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知识分子”

福柯：“我没见过知识分子”
福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看法很特别。由于这一看法不仅是他的一个学术观点，也关系到他怎样看待他自己的作用和他本人在社会与历史中的定位，因此这对于了解福柯其人是重要的。
福柯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这个词很怪。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从来没有遇到过任何知识分子。我遇到过写小说的人，治病的人，在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创作电子音乐的人。我遇到过教书的人，绘画的人，还有我从不知道他们干些什么的人。可就是没有遇到过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历史中曾自以为能够为人类、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和知识，但实际上能够为人类提供这种知识的所谓“一般的知识分子”已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特殊的知识分子”即专家：物理学家、基因学家、资讯学家、药理学家……福柯明确地说：“我在某一特定领域工作，我并不创造一种普遍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论。”
福柯这种“怪论”的实质，是以所谓“特殊的”知识分子取代“普遍的”或“一般的”知识分子，这种“特殊的”知识分子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只应谈论他所知道和所经历的东西。按照福柯的传记作家谢里登的看法，福柯认为，他自己的任务不是启蒙，而是运用自身的影响力去影响他在其中运作的特殊的真理规范；他的使命不是揭示真理，追求真理权力的意志属于无情的暴君，而只有暴君才需要专一而彻底的虔诚。所谓揭示真理是一种诱惑了柏拉图以来的欧洲人思想的仪式。尼采发出了它摇摇欲坠的第一个信号，并且提供了一条他称之为谱系学的出路。谱系学是“灰色的”行动，但它也是快乐的科学、假说的科学。对这种快乐、这种假说的热爱充满了福柯的全部著作。对他来说，不确定性不是什么令人苦恼的东西。他怀着其他人在揭示了真理后油然而生的喜悦之情提出假说。而对假说、创新的爱当之无愧地是对美的爱。
福柯对传统的知识分子定义的批判是从两个方面来阐明的：一个是否定的角度，另一个是肯定的角度。
否定角度的重点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预言家功能的否定。他说：“我认为知识分子--如果真有这个范畴的话，这一点既不能确定，也不值得期望--正在放弃他们过去预言家的功能。我这么说，指的不仅是他们对未来所作的判断，还包括他们一直渴望的立法的功能：‘想知道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什么是好的，跟我来吧。在世事的混乱纷扰中，有我来为你指路。’今日从事说话和写作职业的人的脑海中，希腊智者、犹太先知和罗马的立法者的形象仍然徘徊不去。”“知识分子的角色并不是要告诉别人他们应该做什么。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想想两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竭力表述的那些预言、承诺、指示和蓝图吧，那产生了怎样的后果，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以此来实现他的知识分子使命），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完成他作为一个公民的角色）。”
对于旧式知识分子自以为拥有的预言功能，福柯不但冷嘲热讽，而且深恶痛绝。他甚至连提建议都不能容忍。有人问福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提出建议，福柯说：“我认为并不应该由我们来提建议。一旦我们‘建议’--我们提出一套语汇、一种思想，这只会导致支配性的后果。我们应该奉献的是人们可能会发现有用的零件和工具。提高组建致力于这种分析的小群体，进行不懈的斗争，运用这样或那样的工具：在此过程中新的可能性将会得到开辟。但是如果知识分子又开始扮演他已经扮演了一百五十年的角色--某种预言家，致力于什么是‘必然的’，什么又‘必须发生’--支配性的后果又会再现，我们又会有其他的意识形态，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只有在斗争本身中，并通过斗争，积极的状况才会出现。”
在福柯对传统知识分子定义的批判中，从肯定的角度他又是怎样论述的呢？他说：“我梦想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普遍性的原则；他们在今日的迟惰和约束中寻找和标出薄弱环节、力量作用的路线和出口；他们不断地在运动，可又不知道正在朝什么方向走，也不知道自己明天的观点会变成怎样，因为他们太关注此时此刻了；他们不管怎样地运动，都要坚持问一个问题，即是否值得为革命付出代价。”
与传统知识分子绘制社会蓝图、预言世界发展前景、领导人群向某一目标前进的做法不同，福柯所主张的是一种随时随地的反抗、抵制、斗争和批判。他为批判所下的定义是：“不服管的艺术，或更确切地说，不以某种方式或某种代价接受管理的艺术。”“我认为批判是一种运动，它使主体被赋予一种权利”，即通过运用“一种自愿反抗的艺术，一种经过认真思考的不服从的艺术，来发现真理的权利”。 福柯告诉我们，无须屈从那些以往看来天然真实的事物的专断和凶暴，人永远能够鼓起勇气予以抵制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
福柯所提出的“不服从”和“自愿反抗”的重大意义在于，这种反抗权力的斗争并不是出于某种事先设计好的程序，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政治和社会蓝图，而是随时随地对于自身感觉到的压制的抵制。因此，这种斗争绝不会是无病呻吟或事出无因的。换言之，它一定会有切实的理由，而斗争的胜利一定会改善某些人的状况，改变某种权力关系，不会是为了某种虚无缥缈或不切实际的目标，更不会用一种压迫取代另一种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