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60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10:51:17
60年消逝词典
消逝的生活词语
编者按：社会本身就是历史学家，语言的演进就是社会记录自身演进的历史书。我们在此收集已经消逝的词语，来为这本大书添加注脚。
[粮票 双蒸饭 忆苦饭 知青 赤脚医生 三转一响 的确良 毕业分配 小英模 露天电影 文学青年 BP机]
【粮票】
粮票
从某种角度解读，粮票的退隐当是新中国60年最大的进步。它意味着政府终于不再对公民的口粮设限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由此进入流通领域。粮票为供给制制下的主要票证之一，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自此，城镇居民必须定期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本）到指定国有粮店领取定额粮票。每个月初，主妇们便携带着印有“革命圣地”、“工农兵战士”、“毛主席语录”的粮票到粮店排队，凭票购买当月的定量粮。
在粮票流通的那个饥馑年代，这薄薄的纸券是贵重的礼物。结婚，送5斤粮票；到医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这会获得对方由衷的感激。而到朋友家做客，也都要带着粮票，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
粮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其天然的紧缺让它具备“硬通货”的职能：“文革”期间，有一对年轻人到西安旅行结婚，住在一家小招待所里。深更半夜，新娘解手后进错了房间，被另一男子给悲情了。事情解蔽后，男子给了新娘20斤粮票就了事啦。
粮票的另一重要副作用，是抑制了公民在国土上的流动。老人们说，即使有公差，也必须托人到各个粮站兑全国粮票出来，否则，出差在外，有钱也吃不上饭。
市场经济推行了15年后，粮票终于在1993年从中国社会退隐。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结果，真就挺过来了。
（杨继斌）
【双蒸饭】
这是大饥荒中一项自欺欺人的发明，“粮食食用增量法”的一种。原理类似于那个著名的笑话：“搓一下肉多。”
双蒸饭的专利权属于北京某大学。1960年，饥荒进行到水火交加的年头，报道称毛主席连红烧肉都吃不起的时候，清华大学党委成立了工作组，进食堂专门研究“增饭法”。发明了双蒸饭，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推行。
所谓的双蒸饭，就是在米饭蒸好之后，揭盖洒上水又蒸一次。第二次蒸饭，盖子必须盖紧不得敞气，加大火让蒸气把饭冲泡。双蒸饭十分松软，不需咀嚼，从感觉上要比单蒸饭饱肚子。
在已故作家路遥的小说里，详细地记录了双蒸饭在民间的悲情普及。其实双蒸饭就是水分多，饱得快饿得也快。事实上好多人吃双蒸饭导致了浮肿，甚至加快了死亡。
类似于双蒸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在大饥荒中层出不穷，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
双蒸饭产生的大饥荒，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在民间，流传着中国政府因为向苏修还债而导致饥荒的说法。
但即使在民间普及双蒸饭的时期，我国仍然抽出大量粮食进行国际援助。资料显示，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共决定援助15吨。《人民日报》报道，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
（杨继斌）
【忆苦思甜饭】
通常被简称为忆苦饭。是“文革”期间“忆苦思甜”活动的组成部分。该活动旨在通过虚拟体验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贫困，来证明现在幸福生活的合法性。
忆苦饭通常是一个多人的party，时间多是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饭食的材料的选择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
这种带有宗教神圣性的仪式，让激进者感动，甚至会故意把饭做到猪都不愿意吃的程度。——越难吃越被鼓励，忆苦思甜的效果越好。开饭之前，先听忆苦报告。多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吃的时候，班团干部、积极分子要带头示范。越难吃，越得忍着，强撑着往下咽。如果扛不住，你平时学习、工作中的表现就扔水里啦。
但当时社会普遍性的贫困，让忆苦饭通常充满了违背组织者意愿的笑料：
1970年，解放军某部开进了某公社搞军民同吃忆苦饭。忆苦饭是解放军炊事班做的，麦麸面、菜叶、豆腐渣搅和而成。饭锅揭开，贫下中农们蜂拥而至，眨眼间便把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解放军战士们看傻了。指导员忙对大家进行现场教育：“同志们，请看贫下中农觉悟多高，自觉地抢着吃忆苦饭，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站在一旁的一个老贫农连连摆手：“别学习，别学习！我们平时吃的饭不比这好，还舍不得吃饱，今天算是放开了肚子！”
（杨继斌）
【知青】
全称为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远，直到后来，与青年的关系也疏离了——那些依然生活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们，依然生活在黑龙江的北京知青，尽管已经年届退休，依然挂着“知青”的标签。知青，称为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但这种共同记忆确是话语垄断的结果，1950－70年代里，农村人口才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那些有幸生在城市接受更好教育的青年们，则集体成为了“知青”，等他们回到城市，占有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成为他们青葱记忆里玫瑰色的“小芳”和“老乡”。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得中共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1990年代末，高校扩招以后，知识青年甚至成为一种自嘲的说法——谁没个大学文凭啊？知识青年又能如何呢？
（胡贲）
【赤脚医生】
赤脚即光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杰出的武术家欧阳锋说，穿鞋的刀客比光脚的刀客拥有更高的身价。但在1965年，政府无力提供昂贵的穿鞋医生来保证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是以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词汇，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只能赤脚下水田，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农村医务工作者。他们接受过三到六个月的培训，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
这个词语来自于1968年9月《红旗》杂志上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赤脚医生”一词由此而来。
1969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一个特殊的方队令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还造就了中国最有名的一句骂人的话：二百五（没真本事且浑不吝的人）。“文革”时红药水（红汞）俗称二百五。赤脚医生没有受过正规医务培训，大伤小痕都用红药水，所以称之为二百五。加之赤脚医生本身多属野路子，修野狐禅，经常在村里制造悲情事件，后来，赤脚医生也就变成骂人的话啦。
但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给了赤脚医生们客观的历史评价：在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
（杨继斌）
【三转一响（四大件）】
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指的是当时国家有能力生产，而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转）和收录机（一响）。这是中国青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共同的坚硬理想。
这是那个年代的“热词”，是提倡艰苦朴素的时代，人们朴素物欲的全部诉求。女友们会唠叨、丈母娘会暗示；团支书也会号召要让亚非拉兄弟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都拥有四大件。
淳朴的民谣反映了四大件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位置。时有《择婿诗》曰：“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
在四大件中，自行车是王牌，是超必杀。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少年们的成年礼，托纳托雷在《天堂电影院》中对自行车所象征的青春荷尔蒙，从另一个饥馑的时空给予了回应。在反映那个时代的电影《荒山之恋》中，女主角甚至在新婚的自行车头系了个绒毛小兔（想想时下小白领放在汽车里的小兔）做装饰品——在那个万物蛰伏的季节，这个细节极撩风情。
1990年代之后，中国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三转一响”被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摩托替代。
（杨继斌）
【的确良】
“的确良”是一种布料，也曾是身份的象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厌倦了单调的灰蓝色服装，“的确良”以鲜艳胜出。它在审美上替代了绿军装，成为时尚男女的新宠。
不堪寂寞的女孩子们，开始偏爱各种颜色的“的确良”碎花长裙。而男孩子若用一件“的确良”衬衫搭配白球鞋，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儿。
这种布料的推广得到政府的鼓励。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将更多的土地让位于粮食、蔬菜和棉花，1976年后中国曾大量进口化纤设备，从而引发了国人的衣着革命。虽然它的价格偏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布票的限制——有些地方一尺的布票可以换来两尺的“的确良”。
不过，只十年左右，“的确良”就没落了。它冬不御寒，夏不散热，穿在身上更像是一张塑料布。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试着改良它：保留了多样的色彩，但加入更多的棉布成分。“的确良”逐渐退出了国人的服装史。如今已不可想象，一种材料就可以影响全民的服饰意识。没有了计划经济之下物质短缺的“神奇力量”的助推，这样的盛况再也不会出现了。
现在，当人们回忆过往的时候，会这样问：谁还记得“的确良”？
（沈亮）
【毕业分配制度】
曾经一度，因为毕业分配制度的存在，毕业生们无需为找工作发愁，他们的就业会被国家统一安排。这一制度强调着对国家的服从，正是计划经济体制调配人力资源的手段之一。对于当时没有选择权的毕业生来讲，分配就是命运的被安排。
