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盛：40年前亲历“最最幸福的时刻”

40年前亲历“最最幸福的时刻”
——追忆1966年10月18日采访毛主席检阅红卫兵
40年前的10月18日这一天，我在北京与150多万红卫兵一起亲历了“最最幸福的时刻”——
1966年8月至11月间，毛泽东在北京先后8次接见了1200多万人次的红卫兵小将。这一年的10月初，我作为《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跟随黑龙江省大专院校参加革命串连的红卫兵赶到首都北京，参加采访毛泽东第5次接见150万名红卫兵的活动。

40年前的10月间，我(左3)与在新华社工作的老同学李治元(左2)及黑龙江日报社赴京采访组的几位老记者黄河(右1)、李得希(左1)、呼伦(右后2)到天安门广场采访红卫兵跳忠字舞的场景。(何宗跃摄影)
红卫兵们来到当时被称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那股无限忠于领袖的革命豪情，全部化成了颂扬“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狂热行动。一支又一支由红卫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从全国各地涌进首都，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各自圈出一块不大的地方，卖力地表演起来。男女队员的着装都是清一色的草绿，女红卫兵们或扎着两支齐刷刷的小短辫，或梳着甩向脑后的歪把儿辫，这是当时风行的“红卫兵发式”。伴奏的乐队往往只有一支短笛，一把二胡，一只口琴，如果能有一架手风琴就算是高档乐队了。在那个年代里，如此简单幼稚的演出，千篇一律的节目，竟然还能吸引很多人前来围观，而且个个看得都是那么的津津有味。




1966年10月，从全国各地大串连到北京的红卫兵，齐聚“世界革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他们在狂热地颂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向“红太阳”表忠心。(李振盛摄影)

李振盛(站立者)和在新华社工作的两位老同学李治元(左1)、何宗跃(右1)爬上大北照相馆设在天安门前为顾客照相用的铁架子，用高角度拍摄红卫兵大跳忠字舞的场面。(一红卫兵协助摄影)
红卫兵们日夜盼望，只想能接受领袖毛主席的检阅。1966年10月17日，在京串连的红卫兵终于接到了令他们欣喜若狂的通知：明天，毛主席要接见红卫兵革命小将了!
按理说，明天要接受检阅了，头一天夜里要好好休息一下才对，但红卫兵们个个兴高采烈，根本就没心思睡觉。他们整夜都一边唱着革命歌曲，一边跳着忠字舞，还时不时地狂呼：“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66年10月的北京，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队”一个满脸青春阳光的女孩子，身穿草绿军装，腰扎军用皮带，佩戴红袖标，挽起衣袖，高扬双臂，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衷心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李振盛摄影)



1966年10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队”在天安门广场夜以继日地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他们正在边舞边唱：“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坚决叫他见阎王！”最后疯狂高喊：“谁要是不革命，就罢他娘的官！就滚他妈的蛋！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李振盛摄影)
这天晚上，我四处去采访黑龙江省的红卫兵们。当年《黑龙江日报》的一篇通讯是这样描写狂热的青年们的：
哈军工的红卫兵眼含热泪激动地颂扬伟大统帅毛泽东“最支持我们，最了解我们，最关心我们，最爱护我们”。他们激动地说：“每当我们遇到了困难，受到了打击，毛主席就出来讲话，为我们撑腰；每当我们遇到了困难，看一眼毛主席的像，就鼓起了最大的勇气；每当我们遇到了困难，毛主席的书就给我们指明方向，指出办法。”
哈工大的红卫兵连夜写出了上千张斗大字的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凡镇压群众运动的人，绝没有好下场!”……他们把这些表达战斗决心的大标语，连夜贴在古老的城墙上，贴到大路两边的建筑物上，贴到天安门前的观礼台和金水桥旁。
哈尔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红卫兵连夜带上自己的劳动果实：用红绸子系着的几穗苞米和几斤花生，赶到中央接待站，请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把这礼物转送毛主席。他们“决心要遵照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教导，要办出一所抗大式的一流大学 ”。
10月18日凌晨，红卫兵在各自驻地整队后，分批乘坐由中央接待站统一安排的大卡车前往天安门。我随哈军工的车队沿长安街向西行驶。不一会儿，车队在昏暗朦胧的晨雾中停下来。红卫兵按顺序排成方阵沿宽阔的马路坐好，中间留出仅十来米宽的道路，等待着领袖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们一边学习《毛主席语录》，一边在望着天安门的方向。


