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来龙去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威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起，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昔日的老大哥变成了“亡我之心不死”的“苏修”；印度政府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挑衅；侵略中国长达8年的日本，还未同中国恢复正常邦交。而此时，美国在朝鲜战场遭到失败后，又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南大门外。在此以前，美国还多方支持国民党武装特务窜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图建立大规模进犯大陆的“游击走廊”；而盘踞在台湾的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反攻大陆”。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使得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
在1964年5月至6月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把国防看作是与农业并列的“一个拳头”。他从存在新的世界战争的严重危险的估计出发，提出在原子战争时期，没有强大、稳固的后方不行。据此，他提出了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
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汇报中提出：“三五”计划实质上是一个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备战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8月23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它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关于各省发展农业机械化问题给的信中，对“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做了具体解释：“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从毛泽东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备战也好，备荒也好，一切都是为了人民。
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广为流传，妇孺皆知。
“三线”建设应运而生
1965年4月12日，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着中国的安全，因此，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
《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明确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地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汇报提纲》要求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地区，指出把“三线”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是关系“三五”计划全局和国家安危的大问题，也是解决长远和当前备战任务的一个根本问题。自此，经济建设的中心从解决吃穿用转变为备战。
所谓“三线”建设是对国民经济所作的一次重大的区域性布局调整，就是对东部（“一线”）和中部（“二线”）经济建设项目实行“停”、“压”、”搬”、“帮”，重点开发和建设西部（“三线”）。一、二、三线的划分，主要考虑国防与国防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考虑经济建设的需要。也就是说，一、二、三线的划分，不纯粹是军事的考虑，在可能的范围内，也考虑了经济的合理布局。而“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
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这一地区位于中国腹地，共约3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l／3，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为此，“三线”建设的布点与选址原则是靠山、分散、隐蔽、大分散、小集中。“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有：修筑连接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襄渝、湘黔等几条重要交通干线，建设攀枝花、酒泉、武钢、包钢、太钢等五大钢铁基地以及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和续建项目；煤炭工业重点建设贵州省的六枝、水城和盘县等12个矿区；电力工业重点建设四川省的映秀湾、龚嘴，甘肃的刘家峡等水电站和四川省的夹江，湖北省的青山等火电站；石油工业重点开发四川省的天然气；机械工业重点建设为军工服务的四川德阳重机厂、东风电机厂，贵州轴承厂；化学工业主要建设为国防服务的项目。
重大的战略决策一旦确定，举国上下即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行动起来，一时间“母亲送儿去远征，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情景再次上演。一、二线搬迁的工厂以及援建的人员，纷纷整装出发，浩浩荡荡，奔赴西北、西南，几十万人马从条件优越的东部、中部，从城市、院校来到了偏僻、荒凉、落后的大西北、大西南，开始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西部大建设。由于三线建设是在国力单薄的情况下，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的需要建设的，建设规模大、战线拉得长，选点多在偏远山沟，布局分散又不合理，生产、生活设施简陋、标准低，有些企业还建在地质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地方。
对于“三线建设”，素以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闻名的，这次却有些忧心地说：“‘三线建设’搞不好，睡不着觉。”
由此可见，当时的“三线建设”对中共中央、对毛泽东、对全中国是何等重要。为了让毛泽东睡好觉，建设计划以惊人的效率执行着。国家计委组织新厂建设；建委组织一线的“独生子”（即全国惟一的重要工厂）的搬迁；经委组织生产三线建设需要的设备和材料。一、二线的一些省区，根据中央精神迅速行动起来，发扬局部服从整体，小局服从大局的精神，组织精兵强将支援三线建设，并在自己的腹地山区部署了一批新建和迁建项目，包括军工、民用、交通、电力、通讯、文教、卫生等事业的建设。
1965年开始，大小三线几乎同时动工，可谓是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才，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之多、动员之广、行动之快，在中国建设史上是罕见的。在随后的16年中，国家总计投入2052．68亿元，动员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在祖国的大西北、大西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原，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三线地区大范围、大规模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改善，内地与沿海的差距逐步缩小，为应付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立足于打大仗筑牢了战略大后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