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的上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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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薛老先生,今天,我们有幸聆教,想请您回顾一下您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经历。
答:早在1930年,我经耿嘉基[2]的介绍,考人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先充便衣警务人员,被分派在政治处社会股任翻译。后经捕房保荐,人震旦大学法律系半工半读。1935年毕业,获法国巴黎大学签署之法律硕士学位证书,同时兼任政治处法籍警官的中国法律教师及查缉班法律咨询。1938年,政治处增设马龙特务班[3],我任正探长。第二年擢升为一等督察长,年底又升任唯一享受法籍待遇的特级督察长,直属警务总监,直到1943年7月30日法租界被汪伪"接收"为止。
问:您在法租界从警13年,且从警官提升至特级督察长,一跃而为法捕房中华人最高职位者。我们认为,您的这一传奇式的经历,是有历史价值的。无庸置疑,您对法租界的内情知之甚多,我们愿闻其详。
答:我的经历学历,特别是我所在的政治处的特殊条件,使我对法租界,尤其是捕房方面的内幕,有相当的接触。况且,我从警的岁月,正是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既多变又复杂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我为法租界当局服务,了解了洋人与官吏、洋人与流氓、官吏与流氓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那就是如何在利害冲突中相互利用、相互倾轧;另一方面我在我妈妈"你要爱你爸爸的祖国"［4］教诲下,热爱中华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在良知和正义的驱使下,洁身自爱,周旋于各方之间,并通过特殊的关系,传递法捕房逮捕中共领袖的情报、领养被捕女共产党员的孩子;抗战爆发后,既为抗日的重庆政府在沪机构及戴笠的"军统"［5］效力,又为中共在上海的“八办”［6］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尽心,对国家、对民族、对抗日战争尽了棉薄之力,并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
(以下薛老先生详述了自19世纪中,法国驻沪领事向清政府上海道台正式提出居留民地要求,中经三次大的拓展,至20世纪初法租界定型的历史过程。因篇幅关系,暂略,待后再行发表。)
问:追溯的时序已经到了20世纪20年代,上海法租界也已经定型,法租界的殖民统治日臻完善。现在,请薛老先生转入法租界殖民统治这一话题,详加叙述。
答:法租界的统治大权,由法国驻沪总领事独揽。［7］其下有两个重要的机构。一是公董局,［8］主持行政事项。公董局初建时,机构很简单,以后渐有增设。30年代后,公董局的机构,据我所知是这样的：公董局由董事会组成,设总办一人,下设秘书、捐务、工务、教育、卫生、植树、火警等处及直属的靶子场和无线电台。[9]二是巡捕房,负责治安事项。巡捕房设置的年代要早于公董局,初期规模很小,以后发展迅速。[10]30年代后,巡捕房机构庞大,设警务总监一人,除秘书处(又称总务处)和司法顾问处之外,又分为制服与便衣两部分,各有副总监一人负责。制服部管理穿着巡捕服装的警务人员,下设交通处、警务队(又称防暴队)、装甲车队(又称汽车修配问)和制服缝制间,并辖贝当、福煦、卢湾、嵩山、麦兰、小东门六个捕房；便衣部管理穿着便衣的警务人员,下设刑事、政治两处及鉴别科(又称手印间)。刑事处下有采访(又称行政)、外勤、正俗(又称花捐)、文书等股及"强盗班"(专门缉捕强盗案);政治处下有社会、外事、查缉、文书等股及译报宝,1938年又增设特务班(又称马龙特务班)和物价管理处。不论是公董局还是巡捕房,所有重要职务,均由法国人充任,此外雇佣一部分其他国籍者和华人协力辅助之。
上面我曾谈到直属于总监的司法顾问处,它的情况是这样的:根据中法条约,法国领事对法租界的法国侨民拥有司法裁判权,一般称为领事裁判权,由领事法庭[11]行使司法权。同时,法国领事还攫取对租界内华人的司法审判权,成立会审公廨[12],由中国官员会同法国领事审理民刑案件。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有关司法的协定[13]在上海法租界里设立中国法院,取名上海市第二特区法院及江苏省第三高等法院,[14]审理民事案件,但刑事案件的检察权,仍由法捕房行使。为此,法租界当局成立了司法室和捕房律师制,由副领事代表捕房在法租界新设立的中国法院内行施检察官职权。同时,在巡捕房设置司法顾问处,作为捕房内有关中国司法问题的咨询机构,并负责训练法籍警官熟悉和运用中国的法律知识,我即担任司法顾问?处法律教师及法律咨询。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该条约,法租界当局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治安紧急条例》,[15]因此,在客现上减轻了对中共和进步人士的迫害。
问:租界司法权是一个相当值得探讨的研究课题,我们有兴趣留待稍后专门议论。请薛老先生回到您所服务的巡捕房政治处这一范围来谈。
答:可以这么认为,法捕房政治处是三四十年代,法国人在法租界统治的神经中枢。据我所知,政治处的前身是捕房刑事科下的一个附属小组—-政治组。那时适值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之际,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萨而礼手下有一干员叫程子卿,时任政治组探长。程子卿是江苏镇江人,读过三年私塾,后在米店当学徒。大约在1900年前后赴沪谋生,在十六铺认识黄金荣,遂与黄金荣等结拜为帮,称为"黄老大"、"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16］。因其皮肤暗黑,绰号"黑皮子卿",系青帮［17］"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的关系,入法捕房当了巡捕。1921年7月间,中共在法租界望志路(今兴业路)一幢中式房子里［18］准备召开大会时,有一位身穿蓝袍黑挂的人,前往传达法租界当局的通知,要求暂缓或移地开会。这个人就是程子卿。因为法捕房事前已在该处附近捕获了一名企图在中共开会时进行破坏的、北洋军阀派出的凶手,并搜出手榴弹两枚。为避免发生意外,所以通知延缓开会。此事可在法捕房档案中查到。程子卿利用探长的身份,与居住在法租界内的国民党各派人物,都有联系,更有杨虎、陈群,同为青帮人物,引为好友,因此消息十分灵通,深得萨而礼的倚重。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在龙华召见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程子卿亦在座;且早于政变前两个月,就已预测中国政局将有重大变化,即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及国共两党行将频临破裂,并为事实所证明,由此受到法国外交部的重视和赞赏。"四一二"政变中,程子卿出了力,事后经杨虎保举,国民政府颁发程子卿"青天白日三等"勋章。胡汉民、汪精卫各赠他亲书字轴一幅,程子卿把字轴挂在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和平坊4号厢房会客室中,以为荣耀而自豪。因为当时国民党的三大立柱,就是军事蒋介石、政治胡汉民、党务汪精卫。尔后,程子卿也为共产党和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激起了国民党内一些人的不满,从1931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最后两次还附有子弹,并曾在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刺未中。嗣后程子卿上下班,捕房派员护送达半年之久,直到抗战爆发,才得以平安渡过。由于他对人民做了一些好事,解放后被审查时,幸蒙宋庆龄先生力保,在年老患病期间,才未予关押。未几即病死在家中。
话再说回来。政治组的情报由于受到法国政府的赞赏,萨而礼因此越三级而升为督察长职衔,再被委为新成立的政治处处长,时为1929年。
政治处的任务,主要是收集蒐制中国政情变化及军事,经济、社会动态,调查登录中外各种党派及社会团体的情况,并专门关注在法租界内居住活动的政治人物及社会名流。
30年代初期,最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各派系、共产党及其他进步人士,在法国当局的"中立"政策下,把法租界作为政治舞台而激烈较量。例如第三党［19］方面。1931年初夏的一天,一辆黑色轿车驶抵徐家汇路(今肇家误路)离枫林桥桥北不远处时,被法捕房越捕［20］670号发现车内有一人被挟持,该人嘴巴被白布塞着,遂起疑窦高呼"停车",并呜枪两响警告。轿车不易脱身, 即把该人推出车门,急驶逃去。越捕随即抄下该轿车照会号码。那位被绑架之人却是著名反蒋派第三党负责人邓演达先生。[21]邓先生是在其法租界国富门路(今安亭路)44号寓所里遭人绑架的,脱险后,由法捕房派人送他回邓公馆。事后,经法捕房查明,该汽车照会号码系在公共租界注册,车属上海警备司令部。据此,法租界当局向上海市政府并通过驻华公使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法捕房还经过调查,得悉邓演达的亲信家仆(广东人)行迹可疑,为防意外,通过我转嘱程子卿告之宋庆龄女士,大意为:应请邓先生特别注意,并切戒一人随便外出,最好通知捕房派人保护,以防不测。但是,邓演达不以为然。一年以后,我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长杨凤岐闲谈时,杨透露说,那次绑架邓演达是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王兆槐和他两人驾车所为。