这项制度开始于1951年。由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贴合，毕业分配制度曾对推动人才流动、协调不同行业和地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正向作用。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其供需要求不能匹配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到了1987年，政府引入了“供需见面”的新方式，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不满也随之发声。用人方大量拒绝被分配过来的毕业生，毕业生也在抗拒被安排的单位。他们都对国家教委的调查组表达了强烈愿望：自主选择。这使政府意识到，取消毕业分配制度将是大势所趋。
此后12年，该制度的作用开始逐步减弱，至1999年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消失。
如今的毕业生，还会偶尔羡慕毕业分配制度带来的安全感，但他们却可以自己决定，未来的事业将起步于何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等概念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他们再也不是一块被体制任意搬动的革命砖头。
（沈亮）
【小英模】
小英模标志着政府战争动员和社会动员的道德与情感底线。他的人群尤指14岁（含）以下的萝莉和正太。这些天赋异禀的少年，在面对重大威胁和诱惑（多数超出他们经验范围）时，坚决（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地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小英模一般有党内、团内（含儿童团）或队内身份。
该词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代表人物放羊的王二小、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鸡毛信的海娃、女英雄刘胡兰等，他们分别反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匪军”。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14岁。毛泽东曾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革命战争年代，小英模往往意味着小英烈，他们作为共产党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及反动派毫无人性的证明被广为宣传，对鼓舞革命群众士气、增加对敌仇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小英模涌现，代表人物为阻止地主老财偷集体海椒被掐死的刘文学、为救生产队羊群严重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火车轮下勇救儿童被压断左臂左腿的戴碧蓉、为救五保户老人被压死的韩余娟等。在这一时期里，小英模们所表现出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对信仰的无比真诚，是当时许多成人所缺乏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用生命维护的利益之轻，与年轻生命的美好和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他们的故事广为宣传，成为整个社会的净化器。
赖宁是小英模最后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这位14岁的少年因救山林火灾于1988年牺牲。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全国树立的省级以上的少年英雄36个，其中90％左右都是上山救火、下水救人、与坏人搏斗、抢救公共财产等牺牲的。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独生子女开始成为家庭中最核心的人物，“小皇帝”一词逐渐取代“小英模”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小英模的宣传逐渐淡出各大媒体。
而今，最后一批曾经学习过小英模事迹的人们多临中年，他们已经可以在电视新闻里反思非洲部落冲突中的娃娃兵，并叮嘱自己孩子：在你成年之前，你不对任何危机天然地担负任何责任。
（杨继斌）
【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 图/梁伟驰
人们对露天电影带着乡愁般的怀念。只因缺乏，而格外感激。
那时的文化活动，不外乎几部演了又演的样板戏，广播里只有一副嗓音。人们穿着无线条的宽大衣服，处于缓慢的节奏中。无论是在外婆的小山湾里，还是北京的军队大院，对露天电影有着几乎相同的记忆：奔走相告的喜悦、密密麻麻的人群、在光束前伸头探脑的小孩儿、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以及夏夜里的蚊蝇。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机开始攻城略地。露天电影慢慢得边缘化了。谁不想足不出户，就握有换台的主动权呢？而原本穿着拖鞋就去看的电影，成了精英式的休闲内容。
尽管如此，露天电影也还顽强地存在于电影商业市场所无法到达的缝隙。在农村或是城市的小广场，观众们可以免费看到刚下线不久的商业大片，或是主旋律影片。政府希望可以借此激发广大居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并未放弃露天电影和它在传播学上的意义。
（沈亮）
【文学青年】
要触摸“文学青年”这个词更湿润的气息，必须求诸一个年代。那是60后以及70后还像蝌蚪一样年轻的年代。用当时的文学青年欧阳江河的话来讲，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
尽管在1950年代，执政者便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但在随后的20年里，文学创作实际上处于被压制和被控制之中。1970年代末的解禁，让整整几代人积累的审美熵瞬间爆发。人们发现在讨伐和叫骂之余，文字是可以美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刘心武抚摩一段夜幕的伤痕；韩少功声称他发现了一个种族发展的白痴原则；张承志在草原和牧场寻找原始幸福的渴望；王安忆让文字背后的道德民兵一片惊愕；舒婷、北岛让汉语尝试另一种表达。在这一时期，西川、海子、洛一禾、顾城以及稍晚一些的毕飞宇等一群人进入并离开大学，他们在坚硬的毛语之外，寻找一种新的话语表达。后者，以及他们身后一个庞大的青年人群，被当时称作文学青年。
那时，文青海子会带着自己的诗稿漫游全国，他会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互不相识者以诗为名酗酒吟诵。西川被迫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串联的外地文青。小有名气者会各地游走并被祖国大江南北的MM仰慕。当然也有骗子浑水摸鱼。
海子之死（以及他所启动的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骆一禾病故、戈麦焚诗自沉、顾城杀妻自缢），被视作这个时期以及这个人群的终结的标志。当年的文青王家新说，1980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了。
随后是汪国真以及余秋雨的年代。再往后，文学青年就是骂人的话啦。
（杨继斌）
7/38/55定律——别人对你的观感，7%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38%在于你讲这些话时的口气、手势和肢体语言，55%来自于外表的形象和气质。
映射到看不到外表的网络，38%便成了主导因素。
帖子
21430
精华
0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男
来自
上海
在线时间
567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5-7
最后登录
2010-3-26
查看个人网站
查看详细资料
TOP
Horace
站长
管理员
文版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8 16:12 只看该作者
消逝的经济词语
[放卫星 赶英超美 大锅饭 统购统销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价格双轨制 农业税]
【放卫星】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
官方只所以选择了“卫星”这个词，是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卫星”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耀，是“高精尖”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热词”。
经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政府组织的现场观摩，各地群众欢欣鼓舞的效仿，在随后各地掀起了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虚报数字逐渐增大，例如：8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随后，各大广播、报纸、杂志的相关报道宣传也进入了新的高潮，截至放卫星的尾声阶段9月25日左右，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语言学家认为，词语像矿产一样，会因为过渡的使用而被淘空。恰因如此，“放卫星”很快因为其自身的臭名昭著，而被官方和民间双双弃用。几十年后，“放卫星”已经作为一个垃圾词汇彻底被汉语遗弃。人们在形容类似情况时，重新选择了“扯淡”、“吹牛”这些生气勃勃的词汇。
（杨继斌）
【赶英超美】
赶英超美这个著名的口号，是中国百年来被迫害感在1950年代的一次爆发。它洋溢民族主义的激情，其背后是对于“赶超”的单维度理解和乐观估计。
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莫斯科开会。趁着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热乎劲，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正在上升，资本主义正在衰退”。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弟，毛泽东表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12月份，刘少奇向全国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
这一指标最终在高层被压缩到了七年。并随后提出十年赶上美国。紧接着，为实现这一梦想，“大跃进”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研判，苏联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理论已经落伍，凭借中国人发明的人民公社试验，中国很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只需三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
彼时，英国年产钢量约为2000万吨，中国的年产量为535万吨。为了兑现愿景，中国决定1958年的年产量为1070万吨——依照如此速度，只需两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了。全国各地都是土法炼钢的小炼钢炉，大批黑不溜秋的大疙瘩被当成铁块送到了北京。一些地方甚至连锅都扔进了炼钢炉里。余华的小说《活着》生动逼真地还原了这一悲情。但盲目的计划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愿望。“超英赶美”遂被搁置。
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增至9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1996年中国钢产量超过一亿吨，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但这时中国人发现，自己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均和英美存在差距。
