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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写给漂泊的白领们 上海式贫困与北京式富裕
60年一甲子，2010年，新中国已然站在第二个甲子的起跑线上。这样的情境之下，其实北京和上海早就是典型的移民城市。两个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主要贡献者是一批又一批的外来移民。而作为中国的两大超级城市，本身也具有吸引全国各地人员北漂或者海漂的资源。
我的表妹万霞在上海一个五星级大酒店做大堂接待，工作三班倒，因为夜班的工作量很大工资也要高一些，所以她一般选择前半夜或者后半夜上班，一个月工资加上奖金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可是和另外两个女孩子合租靠近酒店的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虹口），冰箱、洗衣机、厨具等等配置齐全，月租3500，表妹为了上厕所方便，住了内带厕所的那间主卧，分摊1300元，水费、电费、物业费也要分摊200元左右。她工作需要，每月护肤美容化妆品花销500元左右；酒店有一顿工作餐，其他平时随便吃一点，买点水果和零食，一个月在上海她也得花1000；上班下班坐车，很多时候都坐地铁每月也要300-500元不等，上网、话费、请客……零星的开销再除掉，一个月能攒下的钱连500元也不到了。遇上小病小痛的，一个月的活儿就算白干了。
这样的情况对于海漂一族来讲，比比皆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这两年，随着全球物价上涨，上海衣、食支出总量明显偏低；住、行等基本生活开支不断增长；医疗、教育支出增加且占比例越来越高；低保家庭实际支出呈现透支，家庭抗风险能力不断降低。贫困中出现一个新概念——“上海式贫困”。最为典型的就是超级城市中外来移民贡献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力量，但是不能充分享受到体制内的生存资源，处于贫困的状态。
有人会说，月收入5000是穷人吗？是的，上海低保线是月收入425元，5000是500的10倍，别说425元还比500元少了75元。
那么，到底谁是穷人？
我的哥们儿刘小闷是在考研辅导班里认识的，他是北京本地人。小闷本科毕业那年考研失败，成了待业青年，随后再次进行考研复习的时候，就靠在三里屯开小货铺的父母每月3000或者5000不定的收入生活。这份钱是他一家三口的唯一一份收入，分摊到他头上也就只有1000多一点，有时候为了考研复习还多花一点。
但是，刘小闷算是穷人吗？他们家里贫困吗？
北京大，大北京，刘小闷作为北京本地人，教育、住房、福利等等方面有先天的优势。2005年他参加高考只有491分，这个分数当年在四川高考连文科三本分数线493分都差2分上不了，在北京却已经比文科一本分数线486分高出5分！尽管刘小闷家里属于农转非，房子是平房，车子是一个长安小货车，但是刘小闷是北京本地户口。他有房有车有户口，在许许多多的北漂一族看来，他是北京人，是“地主”，是真正的有钱人，不会是什么穷人。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北京式富裕”。
“上海式贫困”和“北京式富裕”不单单出现在北京或者上海，也不仅仅是简单的贫富问题。它的根源在于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资源多少有明显差距。以社会学的视野来看，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概念和标准区分，不能单单以所谓的月收入多少作为一条贫困线。假设两个上海人的月收入各是425元和500元，相差只有75元，生活境况可能完全相同：一贫如洗。但是，前一个可以拿到低保，后一个多了75元属于“有钱人”还拿不到低保……而且，上海市民政局原副局长沈振新测算的数据显示，月收入低于500元，高于“低保线”425元的，上海大约有150万人左右。
一刀切真是害死人，仅仅75元钱的差别，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就有150万人被划在了体制外。体制外就没法享受低保的资源，单一的贫困判断标准往往意味着把一些实际收入不能满足自己基本生存需求的人估计在贫困线以上。莫非芙蓉姐姐在上海一个餐馆当洗碗工，老板发给她500元，她还说，俺还要领低保呢，俺只要425元，多一分钱都不行？
而刘小闷们即便每月只有一两千元的收入，然而他们有北京户口，在体制内，享受伟大祖国首都的无上荣光和充足资源，走在哪里都是大北京，都是“有钱人”。这让我猛然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经典得可以印证“北京式富裕”的一段话：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
这样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人为的造成生产资源的分配不均，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公平正困扰急剧转型时期的当下中国。这让很多人感觉活得没有尊严，特别是累死累活努力打拼的北漂或者海漂一族，为上海和北京这两座中国的超级城市的繁荣发展贡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和生命力量，却看着体制内的人享受“北京式富裕”，自己只能过着“上海式贫困”的生活。
温家宝总理说，“让中国人活得有尊严”，陈志武先生提出的第一步就是“废除户口制度”。因为中国的户口象征着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也就意味着生存资源的多和少。
不能够绝对公平，我们可以相对公平。解决好“上海式贫困”和“北京式富裕”的中国特色问题，可以有效平抚暗流涌动的民间仇富，增强政府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