不出数月,邓演达因事外出赴愚园路愚园坊20号第三党党部办事处,[22]又一次被其家仆出卖,在途中近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仍被王、杨二特务绑架,后押送南京。[23]宋庆龄女士闻讯后亲赴南京营救。经与蒋介石交涉,蒋答应不杀邓。不料至同年11月29日,邓与蒋在主席办公公室会谈时,双方引起争执,邓被蒋的侍卫长王世和开枪射死。[24]由此,爱国民主人士对南京当局的食言、不讲信义的行为,深表痛恨,宋庆龄女士不再去南京出席国民党召开的会议。这是她与蒋氏决裂的开始。[25]
一年后,[26]寓居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宋庆龄、蔡元培的领导下,[27]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31号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28]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并准备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29]法租界成了民权保障同盟活动的中心。
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压制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就想方设法与上海租界当局取得默契。在公共租界,英美当局口头承诺不准民权保障同盟在其界内召开任何会议;然而法租界当局出于自"中立"立场的考虑,认为未便干涉。而且宋庆龄女士曾通过著名的留法工程师赵志游[30]先生,向驻沪总领事巴台士(Baudeg)取得谅解;又通过赵志游夫人玛格莉特(法国人)与我直接联系(赵志游曾任国民党杭州市市长,我在杭州与江赛珍女士喜结良缘,赵志游是我们的证婚人。因此,赵志游夫妇与我过从甚密),使我有幸认识宋庆龄女士,并在程子卿的配合下,为宋庆龄
女士做了二些有益于进步事业的工作,这是我一生引以为荣的。不久,民权保障同盟在法租界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基督教青年会大厦九楼餐厅召开了成立大会。[32]参加大会的著名中外人士有宋庆龄、鲁迅、萧伯纳[33]等100多人。[34]南京国民政府不能有效地遏止爱国民主人士在法租界的正义活动,就不择手段用残暴的方法来杀害他们。
1933年6月18日上午七时左右,[35]中央研究院驻沪办事处主任、[36]民障权保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先生(住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裕德里7号),[37]在亚尔培路331号办事处[38]门口被蓝衣社行动组组长赵理君(曹立俊)、助手陶士能等特务开枪杀死。事后凶手乘警备司令部王兆槐、杨凤岐所开黑色汽车向南过枫林桥朝华界逃去。我当即奉捕房命令,随法国探长席能,赴出事地点调查,并把杨杏佛的儿子杨小佛抱起送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急救诊治。杨杏佛遗体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入殓时,[39]前往吊唁的有宋庆龄、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人。[40]事后据程子卿的报告,杨杏佛之被暗杀,原因有三:一是1932年1月起,蒋介石每月津贴杨杏佛5000元法币。3月初,杨全数退还。这是杨被害前一周亲口告诉程子卿的。程分析认为,这表示杨与蒋不合作(法捕房政治部"S"档案报告可以查稽)。二是杨杏佛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设在中央研究院上海办事处,[41]并组织营救中外进步人士,如牛兰夫妇、陈庚将军、廖承志等,[42]引起南京当局极大不满。三是"杀一儆百",借以威胁宋、蔡等人。
当时,除了反蒋政治运动彼伏此起外,法租界内的工人运动也日益兴起。值得一提的是发生在法商水电公司[43]的两次工潮。一次发生在机务部,另一次发生在车务部。前者由法捕房与杜月笙勾结,被镇压下去;后者在法捕房与流氓势力的矛盾中,由杜月笙插手煽动,随后又在他们的互相妥协下,被镇压下去。
1930年,法商水电公司机务部修理电车的一千余名工人,[44]因生活关系,要求适当增加工资,遭到资方的拒绝。工人在徐阿梅[45]领导下罢工。[46]资方曾多次设法笼络徐阿梅未果。罢工经一个多月,颇得社会舆论同情,《申报》、《新闻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谴责资方。法租界当局深恐事态进一步扩大,下令限期解决。法捕房总监费沃利上尉(Capitain Fiori)找到杜月笙,要杜从速解决;并提出如杜不能办到,法租界当局将下令禁止租界内的一切烟赌,否则将俟工潮平息后,再考虑是否开禁。
问:费沃利要杜月笙出面平息工潮,除了杜是公董局华董,且经常插手工潮外,为何要与禁止烟赌捆绑起来呢?
答:说来话长。简言之,1925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在法总领事万格林[47]的默许下、法捕房总巡费沃利上尉的同意下,开设三鑫公司,[48]包运鸦片,并伙同广东潮州、大埔两帮土烟商运销内地烟土,后又开设三大赌场,就此暴发。鸦片烟土在法租界东新桥(今浙江南路)宝裕里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富山路定康里公开销售;赌场设在福煦路181号(今延安中路卢湾区妇婴医院)、西藏南路诸家桥申吉里及东新桥宝裕里第一弄内。因此,法租界内的烟赌业既是流氓势力麋集之场所,也是其经济收入之主要来源。
杜月笙在财路断绝的压力下,找了徐阿梅,示意愿收徐为徒弟,并每月津贴300大洋。[49]然而徐表示除讨论工人所提条件外,不愿接受其他种种。于是,杜乃指派门徒,臂戴印有法国国旗的袖章,威胁工人上班。但仍没有结果。
当时,上海法商总会认为费沃利这样做,有伤法国的体面。后来,法国政府下令撤换费沃利,并调回法国。[50]
但是工潮不息,影响烟赌营业。杜月笙遂重金贿赂法捕房政治部一些中西警务人员,如查缉班[51]班长马慕雅(M.Marmocat)、翻译陆殿栋(又名陆昭化)、探目范广珍、赵子柏等,共同策划,事先模仿共产党传单式样,写上煽动罢工的字句,并由范广珍经手向金陵东路高生大纸号代印数百张。当天晚上,即由马慕雅率全班人到徐阿梅家搜查,硬把传单塞在徐的床铺下,将徐押解法租界第三高等法院。[52]捕房承办此案的律师是费席珍,与社月笙关系密切。结果演出了一场栽赃陷害的丑剧,把这次罢工说成是共产党煽动的政治事件,以"危害民国"、"妨碍秩序"罪,判处徐阿梅徒刑十年。此后,张福宝、石金福等拜杜月笙为师,领导法电工会。这场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就这样被镇压下去了。
费沃利上尉奉令离职后,由法伯迩(Colonel L. Fabre)中校接替。法伯迩鞭直清廉,不愿与流氓打交道。杜月笙认为没有一个人是不爱金钱的,企图拖其下水。不久,杜月笙通过留法的张翼枢[53](公董局华董)赠送法伯迩一副"金台面"。这付金台面是用200两黄金打制,碗、盆、杯、碟、匙、筷一应俱全,装于雕刻考究的红木小箱里,我亲眼见过。岂料法伯迩不但拒绝收受,而且要杜月笙在《申报》、《新闻报》上刊登启事,说明送此厚礼的目的,并保证今后不再做类似的事情。否则的话,法伯迩要下令把杜月笙驱逐出法租界,以儆不贷。尽管杜月笙讨了个没趣,却绝不会就范人彀。法伯迩坚不退让,依然故我。双方关系紧张,形成僵局。
后来,杜月笙的出窝弟兄高鑫宝[54]建议挑起法电车务部工人罢工,给法伯迩"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杜月笙指使在法电任抄表间主任的徒弟赵志英、[55]徒孙沈静彝[56]等,鼓躁起车务部工人罢工。
法电工人本来就不满资方,赵志英、沈静彝等一点火,自然就燃烧起来了,[57]并由赵志英取得了罢工的领导地位。[58]一时声势浩大,电车停驶达两个月之久。[59]
法伯迩为避免事态再扩大恶化,与督察长曹炳生和我商议对策。三人沉思良久,然后我建议说,近百年来,上海华洋杂处,结合了旧的封建社会,有根深蒂固的流氓势力,情况十分复杂。我认为处理任何弊端,不宜太严,也不应太宽,可定下一个原则郑重处理。是否着令杜月笙改登报为用中文八行纸写一份悔过书,承认送金台面的错误并保证不再重犯,予以道歉。这封信,可由张翼枢代为送交(法伯迩)中校。这样既维护了总监的尊严,又给杜月笙以面子,是私下认错而不是公开出丑。法伯迩欣然同意我建议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杜月笙对我提出的建议表示接受。金台面事件就此了结。于是,杜月笙马上转过来帮助资方平息工潮。[60]结果赵志英、沈静彝两人被开革。以后赵到华格皋路(今宁海西路)杜月笙公馆做事,抗战期间随杜到香港九龙柯●杜宅,后赴重庆。沈则回浙江南溪故乡,重操客运船旧业。
从此,法伯迩视我为心腹,十分信任重用我;黄金荣、杜月笙也对我另眼看待,称我"小弟弟",还每月送我500元"车马费",以资联络。我在法租界捕房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注释】：
［1］薛耕莘(1904—— )，小名小毛，字仰衡，法名约瑟夫•薛，生于上海浦东陆家嘴。天主教教徒，父亲薛仲江曾担任浦东陆家嘴英商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母亲是英国人。1913年赴比利时求学，入鲁瓒天主教小学。1917年回国,入上海徐汇公学，毕业后，先在松江邱家湾圣心教会学校任法语教师,后在上海《法文日报》社任翻译。1930年考入法租界巡捕房,任政治处社会股翻译。旋入震旦大学法律系,在职求读。1935年毕业,获法国巴黎大学颁发之法律硕士学位,同时,兼任政治处法籍警官之中国法律教师及查缉班法律咨询。1938年任马龙特务班正探长。次年升为政治处一等督察长,未几擢升为特级督察长。1942年入青帮张仁奎门下,遂有"通"字辈名份。1943年赴香港治病,与国民党军统发生关系。1943年法租界被接收后,历任汪伪上海特别市第三警察局督察处副处长兼经济科科长、麦兰分局(后改称黄浦分局)局长、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特高处处长助理兼情报科科长。1945年8月任国民党上海行动总指挥部特警组组长。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上海市警察局政治处处长兼第三区警察局局长.1946年调龄军统驻北平办事处.旋又调任三东北保安司令部长官部任督察处上校参议。5月,以"通共"罪被捕,押回上海。1948年无罪开释。旋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1年4月被上海市人民政府逮捕,判无期徒刑。1975年特赦。1976年2月返回上海。1981年5月予以平反，1981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1990年5月起事受离休局级干部待遇。
