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向中国献媚？“捧杀”中国2

还不能告别“摸着石头过河”
-——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特约撰稿李拯 | 北京报道
“”早就形成了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很多，你认为中国是否存在一种模式？
郑永年：我觉得要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你要承认中国确实有个模式，就像是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另一方面，有些人把“中国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对。任何一个模式都有优势，也有不足，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西方模式也一样。西方的民主模式、市场经济模式，都有一个演变、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
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从某些方面来说，模式早就形成了。现在很多人讨论的“中国模式”好像是改革开放后才有的。实际上，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30年，很难理解现在的模式。现在的模式只是改革开放以前模式的改进和发展。国家总体的结构还是一样的，只是好多地方改进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模式”早就存在了。
现在的问题是，谈论“中国模式”有时候显得过分政治化了。大家更多的是从政治出发，而很少有人做客观研究。
《瞭望东方周刊》：你关于“中国模式”的著作即将出版，你认为“中国模式”是什么？
郑永年：当然首先就是经济方面。从大历史来看，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世界上怎么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的工业领域作用很大。这在西方是找不到的。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因为中国国有部门很强大，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存在，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像西方的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在承认这个常态的前提下去寻找。
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政治过程也在开放，但是通过把好多问题内部化来求得解决。这是两种模式，难分优劣，每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劣势。
最重要的是开放度不够
《瞭望东方周刊》：有学者提出其实“中国模式”就是没有模式，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见招拆招。随着“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告别“摸着石头过河”这种路径了？
郑永年：我们没有很好地理解这句话。邓小平的改革是有目标的。目标是什么呢？那就是“过河”啊，就是要搞市场经济。搞市场经济这个方向非常明确。但要怎么样走向市场经济呢？这就要“摸着石头”了，方法是“摸着石头”，目标是“过河”。
如果改革方向不明确，各个既得利益集团之间互相争夺，就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走，就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
具体来讲，比如我们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是看现实，为什么在这些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就成为暴富的领域了呢？一些人利用改革的名义大力从这几个领域赚钱，改革的结果和原先的目标是相反的。
现在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摸哪一块石头不重要，能过河就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敢去摸石头了。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一个工具。
我看，“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现在仍然应该坚持。
《瞭望东方周刊》：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郑永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开放度不够。中国的成功就是因为开放。现在改革遇到的一系列困难，也就是因为不够开放。人们都说中国是最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是对国外和国际舞台而言。对中国内部来说，人们也可以把改革理解为一种开放，就是体制向社会群体的开放。
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重要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所以必须要开放，也就是要继续改革，这是唯一的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我们下一步应当如何继续“摸石头”？
郑永年：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不能无限地发展。要让国有和非国有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又如出口与内需方面的平衡，怎么样通过社会政策确立一个内需社会，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     何时才能为“中国模式”而自豪
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
文 | 杨光斌
“模式”是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把截然不同的东西归为另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有“中国模式”，就需要论证中国哪些东西是与已经存在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
认定有“中国模式”者大概受到两个因素的鼓励。一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最终在金融海啸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一个好的根据。
考察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主张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国家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理论抽象。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第二，应该也是最重要的鼓励性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奇迹靠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否因为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国的60年里，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后30年则是在探索中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导航下的市场经济，即事实上的“国民经济体系”。
经济史告诉人们，自英国、美国以后的包括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越晚，国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于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国家辅导下的银团+大企业模式；不同于法国，德国则是国家直接组织的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德国类似，日本、韩国等走的也是一条国家导航下的经济结构即“发展型国家”。
对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的落后国家，国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没有走出历史上被多次实践的、在理论上已经被总结出的“落后的优势”或“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共同性的规律，那么中国的社会体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规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学习和实践人类既有的社会管理经验，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哪个国家能在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      何时才能为“中国模式”而自豪
能否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资源，即集体主义文化传统之上的协商政治，而发展出一套不同于人家的民主形式又能做到“选贤与能”
文 | 杨光斌
“模式”是一个“理想类型”的概念，即把一些大致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把截然不同的东西归为另一类，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有“中国模式”，就需要论证中国哪些东西是与已经存在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
认定有“中国模式”者大概受到两个因素的鼓励。一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最终在金融海啸中灰飞烟灭。但这还不是一个好的根据。
考察西方过去一个世纪的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只不过是对主张国家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的反动。事实上，自20世纪初以来，国家的作用就越来越大，凯恩斯主义只不过是这种实践的理论抽象。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鼓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只盛行了30年，因而不能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
第二，应该也是最重要的鼓励性因素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中国崛起已经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中国经济奇迹靠什么？中国经济奇迹是否因为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在新中国的60年里，前30年实行的是典型的“苏联模式”，后30年则是在探索中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导航下的市场经济，即事实上的“国民经济体系”。
经济史告诉人们，自英国、美国以后的包括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现代化起步越晚，国家的作用越重要。比如，不同于英国的自由放任主义，法国在现代化起步阶段是国家辅导下的银团+大企业模式；不同于法国，德国则是国家直接组织的西门子、克虏伯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德国类似，日本、韩国等走的也是一条国家导航下的经济结构即“发展型国家”。
对于“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著名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在《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中提出了“落后的优势”理论，即越是后来的落后国家，国家和制度就越重要。他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是采用各种制度性手段的结果，而这些手段在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则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类似的存在。”
中国的经济体制目前仍是一种“国民经济体系”，中国还没有走出历史上被多次实践的、在理论上已经被总结出的“落后的优势”或“发展型国家”。
如果说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共同性的规律，那么中国的社会体制能否跳出既定的规律而形成自己的模式？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学习和实践人类既有的社会管理经验，比如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哪个国家能在没有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和政治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