一个女红卫兵在带领革命战友人人手捧“红宝书”，一起朗读“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李振盛摄影)

红卫兵们整齐列队坐在和站立在马路旁边，从清晨苦等到午后一点半钟，视线一直朝向天安门方向望眼欲穿，企盼着毛主席乘坐的敞篷汽车早些驶来。(李振盛摄影)


毛主席乘坐的敞篷汽车驶过时，红卫兵手挥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们狂热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李振盛摄影)

当年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写道：“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精神焕发，站在第二辆敞篷汽车上同毛主席一起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

“文艺革命的旗手”、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单独乘坐一辆敞篷汽车参加接见，她不断挥动着“红宝书”向红卫兵致意。



以上两图是今年4月，日本NHK电视台在北京对我作采访时，我找到当年拍摄毛主席检阅红卫兵的地方，就在现今的中央电视台与京西宾馆之间的路段。那几颗大杨树还在，40年弹指一挥间，世事沧桑，物是人非。
10月18日当晚，新华社编发的一篇“新华社电讯稿”发向全国所有的报纸，各报一律在第二天以突出的版面报道了这一“特大喜讯”，新华社电讯稿中对这次检阅盛况做了详细报道：
今天，首都碧空万里，灿烂的阳光普照全城，当太阳从东方地平线上喷出万道霞光的时候，英姿焕发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高举红旗和毛主席像，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汇集到和广场相连接的宽广大道上。小将们佩带着红色的“红卫兵”袖章，人人手持闪着红光的《毛主席语录》，整个队伍绵延达五十华里结成了一条极其壮观的红色巨流。小将们迎着冉冉升起的红太阳，一遍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他们还纵情地唱着“举红旗，擂战鼓，赤胆忠心闹革命，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我们是主席的红卫兵”。
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响起来了，人们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时刻来到了！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分乘九辆敞篷汽车，来到了广大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中间。天安门广场和宽广的大道上，激起无比欢腾的声浪，千万双手臂挥舞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语录》，千万双眼睛迎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响云霄。
毛主席身穿绿色军装，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一直站在第一辆敞篷车上。在一个多小时中，毛主席乘车从夹道欢呼的一百五十万文化革命大军中驶过，不停地向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们招手致意。
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精神焕发，站在第二辆敞篷汽车上同毛主席一起检阅了文化革命大军……
红卫兵们前一天折腾了整整一夜，清晨匆忙赶到天安门后又是高唱革命歌曲，又是朗读主席语录，忙得晕头转向。红卫兵们急切地盼着“红司令”早点出现，可过了正午也不见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身影。许多人实在困得挺不住了，便低垂着头，互相靠着打起盹来。
时针指向1点30分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大家知道“最最幸福的时刻”就要来临了，席地而坐的人们纷纷站起来，神情焦急地翘首向远处张望。
毛泽东乘坐的敞篷汽车终于在道路的尽头出现了。我的心情比红卫兵们还要紧张。平时我都是从纪实影片上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神采奕奕的光辉形象”，而今天我不但会在首都北京亲眼目睹他老人家的风采，并且还要用相机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我迅速取景，希望能拍到一张“毛主席神采奕奕站在敞篷车上向红卫兵挥手”的照片。但令我失望的是，当车队从我面前驶过时，毛泽东同志双臂低垂，神情凝重，两手做鼓掌状，眼睛微微眯起注视着正前方，既没有微笑，也没有挥手，只是端坐在汽车上……