（杨继斌）
【大锅饭】
大锅饭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真正的大锅饭，持续了也只有一两个月时间。
这个概念的再一次复苏，则要到了1980年代，“大锅饭”代表着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拿几十块钱的工资，每天回家蜗居在一样的斗室里，吃一样的饭菜——很多时候甚至是单位食堂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而到了这个时候，大锅饭已经成了一个值得批判的反面观点。既然经济效率是可以追求的目标，那么大锅饭就是需要反对的方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铁饭碗”，强调这种工资分配制度的终身性。
国企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而国营企业的工资也不再一碗水端平。1990年代末期之后，不仅“大锅饭、铁饭碗”不再出现，甚至连“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都很少提及。
（胡贲）
【统购统销】
粮食领域的统购统销政策开始于1953年。那一年，红色新生政权遇到了粮食危机。由于政府将大量资源用于苏联模式的全力工业化战略——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原则的信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再加上朝鲜战争而引发的国际禁运，粮食恐慌已有失控的前兆，粮食抢购风潮在全国蔓延。
作为应对，中央没有选择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到市价水平，而是寄希望于以固定价格强制收购制度，并适当加快合作化步伐。统购统销由此开始，其意是指，粮食只能卖给政府，并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半年之内，这一政策就成果显著。1954年的粮食收购数同比增加77.78％，库存增加了51％。不久，这一制度就扩散开去，糖、烟、酒、自行车、铁锅等一切用品都被纳入了计划体制之中，统购统销。
过度收购使得农民吃不饱肚子，他们产生向城市流动的愿望。1958年，户口制度建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制度被以法律形式固定。
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进而引发了改革时期的最大举措与争论：价格双轨制——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此项政策才逐渐由调整走向终结。
（沈亮）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提起合作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供销合作社——一种为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销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的商业机构，简称供销社。也有人称之为商业合作社。通常情况下都是村民每人投资几块钱，由生产大队统一进货，在村里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镇和乡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化道路，农业合作社不仅包括了供销合作社，还有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不同类型。
1952年后，供销合作社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全国总社、大区总社、省级联社、市县联社、基层社五级组织，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销合作社是活跃在农村的重要商业力量。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国家也逐步取消了商品统购统销政策，人们购买商品再也不用凭计划、票证，再也不只认“供销社”一个门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销合作社逐渐被个体杂货店和乡镇超市取代，有些早已经关门大吉，活下来的那些，已经转型为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而存在。
（黄金萍）
【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并多年不变，这导致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工业品价格要么偏高要么偏低。
1984年9月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被提交给中央领导。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67号文件，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文取消了20％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
价格双轨制在价格形成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除了统一收购价，粮食可以卖出其他的价钱，优质产品还可以卖出优价来。
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此后它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被用到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住房制度、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价格双轨制带来了新问题：官员利用手中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转到市场上高价出售；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
到了90年代后期，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价格双轨制就慢慢消失在大众面前。
（黄金萍）
【农业税】
在漫长的中央帝国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是和天地一样的永恒存在。一个农业经济体，尤其是重农抑商的统治思想之下，基于农业生产的税收，是支持政权运转的基础。
新中国的农业税开始于1953年的“农业税条例”，国家规定，农业常年产量的15.5％必须无偿上缴。这略高于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十一而税。实际上，新政权与传统中国最大的区别，乃是最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对国民经济最广泛的参与——这自然要求更多的粮食。因此，仅仅是农业税显然是不够的，广义上来说，国家以超低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也是另外一种农业税。
最初的农业税，以实物方式征收，以村（大队）为集体单位上缴。改革开发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业税变成了针对农民个人的无起征点的所得税。而1990年代前期以后，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部分农户家庭转向非粮食作物；另一方面众多的农民迁徙至城市加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相当部分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工人行业；还有部分城郊地区的农户，由于城市的扩展，土地被征收变成城市用地没有土地，从这一时期开始，每年的征收基本上以粮食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折合为货币征收。
直到2006年，中国才彻底取消农业税。当年农民因此增收336亿元。毕竟，对于当年4万亿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来说。300多亿的农业税，真的不算什么。
（胡贲）
7/38/55定律——别人对你的观感，7%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38%在于你讲这些话时的口气、手势和肢体语言，55%来自于外表的形象和气质。
映射到看不到外表的网络，38%便成了主导因素。
帖子
21430
精华
0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男
来自
上海
在线时间
567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5-7
最后登录
2010-3-26
查看个人网站
查看详细资料
TOP
Horace
站长
管理员
文版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8 16:12 只看该作者
消逝的政治词语
[人民公社 反革命罪 大字报 美帝苏修 思想改造 阶级斗争 大会战 政治审查 人民战争 接班人]
【人民公社】
与大多模仿苏联模式的照搬过来的制度不同，“人民公社”为中共所独创。
1958年，当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谈道，“‘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已在明示，“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它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普遍存在于1958年－1984年。“人民公社好”，被人民网评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之一。
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予他们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年宪法规定，农村建立乡政府和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基层政权机构和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分开设立。至此，以“政社合一”和集体统一经营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遂告解体。
（沈亮）
【反革命罪】
“反革命”与“革命”一样，本都是中性词汇。但在中国的语境中，曾是严重的负面行为。当执政者的一切行动都被纳入“革命”的范畴之后，“反革命”就有了颠覆政权、倒行逆施的政治内涵，成为政治犯的罪名之一。
最早明确将“反革命”作为一种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3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条例》。后来中共沿用了这一做法，于1934年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共建政之后，在195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
而197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反革命罪”定义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按照此部法律的规定，“反革命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十年后，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以及意识形态教条的打破，“革命”不再适合新的政情的需要。199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过程中，取消了该罪名，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
