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闲事”恰恰是美国传统

美国人对自己国家了解之少令人诧异。最近，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席、一位长期供职于情报和政府部门的人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伊拉克战争产生了如此大的争议是因为它过于反常：“强调推行民主、强调改变政体、在伊拉克选择战争——这一切都偏离了传统的方式。”
许多欧洲人一定希望认为，伊拉克是美国外交政策方面反常的“新保守主义”观点的产物，偏离了美国的传统。许多美国人也愿意相信这一点。我们宁愿把自己视为一群热爱和平、经常内省的家伙，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一个身世清白、在历史上从未选择过战争而是被其它国家拖入战争的国家。
然而，这种自我形象与现实并不一致。美国人在历史上频繁地卷入战争，很少是由于确有必要。自冷战以来，美国发动的军事干预比其它大国加起来还多。对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干预都是在选择战争，正如现实主义批评家当时所抗议的那样，这些战争的发动是出于道义和人道主义目的，没有战略或经济上的必要。就连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也是在选择战争，不是为石油而战，而是在捍卫“新世界秩序”的原则。按照这些原则，侵略必须受到惩罚。也许正如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主席的科林&S226;鲍威尔(Colin Powell)所提议的那样，美国已经在沙特阿拉伯划出了界限。
冷战后时代美国的第一次军事干预——1989年入侵巴拿马，是一场为了“改变政体”和民主而战的战争。布什总统(George H. W. Bush)派遣了2.25万人的大军，把曼纽尔&S226;诺列加(Manuel Noriega)赶下台，并（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在“诺列加与巴拿马人民之间的”冲突中“捍卫民主”。尽管“从狭义上来讲”，美国国家利益并没有为战争提供合理的借口，但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S226;威尔(George Will)还是赞同这种“半球清理行为”(act of hemispheric hygiene)。这是“反对从狭义上解释国家利益”的一个论点。
实际上，美国人总是把自己的利益界定得很宽泛，将捍卫和发展《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阐述的自由与民主的“普遍”原则涵盖于其中。本杰明&S226;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曾宣称：“美国的事业就是全人类的事业。”而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也曾指出，美国人相信， “只有在全世界都实现了自然权利和自然理性”，他们的国家“才有意义……”。
这是真正的“传统方式”：深信美国的力量和影响能够而且应该服务于人类的利益。正因为此，美国才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比尔&S226;克林顿(Bill Clinton)的说法，或者说是“人类前进的火车头”——迪安&S226;艾奇逊(Dean Acheson)60年前的精彩表述。美国人确实也追求自己的私利和野心，有时手段残酷。这和历史上的其它国家一样。它们都难免伪善，用所谓的美德将自私掩饰起来。不过，美国人永远拥有这种参与全球事务的独特动力，一种意识形态上的正义感让他们爱管别人的闲事、寻求变化、坚持把他们宣称的“普世原则”强加给别人，通常是和平施压，不过有时也会诉诸战争。
这种持久的传统曾把美国人带入弊大于利的灾难，也曾把他们带入利大于弊的胜利。如今，这种信念被奇怪地称作“新保守主义”，其中毫无“新”意，也绝不保守。美国外交政策几乎始终是一种自由的外交政策。正如威尔所指出的，从一开始，“救世主式的冲动”就一直是“美国民族特性的一个永恒特点，也是美国人爱国精神的组成部分”。
然而，另一个永恒特点则是与现实不符的自我形象。这种歪曲的自我形象自有其高贵的起源，也许反映了一种值得称道的对权势“不买账”的桀骜不羁，以及因被当作欺凌弱小者而怀有负罪感，就算是在做好事也不例外。如果事情搞砸了，比如在伊拉克，美国国土上就会响起改变的呼声。即便是自称的现实主义者，也向往着回到想象中过去的清白过去，回到神话般的“传统方式”，回到从未存在过的纯真年代。其实，即便是在美国光荣诞生的时候，也不曾存在过这样的年代。
这是逃避主义，不是现实主义。真正的现实主义会承认美国的本来面目——一个野心勃勃、勤于思考、喜欢变革的国家，它坚信自己改造世界的能力，它充满成功的历史记录也足以支撑这个信念。
美国未来几年是会成功、还是会摔跟头，将取决于美国政治家们的智慧和能力，美国人民选择了他们来制定和执行其外交政策。不过，这种外交政策的大方向将与过去两个多世纪基本保持一致。任何其它情况都属于反常现象。
本文作者是一位作家，近日出版的《危险的国度》(Dangerous Nation)一书讲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史。（Knopf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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