辆手扶拖拉机，带我去总部。

　　陈晓楠：这一路上，心情很兴奋吗？

　　阚中干：又兴奋，又恐惧。分开这么久了，她可能已经嫁人了。回想她过去所受的苦难，也可能会咬牙切齿地恨我，也可能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拿着棍子把我打出来、轰出来。所以是又想见她，又怕见她。我当时的思想准备是，不管她怎么样对我，我一定要同她讲几句话，哪怕她开了门见到是我，用棍子轰我出来，我也要同她讲几句话。讲完我就走。

　　在雪地里颠簸了两个小时后，阚中干来到了农场总部，然而小珍却并没有在这里。一位干部告诉他，早几年小珍已经和一个刑满留厂就业的“右派”结了婚，那个“右派”平反后带着小珍回上海去了。听到这个消息，阚中干心里的感受说不出的复杂。小珍结婚了，他一生唯一爱恋的女人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虽在意料之中，但一旦证实，却是锥心的痛苦。几经思考之后，他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再见小珍一面，让自己这段感情有个交代。数月后，在上海郊外某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50岁的阚中干见到了已经年满54岁的小珍。

　　阚中干：样子已经变了，她原来长得很高挑、很秀丽，但是多年的劳动硬是改变了她的体形。

　　陈晓楠：这种变化你看在眼里，什么感觉？

　　阚中干：岁月把这个人变成这样子了。小珍、小珍，我叫她。第一声没听见，第二声听到了，她回头看我，你找谁啊？

　　陈晓楠：她没认出你来？

　　阚中干：没认出我。她眼睛盯着我望，好像人在做梦一样，过了半天，她好像做梦醒了，是你啊！她说。

　　时隔30年后再次相遇，一切恍如隔世，不知从何说起。阚中干把事先写好的一封叙说自己22年改造生涯和情感的长信交给了小珍。

　　阚中干：看到一半的时候，她的脸就全红了，看到最后的时候，眼泪出来了，要哭了。办公室里很多人啊，男男女女的，在办公室里她就哭了。看到什么地方哭？因为我在监狱的时候，为了她，向干部行凶，用脚踢干部，口水吐干部，干部把我拷起来，批斗我。她看到这个地方，哭了。我说我对不起她。

　　小珍刑满后留场就业，她多次拒绝了别人的追求，默默地等着阚中干，一等就是17年，直到一次，举目无亲的小珍得了重病，在那个“右派”的悉心照料下，才从死亡的边缘活了过来。就这样，在17年没有等到任何音讯的情况下，小珍接受了现实，和那个“右派”结婚。

　　陈晓楠：等了17年，最后其实她也快等到你了。

　　阚中干：就是。

　　陈晓楠：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命运就这么阴差阳错，最后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阚中干：是啊。

　　就这样，这段让他一生反复回味的、支撑着他活下去的恋情，最终走到了尽头。2002年，66岁的阚中干搬到上海郊区一套一个月400块租金的廉租屋里生活。周围邻居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他一个人小心谨慎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陪伴着他的是一封喜欢看又不敢看的小珍的来信。

　　阚中干：喜欢看，但是看完以后，人就瘫掉了，瘫到地上像睡下去一样，浑身酥软了，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好像锥子在锥自己的心一样。又痛苦，又恨自己。

　　陈晓楠：这么多年之后，感情还这么浓烈吗？

　　阚中干：人家讲，随着时间的流逝，感情会淡掉，我不是的，相反的，越来越深，越来越思念她。（流泪）我对她的亏欠实在是太多了，对不住她，我一直抱着赎罪的心情。

　　陈晓楠：还爱她吗？现在。

　　阚中干：当然还爱她。她今年70多岁了，身体有胃溃疡，几十年的胃溃疡。如果今生有机会的话，如果她一个人过日子的话，我还是愿意去照应她。

　　退休后的阚中干靠每个月900元的退休金生活。他的整个精神生活都寄托在书报上面，他喜欢看文史方面的书籍。他说在那些大的历史当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只是这身影如此微不足道，如飞蛾扑火一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上世纪90年代，台海关系相对缓和，大批台商到大陆投资，阚中干萌发了向台湾当局要个说法的念头，他写了大量信件通过各种渠道寄到台湾，但一切努力都石沉大海。近十年过去了，最近阚中干才收到了两封非常简单的回信，寥寥数语，便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做了了结。

　　陈晓楠：他们的回音是什么样的？

　　阚中干：他们的回音是，你严重违反规定。讲我是引诱、拐骗、逃跑、潜逃，现在还没有结案，还在通缉。

　　陈晓楠：什么时候开始通缉你的？

　　阚中干：估计从我进了大陆以后。我说现在你们通缉我，那你准予我到台湾来投案自首吧！回答我说，碍于作业程序，非弟权责所能办理。表面上好像冠冕堂皇的，就这么几个打印的字，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冷冰冰的。

　　陈晓楠：当年你从台湾出来的时候，觉得那个地方是你的家。

　　阚中干：是我的家，那些派我出来的人等于是我的家长啊。但是今天呢，全部没有了，我算什么呢，里外不是人，说是国民党的人，其实国民党抛弃了我，给我这样一个待遇。

　　陈晓楠：这是你最大的痛苦？

　　阚中干：最大的痛苦。我现在整个的精神生活都寄托在书报上面。

　　陈晓楠：最喜欢看什么方面的书？

　　阚中干：看文史方面的书。

　　陈晓楠：跟你们当年那段历史有关系的文献，会找出来看吗？

　　阚中干：会，喜欢看当年的文献。

　　陈晓楠：在那些大的历史之中，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阚中干：看得见。等于飞蛾扑火一样，牺牲品嘛。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可怜得很。像陈香梅1①，她现在跟大陆关系很好啊，来了以后国家领导人接待，规格多高。想当年50年代在台湾，她老公陈纳德②2是给“中情局”提供飞机的，往大陆空投特务。现在他们思想转变了，讲得好听一点，随着时代的潮流，变了。所以当大的好当，当小的，当这些喽走卒，很苦的。

　　陈晓楠：虽然付出了一辈子的代价，但是在历史当中还是无足轻重的。

　　阚中干：无足轻重，小鱼小虾啊。

　　陈晓楠：现在还有人在复制这样的命运吗？还有很多人在重覆辙吗？

　　阚中干：还在重复啊，还在充当这种角色。

　　陈晓楠：什么时候能停下来？

　　阚中干：一天两岸不统一，还会继续下去的，双方斗争不会停止的。

　　□陈晓楠

　　阚中干多年来仍保持着独来独往的习惯，他从不大声说话，也很少与人交谈，在小区里住了大概十年时间，竟然没人认识他。我们去他家拍摄，他多次提醒我们，千万不要惊动他的邻居，千万不要让任何人对他好奇。的确，阚中干无法正常地与人闲谈，因为他无法讲述自己的过去，他不敢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过去。在茫茫人海中，他怀揣着这么一段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隐没得无声无息。阚中干说他现在每天的生活内容基本是相同的，就是去社区图书馆看看报纸、杂志。他最关心的当然还是两岸之间的消息，还有当年情报系统的一些解密。从阚中干加入台湾军情系统到现在，五十年发生了太多事情，政治风云的变幻像过眼云烟，阚中干觉得自己就是这

　　茫茫云海中的一粒微尘，不知方向，随风漂移。的确，五十年了，人老了，一切都变了。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点什么是没有变的，是不会变的，阚中干觉得恐怕还是那份纠缠了他五十年的、欲说还休的、或许本不该发生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