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

杨恒均：北京，他们把民怨引向首都
文章提交者：国人心声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奥巴马和中国各地的“皇帝们”
十五年前互联网进入中国，十年前开始进入普通人家庭，今天，中国已经是拥有网民最多的互联网大国。网络在中国能够如此迅猛地发展，首先应该归功于中央政府。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身理工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江泽民就敏锐地意识到，在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都和西方发达国家差了一大截的形势下，要想拉近差距，一定要借助新出现的标志着从工业时代迈进信息时代的互联网。
十五年过去了，与互联网在科学技术、工商贸易等领域发挥的作用相比，其在政治变革、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方面发挥的作用则是更加巨大的，也可以说是无法取代的。这一点也是出乎当初大力鼓励与支持发展互联网的领导人的意外。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创下了世界奇迹，可与此同时，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与时俱进的政府管理机制、贪污腐败和贫富差距带来的道德败坏等等，也同样让世界各国目瞪口呆。在不久前的一次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痛陈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严格自律”，并进一步制定和出台多项规章措施，限制党员干部搞不正之风。
然而，缺乏舆论和公众监督的官员们，手中握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并不是靠“自律”和“规章制度”就可以限制住的，古代是这样，现代是这样，外国是这样，中国也是这样，没有“自律”和“规章制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事时候出现的互联网，可谓上天送给中国人的最好礼物。近年来，互联网这个有限的言论表达平台已经成为民众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官员、实行宪法赋予的诸多公民权利的最重要舞台。
可以这样说，过去十年，中国在体制改革上的任何一点进步，社会上很小的一个有益的变化，几乎全部和互联网分不开，而且很多都是率先发生在互联网上。例如2003年孙志刚案件后废除违宪的恶法，2008年曝光毒奶粉和2009年邓玉娇案等，举不胜举。
细心的人还应该注意到，北京政府在作出政策决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从网民的写作和发言中吸取意见。我就多次发现中央一级的文件或者政府领导人的讲话中，出现了早前网民们提议或者热议过的内容，有些几乎达到了惊人的相似。这说明，中央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愿意听取网络民意的。
当然，中国的问题一向不是那么简单的。日前，新加坡的李光耀说了一句值得深思的话，他说，中国不是只有一个皇帝，而是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皇帝。李光耀之所以用“皇帝”来指称中国各地的政府官员，恐怕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我们的体制使得各地的官员只对上面负责，并不用面对各地民众，加上手里的权力不受限制，使得他们实际上就是一个又一个的“皇帝”。这“皇帝”如果能够自律，或者自觉遵守他们自己制定和监管的“纪律”的话，那倒是民众一时的福气；如果他们不愿意，甚至胡作非为、无法无天，那民众还真是毫无办法。
这些年，随着公民意识的逐渐形成，各地民众与拥有绝对权力的地方官员、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形成了逐年有增无减的官民冲突以及小范围的骚乱。
那么，互联网在每年近十万起的冲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解读。依我看，网络民意不但有利于疏通长期积压的民怨，便于问题的解决，也客观上监督了各地官员，使得他们不至于胡作非为，部分弥补了我们政治体制中缺少权力监督的缺陷。过去几年，网民们在网络上揭露的级别较小的贪官污吏，并不比中纪委抓捕的要少，单单从这方面来说，民众自发的网络反腐就是对中央屡次下决心惩治贪污腐败的最好呼应与配合。如果中央真心实意要反腐败，不必去对牛弹琴要求官员们“自律”，只需借助网民力量就可以杜绝和消灭很多腐败现象。
如果从李光耀口中的地方“皇帝们”的立场出发，几乎都是会对网络深恶痛绝的，难怪有官员怀念没有网络的旧日好时光，感叹“要是没有互联网就好了”，其实这并不奇怪，如果没有报纸、电话和电视的话，那就更便于愚民统治了。只要看看，抽天价香烟的周久耕、骂民众为“屁民”的海事局长等是如何落马的，就能够感觉到一些有问题的官员在面对网络的时候，心中是如何的不安和恐惧了。
互联网上相对自由的信息流通和民众的言论自由向来不是掌权者们的所爱。相对而言，美国的“皇帝”——总统奥巴马就诚实多了，在访问中国时，他对中国青年们敞开心扉坦诚：作为美国总统，我有时并不希望信息那么流通。
但作为美国的“皇帝”，奥巴马即便承认自己不那么喜欢信息自由，他也无法干涉、阻止网络上的自由言论，因为他本身的权力就是受到限制的，而且，美国人和他一样清楚，如果没有对掌权者手中权力的监督和限制，靠他们“自觉”遵守纪律和“自律”无异于天方夜谭。
可是，中国各地的“皇帝们”就营造了另外一番景象。在过去几年里，我一直跟踪观察和分析各地政府官员们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事件，包括多起跨省追捕和半夜敲开网民的门宣布逮捕的恐怖故事，我想知道，这些事件到底是他们根据中央精神在实行维稳任务呢，还是他们自作主张。我发现这类事件中有相当高的比例是各地级别并不高的“皇帝们”为了一己之利或者某个小集团的利益而置国家宪法、法律和中央规定于不顾，知法犯法，贪赃枉法。
更应该引起北京警惕的是，这些地方的“皇帝们”在践踏宪法和法律而为自己图利的时候，还总是不失时机地把民怨引向北京最高当局。正如那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教训记者的小官员所言：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
当他这一句话一出口，哪怕他在自私自利甚至早就站在了党的对立面，也立即让民众对北京产生了极端不满。在这个时候，他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他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打压记者的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就成了北京政权在压制新闻自由。这种现象实在是值得北京当局深思的。过去几年，虽然直接来自北京关闭媒体和网站的指令少于以前了，可大家都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为什么？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是一些地方诸侯的所作所为。例如，一些地方官员严禁议论他们的文章与帖子，结果在大多数省份，竟然出现了可以议论国家主席，但不能议论市长和书记，只要你涉及到当地领导的，一律删帖；如果是跨省的，各地省份互通有无，你好我好。结果，他们以为一手遮天了，其实却把中国弄得乌烟瘴气。
对于那些真正破坏和谐无法无天的各地“皇帝们”，只要有机会，只要北京给了他们可钻的空子，他们都会不遗余力、想方设法打压网络言论自由的。但由于部分中央领导对网络民意的肯定和重视，使得他们并不能做到有恃无恐。更多的时候，他们很巧妙地利用天高皇帝远的优势，歪曲中央指令，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例如，关于网络治理，特别是扫黄打非等，这本来是一个无可厚非的政策，可是偏偏就有那些害怕网络民意的地方官员们变中央政策为己所用，试图把扫黄变成排除异己，压制对自己不利的民意。
由于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速度是世界所仅有的，短时间内有3亿多人上网，自然是鱼龙混杂、无奇不有，所以，清理整顿网络是必要的，但作为中央政府来说，应该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以法律的手段管理网络。
再说，如果说中国互联网需要“清理整顿”的话，那么最需要“清理”的是那些积累在网络各个角落里反映现实社会里无处可说的民意与民怨；需要“整顿”的则是各地网民们揭露出的利益集团和当权者们丧天害理的贪腐恶行。
杨恒均 2010/1/7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