（沈亮）
【大字报】
大字报，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曾流行于中国。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很快，大字报这一形式就被反右斗争所利用。毛泽东由此称赞它是“新式武器”。
大字报的内容从不说理，意在政治宣判。它常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等的办法，上纲上线，并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的议论、日常的琐事都会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
看上去，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但却总是与中央精神相协调。
1980年，中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修宪之时，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
大字报曾因可被政权利用的价值而生，又因中共的取消而去。如今，高校内的各类招贴海报必须经过审查。现在，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将它们称之为非主流的民间媒体，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
（沈亮）
【美帝苏修】
“美帝”一词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它以共产主义的立场批判美国的围堵政策。在中共的官方语境中，美帝国主义一度是西方霸权主义的邪恶代表。“苏修”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晚于“美帝”，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中共也借此维护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
作为中共官方出现的高频词汇，“美帝”与“苏修”记录着时代特征，以及中国曾经历的大国关系史。
如今，失去冷战背景的“美帝”一词已变得中性，而在向西方语境中的“帝国”含义靠拢——描述美国的国家性格，及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影响力及于全球之扩张。在民间话语中，“美帝”一词仅指美国国家本身，它的政治内涵已被消解。
邓小平复出之后，曾总结认为中苏各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此后，“修正主义”这一概念开始逐步减少。随着前苏联解体和国内意识形态的淡化，现在“苏修”一词已经完全退入历史之中。
（沈亮）
【大会战】
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一直都影响着我党的词汇库。人民军队经历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才最终取得胜利。解放以后，随着大批干部从军队转业地方，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最宝贵经验的党，自然会把这种军事管理体制带入社会管理。
人民群众所能体会到的第一次“大会战”，恐怕是1958年的“消灭四害”，每个小学生都要挖上百个苍蝇蛹，家家的房顶上都站着人，随时准备哄麻雀——大会战，要的就是个“大”字。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跃进，钢铁大会战，水利大会战，全社会被动员起来参与这些战天斗地的运动。直到与人斗取代了与天斗和与地斗。大会战才让位于“大革命”。
但这个词实际上从没有消失。在体制内，大会战依然是常态之一“百日安全大会战”，“计划生育大会战”，“扶贫开发大会战”。当国家机器需要动员时，大会战依然是最常用的形态。只不过，随着公权力从私人生活的退出，在普通中国人的感受中，大会战已经是遥远的回响。
（胡贲）
【思想改造】
“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毛泽东曾言。思想改造，正是中共对原先的战俘、反革命罪犯、普通刑事罪犯以及其他普通人民群众的再教育，以帮助他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共建政之后，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为著名。
1951年至1952年之间，知识分子开展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在中共看来，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上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现在，需要帮助他们将思想统一到马列主义与党的方针政策上来。
成果显著，到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之时，中共已成功将政治观点强加给了知识分子。在社会范围内，思想改造也同样收效明显。知识界变得孤立无援，在知识界以外，他们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
现在，随着其对社会控制的放松、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不再具有强制性的宣传已和当年的“思想改造”有了天壤之别。
（沈亮）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有两层含义，在马列主义历史观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进步的直接驱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体现。1949年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全面占领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不仅成为历史教育的主线，也成为指导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但中国人民所熟悉的阶级斗争，则一直与各种政治运动相伴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30年里，阶级斗争就意味着，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身边一个接一个的人被划成阶级敌人——这是另一个与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概念。而对敌人，当然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1957年，各项工作指导思想就明确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出问题了，批斗地主；工业上不去了，批斗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出了问题，批斗右派；党内出了问题呢？来一场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炮打资产阶级当权派。
直到1990年代，阶级斗争才彻底重新回到书本——现在，人们很少能听到媒体上提“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新世纪的和谐社会，自然也需要人们遗忘阶级斗争。
（胡贲）
【政治审查】
政治审查这个概念与“阶级斗争”息息相关。政治审查决定人们的“阶级成分”，进而直接决定人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既然阶级与阶级之间是有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反动阶级的人就不配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享有同等教育、工作权利，否则将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要甄别出这些人，就必须有政治审查，简称“政审”。
实际上，早在红军时期，政治审查就一直是革命的法宝之一。当时的政治审查还仅限于对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的审查——旧社会的政治精英们的家庭多少都有点家底。而建国之后，政治审查则扩展到了家庭、海外关系等个人无法选择的项目。当然，有无历史反动言行依然是最重要的项目。
政治审查一直不曾彻底消失，直到现在“政审”依然是部分高校的录取指标，以及所有公务员录取必须经过的一关。而就在今年，依然爆出有父母上访，儿女高考政治不过关的新闻。当然，如今的政审已经不考虑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的标签了。很多时候，这只是个程序。但可以预见，它还将永远存在下去。
（胡贲）
【接班人】
在1960年代初，针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尤其是总结了东欧和苏联的经验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培养千百万革命的接班人”计划。在最开始，这些接班人主要是遴选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以确保红色政权的长远稳定。而最广义的接班人定义，则来自于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义务教育开始，人们就被分成了建设者和接班人两个群体。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那些条件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一，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的接班人计划被“文革”彻底打断——直到“文革”之后，随之衍生出了“接班”问题，大批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因为没有工作，顶替父母的工作，回到原单位“接班”。
直到1980年代末期，邓小平在考虑退休之际，才开始又一次提出整体的“接班人培养”问题。实际上，此后再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接班人培养计划”。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谁也不可能具备足够的政治权威。在政权延续上，常规的组织程序和升迁越来越重要。
（胡贲）
【人民战争】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解放人民、保卫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才能打赢人民革命战争。”
在革命年代里，人民战争最大的威力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在建政之后，“人民战争”的思想用于社会实践，则强调广泛参与。因为团结和组织群众已经不成问题。
中国人对于人民战争最直接的记忆，恐怕来自于电影《地道战》里最后的那句，“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伴随着无数手持锄头头戴白毛巾的青年农民们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上喊声震天地向前冲，鬼子队长露出一脸惊恐之色。这样的人民，自然是不可战胜的。
