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广电局小区遭遇“绑架”拆迁

昆明城中村改造扩大化“殃及”多家事业单位，居民冀望抗争到新拆迁条例出台

    63岁的张玉良正在街上散步，手机铃声响起，来电人提醒他：今天是拆迁第一阶段最后一天。“不管哪一天，我不搬”，说完他“啪”的一声合上手机。

    张玉良居住在云南省广播电视局小区，昆明2008年启动大面积城中村改造后，因紧邻城中村潘家湾小村，这个并非城中村的事业单位小区被“绑架”其中行将拆迁。居住其间为别人维权一辈子的老记者老编辑们，退休之后未能颐养天年，又不得不为保护自己的家园维权抗争。

    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是今年7月26日，居民们认为这是在新的拆迁条例出台前的突击拆迁，他们希望新条例能跑过这一天，以期这把“尚方宝剑”保住自己的家园。然而在当地拆迁办工作人员看来，这把“剑”并无多大威力，政府既定工作肯定要推进。

    被“绑架”的单位小区

    云南省广电局小区94号院原本毫不起眼，连的士司机都错过了，看到拆迁的条幅才掉头回来。

    这个小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后直到1997年才陆续加建完工，20多栋宿舍楼里，居住着云南省广电局及云南省电视台、云南省广播电台603户居民1056人。

    小区原本在一环以外，上世纪80年代周边是成片的稻田，随着昆明这座城市的发展，小区周边相继建起了体育场、昆明一中、昆明医学院附属一医院，小区也进入一环以内。随着时光的流逝，居住其间的人逐渐老去退休，如今大多五十开外，是个典型的老龄社区。

    在院子里的排球场，十来个老年人分成两组，兴致勃勃地打着排球，这本该属于他们的幸福晚年生活，却在今年1月11日，被一份拆迁公告打破。

    从被撕破的拆迁公告上依稀可辨，潘家湾小村改造项目是昆明市政府2008年“城中村”改造重点项目，片区130亩土地上将进行拆迁，计划建起一个包括商业中心、高尚住宅的全新城市社交、文化、时尚、游乐、艺术和生活居住圈。

    身边的潘家湾小村，虽只一墙之隔，但俨然两个世界，94号院的老人们少有涉足。令他们感到匪夷所思的是，94号院及附近的单位小区总面积达百亩，如何被潘家湾这个只有30多亩的小村“绑架”，一并纳入改造的范围。

    龙翔街道办一位拆迁员就此问题告诉南都记者，如果只是改造潘家湾小村，起不到提升整个片区的作用；而如果该院不纳入整体改造，城中村改造的管网布局完成后，94号院将成为孤岛。

    平静因此被打破，院子里的一副对联描述着老新闻工作者如今的惶然：东拆迁西拆迁拆得房价飞涨，左搬家右搬家搬得何处栖身，横批：日子咋过。对联中间是一个硕大的“苦”字，“苦”字两边滴落的墨迹就像斑斑泪水。

    两份截然相反的调查

    拆迁事件频发、拆迁条例的修改让地方政府对强拆有所忌惮，尊重民意至少成为昆明拆迁的形式要件，即使结论并不为居民所接受。

    2008年10月8日，在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拆迁遭至强烈反对之后，副市长陈勇在昆明市政协十一届十一次常委会的汇报中承认：在“城中村”改造重建过程中存在“连片范围过大，一些不需要划进改造范围的公共单位也被连片整合改造”等问题。2008年10月10日，《昆明市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文件》明确要求：“涉及整合周边老旧小区的项目，单位不同意改造或住户25%以上反对的不得自行纳入改造范围。”2008年10月16日，昆明市规划局要求“对改造范围内涉及国有土地的单位意见及住户意见，其同意率须达到70%以上”。

    然而，在昆明的大拆迁中，这些政府自己的文件，却形同一纸空文。

    76岁的老记者龙斯猷清楚地记得，自己接受调查是在2009年2月18日晚上8点多钟，有三个人敲门进来说搞民意测验，问了他一些关于昆明建设、城中村改造以及拆迁的看法之后，对方要求他签名。

    那几天，院子里多数居民都接受了这样的调查，龙翔街道办公布本次入户调查结论称，潘家湾小村、新村片区154户农房同意拆迁，支持率达到98%以上，15家公共户单位支持率达到83%左右，达到城中村改造项目启动要求。

    这份结论张贴出来后，引发居民的强烈不满，之后的三天，龙斯猷等一批老人就在小区里组织群众自发签名，表态支持还是不支持。三天的结果是：603户中反对的为463户，占76.7%，如果再加上出租或出差的95户，反对的声音将达到91%。

    在此后的多轮博弈中，这两份调查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对于对方的结论，双方互不认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

