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 印象：一个寻找中国神话和奇迹的好地方

义乌印象：一个寻找中国神话和奇迹的好地方
文/亦忱
前言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有一句话是很多网民经常说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神奇的民族，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虽然经常说这句话的人，不少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调侃和传达其难以言表的意思，但是，今天我却要从最积极的意义上来使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开头。因为我所讲的故事，确实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一个可称为真正的神话和奇迹的故事。
对此，有人或许会不假思索地说，你要讲当代中国的神话，最好是到南海边的深圳去讲讲“春天的故事”。不错，这话确实有点道理：因为深圳这个当年的渔村，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平地长起无数高楼而成了南中国一个著名的大都市。然而，任谁都能看到，这个神话源于毗邻活力四射的香港，则是一个举世公认的事实。若是没有香港的辐射作用，深圳虽然不会还是个渔村，但也绝对不会是现在这般繁华的样子。所以，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神话，其成色是不够的。
还有人或许会提醒我，你要是讲当代中国的奇迹，最好是去黄浦江两岸的上海讲。这话也不错，对此，我有保留地予以认同。前不久，当我站在浦东的东方明珠电视塔上，环视十里洋场时，那种纽约的恢宏、巴黎的浪漫、东京的繁华、伦敦的矜持，几乎可以被上海的格局所包容的感觉，确实是令我这个老土顿生看到梦幻般奇迹之感。然而，当我回顾中国近代历史后，得知上海的奇迹是被老牌的殖民主义者建设了100多年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就对东方世界这个改革开放中诞生的奇迹不怎么感到惊奇了。因为早在1949年，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就已经是东方世界最著名的大都市，就连东京在它面前都有点自惭形秽，更遑论所谓香港和新加坡了。
自然，还有人或许会说，你要是讲当代中国的神话和奇迹，最好是去北京讲。这话绝对说的十分正确。正因为北京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权力中心和谋划中心，所以，所有的中国神话和奇迹，在紫禁城里，在中南海边，在三里河畔，都能找到其源头之所在。北京既出神话又出奇迹，乃世人皆知。若是我这个中国的村野匹夫在穷乡僻壤也敢拿北京来说事，我作为远离当代中国神话和奇迹的设计者、缔造者云集之处的乡间小民，被北京的侃爷讥为痴人说梦话到是小事，关键是我隔靴搔痒挠不到痒处，只会徒留笑柄，所以，我对发生在北京的神话和奇迹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今天，对一个中国草根而言，要说说近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神话和奇迹，只要拿一个地方来说事，我绝对相信，读者们一定能够从中找到中国式的神话和奇迹究竟神在哪里和奇在何处。
这个地方，就是浙江省中部的县级小城——义乌市。
在我看来，义乌市作为一不靠边，二不靠海，三不靠近大都市的浙中农业小县，既无工业基础又无旅游资源，能经历短短不到30年的发展，而成为全球商界瞩目，以“小商品海洋，购物者天堂”式的超级市场名扬天下，而引来世界各地的万商云集，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商业神话，一个毋庸置疑的经济奇迹。
一，你只有去过义乌才会知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哪里
我想，那些没有来过义乌市的人，恐怕永远不会感到自己手里拥有的人民币会有美金那样值钱，也永远不会知道“中国制造”的小商品价廉物美到了什么程度。自然，他也做梦都不会想到美国人不断地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在哪里。
比如说，去年，我曾用200元人民币买过由玉石项链、珍珠耳环及水晶胸针组成的5份首饰礼品，分赠给从外地来我家乡和相邻的婺源县旅游的五位朋友。结果，我后来居然从这些朋友手里，收获了价值绝对超过2000元人民币的礼品回赠。