［2］耿嘉基(1899-1944)字绩之,江苏松江(今属上海市)人。30年代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上海市政府秘书。1938年7月主持《循环日报》编务,共产党人恽逸群曾为该报组织与撰写评论文章。l941年9月起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后补监察委员、中政会外交专门委员会委员、上海特别市第八区公署总务处长等职.1944年2月自杀。
［3］马龙特务班： 1937年八一三淤沪战后,日军侵占上海华界并扶植汪伪"76"号特务向租界渗透.为应付日伪势力.法租界巡捕房于1938年底,在政治处增设特务班,与日驻沪宪兵队商定:日伪在法租界内不得自由行动，如有拘捕等行动,须由日宪兵队事先通知法捕房特务班会同处理。该特务班设于嵩山分局内,由法籍警官马龙(P.Maron)任第一任班长,故称之。1940年马龙擢升政治处处长.特务班班长由拉蒙接充,并改隶于刑事处。
［4］薛耕莘父亲薛仲江,专长棉纱业,曾任英商上海鸿源纱厂棉花部主任,信奉天主教,系主母会相公出身,并由此得识侨居上海的英国籍女士孙美莉(Mart Samgster)结为伉俪。1908年薛仲江病故。1916年孙美莉病重，急电召远在比利时读书的儿子薛耕莘回沪，临终时谆谆嘱咐薛耕莘：“你爸爸中国人，你要爱你爸爸的祖国。你不要加入英国籍。因为中国是个有高度文明的古国,将来一定有希望"。从此,薛耕莘始终坚定信念,牢记母亲的教诲，作出了正确的抉择,矢志不变。
［5］戴笠(1897一1946)本名春风,学名征兰，字雨农。浙江江山人.幼入私塾、小学。1913年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两年后弃学从军,入浙江第一师充志愿兵。1922年任江山县自卫团团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联络参谋。1932年任中华复兴特务处处长。旋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第二处处长。1938年任军统局副局长。1939年后兼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军委会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运输管理局局长、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长等职。1945年授陆军少将，任军统局局长。1946年3月17日坠机摔死于南京东郊岱山。
［6］全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抗战初期，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将原中共上海办事处改设而成。办事处地址在福煦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负责人为李克农、潘汉年,秘书长刘少文,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年11月中旬.李、潘等先后离沪,办事处迁至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由刘少文将八办的工作转入地下活动并与中共江苏省委分工协作,共同加强对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八办主要负责上层统战,与各救亡协会重要人物陈鹤琴、姚惠泉、吴宗耀等每周举行星一聚餐会或星四聚餐会,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讨论救亡活动、研究纂集经费,并从上海输送人员和物资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1938年4月5日曾创办《时论丛刊》,刊载中共重要文件和延安等报刊上发表的重要文章(1940年8月改组为《求知文丛》,由王任叔等主持)。1938年10月10日出版《文献》延安月刊,主编阿英，以刊载抗战文献为主。
［7］上海法租界从一开始实行的就是在法国驻沪领事直接领导下的外侨地方自治制度。1862年5月5日,在领事的委派下组成了公董局董事会,使得原被委派的非官方代表复成了官方代表.且依据领事的"全权委托"遂亨有"处理并掌管租界内之一切事务的权力“。因此当公董局拥有的市政权日趋独立倾向时，无疑对领事的权威构成了威协,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1866年7月11日，法国驻沪总领事白来尼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颁布了《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组织章程》(后经1868年4月14日修正)共18条并附注,明文规定了总领事拥有行政权、司法权和立法权(详见注［8］)。该章程最后确定了租界法,并得到英、美、俄、德等西方列强的认可,并于1869年9月24日签订了一个关于在洋泾浜两岸的租界内实施两个章程的互为协定,即在公共租界实施地皮章程,在法租界实施公董局组织章程。
［8］法租界公董局设立于1862年5月5日,下辖机构仅两个:道路委员会和巡捕房,后者还被委托征收捐税。1864年董事会决定把公董局分为巡捕房,总办间和公共工程处三个部门。1865年总办间改组为市政总理处。次年，巡捕房改称为警务处。1866年《公董局组织章程》颁布,规定"公董局董事会应由法国总领事和通过选举确定的四个法籍董事、四个外籍董事组成"(第一条),"董事会总董一职,依法由总领事兼任"(第七条),"总领事有权停止或解散董事会,但应立即呈报法国外交大臣及驻华公使"(第八条),"董事会决议案,非经总领事明令公布,不得执行"(第十条),(以上为行政权)；"总领事应负担维持租界内秩序和安全的一切任务,捕房开支费用虽有公董局负担,但应绝对受总领事的指挥.总领事得委派、停止或革除巡捕房人员的职务"(第十三条)(以上为警察权);"凡违犯路政章程的诉讼,由公董局代表审理,但须上诉于总领事,凡违犯警方章程的诉讼由总领事或总领事馆官员审理"(第十四条)(以上为司法权),"总领事还保留于咨询公董局临时委员会及当地外侨绅董后,对本章程随行任何他认为于外侨利益所必要之修改"(附注)(以上为主法权)。由此公董局沦落为仅对总领事负责的市政机关。1914年公董局增聘两名中国人为董事,然仅有办事之责而无议事之权。1927年法租界纳税华人会成立，总领事始同意由选举产生的五名华董正式加入公董局。
［9］此处尚有二说.一为从l893年起公董局增添了许多独立机构，称之为“附属机关”直属公董局领导,至l932年，附属机关已有医务处、火政处、庶务处、公共卫生救济处、种植培养处,司法顾问处、气象台和无线电台、法国公学、中法学校、华童小学、法国小学和宰牲场等12个。另一为至清朝末年,被先后列入"附属机关"的有自来水处(1894)、电灯处(1894年)、电话处(1894年)、医务处(1894年)、天文台(1894年)、慈善处(1894年)、公债处(1894年)、义勇军(1897年)、宰牲场(1903年)、卫生兽医处(1905年)、救火会(1908年)、中法学校(1908年)与印刷所(1911年)等13个。
［10］法租界巡捕房设立于l856年6月,由驻沪代理领事爱棠招聘了三个欧洲人"日夜轮流在领事馆和法租界巡逻”。巡捕房的经费却由上海道台津贴,从7月至1857年3月,总共300元。不数月巡捕增至六人,至1856年底又回落到四?人。1857年3月11日,巡捕房因遭到地产占有者会议上租地人的反对而中辍。是年12月,租地人终于同意设置巡捕房，巡捕在不同外籍人中招聘.并直接受领事指挥。1859年3月领事敏体尼任命了一名总巡,并建立"警务法庭",遂使巡捕房组织渐趋正规。公董局成立后,巡捕房则于1862年6月1日起归其管辖,捕房人员由法国人或宣布服从法国领事馆并从此归法国裁判权管辖的外国人组成.计18人,下设总巡、副总巡各一人，1866年5月,根据总巡安托万的建议,巡捕房改称警务处。1869年11月3日起,准许雇佣中国人当巡捕。到l933年雇佣的法、俄、安南、中国籍警务人员达1982人。1935年,警务处扩大改称为警务总监部,设总监和副总监.通常仍称巡捕房。
［11］领事法庭：根据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在租界内享有领事裁判权,即领事对界内本国侨民拥有司法裁判，为此而设立的法庭称领事法庭。先后在上海设立领事法庭的有13国之多。法租界的领事法庭设在法领事馆内。
［12］亦称会审公堂。1869年4月,法领事达伯理与署上海道杜文澜达成协议,成立法租界会审公廨。但不设衙门，规定道台或其代表应每星期来领事馆三次,与领事的代表会审华洋讼案,"仅只定期会审这一事实就是建立了一个常设法庭"。除此之外，"对现存情况唯一重大的改变就是从此以后,凡属法租界中国居民的案件,无论民刑轻重,概由领事和道台或者他们双方的代表,以对等地位会同审理",4月13日第一次开庭。(另说法租界会审公堂,只有法国副领事一名陪审官,每周开庭两次,无论民刑案件均由陪审官主审,中官不过陪席,使外人之询问而已，刑事案不准延请律师,判决后不准上诉;民事案诉讼金达千元以上者方可延请律师，但须操法语之法国律师。)
［13］全称为《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1931年7月28日签订于南京,共14条换文7则,主要有废止会审公廓,设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分院各一所等条款,7月31日,法租界会审公廨及监狱由中国政府派员接收,8月1日中国政府在法租界设立上海市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及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14］此处有误。应为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15］应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颁布于阳年1月30日。
［16］1900年,黄金荣已入法捕房当包探.其后,程子卿为黄门徒弟.