红卫兵见到“红太阳”之后，立即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扉页上记下一生中“最最幸福的时刻”。红卫兵们还在一起比谁写的“最”字最多，“最”字最多的人就意味是“最忠于毛主席”。(李振盛摄影)
毛泽东同志的专车飞快地开了过去。林彪同志坐在第二辆车上，他眉头紧皱，似乎在专注地想着什么。倒是随后一辆车上的“旗手”江青有些“神采飞扬”的样子。她满面笑容地不断挥动着手中的“红宝书”，亲切地向红卫兵们致意。
当检阅的九辆敞篷汽车向远处飞奔而去时，我突然发现周围有几个正在打盹的红卫兵还没醒过来。我急忙将身边的两个女红卫兵叫醒。她们睡眼惺忪地问：
“毛主席来了吗?”
周围激动的欢呼声让她们感到一定是坏事了：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睡着了呢?怎么能把千载难逢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给耽误了？
车队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后，红卫兵们便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把“最最幸福的时刻”记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
我选择了几个较好的角度，拍下了红卫兵们热泪盈眶的场面。
我发现那两个因打盹而没能看到“红司令”的女红卫兵，也在跟着大家一起记下“最最幸福的时刻”。
“你们俩明明没有亲眼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也能记下‘最最幸福的时刻’呢?”我拍完照片后，和她们开起了玩笑。
“李记者，您千万可别说我们睡觉了，也别说我们没有看到毛主席。是红卫兵战友们推选我们作为代表来北京的，没能亲眼看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对毛主席的最大不忠！回去怎么向那些在校坚守岗位的战友们交待呀!”两个女孩小声地说着，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看着她们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倒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
“谁说你们睡觉了?你们不是亲眼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神采奕奕地在向你们挥手吗？看，你们眼里现在还含着幸福的泪花呀。”
我这么一说，她们立刻破涕为笑，只是眼眶里仍含着一汪泪水。
“是啊，我分明看到毛主席还冲着我招手了呢。我这眼泪呀，是幸福泪！”
一名机灵的小女孩马上顺着杆儿往上爬，说得活灵活现的。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当天下午，我把所拍的胶卷送到新华社摄影部冲洗出来，放大了几张8英寸的照片，赶紧跑到西单的电报大楼去发送传真，这是我成为记者后第一次发送传真照片，而且是在首都发送伟大领袖检阅红卫兵的纪实照片，当时心里真是有种特别的感觉。
结束采访红卫兵大串连和接受检阅的工作后，我又匆忙返回哈尔滨。一到编辑部，我就翻开近期的《黑龙江日报》，上面刊登着一组我在北京时拍摄红卫兵串连活动的照片。那时的报刊上早已取消了记者署名，在“本报记者摄”后的括号中标有“传真照片”的字样。
那张毛泽东同志神情凝重地端坐在敞篷车上检阅红卫兵的照片并没有见报。且不说我并没有抓拍到领袖神采奕奕的神态，即便是拍到了也是不可能发稿的，因为当时中央有明文规定，凡是发表伟大领袖活动的照片，一律要采用新华社经过严格审查的通稿照片。
十年后，大约是在粉碎“四人帮”的那段日子里，我在哈尔滨偶遇当年因打盹而错过亲眼目睹领袖风采的两个女红卫兵中的一个。她已成为了一位母亲。
“我们当年怎么那么傻呀?打瞌睡没看见毛主席，就说没看见呗，干嘛非得说看见了呢?还要假模假样地记下‘最最幸福的时刻’。现在想起来也真是好笑!”
……

今年5月间，日本NHK电视台随同我在国内追踪采访文革老照片主人公的故事，这是5月2日在哈尔滨采访当年在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红卫兵石守云，她见到40年前的老照片无限感慨。(李振盛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