    在一次冲突之后，1月21日，经云南省广电局领导开会协调，广电局局长张德文表态支持城中村改造，但对市区街道三级负责人表示，有必要重新做一次入户调查。

    南都记者以94号院家属的身份，对驻扎在94号院附近广园饭店餐厅的龙翔街道拆迁办进行了一次暗访，一位挂着“筹建办”胸牌的赵姓中年妇女对南都记者称，官方的调查已经足够，对于会议纪要要求的再调查，街道办认为没有必要也不会进行。“政府调查有权威性，调查出来肯定还是这个结果”，她说。

    小区巡逻队“自卫”

    龙斯猷每天习惯性地来到公告栏前看看，这个在民国时期曾跟国民党高官何应钦拍桌子的人，是云南省广播电台首批记者，现在是这个院子里的精神领袖，也是公告栏上的“94号院评论员”。

    1月11日上午，第一份拆迁公告贴进94号院。1月18日，这个有20多年历史的小区首次筹备成立业主委员会，推举出龙斯猷等12个代表，主要责任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他们还找到了组织，1月21日，通过云南省广电局协调，春节期间暂缓动迁。

    正当住户们以为看到希望时，1月25日上午，龙斯猷从广电局里带回来确切消息，94号院还是要拆迁。他觉得事态严重，一定要将住户发动起来，就在小区里贴出第一张署名大字报。

    当天晚上8点多，进入小区的动迁员与居民发生冲突。在约定的次日下午3点的座谈会上，龙斯猷说这个小区基本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新闻工作者、老工程师，已退休多年，待遇微薄，这些房改房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家园。“现在房价飞涨，凭你们的补贴何处安家？一点房子的优惠都要剥夺，于情何忍，于心何安？”对方不为所动，街道办党工委书记陈永谦承认前期工作有缺陷，向他们表示歉意，但对提出的问题表示要向区里汇报，未答复之前还要继续干。

    即使是同意拆迁希望能以旧换新的年轻人，对于对方开出的补偿条件也不满意。选择回迁的话，面积变小了；接受补偿的话，6000多元/平方米的补偿价太低了。

    条件未能达成，双方的博弈逐步激烈。动迁员开始频繁进入小区。老人们也开始了反击，动迁员被赶出家门，居民还自发组织巡逻队，看到有陌生面孔就上去盘问。小区被街道拆迁办描述成一个“水泼不进，针插不入”的孤岛，而这些老记者、老革命也成为拆迁“钉子户”。

    他们寄望新拆迁条例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朱晓阳在这个小院里出生长大，他的父亲朱江自1964年调入广播电台后，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搬到云南省政府几年，其他的时间都在94号院里度过，直至2009年5月去世。

    朱晓阳最近几年的研究课题就是城中村，在2007年-2009年，他就带着几个学生从社会学的角度在关注深圳、北京和昆明的城中村改造。他对南都记者表示，昆明的城中村改造和拆迁，有类似吴井办事处一带成功的个案，同时也有螺狮湾这样的教训。对自己曾经生活其中的94号院被纳入城中村改造，更令他感到“匪夷所思”。

    城中村改造扩大到事业单位，不只在广电局，就在广电局对面的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所在的片区，同样被圈进棕树营村的改造，在北京奥运会的前一天，几百名老医生、老教授被告知要拆迁，在他们的极力反对下，至今未能拆迁完成。

    在他们的身外，仇和主政昆明后全城大拆迁，拆城中村、拆批发市场、拆立交桥、拆户外广告、拆防盗笼，昆明城内四处大兴土木、热火朝天，有人说这是“十年工程一年完工的大跃进”。

    大拆迁让昆明人失去不少记忆，尚义街花市、北大门美食城、张家营旧货市场，盛行百年的西山马街集市，这些让昆明著名诗人于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都被拆掉，而有着几十年地方传统，涉及上万商铺的螺狮湾市场的拆除，更是激起强烈反弹，租户上街堵路引发群体性事件。

    朱晓阳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昆明是在拆迁条例出台前夕搞“突击拆迁”，他给参加今年“两会”的北京大学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分别送去资料，形成提案和建议，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制止“突击拆迁”。

    同样提出反对意见的还有部分云南省政协委员，在政协关于城中村的会议上，不少委员频频开炮：“老百姓拥有100%产权的房屋，为什么却要被逼拆迁？”“为什么开发商买我的房子是开发商定价，开发商卖给我房子还是开发商定价？”

    斗争仍然胜负难分，行将出台的新拆迁条例，也成为94号院寄予希望的法宝，但他们同样担心，条例的出台能否跑得过当地政府规定的最后期限——— 今年7月26日。

    而在政府官员的眼中，姑且不论条例能否这么早出台，即使是出台到执行，还有许多程序要走，显然绝非朝夕之功，而昆明的城市建设已经“等不及了”。“看你像是在政府工作吧，知道政府工作的原则，肯定要按部就班进行”，一个动迁员对记者如是说。

    94号院公告栏的最新一篇评论是关于温家宝总理指出的“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一个署名“程赤兵”的“评论员”如是写道：对老百姓来说，什么是幸福和尊严，是春运不必为一张火车票起五更睡半夜，是努力工作有回报，能得到房子，不会被强行赶出家园。

    采写/摄影：本报记者　张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