［17］青帮,又称安清帮、清帮。原为清初漕运水手中的一种行会性的秘密结社,发端于安庆粮帮,帮内秘籍"通草"录有历代祖师、粮船制度、帮规、仪统、切口等等,并辈分二十四序次,即"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元明兴理大通悟觉",至光绪年间,共有一二八帮半,并开始统一。太平天国失败后,漕运废除,粮帮裁撤,然其组仍流传社会下层.民国时期,上海青帮以"大"字辈为尊长.人数很少,"通""悟"字辈人多势众,尤其在租界形成黑社会,并向上层社会漫延,至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年代,甚至登上政治舞台，对上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影响深远
［18］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时为李书城的寓所,正逢暑期,由其胞弟李汉俊暂住.李汉俊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之一,遂以此用作会场,会议召开的日期为7月23日.关于程子卿闯入会场说法不一.时间上,一说为7月30日,一说为7月28日;情节上,程子卿闯进会场,一说要找"各界联合会的王会长"(全国各界联合会总部在附近树德里104号),一说要找"社联的王主席”。然后遭巡捕搜查而未果,今说则为"通知"而未涉及搜查.不过,又一说7月30日,法捕房通知界内所有社团,自8月1日起,一切会议须于召开前48小时前告之捕房,故程子卿"通知"一说似乎成立,但"通知"内容似有不合。存疑待考。
［19］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先后赴莫斯科,于1927年11月1日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与此同时,在国内的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共产党中游离出来的人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推在国外的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因其主张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因而通常被称为"第三党"。1930年5月.邓演这回到上海。8月9日,由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动员委员会"正式成立.但"第三党"之称仍然延用。
[20]法租界巡捕房所雇佣的越南籍巡捕。越南时为法国殖民地,被称作安南。因此越捕通常称为安南巡。
[21］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入保定军官学校。1910年起追随孙中山，曾得孙中山赞誉"革命有两达(邓演达、张民达)革命有希望".曾任黄埔军校训练部副主任、教育长。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武汉政府时期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人员,武汉行营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席。“四一二”政变后,力主东征讨蒋.1927年6月汪精卫在武汉酝酿"清党",辞去一切职务.秘密离开武汉赴苏联.(以下参见注[19]第三党)
[22]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会的机关设在爱麦尼限路(今绍兴路)159号,组织委员会设在麦根路(今石门二路)32号,宣传委员会和***委员会设在爱文义你(今北京西路)冠生里1389号,财务委员会设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741号,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为第三党集会场所。
[23］1931年8月17日,邓演这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全国干部训练班讲课时,由于叛徒陈敬斋(临动会上海市地方组织成员之一)讲课中途向前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告密,侦查队即伙同公共租界捕房中西包探前往搜捕,被关押在静安寺捕房临时监狱。次日被引渡押至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审讯，关押于白云观侦查队监狱.8月27日被解往南京,关押于军政部军法司羊皮巷监狱。
[24]邓演这被押解至南京后,蒋介石多次派人诱降,均未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曾亲自找邓演达谈话,问对日本侵略有何感想?邓答曰：“要不是你叛变孙中山先生的遗教,连年内战排除异己,民穷财尽,日本敢这样猖狂吗?”蒋介石当面受辱,怀恨更甚。其时，蒋即将下野,而黄埔生又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教育长邓演达,即密令侍卫长王世和饬侍卫官蒋瑞昌率刽子手于11月29日将邓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
[25]营救邓演达,宋庆龄"奔走最力气"仆仆于沪宁之间",直接找蒋介石要人。1931年12月14日,宋再度由沪赴宁责蒋,坚持要见邓,蒋才卑鄙地吐露出戕邓实情。宋闻之悲愤交加，于12月19日用英文草拟了一份宣言,由谢树英翻译后送《申报发表.是为著名的《宋庆龄宣言》,愤怒痛斥了蒋介石的残忍无耻。
[26]应为1932年12月29日.
[27]应为"发起下",因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是一个"政党"。
[28]亚尔培路331号为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社。
[29]叙述尚欠明了。从逻辑而言，既然民权保障同盟业经组织,成立大会应己召开。因此以下叙述的当不是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大会.而是其他大会。且佐以史实,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的是上海分会成立大会，在青年会大厦召开的是上海分会会员大会。
[30]赵志游,浙江宁波人,早年赴法留学,习土木工程及市政。回国后曾任陇海铁路技师。1930年任南京市政府工务局局长。1931年任杭州市市长。
[31]通译为鲍黛芝,原为汉口总领事.1935年1月30日起任上海代理总领事。因此从时间上来看,1932-1933年期间,且上海总领事是梅理霭。存疑待考。
[32]此处误。应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召集的会员大会,时为1933年3月18日，到会的有宋庆龄、杨杏佛、鲁迅等40余人,大会主要议题为改选上海分会执委。按照会章,中央执委不得兼任分会执委，故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七人辞去上海分会执委职务,由会议改选出郁达夫、洪深、吴迈、沈钧儒、王造时、钱华、宁明予当选。
[33]无萧伯纳。英国文学家萧伯纳访华于1933年2月17日由港抵沪,由宋庆龄迎往莫利哀路(今香山路)7号孙中山宅午餐,由民权保障同盟蔡元培、杨杏佛、鲁迅、林语堂、史沫特莱等作陪共七人,但会见并不以民权保障同盟名义,萧伯纳在沪仅一天,当晚即乘原轮离沪北上。
[34]仅40余人.
[35]应为八时十五分左右。
[36]杨杏佛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
[37]其时杨杏佛已与妻子赵志道离婚，两个子女由赵抚养，住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霞飞坊5号。杨借住中央研究院.
[38]应为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社.