与人民战争相对应的，则是全民的军事化，毛主席一声令下，全社会都向解放军学习。连、排、班的组织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忽视现代社会分工的“人民战争”不可持续。当社会重新走向正轨时，人民军队也要开始“职业化、正规化”，而民兵，也逐渐被更现代化的“预备役”所取代。当改革开放使得全社会褪去军事化色彩时候，国人再想找到过去的“人民战争”，只有去依然奉行着“先军政治”的朝鲜。
（胡贲）
7/38/55定律——别人对你的观感，7%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38%在于你讲这些话时的口气、手势和肢体语言，55%来自于外表的形象和气质。
映射到看不到外表的网络，38%便成了主导因素。
帖子
21430
精华
0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男
来自
上海
在线时间
567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5-7
最后登录
2010-3-26
查看个人网站
查看详细资料
TOP
‹‹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
消逝的生活词语
编者按：社会本身就是历史学家，语言的演进就是社会记录自身演进的历史书。我们在此收集已经消逝的词语，来为这本大书添加注脚。
[粮票 双蒸饭 忆苦饭 知青 赤脚医生 三转一响 的确良 毕业分配 小英模 露天电影 文学青年 BP机]
【粮票】
粮票
从某种角度解读，粮票的退隐当是新中国60年最大的进步。它意味着政府终于不再对公民的口粮设限了。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粮票由此进入流通领域。粮票为供给制制下的主要票证之一，分为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四种。
自此，城镇居民必须定期凭粮食户口（居民粮食供应本）到指定国有粮店领取定额粮票。每个月初，主妇们便携带着印有“革命圣地”、“工农兵战士”、“毛主席语录”的粮票到粮店排队，凭票购买当月的定量粮。
在粮票流通的那个饥馑年代，这薄薄的纸券是贵重的礼物。结婚，送5斤粮票；到医院看病人，留下10斤面票，这会获得对方由衷的感激。而到朋友家做客，也都要带着粮票，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
粮票本身是没有价值的票证，但其天然的紧缺让它具备“硬通货”的职能：“文革”期间，有一对年轻人到西安旅行结婚，住在一家小招待所里。深更半夜，新娘解手后进错了房间，被另一男子给悲情了。事情解蔽后，男子给了新娘20斤粮票就了事啦。
粮票的另一重要副作用，是抑制了公民在国土上的流动。老人们说，即使有公差，也必须托人到各个粮站兑全国粮票出来，否则，出差在外，有钱也吃不上饭。
市场经济推行了15年后，粮票终于在1993年从中国社会退隐。1994年，粮价一下子涨到了近两块。市民和政府都感到了压力，粮食局提前印好了粮油供应票，向国务院请示恢复使用，国务院批示要慎重，争取挺过来。结果，真就挺过来了。
（杨继斌）
【双蒸饭】
这是大饥荒中一项自欺欺人的发明，“粮食食用增量法”的一种。原理类似于那个著名的笑话：“搓一下肉多。”
双蒸饭的专利权属于北京某大学。1960年，饥荒进行到水火交加的年头，报道称毛主席连红烧肉都吃不起的时候，清华大学党委成立了工作组，进食堂专门研究“增饭法”。发明了双蒸饭，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推行。
所谓的双蒸饭，就是在米饭蒸好之后，揭盖洒上水又蒸一次。第二次蒸饭，盖子必须盖紧不得敞气，加大火让蒸气把饭冲泡。双蒸饭十分松软，不需咀嚼，从感觉上要比单蒸饭饱肚子。
在已故作家路遥的小说里，详细地记录了双蒸饭在民间的悲情普及。其实双蒸饭就是水分多，饱得快饿得也快。事实上好多人吃双蒸饭导致了浮肿，甚至加快了死亡。
类似于双蒸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在大饥荒中层出不穷，1959年5月，辽宁省黑山县卫星公社创造出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玉米食用增量法”。1960年1月，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同月，河南省创造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后，从汤水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把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送入蒸笼蒸熟。其结果是，用传统方法蒸馍，1斤面只能蒸出1斤馍，最多只能蒸出2斤，采用增量法后，1斤面可蒸出5斤馍。
双蒸饭产生的大饥荒，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在民间，流传着中国政府因为向苏修还债而导致饥荒的说法。
但即使在民间普及双蒸饭的时期，我国仍然抽出大量粮食进行国际援助。资料显示，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共决定援助15吨。《人民日报》报道，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
（杨继斌）
【忆苦思甜饭】
通常被简称为忆苦饭。是“文革”期间“忆苦思甜”活动的组成部分。该活动旨在通过虚拟体验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贫困，来证明现在幸福生活的合法性。
忆苦饭通常是一个多人的party，时间多是春节、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节、国庆节。饭食的材料的选择因地制宜，有的是用玉米面、山芋干、山芋粉蒸成窝头；有的是用麸子和玉米面混合后蒸窝头；有的是用烂菜叶、芋头花、南瓜花、萝卜缨或野菜煮米糠。
这种带有宗教神圣性的仪式，让激进者感动，甚至会故意把饭做到猪都不愿意吃的程度。——越难吃越被鼓励，忆苦思甜的效果越好。开饭之前，先听忆苦报告。多请苦大仇深的人现身说法，说旧社会怎么穷，怎么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压迫，怎么牛马不如，怎么饥饿难挡。吃的时候，班团干部、积极分子要带头示范。越难吃，越得忍着，强撑着往下咽。如果扛不住，你平时学习、工作中的表现就扔水里啦。
但当时社会普遍性的贫困，让忆苦饭通常充满了违背组织者意愿的笑料：
1970年，解放军某部开进了某公社搞军民同吃忆苦饭。忆苦饭是解放军炊事班做的，麦麸面、菜叶、豆腐渣搅和而成。饭锅揭开，贫下中农们蜂拥而至，眨眼间便把忆苦饭吃得干干净净。
解放军战士们看傻了。指导员忙对大家进行现场教育：“同志们，请看贫下中农觉悟多高，自觉地抢着吃忆苦饭，我们要虚心向他们学习。”站在一旁的一个老贫农连连摆手：“别学习，别学习！我们平时吃的饭不比这好，还舍不得吃饱，今天算是放开了肚子！”
（杨继斌）
【知青】
全称为知识青年，指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人实际上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1950年代中开始就组织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早在1953年《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成为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
知青与知识的关系很远，直到后来，与青年的关系也疏离了——那些依然生活在新疆的上海知青们，依然生活在黑龙江的北京知青，尽管已经年届退休，依然挂着“知青”的标签。知青，称为一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但这种共同记忆确是话语垄断的结果，1950－70年代里，农村人口才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那些有幸生在城市接受更好教育的青年们，则集体成为了“知青”，等他们回到城市，占有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已经成为他们青葱记忆里玫瑰色的“小芳”和“老乡”。
1977年高考被恢复，大多数在农村的知识青年想方设法要回到故乡去。1978年冬在云南的知识青年以请愿和罢工的形式来将他们的要求表达出来，再次使得中共感觉到问题的急迫性。1980年5月8日，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提出不再搞上山下乡。10月1日中共基本上决定过去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故乡城市。1990年代末，高校扩招以后，知识青年甚至成为一种自嘲的说法——谁没个大学文凭啊？知识青年又能如何呢？
（胡贲）
【赤脚医生】
赤脚即光脚，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杰出的武术家欧阳锋说，穿鞋的刀客比光脚的刀客拥有更高的身价。但在1965年，政府无力提供昂贵的穿鞋医生来保证广大农村的医疗卫生，是以赤脚医生应运而生。
这是一个地域特征明显的词汇，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种水稻，只能赤脚下水田，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的农村医务工作者。他们接受过三到六个月的培训，掌握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
这个词语来自于1968年9月《红旗》杂志上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赤脚医生”一词由此而来。
1969年10月1日，共和国20周年大庆，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一个特殊的方队令76岁的毛泽东向前微微倾斜着身躯，频频挥手致意。这个队列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数百万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还造就了中国最有名的一句骂人的话：二百五（没真本事且浑不吝的人）。“文革”时红药水（红汞）俗称二百五。赤脚医生没有受过正规医务培训，大伤小痕都用红药水，所以称之为二百五。加之赤脚医生本身多属野路子，修野狐禅，经常在村里制造悲情事件，后来，赤脚医生也就变成骂人的话啦。
但世卫组织专家张开宁给了赤脚医生们客观的历史评价：在病人最需要服务的时候，赤脚医生会及时出现，即使这个服务不是最佳的，甚至还有错误，但它是温情的，是全球医疗卫生史上值得称道的一段历史。
（杨继斌）
【三转一响（四大件）】
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指的是当时国家有能力生产，而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转）和收录机（一响）。这是中国青年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共同的坚硬理想。
这是那个年代的“热词”，是提倡艰苦朴素的时代，人们朴素物欲的全部诉求。女友们会唠叨、丈母娘会暗示；团支书也会号召要让亚非拉兄弟和美国的无产阶级都拥有四大件。
淳朴的民谣反映了四大件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位置。时有《择婿诗》曰：“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
在四大件中，自行车是王牌，是超必杀。拥有一辆自行车是少年们的成年礼，托纳托雷在《天堂电影院》中对自行车所象征的青春荷尔蒙，从另一个饥馑的时空给予了回应。在反映那个时代的电影《荒山之恋》中，女主角甚至在新婚的自行车头系了个绒毛小兔（想想时下小白领放在汽车里的小兔）做装饰品——在那个万物蛰伏的季节，这个细节极撩风情。
1990年代之后，中国逐步进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三转一响”被彩电、洗衣机、电冰箱、摩托替代。
（杨继斌）
【的确良】
“的确良”是一种布料，也曾是身份的象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人们已经厌倦了单调的灰蓝色服装，“的确良”以鲜艳胜出。它在审美上替代了绿军装，成为时尚男女的新宠。
不堪寂寞的女孩子们，开始偏爱各种颜色的“的确良”碎花长裙。而男孩子若用一件“的确良”衬衫搭配白球鞋，也是值得骄傲的事儿。