事实上，你不去义乌市位于福田村的国际商贸城逛逛，你就是到死也不会知道，你早先在沃尔玛、家乐福和宜家等世界知名的超级市场里所形成的所谓商业帝国的概念，其实与小商小贩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根据我的经验，那些初次来义乌市国际商贸城溜达的人，若是没有向导，鲜有不在这座城中之城里迷路的。据义乌市的朋友告诉我，若是在该市最大的国际商贸城观光购物，你若在这座商业城中近3万个摊位上，每个摊位停留5分钟，按每天逛8个小时计算，恐怕得走一整年，才能看完这座城中之城里的所有摊位。若是你还想把义乌市全城的商业摊位都走一遍，我敢打赌，你就是逛上3年都逛不完。如今在义乌市，无论是中国商人还是外国商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观念：只有你想不到的日用小商品，而没有你买不到的小商品。
要是我在此告诉你，义乌市作位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小商品集产地，它在30年前，只不过是个县城面积不到10平方公里，全县人口有80%以上在土里刨食，此地仅用了20年不到的时间，就实现了城乡一体化。这如果还不算中国真正的神话和奇迹，那当代中国也就没有什么神话和奇迹可言了。
关于义乌市的神话和奇迹，可以说的话题自然很多。其中，我要最先说，也是最具世界意义的是，义乌市作为经济学上所谓“中国价格”概念的出产地，从这里流向世界各地的小商品，无论是对提升中国的形象，还是对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乃至对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预期，几乎为世人所公认：因为义乌商品就是中国商品“价廉物美”的代名词。如果说中国也拥有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铲平世界的力量”，这种改变世界的力量其实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更不在西昌，它就在义乌。只有义乌人和他们所携带的价廉物美的小商品，才能够横行天下，攻城掠地，无坚不摧。虽然美国人可以不断地迫使北京作出人民币升值的决定，但山姆大叔绝对奈何不了义乌市的小商品对世界发起的强大攻势。
二，草鞋、鸡毛和商业航母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早期，每当中秋节和春节临近时，总有一些挑着货担、摇着拨浪鼓沿街喊着“鸡毛换糖”的外地人，从我家门口来来去去。至于这些人来自何处，又将去往何方，于我一直是个谜。
后来，很多年过去了，是义乌的朋友们告诉我，那些当年摇着拨浪鼓去江西、安徽等地“用糖块换鸡毛”的人，几乎全是义乌人。其中，在义乌市一个当年叫廿三里镇，现在叫廿三里街道的地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过鸡毛换糖的历史。这个用糖换鸡毛搞出的“鸡毛产业”，实乃义乌市伟大的农民兄弟“无中生有”搞出来的第一个经典产业，一如义乌人后来“无中生有”搞出来的宾王市场、篁园市场和福田市场（即国际商贸城）等规模宏大的超级商贸产业。
如果我在此说，义乌市现今极具规模、如日中天的宾王市场、篁园市场和福田市场等超级商业航母，是义乌市廿三里镇那些当年脚上牛屎都没洗干净就上床睡觉的农民兄弟，以自己那双粗糙的手编制的草鞋和用自家熬制的糖块换来的鸡毛给打造起来的，大家千万不要说我是在胡说八道。
前不久，我从网上读到一篇介绍义乌市廿三里镇后乐村的农民们，是如何从“草鞋经济”到“鸡毛换糖经济”，到最后发展至如今“小商品经济”的学术文章。从中，才真正体味到，义乌市的商业神话和经济奇迹，是如何凭借义乌农民的创造精神才成就的，而绝对不是哪个救世主所恩赐的。这篇学术论文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义乌市这个当今世界最知名的小商品集产地的卓越声誉，的的确确是义乌市的农民兄弟用一双空空如也的手给创造出来的。
史载，当年义乌市廿三里镇的农民们在饥饿线上挣扎时，是万里、邓小平等人所搞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取代了捆绑农民手脚的人民公社制度，才使义乌市的农民兄弟重新获得了耕作土地的自由、外出谋生的自由和就地经商的自由。义乌市能有今日的商业成就，是众多像廿三里镇后乐村那样的农民们，在“鸡毛换糖”小商小贩的基础上，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中，为义乌市的小商品经济发展而别开生面，闯出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