[39]杨杏佛被送至广慈医院,时为九时二十分。经波基士和吴骖两医生检查,已气绝身死,遂由医院舁入太平间安放。次1日上午,经法院相验后,于下午移送万国殡仪馆成殓。
[40]宋庆龄、鲁迅、沈钧儒等人分别于6月21日下午杨杏佛遗体大殓时,前往吊唁。何香凝送花圈致哀。7月2日公祭安葬。上午开吊,正午家奠。午后三时发引,由万国殡仪馆出胶州路,经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极司非尔路(万航渡路)、海格路(今华山路)经徐家汇镇入虹桥路,抵霍必兰路(今古北路)永安公墓,送葬者200余人,其中有何香凝。宋庆龄挽联及花圈致哀。
[41]应为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社。
[42]民担保障同盟主要进行了如下几项活动:1.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捕的许德衍等进步师生;2.抗议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枪毙镇江《江声报》记者刘煜生;3.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宋庆龄曾赴监狱探望陈赓,并转交共产党托付的一张字条；4.抗议杀害左翼作家应修人,营救丁玲、潘梓年；5.营救陈独秀；6.调查监狱情形,营救第三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牛兰及其妻子等人;7.抗议特勒暴行等。
[43]法商水电公司,全称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简称法电。创建于1905年，1908年正式成立,总公司设在法国巴黎。公司初创时,资本总额为300万法郎,抗日战争前发展至4000万法郎,是上海法租界内市政业的大企业。公司位于卢家湾,下分三大部门,即交通(包括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电灯和自来水。按照公司当局管理系统及生产部门而言,共分两大部门,一为车务部,二为机务部。其下各分成若干车间。公司管理系统,最高为大班,另有一人副之,次为总工程师,再次则为车、机两部之正副总管,各二人,以上职务均由法人任之。职工计1800余人,其中职员300余人,车务部工人800余人,机务部工人600余人。
[44]机务部负责供水、供电及电车维修，包括引擎、马达、车库、电车线、电车铁轨、电线、火表、电灯、自来水、木匠、漆匠等工种,总数为600余人。
[45]徐阿梅(1906-1939)上海人。幼年入私塾。1919年进江南制造局当学徒,学冷作工.1923年进法电机务部老车间当钳工。1926年10月,中共法电党支部成立,成为党领导下的法电工会首批会员。1927年2月在参加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为法电地下党支部负责人。1929年9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次年5月,被"左"倾领导开除出党。6月领导法电工人进行了长达57天的大罢工,为大革命失败以来上海工人斗争最激烈、最巧妙的成功范例。1931年9月6日被捕,10月26日以"危害民国""妨碍公共秩序"的罪名判刑十三年,执行十年六个月。1932年"一二八"大赦,改为徒刑六年六个月,"西安事变"后,经营救于1937年4月15日出狱."八一三"淞 沪抗战期间,组织法电工人星期服务团支援抗日。曾任中国劳动界救亡协会常务委员.1938年恢复党籍,1939年12月29日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务杀害于上海市郊中山路。
[46]1930年,法电工人连续不断地进行过四次罢工.薛老先生叙述的这次罢工,不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情节上,都有相互交错且与1931年徐阿梅之被捕相互混淆。兹将1930年四次罢工简述于下:第一次,1930年3月17日,机务部工会向资方提出米贴、节假日工资照发等要求,法捕房陈子卿曾会同法电买办沈叔眉进行调解未果，3月21日,机务部600多名工人怠工。结果公司同意每人每月米贴3元，星期日及中法两国政府规定的纪念日放假休息,工人有病可住医院,发给工资半天,若公伤发给工资全天。第二次,1930年5月.为声援英电工人罢工,法电工人提出了要求公司实现1929年由杜月笙等出面签定的条件,并准备怠工.法捕房获悉后,即由杜派人找工会代表劝阻：“五月里是不可罢工的“,“只有共产党才主张五月里罢工”,“过了五月再罢工,我一定帮忙”云云。第二天,徐阿梅召集全体工人大会,对议决的怠工付诸表决,全体工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各自返回车间,怠工失败。第三次,1930年6月,法电资方以"磨洋工"为由,无端开除机务部工会代表徐阿梅,工人自动集会,立即怠工,要求资方收回成命。资方视事态严重,遂申明事出误会,予以复工,徐阿梅通过工人代表提出四项复工条件：道歉、轿车迎接、放鞭炮100元及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情。大班出于无奈,一一照办。由此,徐阿梅威信元增。第四次，1930年6月14日,机务部工会重提5月怠工未遂的要求,并申请社会局调解。6月18日,机务部全体工人600多名进厂怠工。第二天,公司关闭厂门，法捕房派出中西探捕把守大门,驱逐工人,于是工人不得已而实行罢工。7月下旬，车务部工人与职员也都投入大罢工,罢工共坚持了57天,在国民党中委李石曾、市党部王星舟及社月笙的调解下,劳资双方签字协定:罢工工资照发,每月每人增加工资2.40元,释放被捕工人,开除之40名工友由杜月笙担保在半年内复职等。8月12日1400余名工人在召开胜利大会后,复工。
[47]通译为梅里霭。原为法国驻沪领事,1924年11月20日起代理总领事。
[48]又说三鑫公司初为黄金荣、金廷荪、富孀"阿金"三人合伙。因三人姓名中都有一个"金"字,故名之。后柱月笙、张啸林挤走金廷荪和阿金,取而代之。
[49]l930年7月下旬,机务、车务、职员三大部分1600余人实行了联合大罢工,法租界当局再次挽请杜月笙出面调解一天杜派轿车请徐阿梅到杜公馆,表示出价二万元,要徐下令复工,遭徐婉拒。8月12日法电罢工胜利后,因徐阿梅被开除须六个月后才复工,杜又诱劝徐离开法电工会,推荐徐去当经理,送汽车、洋房、收徐为徒弟,均遭拒绝。
[50]费沃利去法捕房总监职,在1932年间。
[51]法捕房查缉班成立于1931年,以下叙述当为1931年间。
[52]1931年9月6日,徐阿梅去南京路(今南京东路)新新公司(今上海市第一食品商店)参力E一个会议,正欲乘电梯,突被预伏该处之包探逮捕,解往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后被引渡到法租界卢家湾捕房,并派出200多巡捕分乘19辆汽车，蒋康悌路(今康定路)临时戒严,到徐阿梅家，其时已有20多名包探进行搜查，找不出物证,只有一包探预先带有一张共产党的传单,这样便作为逮捕徐阿梅的“证据”在捕房,总巡费沃利找徐阿梅谈话,并申明系中国政府下的逮捕令。后经数度开庭,以共产党传单和煽动罢工等“罪名”，徐阿梅被处13年徒刑,执行10年零6个月。"一二八"后大赦,政刑6年零6月。
[53]张翼枢(1885-1947)宇骥先,湖南醴陵人,幼年随父居云南,初入云南高等学堂,后入越南河内巴维学校。1904年在河内加入兴中会.后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1911年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1912年1月被任命为驻法全权代表,然未就职,1914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特派云南交涉员。l915年任云南腾越道尹兼腾越关监督。1928年1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参事。未几在上海任法国哈瓦斯通讯社远东分社经理。1934年12月3日起任法租界公董局华董,与杜月笙关系密切,凡杜月笙与法租界当局的往来,均经其手。1937年八一三抗战后,不时往返于沪港间,为杜出谋划策。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赴重庆。曾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国民政府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职于法国新闻社。1946年5月任改组后的《新闻报》常务董事1947年8月19日在上海病逝。
[54]高鑫宝,安徽人,拜青帮大字辈五德邻为老头子,系杜月笙八股党之一,上海丽都花园经理。
[55]应为邵子英。
[56]尚有杜月笙的徒弟法电机务部的李麟书。
[57]这次法电工人罢工的原因有三:首先,自"九二八"与"一二八"以来,工人生活更加困难；其次,1931年9月法电罢工失败,大批工人被开除、徐阿梅被捕入狱;第三,据说新调任的法领事,从前曾在沪领馆任事(疑为梅理霭)离沪时在送行问题上与杜月笙等发生暗斗(杜1929年7月至1932年2月为公董局华董),而今重返上海,即施报复,对法租界内之赌博公司及"燕子窝"等加以严厉取缔。杜为表示力量起见，即布置法电之罢工斗争,是为导火线。关于导火线另有一说。1932年"一二八"战事以后,法租界的新领事到任,法商买办朱葆 三及女婿魏廷荣由于对杜不满，在新领事面前说了杜的坏话,并挑拨领事下令封闭法租界内所有赌台和烟土行。杜就吩咐门生邵子英组织法电工人罢工,造成车辆停驶,自来水不流,电灯不亮.