这种布料的推广得到政府的鼓励。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将更多的土地让位于粮食、蔬菜和棉花，1976年后中国曾大量进口化纤设备，从而引发了国人的衣着革命。虽然它的价格偏高，但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布票的限制——有些地方一尺的布票可以换来两尺的“的确良”。
不过，只十年左右，“的确良”就没落了。它冬不御寒，夏不散热，穿在身上更像是一张塑料布。
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人们试着改良它：保留了多样的色彩，但加入更多的棉布成分。“的确良”逐渐退出了国人的服装史。如今已不可想象，一种材料就可以影响全民的服饰意识。没有了计划经济之下物质短缺的“神奇力量”的助推，这样的盛况再也不会出现了。
现在，当人们回忆过往的时候，会这样问：谁还记得“的确良”？
（沈亮）
【毕业分配制度】
曾经一度，因为毕业分配制度的存在，毕业生们无需为找工作发愁，他们的就业会被国家统一安排。这一制度强调着对国家的服从，正是计划经济体制调配人力资源的手段之一。对于当时没有选择权的毕业生来讲，分配就是命运的被安排。
这项制度开始于1951年。由于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贴合，毕业分配制度曾对推动人才流动、协调不同行业和地区利益等方面起到了正向作用。
但是，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瓦解，其供需要求不能匹配的弊端也愈发明显。
到了1987年，政府引入了“供需见面”的新方式，那些曾经被忽略的不满也随之发声。用人方大量拒绝被分配过来的毕业生，毕业生也在抗拒被安排的单位。他们都对国家教委的调查组表达了强烈愿望：自主选择。这使政府意识到，取消毕业分配制度将是大势所趋。
此后12年，该制度的作用开始逐步减弱，至1999年已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消失。
如今的毕业生，还会偶尔羡慕毕业分配制度带来的安全感，但他们却可以自己决定，未来的事业将起步于何处。“人生目标”、“职业规划”等概念进入年轻人的生活，他们再也不是一块被体制任意搬动的革命砖头。
（沈亮）
【小英模】
小英模标志着政府战争动员和社会动员的道德与情感底线。他的人群尤指14岁（含）以下的萝莉和正太。这些天赋异禀的少年，在面对重大威胁和诱惑（多数超出他们经验范围）时，坚决（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地做出不利于自己的选择。小英模一般有党内、团内（含儿童团）或队内身份。
该词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早期代表人物放羊的王二小、小兵张嘎、小英雄雨来、鸡毛信的海娃、女英雄刘胡兰等，他们分别反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匪军”。刘胡兰是已知的中国共产党女烈士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只有14岁。毛泽东曾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革命战争年代，小英模往往意味着小英烈，他们作为共产党拥有最广泛群众基础及反动派毫无人性的证明被广为宣传，对鼓舞革命群众士气、增加对敌仇恨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小英模涌现，代表人物为阻止地主老财偷集体海椒被掐死的刘文学、为救生产队羊群严重冻伤的草原英雄小姐妹、火车轮下勇救儿童被压断左臂左腿的戴碧蓉、为救五保户老人被压死的韩余娟等。在这一时期里，小英模们所表现出的勇气、大无畏的精神以及对信仰的无比真诚，是当时许多成人所缺乏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用生命维护的利益之轻，与年轻生命的美好和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有着震撼人心的效果。他们的故事广为宣传，成为整个社会的净化器。
赖宁是小英模最后的，也是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这位14岁的少年因救山林火灾于1988年牺牲。据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全国树立的省级以上的少年英雄36个，其中90％左右都是上山救火、下水救人、与坏人搏斗、抢救公共财产等牺牲的。
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独生子女开始成为家庭中最核心的人物，“小皇帝”一词逐渐取代“小英模”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人文主义的兴起，小英模的宣传逐渐淡出各大媒体。
而今，最后一批曾经学习过小英模事迹的人们多临中年，他们已经可以在电视新闻里反思非洲部落冲突中的娃娃兵，并叮嘱自己孩子：在你成年之前，你不对任何危机天然地担负任何责任。
（杨继斌）
【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 图/梁伟驰
人们对露天电影带着乡愁般的怀念。只因缺乏，而格外感激。
那时的文化活动，不外乎几部演了又演的样板戏，广播里只有一副嗓音。人们穿着无线条的宽大衣服，处于缓慢的节奏中。无论是在外婆的小山湾里，还是北京的军队大院，对露天电影有着几乎相同的记忆：奔走相告的喜悦、密密麻麻的人群、在光束前伸头探脑的小孩儿、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以及夏夜里的蚊蝇。
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机开始攻城略地。露天电影慢慢得边缘化了。谁不想足不出户，就握有换台的主动权呢？而原本穿着拖鞋就去看的电影，成了精英式的休闲内容。
尽管如此，露天电影也还顽强地存在于电影商业市场所无法到达的缝隙。在农村或是城市的小广场，观众们可以免费看到刚下线不久的商业大片，或是主旋律影片。政府希望可以借此激发广大居民的爱国主义热情——他们并未放弃露天电影和它在传播学上的意义。
（沈亮）
【文学青年】
要触摸“文学青年”这个词更湿润的气息，必须求诸一个年代。那是60后以及70后还像蝌蚪一样年轻的年代。用当时的文学青年欧阳江河的话来讲，那是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
尽管在1950年代，执政者便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但在随后的20年里，文学创作实际上处于被压制和被控制之中。1970年代末的解禁，让整整几代人积累的审美熵瞬间爆发。人们发现在讨伐和叫骂之余，文字是可以美的。
在随后的几年里，刘心武抚摩一段夜幕的伤痕；韩少功声称他发现了一个种族发展的白痴原则；张承志在草原和牧场寻找原始幸福的渴望；王安忆让文字背后的道德民兵一片惊愕；舒婷、北岛让汉语尝试另一种表达。在这一时期，西川、海子、洛一禾、顾城以及稍晚一些的毕飞宇等一群人进入并离开大学，他们在坚硬的毛语之外，寻找一种新的话语表达。后者，以及他们身后一个庞大的青年人群，被当时称作文学青年。
那时，文青海子会带着自己的诗稿漫游全国，他会对饭馆老板说：“我给大家朗诵我的诗，你们能不能给我酒喝？”互不相识者以诗为名酗酒吟诵。西川被迫在自己的办公室接见串联的外地文青。小有名气者会各地游走并被祖国大江南北的MM仰慕。当然也有骗子浑水摸鱼。
海子之死（以及他所启动的诗人死亡的多米诺骨牌，骆一禾病故、戈麦焚诗自沉、顾城杀妻自缢），被视作这个时期以及这个人群的终结的标志。当年的文青王家新说，1980年代（的诗），到海子为止了。
随后是汪国真以及余秋雨的年代。再往后，文学青年就是骂人的话啦。
（杨继斌）
7/38/55定律——别人对你的观感，7%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38%在于你讲这些话时的口气、手势和肢体语言，55%来自于外表的形象和气质。
映射到看不到外表的网络，38%便成了主导因素。
帖子
21430
精华
0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男
来自
上海
在线时间
567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5-7
最后登录
2010-3-26
查看个人网站
查看详细资料
TOP
Horace
站长
管理员
文版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2#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8 16:12 只看该作者
消逝的经济词语
[放卫星 赶英超美 大锅饭 统购统销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价格双轨制 农业税]
【放卫星】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
官方只所以选择了“卫星”这个词，是因为1957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卫星”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耀，是“高精尖”的象征，是那个时代的“热词”。
经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政府组织的现场观摩，各地群众欢欣鼓舞的效仿，在随后各地掀起了陆续放出小麦亩产卫星的高潮，虚报数字逐渐增大，例如：8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湖北省麻城县溪建园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的事迹，该社早稻亩产达到了36900斤。随后，各大广播、报纸、杂志的相关报道宣传也进入了新的高潮，截至放卫星的尾声阶段9月25日左右，小麦亩产最高数是青海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8586斤，稻谷亩产最高数为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130435斤。
语言学家认为，词语像矿产一样，会因为过渡的使用而被淘空。恰因如此，“放卫星”很快因为其自身的臭名昭著，而被官方和民间双双弃用。几十年后，“放卫星”已经作为一个垃圾词汇彻底被汉语遗弃。人们在形容类似情况时，重新选择了“扯淡”、“吹牛”这些生气勃勃的词汇。
（杨继斌）
【赶英超美】
赶英超美这个著名的口号，是中国百年来被迫害感在1950年代的一次爆发。它洋溢民族主义的激情，其背后是对于“赶超”的单维度理解和乐观估计。
1957年11月，社会主义大家庭在莫斯科开会。趁着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热乎劲，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共识，“社会主义正在上升，资本主义正在衰退”。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作为苏联的小弟弟，毛泽东表示，中国要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12月份，刘少奇向全国宣布，中国要在15年内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
这一指标最终在高层被压缩到了七年。并随后提出十年赶上美国。紧接着，为实现这一梦想，“大跃进”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研判，苏联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理论已经落伍，凭借中国人发明的人民公社试验，中国很可能比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只需三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
彼时，英国年产钢量约为2000万吨，中国的年产量为535万吨。为了兑现愿景，中国决定1958年的年产量为1070万吨——依照如此速度，只需两年就可以赶上英国了。全国各地都是土法炼钢的小炼钢炉，大批黑不溜秋的大疙瘩被当成铁块送到了北京。一些地方甚至连锅都扔进了炼钢炉里。余华的小说《活着》生动逼真地还原了这一悲情。但盲目的计划让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央政府最终意识到这不是一个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愿望。“超英赶美”遂被搁置。