在我这个义乌市的局外人看来，自70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的义乌市的历届党政领导班子，之所以令人肃然起敬，是他们顺应了底层贫苦农民发家致富的合理愿望和要求，在制度的创新上，在城市的规划上，在大小市场的建设上，在小商品产业的引导上，为这些苦大仇深的农民兄弟们实现世世代代都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
从天然资源贫瘠、地理区位毫无优势可言的义乌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大获成功的故事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草鞋换皮鞋”、“鸡毛飞上天”，至少在义乌市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的确确是一个已经发生了的神话般、奇迹般的故事。
三，“客人是条龙，不来就要穷”
2000年暮春时节，我在江西一个地级市的市委政法委员会工作期间，曾随同我市的一位市委副书记和市、区两级的公安局长们，前来义乌市考察过这座城市的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那几天，在义乌市的所见所闻，不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记忆，而且使我对这座浙中小城保有了持续不断的关注。
恕我孤陋寡闻，在我看来，仅就流动人口管理工作而言，恐怕当今中国没有一个城市会面临义乌市政府所面临的压力。因为，义乌市的流动人口数远超原住居民数：在三个义乌人中，至少有两个是外地人。这在当今中国，除了当年的渔村深圳之外，估计没有第三个城市可与之相比。去年的数据是，义乌全市常住人口加流动客商近20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数是70万本地人的近两倍，达135万人之多，其中，仅办理了暂住证的民工就达100万。为什么一个面积只有11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义乌市，能容纳这么多外来人口，并使之有业可就、有商业机会可寻？甚至连那些来自中东的阿拉伯商人都把这里当天堂般的去处，来了就不想回去？这，就要从义乌市的文化底蕴谈起了。
在义乌，有一句民谚是所有义乌人都会说的，叫做“客人是条龙，不来就要穷。”义乌市的人口管理政策，很好地诠释了这句民谚的精髓。
早在2000年的时候，义乌市就非常有远见地对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作了相应的改革，其户籍制度的革新恐怕一直是走在中国的最前沿。想想吧，7年前，只要你是大学毕业生，或是高中毕业在义乌市已经找到工作且有稳定住所的知识青年，义乌市都敞开大门接纳你，你都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在义乌市获得居留权，落户在义乌市。敢这样做的城市，中国还有第二个吗？像2003年湖北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打死在广州收容所里的事件，在义乌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样的城市，她不超常地发展，不积聚起最好的人力资源，不引来世界各地的商人们云集，反而是很难想象的。
一个在义乌市公安局当警察的朋友曾告诉我，他每逢处理外地人和义乌人之间所发生的纠纷时，无论本地人是否占理，他都要首先教育义乌人，要对外地来义乌经商、打工或旅游的人礼让三分，才是做一个义乌人的本分。因为人家外地人来义乌，绝对不是吃饱了没事做，来和你这个义乌人吵架的。外地人无意中冒犯了你，你得把他当作自己请来的客人对待，你还会有什么不可原谅的呢？
一个拥有如此文化底蕴的地方，你来了会不想留下来吗？
四，一个义乌农民的“龙灯理论”
在义乌市，我有一些户籍依然在农村，但却早就在城里建了住房并在城里经商或就业的朋友。令我一直很惊异的是，他们无一不非常珍视自己的农村户籍，从未想过把自己的农村户籍转为城镇户籍。这倒不是他们不喜欢当一个城里人，而是因为他们户籍落在农村，不仅医保、社保和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其经商、就业的机会和门槛与城里人一般无二。
与这些朋友交往多了之后，我才发现，最令他们舍不得农村户籍的原因是，他们作为“农民”，其身份所具有的双重优势是不言自明的：他们在城里或经商或就业，与市民没有任何待遇上的差异，与此同时，他们却在农村可以分配到宅基地建一栋城里人梦寐以求的私房。在农业税被取消之后，他们所分到的责任田，如果没有亲属代为耕种，可以很容易地转包给外地人耕种。虽然这种农田转包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收益，但是，若自己承包的责任田被城市建设征用了，自己却能够一直享受农地被征用后的长期经济补偿。在义乌市城里工作的农民，每年从村里领数千元征地补偿的人，可以说成千上万。所以，在义乌市当一个近郊农民的幸福指数，绝对远远超过大多数义乌市的城里人。