[58]杜月笙在挑起这次法电罢工时,领导权被其门徒车务部的李麟书、机务部的邵子英所操纵,但所提要求不得不迎合群众的需要,如一、1931年9月罢工接线案被停职21名工人复工;二、公司照发工会办事津贴每月200元；三、由公司证明徐阿梅非共党,予以保释。罢工于7月7日起开始。公司即将邵子英开除,故罢工要求后又补充提出恢复邵子英职务等共12条。
[59]罢工自1932年7月7日起至7月14日复工共七天.此前为酝酿期。法电长达两月之久(57天)的罢工仅1930年6月18日至8月12日徐阿梅领导的那一次。
[60]这次工潮,在1932年6月,法电工人向公司提出要求,几经交涉,均无结果。7月7日开始怠工,并呈请党政机关调解.同时组织纠察队,维持工作秩序。8日谈判破裂,转入罢工,组织罢工委员会。罢工后,法租界市民己感受影响,市府秘书往访法领梅理霭。开始法领态度极为强硬,然数次交涉,法领以法国国庆即至,遂访晤吴铁城市长。10日一部分职员宣布退出工会,另组职员联谊会,职员与工人开始分裂.12日工人派代表赴市府请愿,要求速与法领交涉,车务部请求自13日起停止电车出厂。市府在与法领交涉后,当即要求公司劝告工人为顾全两国邦交与地方治安，即日起先行复工,一切条件静候当局解决。14日,工会领导宣布复工,罢工委员会亦宣布解散。一场凤波就此平息。
原载《史林》 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与三十年代上海政治(二) 薛耕莘 作者： 薛耕莘口述 王仰清、张鸿奎整理注释问：您在法租界巡捕房的“开局”尚称顺利，以后逐渐平步青云，这其间遭遇过什么大的政治风险没有?
答：一言难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尽管是我在法捕房供职的全盛时期，却也颇多风险，甚至招致牢狱之灾。当然，这是后话。这些政治风险是同我热爱祖国、同情革命、明白事理、本性耿直不无缘由，但我无怨无悔。
法兰西共和国是一个有着民主和革命传统的国家。法国曾经诞生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先声的“巴黎公社”。三十年代，在上海法租界工作的法国友人中，不乏同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包括抗日救亡运动——的有识之士，如法捕房总监法伯迩(Fabre)、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Etienne Maret)、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P. Gelin)、马龙(P. Maron)等等。下面容我叙述几件具体事例，以窥全貌，并借此以志纪念。
1933至1934年间，上海公共租界捕房，在国民党上海南市警察局2的要求下，先后在山西路等处拘捕了廖承志3、陈赓4等重要革命人士。当时，公共租界第二高等法院审判长郁华在英捕房不反对的前提下，把廖承志先生移提至南市警察局。吴凯声律师受聘为其辩护。后幸经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暗中出力奔走；又通过警察局局长文鸿恩的胞弟、毕业于法国圣西尔陆军学校的文华从中说情，才由吴凯声律师将其保释而出、随传随到。就在廖承志先生被捕期间，国民党当局多次要求上海法租界捕房准予会同搜查辣斐德路5辣斐坊七号廖母何香凝寓所。法捕房总监法伯迩按法国律法亲属不受牵累的规定，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这一不正当要求。不久，在法浦房政治处查缉班班长席能的协助下，将藏于何香凝住宅内的许多文件秘密外移，以免后患。由此可以想见，如果法伯迩同意协查的话，那末廖案的发展将陷于困境而不堪设想。
查缉班班长席能，本是巴黎面包工人出身，在法国亦受法国资本家的压迫。在我与他相处的日子里，他常常在言语中流露出同情中国革命的思想和情绪，所以他能予中国革命者以力所能及的方便。曾记得，那时在法租界亚尔培路6霞飞路7口公泰水果行门外，有一卖报摊，报贩人称“老刘”。老刘除出售各种报刊外，还暗中散发革命刊物如《红旗》8等。曾多次被法捕房探目范广珍拘捕，经席能审讯后予以释放，其“理由”为：报贩刘系吸食鸦片烟者，不可能是共产党人，红色刊物显系他人放入普通报刊之中。老刘获释后，重操旧业，依然回到原来报摊卖报。但范广珍不死心，仍然予以监视。席能获悉后，就采取措施，迫使范广珍放弃监视。据我所知，老刘是故意以吸鸦片为假象以掩护其革命工作的。相识有日，我与老刘有了感情，老刘曾主动给我一些新出版的《红旗》等刊物，供我阅读，令我茅塞顿开。
政治处处长马莱中尉不仅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政策，而且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英勇战士。1940年法国战败后，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在上海法捕房的优越地位，奔赴非洲，参加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抵抗运动，在意(大利)属利比亚著名海港特派勃克战役9中，与纳粹德国隆美尔率领的法西斯德军作战，因荣立“坚守待援”大功而越级升为中校。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马莱升任上校。
由于上海法租界当局某些人物的政治见识与公共租界方面不尽相同，更由于有一些比较开明正直的法籍高级警官，所以中共地下组织和其他革命民主人士的爱国活动，在法租界要比在公共租界安全一点，法租界遂成为上海各派政治力量活动的重要阵地，如《生活》10、《新生》11等进步刊物，得以在法租界内出版发行，并在法捕房对国民党当局的屏挡下而一息尚存。作为华籍警官的我，则在既是法国上司、又是法国友人的庇护支持下，借助业务上的便利以及个人私谊，实实在在为中共、为革命做了一些其他华籍警官不能做、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情。这些事情虽属明日黄花，然究可差堪告慰于世人者。
问：三十年代您与您的法国友人所作出的有益于中国革命的事情，中国人民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它决不是凋谢的黄花，而是常开不败的中法友谊之花。
答：我很感激你们的美好评价。
言归正传。自1931年南京国民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韦尔顿(Wilden)签订中法协定12七条，其中包括中国当局可会同法租界当局搜捕人犯及在出示证据后可移提人犯等款项。至1936年前，由于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中统徐恩曾逮捕而投降变节；也由于中共游定一的叛变出卖，国民党委游为“中央特派员”，在上海法租界内会同领捉中共党员和其他革命分子，致使中共在法租界的许多重要秘密组织陆续遭到严重破坏，被捕之重要革命者达六十余人，搜出文件达百余箱，13损失极为惨重。
其间，中共地下组织对业已背叛危害革命的叛徒，进行了坚决的回击。顾顺章被捕后不久，约1931年4月下旬一天清晨六时左右，上海法租界爱棠路14爱棠 一幢房子里，一家老小四口均遭抢杀。事后据探目范广珍得自国民党中统方面透露的消息，证实此案属政治性质，死者系顾顺章的家属。我由此案推知，顾顺章的叛变对中共造成的危害是罄竹难书的。
同年某月一天上午七时左右，在法租界台拉斯脱路15永嘉路以南一幢普通楼房的亭子间内，有一刘姓男子，年约四十左右，正坐在藤椅上译写俄文书籍。其时，有一穿着工人服装模样的青年，闯入该房内，用盒子枪向刘姓男子连发射击，击中其头部二弹，当场殒命。法捕房查缉班从死者室内搜得之信件加以研究，得悉死者为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是中共的一个叛徒，平时以译写俄文书籍掩盖其身份，事发前曾多次收到警告信件，却仍怙恶不悛而遭致杀身之祸。
就在这多事之秋，我奉命于1934年春末夏初，接替政治处查缉班陆殿东16的职务，负责搜捕侦讯，由此得以直接参与搜捕审讯事宜。
约在这一年的秋冬之交，有一天，法捕房奉上司指令，特派席能与我两人先行前往巨籁达路17蒲石路18一旧式居民住所(今已拆除)搜查，完事后再等待中法探捕会同拘捕人犯。席能与我经仔细搜查，在亭子间一床底下的一只皮箱夹层里，搜出英国麦加利银行存折一本，户名为“李嘉德”，存款数额为二十七万三千余元。席能当即对该李姓关照道：“该存折暂由我俩保存。你切勿告知他人，因为这对你有极大关系”。李姓遂领悟席能弦外之音，点头表示谢意。数分钟后，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王兆槐与杨凤岐会同法捕房刑事科西探长加勒(Inspecteur Grell)、翻译徐乘龙等赶到李姓家，加上席能和我，一起再行搜查，然却一无所获，遂将李姓拘捕而归法捕房。
对此案，国民党上海当局要求把人犯移解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法捕房律师费席珍与我，以检察官身份提出“本案因无确凿证据搜出，被告应还押捕房，一周后候证再议”。后来，国民党当局因提不出有力证据，法捕房政治处就将该李姓予以释放。释放时，我和席能即把那本存有二十七万三千余银元的存折，交还李姓本人，李姓道谢不迭而去。三天后，该李姓突来电话，邀约我于当天晚上赴位于霞飞路、高恩路19口“上海A字可的牛奶公司”后面一幢旧式楼房内晤面。是晚，我履约往见李姓，并由李姓介绍认识一位秦姓者。交谈中，秦姓再次对席能和我表示深切的感谢。以后，在同一地点，李姓又约见了我两次。最后一次见面时，李姓坦言道，上次介绍认识的秦先生，就是我们的领导人秦邦宪委员。“你们是我们的真正朋友，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问：法捕房当局为何会派你们先行保护性搜查呢?