1995年，中国的钢产量增至9536万吨，终于超过了英美，1996年中国钢产量超过一亿吨，名列世界第一。200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
但这时中国人发现，自己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均和英美存在差距。
（杨继斌）
【大锅饭】
大锅饭概念的流行，最早可追溯到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真正的大锅饭，持续了也只有一两个月时间。
这个概念的再一次复苏，则要到了1980年代，“大锅饭”代表着在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干好干坏一个样，大家都拿几十块钱的工资，每天回家蜗居在一样的斗室里，吃一样的饭菜——很多时候甚至是单位食堂真正意义上的“大锅饭”。而到了这个时候，大锅饭已经成了一个值得批判的反面观点。既然经济效率是可以追求的目标，那么大锅饭就是需要反对的方式——与之相对应的则是“铁饭碗”，强调这种工资分配制度的终身性。
国企改革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而国营企业的工资也不再一碗水端平。1990年代末期之后，不仅“大锅饭、铁饭碗”不再出现，甚至连“打破大锅饭、铁饭碗”，都很少提及。
（胡贲）
【统购统销】
粮食领域的统购统销政策开始于1953年。那一年，红色新生政权遇到了粮食危机。由于政府将大量资源用于苏联模式的全力工业化战略——这符合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原则的信条，农业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落后的农业不堪工业化之重，再加上朝鲜战争而引发的国际禁运，粮食恐慌已有失控的前兆，粮食抢购风潮在全国蔓延。
作为应对，中央没有选择将农产品收购价提高到市价水平，而是寄希望于以固定价格强制收购制度，并适当加快合作化步伐。统购统销由此开始，其意是指，粮食只能卖给政府，并服从政府的统一分配。半年之内，这一政策就成果显著。1954年的粮食收购数同比增加77.78％，库存增加了51％。不久，这一制度就扩散开去，糖、烟、酒、自行车、铁锅等一切用品都被纳入了计划体制之中，统购统销。
过度收购使得农民吃不饱肚子，他们产生向城市流动的愿望。1958年，户口制度建立，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制度被以法律形式固定。
统购统销政策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进而引发了改革时期的最大举措与争论：价格双轨制——在不彻底瘫痪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发展市场经济。随着改革的深化，此项政策才逐渐由调整走向终结。
（沈亮）
【商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
提起合作社，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供销合作社——一种为满足农村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设立的销售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收购农产品、副业产品的商业机构，简称供销社。也有人称之为商业合作社。通常情况下都是村民每人投资几块钱，由生产大队统一进货，在村里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镇和乡村普遍实行了合作化道路，农业合作社不仅包括了供销合作社，还有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不同类型。
1952年后，供销合作社逐步建立起较完整的组织系统，形成了全国总社、大区总社、省级联社、市县联社、基层社五级组织，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上下连接、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供销合作社是活跃在农村的重要商业力量。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国家也逐步取消了商品统购统销政策，人们购买商品再也不用凭计划、票证，再也不只认“供销社”一个门了，传统意义上的供销合作社逐渐被个体杂货店和乡镇超市取代，有些早已经关门大吉，活下来的那些，已经转型为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而存在。
（黄金萍）
【价格双轨制】
价格双轨制是指同一产品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制定了几乎一切商品的价格并多年不变，这导致农副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工业品价格要么偏高要么偏低。
1984年9月召开的首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提出了双轨制价格改革的思路，并被提交给中央领导。
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发出67号文件，其中规定：在完成指令性计划以后，超产部分允许企业在不高于计划价格20％的范围内浮动。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发文取消了20％的限制：超产部分的价格由供需双方自由议定，国家不加干涉。
价格双轨制在价格形成上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不仅部分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把市场机制放到了和计划机制共存的位置上。除了统一收购价，粮食可以卖出其他的价钱，优质产品还可以卖出优价来。
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此后它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最重要的特征，被用到外汇市场、劳动力市场、住房制度、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
不过，人们很快发现，价格双轨制带来了新问题：官员利用手中调拨物资的行政权力，占有计划物资并转到市场上高价出售；由于转手倒卖的利润远高于正常经营和生产，企业热衷于挤入有限的低价采购通道，寻找倒卖机会……
到了90年代后期，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放开，价格体系基本理顺，价格双轨制就慢慢消失在大众面前。
（黄金萍）
【农业税】
在漫长的中央帝国历史上，“皇粮国税”一直是和天地一样的永恒存在。一个农业经济体，尤其是重农抑商的统治思想之下，基于农业生产的税收，是支持政权运转的基础。
新中国的农业税开始于1953年的“农业税条例”，国家规定，农业常年产量的15.5％必须无偿上缴。这略高于中国历史上的理想：十一而税。实际上，新政权与传统中国最大的区别，乃是最为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对国民经济最广泛的参与——这自然要求更多的粮食。因此，仅仅是农业税显然是不够的，广义上来说，国家以超低的价格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也是另外一种农业税。
最初的农业税，以实物方式征收，以村（大队）为集体单位上缴。改革开发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农业税变成了针对农民个人的无起征点的所得税。而1990年代前期以后，一方面由于经济作物的发展，部分农户家庭转向非粮食作物；另一方面众多的农民迁徙至城市加入第二和第三产业，其中相当部分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工人行业；还有部分城郊地区的农户，由于城市的扩展，土地被征收变成城市用地没有土地，从这一时期开始，每年的征收基本上以粮食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折合为货币征收。
直到2006年，中国才彻底取消农业税。当年农民因此增收336亿元。毕竟，对于当年4万亿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来说。300多亿的农业税，真的不算什么。
（胡贲）
7/38/55定律——别人对你的观感，7%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38%在于你讲这些话时的口气、手势和肢体语言，55%来自于外表的形象和气质。
映射到看不到外表的网络，38%便成了主导因素。
帖子
21430
精华
0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男
来自
上海
在线时间
567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5-7
最后登录
2010-3-26
查看个人网站
查看详细资料
TOP
Horace
站长
管理员
文版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10-28 16:12 只看该作者
消逝的政治词语
[人民公社 反革命罪 大字报 美帝苏修 思想改造 阶级斗争 大会战 政治审查 人民战争 接班人]
【人民公社】
与大多模仿苏联模式的照搬过来的制度不同，“人民公社”为中共所独创。
1958年，当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视察时谈道，“‘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这已在明示，“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
“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它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普遍存在于1958年－1984年。“人民公社好”，被人民网评为中共党史上的80句口号之一。
在人民公社内，农民的衣食住行都在公社控制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为了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予他们更多的经营自主权，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年宪法规定，农村建立乡政府和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基层政权机构和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分开设立。至此，以“政社合一”和集体统一经营为特征的人民公社遂告解体。
（沈亮）
【反革命罪】
“反革命”与“革命”一样，本都是中性词汇。但在中国的语境中，曾是严重的负面行为。当执政者的一切行动都被纳入“革命”的范畴之后，“反革命”就有了颠覆政权、倒行逆施的政治内涵，成为政治犯的罪名之一。
最早明确将“反革命”作为一种罪行的法律，是1927年3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公布的《反革命罪条例》。后来中共沿用了这一做法，于1934年公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中共建政之后，在1951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规定：“凡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之各种反革命罪犯，皆依本条例治罪。”
