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国藏家的对话！

五大假货横行沈阳文物市场
每逢周末，沈阳的各大文物市场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那些靠眼力“吃饭”的文物收藏者究竟可以在这里淘到多少“宝贝”？
 
古玩价值的神话，诱惑着造假者趋之若鹜，收藏者痴醉其间……本报前后几期的鉴宝活动吸引了众多收藏爱好者广泛参与，但是其中真品却寥寥无几。在参与鉴宝的500多件“宝贝”中，假文物占到了总数的4/5。
那么，在如今的沈城文物市场上，哪些文物较受造假者“青睐”，需要收藏者加倍小心呢？
在本报活动中，几乎每十位持宝人中就有三位持有玉器，而每三件玉器中至少就有一件出自“红山文化”。辽宁人藏玉多，藏玉者“红山”多，藏“红山”者“玉猪龙”多。但是，真的有那么多“玉猪龙”可以收藏吗？
红山玉：最受追捧也伤人最深
“我们拍卖行什么古董都可以看，就是不看红山文化的东西。”在沈阳，这是绝大多数拍卖行的“姿态”。
红山文化———尤其是它的玉器，时常遭遇“闭门羹”，已不是一两年的事情了。被拒收的原因非常简单：红山文化玉器假货太多，很多收藏“高眼”也难辨真伪。甚至，有一位台湾商人因为购买假玉猪龙而把自己买破了产。
教训屡见不鲜。几年前，有一位老者怀揣一件雕刻精美的红山文化玉器前往沈阳某拍卖行寻求买家。拍卖时，此古玉以百万元高价成交。数月后，这位老者又持一古玉器出现在该行，经专家鉴定认为又是真玉。因店方觉得此玉行情颇好，便以几十万元直接收购，希望拍卖时能大赚一笔，结果没多久，便发现此物为作伪古玉，再查此人———身份证是伪造的，老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后，该店对古玉一概既不吃进，也不拍卖。
有意思的是，假玉“横行”的同时，藏玉者的心态也随之浮躁起来———我不相信任何专家给我的否定答案，我一定要找到说“对”的人。
这种心理在个别“玉猪龙”藏家身上达到了几近偏执的程度。近段时间，几乎每周都有人邀请记者去看他的“玉猪龙”。当记者指出其为石头所造时，他们的理由总是：“石头做底料也有可能啊，考古没发现不代表这种可能性不存在。”
“可是，红山人为什么要制造‘石猪龙’呢？‘玉猪龙’可能是通神器，是权力的象征，那么‘石猪龙’能代表什么？”即便如此，这些收藏者仍会找专家、学者，一直不停地追问下去。
那么，“红山文化”究竟能出产多少“玉猪龙”？一位文物鉴定专家给出的数字是：不超过200件。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的20多年时间里，仅有3件“玉猪龙”被挖掘出土，另有数件从民间征集而来。按照现已发现的积石冢数量来计算，恐怕100件就已是一个极限数字了。
明知古玩市场上流通的数以万计的“红山文化玉猪龙”难有真品，为何还会有如此之多的爱好者买假、藏假？原因恐怕有二：一方面是红山文化奇货可居，一件玉器就可以卖出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只知红山之名，不知红山文化之实，在还没有搞懂“红山文化”是怎样一个体系时，就盲目买进，终致叫苦不迭。
在记者的调查中，每百位持宝人中就有25位持有瓷器，其中的真品不到一半。这些真品多集中于清代乾隆朝以后，并且品相多半不佳。
一位专家曾不无感叹地表示：“我从事瓷器鉴定40多年，见过的文物不下5万件，可是哥窑的瓷器却只见过1件。”可是，在如今的沈阳文物市场上，仿制哥窑、汝窑、定窑的瓷器却随处可见，样式更是从梅瓶到帽筒，几乎无所不包。
炫目瓷器：常让收藏者“花眼”
辽宁某大学的胡先生对中国瓷器颇有研究。一天，他在逛沈阳某文物市场，一名来自宜兴的商贩摊位上几件陶瓷一看就知是仿冒品，胡先生微微一笑下了。对方一见，连忙上前拉住他说：“我今天遇见高人了，如果您老有兴趣，本人还有几件家传之宝想请您过目！”
胡先生随其来到附近一小旅馆，对方搬出几只包得严严实实的陶瓷花瓶，胡先生细细一打量，见其中一只紫砂花瓶无论是色泽还是花纹都与他在宜兴博物馆看到的那只国家一级文物清代紫砂“黑衣回纹瓶”十分相似，顿时一阵心跳，经过几个回合的讨价还价，终以1500元成交。然而，后经鉴定，这件“稀世珍宝”也是赝品。但是等胡先生再去找那个宜兴商贩时，对方早已不见踪影。
“文物造假者多半只懂图纸，而不大懂文物所独有的文化内涵，这使得有相当一大批假货成了制造者想像力的堆积。”一位专家这样说。
曾有一位仿元代青花器持有者参加本报鉴宝活动，专家看过后发现，该瓷器物件上所绘制的图案竟然包括元代至正朝及其后多个朝代器物特征，是典型的赝品。
在沈阳怀远门内的古玩市场，总有几位南方来的“老客”叫卖“出土文物”，经专家“把眼”，他们骗人伎俩其实非常简单：在南方土窑选一批造型比较古朴的瓷器，然后，将瓷器浸在盐酸中，待瓷器表面发黄，产生裂缝后再将这批瓷器埋进土里。两三个月后，瓷器开始变得灰暗、陈旧起来……
除红山玉和瓷器外，最火的假文物要数“宣德炉”了，这种自出生之日即有人开始仿造的铜器，真真是让藏者费尽心思去琢磨，而结果却往往是“再次走眼”。
宣德炉：十炉十假
宣德炉的造假高潮出现在万历时期，南京的甘文堂与苏州周文甫所造的仿制品与真宣德炉只差一等，而被人搜购一空，以后各代各有不同。而现在地摊上所谓的落款是“宣德炉”的，几乎十炉十假。好在由于工艺复杂，一般造假者对文物的认识和把握不准，假铜器很容易看出破绽。
即便如此，仍然会有大量造假者为此铤而走险。事实上，在当代文物市场上，各种仿制铜器都可看到，除宣德炉外，仿造日伪时期出产的枪刺、古代的鼎和爵等都可时常见到。
电脑的发明给文物造假带来全新的“技术支持”，这一点运用在书画仿制上成了一柄“双刃剑”。
书画：当题跋遇到电脑
日本某公司使用一种超高倍照相机对我国大量珍品书画进行仿制，仿制的结果是：某文博院的院长在仔细观摩仿制品一夜后，激动地说：“这就是我们博物院里的东西。”
文物贩子们把这种技术用在歪道上：用电脑复制原作的题跋，然后再将其附于伪作上。一个问题产生了：假画“真”题跋。大师们尚可通过画风来推断画作的真伪，但如果有一天技术成熟到任何一台电脑都可以摹制整幅画卷的程度，我们又该如何是好？
当今文物市场上的假书画多集中于唐伯虎、郑板桥、刘墉等几位名家身上，大多可一眼洞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