答：缘由系宋庆龄先生通过一定的渠道，事先已得到国民党当局要求法捕房会同搜查李姓的情报，即与法总领事巴台士(M. Baudez)取得谅解，故有上述有险而无惊之一幕。否则的话，不仅二十七万三千余银元将被国民党反动派吞口巫，恐怕连李姓的性命也难保朝夕。我在无意中保护了中共的巨额经费，并借此得识中共中央领导人秦邦宪，是我的一大荣幸。
反之，我因鄙视所谓“中央特派员”游定一的叛卖行径，常常疏远之，虚与周旋。但因我握有搜捕侦讯的实职实权，游定一总想亲近我、讨好我，甚至往访我家，并馈赠厚礼，“希望通力合作”。然我黑白分明，正邪分清，不为所功，仍我行我素。
未几，我遭同僚范广珍、程海涛的“控告”，说我有“同情共产党”的嫌疑。因查无实据，上司要求我暂作“回避”。于是我调任查缉班负责登记无线电、广播电台、印刷所及书报刊物的工作，仍兼任查缉班法律咨询。调任前，在我的建议下，席能班长派胡荣庆翻译接替我的搜捕侦讯工作。此后，游定一改与胡荣庆等人联系。
问：范广珍、程海涛的“控告”，与游定一有何连系?或是还有其他什么背景?
答：这一些，我也查无实据。但是，我想剖析一下这些人的个人经历。因为这些人在法捕房华籍警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供你们研究法租界的历史作参考。如程海涛。程海涛的妻子是法租界粪大王阿桂姐的寄女，阿桂姐是“大亨”黄金荣的姘妇，于是，程海涛无形中成了黄金荣的“过房女婿”而不可一世。程海涛作恶多端，但也做过一点好事，即偶而有二、三次，曾把游定一请他转交法捕房要求协助会同逮捕中共人员的名单，通过黄金荣之手，转交给了李云女女士。李云女当时在宋庆龄先生那里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职至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当然程海涛的动机并不纯洁，是为了谋取金钱酬报。1939年9月，他在汪伪特工的利诱下，收受了2万元“津贴”，出卖了民族利益，于6日在马浪路20康悌路21口，被国民党军统枪杀而暴尸街头，尸体上贴有一纸片，上书两字：“汉奸”。
问：此后，您与中共又有哪些联系?
答：用“瓜葛不断”四个字来形容，也不为过。其中，为收养共产党员的女孩一事，后被军统以“通共罪”起诉，又在蒋介石的“手谕”下，被打入大牢，差一点走上不归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35年初，我在查缉班负责登记书报刊物工作时，看到席能、范广珍、胡荣庆等会同游定一，拘捕来一位女子，携带着一个小女孩，疑为共产党重要人物。我只知道女子姓方，毕业于北京大学，女孩名叫方小宝，时年五岁。
经席能班长审讯后，方女士用英语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请求，请求把她的五岁女儿方小宝暂时寄养在法捕房里。方女士向席能班长提出了两点顾虑：第一她绝不信任国民党方面的人员；第二她害怕丈夫来捕房领取女儿而遭不测。席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出于人道主义，允予考虑接受她的要求，并报告上司。后经总局讨论同意，并指定由我代为设法抚养这个小女孩。我也笃信天主教，在爱心驱使下，欣然接受了收养共产党员的女孩方小宝。
为避免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必要麻烦，我把方小宝暗中寄养在上海南市天主教会办的新普育堂内，并得到上海惠主教(法籍，Mgr Haouisee)的支持。在方女士被监禁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我妻子江赛珍的体谅和配合下，经常去新普育堂看望方小宝，尤其在星期天，我们夫妻俩还买些吃的以及江赛珍自己缝制的新衣服去看方小宝，从无间断。
西安事变后，方女士由国民党中央反省院释放回沪，迳来我家——亚尔培路步高里后面望德坊对面一幢中式新楼房，与我妻江赛珍见面，并赠送了十几条她在监狱中亲手刺绣的手帕作为纪念。第二天，通过席能，我把方小宝交与方女士。临别之际，我与席能送她母女200元权作路费，方女士则满怀深情地表示她与小宝结草衔环永不或忘也!
此后，我与方女士还通过信，直到皖南事变始中断一切音讯。
抗战胜利后，我被国民党军统调往东北。1946年春，军统头目戴笠所乘飞机失事摔死后，22军统内部的派系矛盾尖锐化，互相倾轧斗争，互相争权夺利。在毛森系统的甘觉、范广珍等人的诱迫下，胡荣庆竟然出卖了我，诬告我与中共重要人物方小宝的母亲方女士有政治关系，并由王新衡进而控告到蒋介石面前，蒋“手谕”将我逮捕审查。6月6日上午八时许，我在沈阳中苏联谊大厦东北军调办事处被捕。一个月后，押回上海，囚禁在车站路看守所。一周后移解至提兰桥监狱，由上海高等法院讯办。后经原法国驻沪领事署司法庭长国富门(Mr. Kauflman)从巴黎来函证明，“薛耕莘系奉法当局指令，为了人道主义的缘故，收养年仅五岁的方小宝，法租界司法当局完全支持和了解，薛耕莘不应受到任何指责”；同时，又经我的辩护律师费席珍、艾振麟与刘槐商议，由刘槐以中统上海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庭辩护，并伪造了一份文件，“证明”我非但不通共，且于1934-1936年间，在法租界协助中统逮捕共产党人数十人之多云云。即便如此，最后法院仍判我徒刑三年。判决后，我即由何世桢先生、顾祝同将军保释出狱。
出狱后，法领事萨拉特(M. Salade)在迈尔西爱路24法商总会25宴请我，作陪的有法商水电公司总经理杜克莱斯(M. Ducrest)先生。席间，萨拉特先生为我举杯祝酒：“像您这样爱国的人，受到上海全体法侨的敬爱，而为了一个共产党的小孩，竟遭到如此迫害。我希望您到法国去，那里有您的光明前途”；杜克莱斯先生也欢迎我加入法国籍，并邀请我出任法商水电公司人事科科长。宴请结束前，我对两位法国朋友表示了感谢，我承认法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但我应遵从我妈妈的遗嘱“孩子，你要爱你爸爸的祖国”。我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统治者的不好，我才遭此波折，这是暂时的现象，它必然会过去。我请他们体谅我内心的苦衷。临别时，萨拉特先生热烈地拥抱了我。
此外，我的结拜弟兄程子卿，以大哥的身份，在南京路新雅大酒楼为我举行接风宴会，陪宴者有广慈医院26外科主任沈永康、大中华橡胶厂经理余性本等人。程子卿致词时提到，“耕莘弟是一位教徒，方小宝妈出狱时，还慨助旅费200元。我现在也是一位教徒，愿追随真理做人和做事”，令我感慨不已。原法租界粪大王马鸿根、张泉生等，也在霞飞路27一西菜社为我摆午宴接风，被邀作陪的有前法公董局翻译陆庆福，前杭州市长、留法工程师赵志游的法国妻子玛格利特。我曾记得玛格利特在午餐会上说过一句法国成语，“Quand on rent voyer son Chien, on I'accuse Ie roge”，即中国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意；她愤慨表示，“现在，中国是没有真理的”，她邀请我去法国居住，并愿作东翁，为我提供方便。
岂知天下事，有利必有弊。解放后镇压反革命运动时，28我本可依据《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的规定，免受刑事处分。但是，刘槐的庭证之词及伪造的文件，尽管是虚拟假构的，却成了上海市军管会未经调查而用于定罪的依据，因此，我再次被捕入狱。刘槐等因救我反而害我，这是始料所不及者!