而1979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把“反革命罪”定义为：“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按照此部法律的规定，“反革命罪”侵犯的客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二十年后，随着政权稳固、社会发展，以及意识形态教条的打破，“革命”不再适合新的政情的需要。199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过程中，取消了该罪名，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取而代之。
（沈亮）
【大字报】
大字报，既是一种言语书写形式，更是一种政治工具。它在1950年代至1970年代末、1980年代曾流行于中国。
1957年5月19日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大学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很快，大字报这一形式就被反右斗争所利用。毛泽东由此称赞它是“新式武器”。
大字报的内容从不说理，意在政治宣判。它常以《毛主席语录》、国内外形势大好开篇，抓住被指控者的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无中生有等的办法，上纲上线，并以“砸烂狗头”、“横扫牛鬼”结尾。私下的议论、日常的琐事都会被强行曝光，纳入公共话语评判的范围。
看上去，大字报的发表似乎是完全自发的，无需任何审批程序，但却总是与中央精神相协调。
1980年，中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2年修宪之时，正式取消了“四大”条文。
大字报曾因可被政权利用的价值而生，又因中共的取消而去。如今，高校内的各类招贴海报必须经过审查。现在，有人把互联网与大字报进行类比，将它们称之为非主流的民间媒体，真正贯彻人人平等原则。
（沈亮）
【美帝苏修】
“美帝”一词来源于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的描述，它以共产主义的立场批判美国的围堵政策。在中共的官方语境中，美帝国主义一度是西方霸权主义的邪恶代表。“苏修”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晚于“美帝”，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的产物，意指前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不是对错误的修正，而是对真理的修正。中共也借此维护自己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
作为中共官方出现的高频词汇，“美帝”与“苏修”记录着时代特征，以及中国曾经历的大国关系史。
如今，失去冷战背景的“美帝”一词已变得中性，而在向西方语境中的“帝国”含义靠拢——描述美国的国家性格，及其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影响力及于全球之扩张。在民间话语中，“美帝”一词仅指美国国家本身，它的政治内涵已被消解。
邓小平复出之后，曾总结认为中苏各方都应检讨自己的错误。此后，“修正主义”这一概念开始逐步减少。随着前苏联解体和国内意识形态的淡化，现在“苏修”一词已经完全退入历史之中。
（沈亮）
【大会战】
革命战争年代的传统，一直都影响着我党的词汇库。人民军队经历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才最终取得胜利。解放以后，随着大批干部从军队转业地方，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最宝贵经验的党，自然会把这种军事管理体制带入社会管理。
人民群众所能体会到的第一次“大会战”，恐怕是1958年的“消灭四害”，每个小学生都要挖上百个苍蝇蛹，家家的房顶上都站着人，随时准备哄麻雀——大会战，要的就是个“大”字。随之而来的就是大跃进，钢铁大会战，水利大会战，全社会被动员起来参与这些战天斗地的运动。直到与人斗取代了与天斗和与地斗。大会战才让位于“大革命”。
但这个词实际上从没有消失。在体制内，大会战依然是常态之一“百日安全大会战”，“计划生育大会战”，“扶贫开发大会战”。当国家机器需要动员时，大会战依然是最常用的形态。只不过，随着公权力从私人生活的退出，在普通中国人的感受中，大会战已经是遥远的回响。
（胡贲）
【思想改造】
“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毛泽东曾言。思想改造，正是中共对原先的战俘、反革命罪犯、普通刑事罪犯以及其他普通人民群众的再教育，以帮助他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制度。
在中共建政之后，以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为著名。
1951年至1952年之间，知识分子开展了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在中共看来，这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上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现在，需要帮助他们将思想统一到马列主义与党的方针政策上来。
成果显著，到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之时，中共已成功将政治观点强加给了知识分子。在社会范围内，思想改造也同样收效明显。知识界变得孤立无援，在知识界以外，他们很少得到理解和支持。
现在，随着其对社会控制的放松、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不再具有强制性的宣传已和当年的“思想改造”有了天壤之别。
（沈亮）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有两层含义，在马列主义历史观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进步的直接驱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体现。1949年以后，随着马列主义全面占领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不仅成为历史教育的主线，也成为指导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但中国人民所熟悉的阶级斗争，则一直与各种政治运动相伴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30年里，阶级斗争就意味着，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身边一个接一个的人被划成阶级敌人——这是另一个与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概念。而对敌人，当然是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
1957年，各项工作指导思想就明确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出问题了，批斗地主；工业上不去了，批斗资产阶级；思想政治工作出了问题，批斗右派；党内出了问题呢？来一场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炮打资产阶级当权派。
直到1990年代，阶级斗争才彻底重新回到书本——现在，人们很少能听到媒体上提“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新世纪的和谐社会，自然也需要人们遗忘阶级斗争。
（胡贲）
【政治审查】
政治审查这个概念与“阶级斗争”息息相关。政治审查决定人们的“阶级成分”，进而直接决定人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既然阶级与阶级之间是有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反动阶级的人就不配作为人民的一部分享有同等教育、工作权利，否则将对革命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而要甄别出这些人，就必须有政治审查，简称“政审”。
实际上，早在红军时期，政治审查就一直是革命的法宝之一。当时的政治审查还仅限于对个人的行为和思想的审查——旧社会的政治精英们的家庭多少都有点家底。而建国之后，政治审查则扩展到了家庭、海外关系等个人无法选择的项目。当然，有无历史反动言行依然是最重要的项目。
政治审查一直不曾彻底消失，直到现在“政审”依然是部分高校的录取指标，以及所有公务员录取必须经过的一关。而就在今年，依然爆出有父母上访，儿女高考政治不过关的新闻。当然，如今的政审已经不考虑阶级成分、家庭出身的标签了。很多时候，这只是个程序。但可以预见，它还将永远存在下去。
（胡贲）
【接班人】
在1960年代初，针对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尤其是总结了东欧和苏联的经验之后，毛泽东提出了“培养千百万革命的接班人”计划。在最开始，这些接班人主要是遴选大中学生中的佼佼者，以确保红色政权的长远稳定。而最广义的接班人定义，则来自于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义务教育开始，人们就被分成了建设者和接班人两个群体。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必须具备那些条件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一，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的接班人计划被“文革”彻底打断——直到“文革”之后，随之衍生出了“接班”问题，大批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因为没有工作，顶替父母的工作，回到原单位“接班”。
直到1980年代末期，邓小平在考虑退休之际，才开始又一次提出整体的“接班人培养”问题。实际上，此后再也没有纯粹意义上的“接班人培养计划”。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谁也不可能具备足够的政治权威。在政权延续上，常规的组织程序和升迁越来越重要。
（胡贲）
【人民战争】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中，“人民战争”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组织人民、武装人民、解放人民、保卫人民，为人民利益而战，才能打赢人民革命战争。”
在革命年代里，人民战争最大的威力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在建政之后，“人民战争”的思想用于社会实践，则强调广泛参与。因为团结和组织群众已经不成问题。
中国人对于人民战争最直接的记忆，恐怕来自于电影《地道战》里最后的那句，“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伴随着无数手持锄头头戴白毛巾的青年农民们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上喊声震天地向前冲，鬼子队长露出一脸惊恐之色。这样的人民，自然是不可战胜的。
与人民战争相对应的，则是全民的军事化，毛主席一声令下，全社会都向解放军学习。连、排、班的组织深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忽视现代社会分工的“人民战争”不可持续。当社会重新走向正轨时，人民军队也要开始“职业化、正规化”，而民兵，也逐渐被更现代化的“预备役”所取代。当改革开放使得全社会褪去军事化色彩时候，国人再想找到过去的“人民战争”，只有去依然奉行着“先军政治”的朝鲜。
（胡贲）
7/38/55定律——别人对你的观感，7%来自于你说话的内容，38%在于你讲这些话时的口气、手势和肢体语言，55%来自于外表的形象和气质。
映射到看不到外表的网络，38%便成了主导因素。
帖子
21430
精华
0
积分
27676
光.影
5935 流明
毒.药
4589 毫克
哭.闹
2643 分贝
热.情
18438 ℃
阅读权限
200
性别
男
来自
上海
在线时间
5670 小时
注册时间
2007-5-7
最后登录
2010-3-26
查看个人网站
查看详细资料
TOP
‹‹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