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报邀请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部分亲历者座谈 重温“科学的春天”投身创新的时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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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编者的话:按照某些所谓“科学文化人”的说法,这是’科学主义”在中国兴盛起来了,现在应该批判,或者客气一点说要超越,但这些人还要纪念,可见“科学主义”还颇有影响。“科学文化人’要继续努力反科学主义呵。--2008/02/02
本报邀请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部分亲历者座谈
重温“科学的春天”投身创新的时代
记者 陈磊

本报北京2月1日电 30年前的全国科学大会,使神州大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30年后,在党的***胜利召开,并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核心的背景下,再次聚焦当时的历史镜头,更加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今天,在本报主办的“纪念‘科学的春天’30周年座谈会”上,来自科技界的老领导、老专家, 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部分亲历者,回忆往昔,畅谈今朝,寄语创新中国的美好未来。
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原中国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胡平、原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原科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高潮、原科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林自新、原国家外专局局长马俊如、原国家专利局副局长明廷华、原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王玉民、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于景元参加了会议并先后发言。座谈会由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主持。
1978年3月18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具有非凡的意义。这天,被人们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等论断。这些在现在看来都已是共识的提法,在当时却争议很大。作为科学大会邓小平报告的起草者之一,吴明瑜回忆了当时起草讲话一波三折的过程。
吴明瑜说,在科学大会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更是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他看来,中国科技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1956年制定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中国走上现代化的轨道,“相当于踏进科学宫殿的门槛”;第二次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以后,使中国“徜徉在科技的庭院之间”;第三次是当今时代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才是真正的“登堂入室”。
“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人们也许对郭沫若《科学的春天》耳熟能详,却不知道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作为《科学的春天》的起草者,胡平介绍了当时的成稿过程。大会期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卧病在床,胡平临时受命,一夜激情如潮,文思奔涌,写就《科学的春天》。
“全国科学大会解放的不仅仅是人,还有智慧!”当年参加大会的高潮说,中国今天的发展,特别是科技的发展,跟1978年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时还在农村喂猪的陈佳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有幸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回忆往事,陈佳洱仍热泪盈眶:“邓小平在经历十年‘文革’浩劫复出之后,就以巨大的勇气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我国科技事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科学大会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于景元认为,“科学的春天”实际解放了科技生产力,也为改革奠定了基础,意义重大。从此以后,中国经历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生产力三个阶段。
在马俊如看来,“改革开放”四个字改变了中国。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现实意义何在?与会者纷纷建言献策。马俊如认为,30年前邓小平以科教改革为突破口,今天我们应该为海归们提供更宽松的政策环境;科学大会报告起草人之一林自新提出,要重新审视我国的环境和生态保护,花大力气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事件;明廷华认为,邓小平复出后首抓科教,并将其作为治国方略,解决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今天科技事业蓬勃发展,但科技资源如何有效配置、如何培养世界一流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如何克服心浮气躁风气、遏制学术腐败、净化学术环境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30年的变化远远超出科技界本身。”王玉民说,全国科学大会实际上是从科技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入手,探讨科技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总体关系,重新肯定了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肯定了人才是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
“‘科学的春天’带来了科技巨变,但现在还没有进入‘姹紫嫣红的盛夏’,我们在创新文化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满头银发的老领导、老专家们激情满怀,围绕着深入贯彻党的***精神,畅所欲言,讨论热烈。窗外虽是寒冬景色,但会议室里却洋溢着暖暖的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