今年春节期间，我应一位家在义乌近郊桥头村的朋友楼先生的邀请，于正月十六日去他家做过一回客。那天，是一个晴朗的冬日。入夜后，一轮皎洁的月亮从天际线上爬起来，高悬在村里的每棵树梢上。
在晚宴之后，楼先生盛情挽留我们一行人观赏了一回义乌农民的迎龙灯表演。那个观赏龙灯的夜晚，是我这么多年来，在义乌市度过的一个最奇妙的夜晚。
在迎龙灯的人正在集结尚未行动之前，我由于好奇，想数数参与迎龙灯的农民究竟有多少人，便从伫立在村委会门口的龙头开始数起，顺着由条凳组成的龙身走了将近2华里路，才数清了有456个农民扛了同样多的条凳共有912盏龙灯，其组成的龙灯长度，将近800米。这可以说是我平生所看过的一条最长的龙。
按义乌市农村迎龙灯的规矩，龙灯经过谁家门前，谁家就必须燃放焰火或鞭炮，迎接龙灯的到来和礼送龙灯离去。同时，你还可以对这条巨龙许下今年希望实现的宏愿。当你的愿望实现之后，来年春节，则用添加龙身上的灯盏来还愿，这也就是为何义乌农村的龙灯越迎越长的原因。
大约晚上8点钟的样子，当这条从桥头村委会出来的巨龙游到我的朋友楼先生家门口时，楼先生的儿子和侄儿们则把摆放在门口空地上的一大片焰火和鞭炮开始依次燃放，居然整整燃放了近一个小时才放完。在放焰火和鞭炮时，这条800米长的巨龙则停在他家门前一动不动。
对此，我有点不解地问楼先生：“你家干嘛要燃放这么多的焰火和鞭炮？为何让龙灯停在门前不给龙灯空条路让它过去？”
楼先生告诉我：“我们这里自古以来的民俗是，龙灯路过谁家，谁家都得燃放焰火或鞭炮来迎接和礼送龙灯，尽可能地让龙灯在自家门前多停留一些时间。只有那些家境太差的人家才会点一挂小鞭炮敷衍一下。家境稍好的人家，都会燃放焰火和鞭炮迎送龙灯，这也是农民们在春节时扬眉吐气的一种娱乐方式。至于燃放焰火和鞭炮的数量，那纯属各家的自愿。按义乌农村不成文的规矩，燃放焰火和鞭炮的数量和时间，每家每户都会掂量自己的家境在全村所属的层次后，很自律地做出安排。像我家兄弟五个，家境尚可，不放个几十分钟的焰火和鞭炮，放掉2、3万块钱，在村里就会一点面子也没了。以后，我们兄弟怎么在村里做人？”
楼先生的回答，更刺激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继续问道：“就你所知，在义乌市农村，放焰火和鞭炮开销最多的人，会花多少钱来凑这个热闹呢？”
楼先生说：“在义乌农村，迎龙灯时燃放焰火和鞭炮，放掉十万八万的人大有人在。因为义乌市有钱的人，大多在农村。而我们兄弟，其实已经很低调了，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再说，我们一年到头在城里打拼，过年回家每个兄弟凑几千块钱，让子侄们开开心，其实也属人之常情，根本就谈不上铺张和浪费。我以为，赚钱，不仅仅是为了吃喝，也不仅仅是为了住上高楼大厦，其实，每年迎龙灯给我们全家老小带来的快乐，不是几万块钱能买来的。”
仔细想想也是，我们国家在每年的国庆节燃放那么多焰火，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五，关于义乌神话和奇迹的闲言絮语
据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在1988年义乌撤县设市时，义乌市的城区面积只有11平方公里。到了2004年，其城区面积居然突破了50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义乌市的社会结构也开始由金字塔结构向枣核型结构转化：暴富的人和极端贫困的人，在义乌市都是极其稀少的，而收入中等，有自己的住宅，有稳定的工作，乃至有自己的小车和工厂、商铺等产业的人，在义乌原住民中已经成为主体。义乌市率先进入超越小康水准的和谐社会，其实已经初步具备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我看来，义乌近20年来的超常规发展，其最核心的动力和源泉，是源于义乌的主政者一贯之的“商贸立市”战略的接力型实施，以及这一城市发展战略所带动的民众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巨大释放。也正是这种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巨大释放，才把那些以前在土里刨食而不得温饱的贫苦农民，大都卷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使致富之门毫无障碍地洞开在这些以前对市场经济懵然无知的人面前。
我相信，不管是谁，只要去义乌市小商品市场上随便做个调查，那些从事小商品经营的守摊者，十有八九都是义乌市的农民或是这些农民招聘的外地民工。义乌市虽然还有种地的农民，但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粮农了。现在的义乌农村，农民种果蔗、种葡萄、种杨梅，什么农作物来钱就种什么，稻谷即使有人种植，其种植面积与20年前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如今，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在义乌市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
