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动的历史中，寻找人性的支点(于继勇)

在流动的历史中，寻找人性的支点(于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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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三部曲

文化

在流动的历史中，寻找人性的支点---《晚清三部曲》读后感

于继勇

以随笔的手法写晚清三位著名的人物，是赵焰老师的一种创新。更关键的是，赵老师选择的这三个人物，在现有历史的评价上，要么是“卖国贼”，要么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要么是开历史倒车的“大坏蛋”。时过境迁，如何重新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三位串起中国近现代历史一百多年时光的人物，不但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还要以人性的角度解读。因为历史是流动的，是鲜活的，那种“非此即彼”或“非黑即白”的观点，不但不科学，而且经不起推敲，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不偏执，不偏颇，不带有阶级观念的历史，我们的观点将更丰满，也更全面，也更接近事件和人物的真相。

任何一个在历史作出重大事件的人物，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一定是顺应潮流的，如果违背潮流，他根本就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同时，他的行为，也一定是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和审美的，太另类的人物，往往只能昙花一现。一个连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都没有的人，他根本没有拥有展示才华的平台和机会。

先从曾国藩开始。曾国藩出生的时候，大清国延续的仍然是封建独裁制度，如果有变化，那就是在世界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思潮，不时从门缝里吹进这个闭关锁国近一个世纪的帝国。因为奉行“天朝大国”的思想，大清国没有变革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空间。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下，曾国藩的理想，是和先辈们一样，仍然以“修齐治平”作为人生进阶的圭皋。他的理想，仍然是走先辈的路，考科举，当官，报效国家。虽然国家的统治者是异族满人，但是，经过数年的教化，汉族官员，已经渐渐接受这个事实。在四书五经里，国家是每个人的母体。通过一步步向权力的高峰进取，每个人读书人的梦想就是升官进爵，光耀门庭，庇荫子子孙。如果有可能，在他去官还乡之后，还会认真写几本名回忆录，以记载自己的光辉业绩。事实上，曾国藩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童子试，这些足以证明他是一个天资聪明的人。十年七次升迁，也说明他是一个官运不错的人。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的人生之路，也许就会按他自己设想的那样走下去：读书，写书并为官一方。然而，太平军的出现，改写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拉了一帮读书人和他一起搞团练，这些读书人在走上战场之后，有的成了抵抗太平军的高级将领。从骨子里来说，以儒生自居的曾国藩，一直不想承认自己的军事家的身份。

战争和典籍，给了他最好的营养，拓宽了曾国藩的文学和思想的疆界，让他的后半生，变得非常深厚和广阔。他把蕴藏于胸的块垒，写成了一百多卷书。他除了成为著名的军事家，还成为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文学大家，和古文运动的传承者。他的治家和养生，以及家训，被后世奉为圭皋。他在腥风血雨里，实现了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的事业，被后世政治家称作“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他一生勤奋读书，推崇儒家学说，讲求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成为继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这些成就非常让人吃惊。

在《晚清有个曾国藩》里，曾国藩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代表，他由一介草民登堂入室，学而优则仕，十年寒窗苦练内功，做学问和谈心性，他更多是思考做人和修身，内圣外王，他还是儒文化熏陶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

但是，在我们现在的教科书里，这个人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因为我们现在的教科书，是站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劳动者的立场上写成的，教科书几乎肯定了所有农民起义和反抗统治阶级的运动，任何对农民运动镇压的行为，都是非正义的。如果持这种观点，关于什么时历史的潮流，就要重新制定标准。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农民运动，都代表一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和先进的生产力。事实上，中国封建王朝，哪一个朝代不是由农民发起，取得政权，然后又变质为统治阶层，鱼肉百姓的呢？历史呈螺旋状发展，直到中国民国建立，封建王朝走向毁灭，一种新的制度建立起来。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学生。他成为“中堂大人”的时候，外忧内患越来越严重，国家处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的时刻，他能做的事情，就是全力延缓这个国家的灭亡，而不是让它拥有新的生命。自嘲为“裱糊匠”，和一帮抱着权力不舍得放弃的满清贵族周旋，作为一个汉臣，他并没有取得最高统治者的完全信任，他和统治者的关系，不具备亲密战友的感情。因为利益相关，他们更多的是合作关系。

这个被梁启超称为“有才气而无见识，有阅历而无血性”的人，在晚清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几乎是中国对外对内历史事件最主要的操办者。因为在战败屈辱的条约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一手操办起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惨败受辱。他信奉行先进的科技和武器，能让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所以他对洋务运动倾注了一腔热血。说到底，李鸿章看重的是做事情的技巧，即使在官场上，他也讲究谋术的运用。因为走出过国门，考察过欧洲的官场和工业，李鸿章更期待清朝由工业革命向制度革新转变，由封建王朝走向共和制，而不是通暴力革命。可惜他在革命火种即将点燃的时候，已是暮年。时光没有留给他机会。

李鸿章是曾国藩和袁世凯的过渡段。在学问、心性和做人办事的高度上，他低于曾国藩，而高于袁世凯。

生于中原地带的袁世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没有读过多少书，身上少有文化人的酸腐之气。因为生在中原，中原文化对他有着天然的熏陶，从老子、管仲到曹操，要么有大智慧，要么有大智谋。这片土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是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战乱，为了生存，每一个人都必须拥有足够的智谋，民风彪悍，不是养成的，更多的是逼出来的，哪怕是个平民百姓，也会心有七窍。因为不读圣贤书，袁世凯身上倒少了文人做事的顾虑牵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他选择手段的余地自然就多一些。赵焰老师说，论道德论操守，李鸿章不如曾国藩，袁世凯又不如李鸿章，人格却是是递减的，所以才会有了袁世凯式的悲剧。袁世凯做事干脆，文武兼备，以兵起家，这和曾国藩李鸿章有点像，但袁世凯更虚荣，也更相信权力。所以，当被哄拥着“无奈”称帝83天之后，又忽然间众叛亲离，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帝王思想，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杀戮和篡越。

《晚清》三部曲，是以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为线，将晚清近100年的历史改革和重要历史事件串联成珠，三个人是递进的关系，是社会变革的三个阶段。如果抽调历史环境，只以功过论是非，对他们并不客观，也不公平。无论是保守或者倒退，他们都曾经尝试过变革，对社会的前进，有过进步的推动。只是，他们更注重了器的变革，而忘记了制度的推进。这也是历史的局限，所以历史的错误，不应该算在一个人的头上。我们不能掩饰一个人的缺点，但是也没必要一棍子打死一个人，进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努力。

人性向善，如果他变恶了，或是私欲与贪欲或致，或得时势所逼，明哲保身的需要。一个好制度，能把恶人改造成守规矩的好人；而一个恶的制度，会把一个好人熏染成恶人。关键，还是社会环境，历史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