问：您的叙述，令人肃然起敬。请问您有什么遗憾设有?
答：当然有。我遗憾当年的我仅仅是上海法租界上的一个雇员，力有所限，不能对国家、对民族、对正义、对进步，做更多的贡献。
1935年，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章乃器等七君子，29在上海租界地区领导市民群众，对南京国民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祸国殃民政策进行斗争，引起当局不满。1936年初冬，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王兆槐、督察长杨凤歧，会同法捕房政治部查缉班班长贝礼爱(J. Perie)、探目范广珍、翻译高洁等人，拘捕了史良和章乃器两位先生。翌晨，中南银行秘书彭旭光先生匆匆来到台拉斯脱路30上的法捕房警察医院探望我，因我正患严重的血栓而卧床治疗中。彭旭光先生请我援手营救章、史等先生，而我重病缠身无法起床代为进行，故而作罢。这是我终身引以为憾的。
问：人生难以完美，您老不必过份自责。下面请您再谈一些国民党在法租界上的案件。
答：上海法租界内，尤其福熙辖区31境内，多系甲级、乙级住宅居民区，国民党显要住宅比较集中，其中有贾尔热爱路329号蒋介石公馆；祁齐路33110号宋美龄私人公馆34；祁齐路145号宋子文公馆35；西爱咸斯路36381-383号孔祥熙公馆37；拉多路38福履理路39汪精卫公馆；宝建路4010号陈群公馆等等。
1934年初夏的一天，上午八时许，法捕房政治处接到派驻在西咸爱斯路孔祥熙公馆值班探员的报告：孔公馆内传出枪声，继而有一辆汽车把一受伤者运走。当查询时，孔公馆竟然不予理睬。于是捕房总局派遣席能班长与我两人前往调查。至则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拒不准进。我们询问门外值班的五名穿制服的警察，得悉汽车运出的是孔公馆的汽车司机，已被击毙。因事关人命，我们当即电告总局请示。总局当即派来装甲车两辆及预备队警士三十名，包围孔公馆，限孔令侃十分钟内开门，并发出正式通知警告孔令侃：“事关法律命案，如不照办，则用武力进入，一切后果由其本人负责。”
至此，孔令侃不得不打开大门。经查：死者系孔公馆汽车司机，凶手为孔公馆年轻保镖，两人均与孔二小姐41有暧昧关系。两人因争风吃醋而开打，保镖即用手枪杀死司机，尸体已被运至孔家别墅。我们当场捡到子弹。保镖承认事实签押笔录。随后我们赶往虹桥路孔家郊外别墅，将尸体及染有血渍的汽车拍照存案，并把尸体车运至台拉斯脱路警察医院藏尸冷库，待法医验审。
未几，孔祥熙派中央银行杨秘书与法捕房协商了结此案：为顾全孔家面子，法捕房对该事态不予宣布；死者家属由孔家出钱抚恤，约二万五千银元；凶犯则由上海第二特区法院处理，以过失致死，判刑五年了事。
三十年代，安徽帮职业暗杀首领王亚樵，受国民党反蒋集团收买，进行了一系列凶杀案件，如1931年在上海北火车站行刺宋子文未遂，只打死了宋子文的机要秘书唐腴庐；421935年11月间，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拍照时，谋刺蒋介石未遂而打伤汪精卫；43旋又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44刺杀了汪精卫系统的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
约在这一年的年底，范广珍向法捕房政治部密报，职业杀手王亚樵匿居于法租界台拉斯脱路近福理履路口弄内一小洋房内。法捕房即命席能与我前往密查，至则王亚樵已于五小时前逃离上海，潜赴广西；王亚樵的姘妇、“味亚那”舞厅的舞女刘丽英也无影踪。
以后，我辗转获悉，王亚樵之所以能脱逃，根子却在法捕房内。原来是306号探员阮兆辉串通探目范广珍，他们一面向法捕房“告密”，一面又向王亚樵通风报信，事后因此骗得王亚樵的赏金五千银元，由他们两人平分了。阮兆辉系黄埔军校第六期，于1934年底由军统派遣打入法捕房政治处的。范、阮二人均是军统潜伏特务，能被王亚樵收买，既是王亚樵手段的“高明”，也是国民党军统的悲哀。
总之，在三十年代，上海法租界捕房为各派政治势力渗透的焦点，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上海政治的发展进程。
注文：
1 口述者薛耕莘先生的简历，见《史林》2000年第3期第8页注①。
2 时称公安局。
3 廖承志于1933年3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五福弄被捕，3月31日被引渡至华界，庭审
后被保释。
4 陈赓，1933年3月24日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被捕时化名陈广，罪名为“江西共产军第
十四军军长”。3月31日被引渡，4月1日押往南京，拘押于警备司令部监狱中。
5 今复兴中路。
6 今陕西南路。
7 今淮海中路。
8 《红旗》，中共中央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创刊于上海。初为周刊，自1929年6月19
日出版的第24期起，改为三日刊，每逢周三、周六出版。1930年8月14日停刊。次日，
中共中央出版《红旗日报》。在《红旗日报》因受国民党迫害难以正常出版的情况下，中
共中央于1931年3月9日创刊《红旗周报》，至1934年3月1日终刊，共出64期并附刊
13期。
9 特派勒克是利比亚的重要港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是北非最具战略意义的港湾。1941
年1月，英军危围特派勒克。1月22日，意大利军投降英军占领该军。1941年4月起德
军在隆美尔率领下发起进攻特派勒克的战役，双方形成拉锯局面，直到6月英军发起“战
斧”行动，以德军的失利而暂告一个段落。
10 《生活》周刊，原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1925年10月在上海创刊，1926年10月
起由邹韬奋接办，逐渐走上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爱国抗战的办刊道路，1931年“九一八”
后发行量达12万份以上，1933年12月“以同情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罪名被国民党查
禁停刊。
11 《新生》周刊，1934年2月在上海由杜重远创办，继承和发扬《生活》周刊的进步传统，
被誉为《生活》周刊的“替身”。创刊不到一年，发行量即达60万份以上。1935年6月
第2卷第15期发表艾寒松《闲活皇帝》一文，日本借口对其天皇大不敬而要求国民党当
局予以查封，杜重远以“妨碍邦交罪”处徒刑一年零二个月。
12 该中法协定全称为《关于上海法租界内设置中国法院之协定》，共14条，换文7则，1931
年7月28日签订于南京。该条款主要内容有废止会审公廨、设地方法院及高等法院各一
所等等。7月31日，中国政府派员接收了法租界会审公廨及监狱，8月1日，在法租界
设 立上海市第二特区法院及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
13 此数字系据1946年中统刘槐为薛耕莘作伪证时所提供的。
14 今余庆路。
15 今太原路。
16 陆殿东，后改名陆昭化，系史良的丈夫。
17 今巨鹿路。
18 今长乐路。
19 今高安路。
20 今马当路。
21 今建国东路。
22 时为1946年3月17日。
23 应为军调部东北办事处。
24 今茂名南路。
25 今锦江俱乐部。
26 今瑞金医院。
27 霞飞路，1943年改称泰山路，1945年改称林森路。此时应为林森路，即今淮海中路。
28 全国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于1950年10月10日。1951年1月5日，上海市军管会颁布
《对于反动党、团、特务人员实施登记办法》，要求由本人到指定机关登记。4月21日，
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镇压反革命行动计划》，下达上海镇反命令。
29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亡。1935年，日本铁蹄越过长城践踏华北，国民
党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8月1日，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全
国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2月9日，北平学生大示威。上海各界民众纷纷成立救国会。1936
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并筹备成立全国救国联合会。5月31日
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上海成为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
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七位著名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
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不久移解苏州，押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成为震惊
中外的“七君子”案。
30 今太原路。
31 今徐汇区。
32 今东平路。
33 今岳阳路。
34 今由公安部使用。
35 今为离休干部休养所。
36 今永嘉路。
37 今上海电影译制片厂。
38 今襄阳路。
39 今建国西路。
40 今宝庆路。
41 孔祥熙的女儿。
42 时为1931年7月27日上午7时许。
43 时为1935年11月1日，于南京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式后，全体国民党中央委员摄
影时。刺客叫孙凤鸣，主谋为华克之，王亚樵只是支援了少量经费。
44 今武康路。
（原载《史林》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