今年初，我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结识了义乌市果蔗研究所所长吴德锋先生。他告诉我，由他所筛选培育的“义红一号”果蔗，因为“皮薄、果脆、甜度高、水分多”而在市场上极受消费者欢迎，其种植面积已推广到50多万亩，是国内品种最为优良的果蔗。种“义红一号”果蔗，一亩地所产生的效益可达7、8千块钱。吴所长为此很自豪地告诉我，义乌市的蔗农就是单纯种植果蔗也能够获得不比外出打工更少的收益。
义乌，这个当代中国改革开放造就的神话和奇迹，不仅能够很好地诠释，一个县级政府在现行制度的框架内究竟有多大的能动性，其作为或不作为，对一个落后地区的面貌改变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而且，最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是，义乌所创造的神话和奇迹，已经开始从根本上颠覆国内外那些最牛逼的学者关于中国农民的许多偏见。
据我粗略了解，国内外有不少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而见长的学者，对中国农民面对生存环境的态度，均有过这样的描述：当自身的生存状况受到威胁时，其行为多表现为消极应对，大多选择一些“内卷化”的生存方式企图度过难关，比如“勒紧裤带度荒”或“逃荒要饭活命”，并说这是由植根于中国农民身上的惰性和非理性所决定的；当自身的生存状况得到改善之后，其行为又呈现好逸恶劳色彩，不想获得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财富积累。
然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农民形象，显然和那些具有创业精神和开拓精神的义乌农民不是一回事。对于义乌的农民来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不光是种田的自由，更宝贵的是人身流动的权利和寻找创业空间的自由。在那些获得人身流动权利和自由创业空间自由的义乌农民眼里，土地已经不再是他们惟一安身立命的基础，而是流动的自由、创业的自由、经商的自由才至为宝贵。义乌农民之所以令人敬佩，是他们终于历史性地抓住了这一2000年才等来的难得的自由发家致富的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说，义乌农民的历史性成就，给广大中国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光辉的典范：等待国家的施舍，永远等不来富足的生活，而只能在准温饱线上摇晃。义乌农民的非凡成就，昭示每一个中国农民：你只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者，就是从贩卖草鞋、贩卖鸡毛起步，其前途也未可限量，关键是你要当一个有脑子的农民，要因地制宜找准自己家乡的优势产业之所在。
对此，我相信所有来过义乌农村，与那些义乌的农民企业家有所交往的人，肯定会相信我此言不虚。
结束语
只要去过义乌市的人，一定会为义乌市街道上车水马龙的景观而感到惊叹：这就是一个浙江省中部的县级小城吗？当我告诉那些初来乍到义乌市的朋友，那些满街跑的奔驰、宝马、宾利、保时捷等世界名车，几乎全是义乌市的农民在驾驶，而没有一辆是官车，他们无不对此感到不可思议。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概括义乌这座城市的特点，我会说：义乌是一座当今中国富起来的商人们扬眉吐气，那些看着商人发财的各级官员们心平气和的城市。
自然，富起来的义乌人在享受他们的富足生活时，也不是没有值得检讨的问题。例如，前不久，义乌市发生过一起匪夷所思的“命案”：四个富婆和一个男妓玩车轮转性游戏时，那个没有半点医学常识的男妓居然把伟哥当豆子吃，一下子吃了一大把，结果死在一个富婆的肚皮上。这种挑战人伦道德底线的案件会发生在今天的义乌，我想，它再明白无误地给所有的义乌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警告：在义乌进行新世纪的道德和文化建设，确实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在结束这篇文章之前，我记得一位在义乌市当局长的朋友曾告诉我，这座城市于去年获得国务院批准，今年已经开始享受地级市的某些管理权限了。
我认为，像义乌市这种能够制造中国神话和奇迹的城市，真值得中央政府用扩权来加以奖赏。
（2007-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