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七大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归纳与整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简称“三大理论成果”）。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同时，党的十七大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发展的和开放的科学体系。这个概括以新的认识高度，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广阔空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基点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先提出来的。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岁月里，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认识这个主题。当前，我们广泛、深入、持久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特别是扎实地开展学习和研究，需要认真把握3个基点。
(一)把三大理论成果贯通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内在联系的三大理论成果共同组成的科学体系。三大理论成果一以贯之、相汇融通。首先，它们具有共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历史证明，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才能够科学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勇敢地实践马克思主义，有力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其次，它们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即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基本实践课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所表述的首要理论主题，在内涵和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再次，它们具有共同的核心理念，即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旨，始终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后，它们具有共同的理论品质，即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上述共同点要求我们把三大理论成果贯通起来，联结成整体加以思考。
(二)把三大基本问题结合起来。三大理论成果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简称“三大基本问题”）。所以，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候，也需要把三大基本问题结合起来，作出系统化探讨。我们要看到，三大理论成果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背景、实践程度和表述方式，在回答三大基本问题的时候，具有重点、程度、方式的差别。邓小平理论重点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点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科学发展观重点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认为，邓小平理论只回答第一个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只回答第二个基本问题，科学发展观只回答第三个基本问题。
(三)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理论来源于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又能够用来指导实践。从正确的理论与成功的实践密切联系成为一体的高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理解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大理论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包括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简称“毛泽东艰辛探索的成果”）；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都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都是扎根于现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
对此，我们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认识：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先后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关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关建设、巩固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艰辛探索的成果”，属于第一次飞跃的延续和第二次飞跃的酝酿。第二，毛泽东思想是内容丰富的科学体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最重要内容。把“毛泽东艰辛探索的成果”纳入毛泽东思想体系，既符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又完整地保持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严格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晚年的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正确认识并且认真纠正他在晚年时所犯的错误，才是真正维护和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才会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新时期。
在以往的文章和讲稿中，笔者多次使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这个言简意赅的提法。现在看来，如果我们把“始于毛”理解为毛泽东时期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成于邓”理解为邓小平时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那么，上面这个提法仍然是正确的。“毛泽东艰辛探索的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表现为一脉相承——具有共同的基本立场，都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表现为与时俱进——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用三大理论成果回答三大基本问题。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简称“‘12.18’重要讲话”）指出，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浴血奋斗，就没有新中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三大理论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理论奠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提供了我们党开辟新道路、形成新理论的思想前提。邓小平指出，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2-1]。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放思想，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认识[1-2]。思想解放推动我们党再认识社会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以改革开放为形成起点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现实条件和实践基石。
指导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深入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有针对性地回答许多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开创性的思想观点：搞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只能“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超越阶段搞“左”的那一套，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判断我们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两大问题等。邓小平科学地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
党的十五大深刻分析、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基本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提出并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最初的框架和最基本的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世纪之交，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外广大地区发生政治风波、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地继续做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特别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正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它反映当代世界和当前中国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的根本要求，是加强和改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一同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从而实现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观充实和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特征可以用“两期并存”和 “两难特点”加以概括。“两期并存”是指发展黄金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两难特点”是指新世纪新阶段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具有两难性质。在“12.18”重要讲话中，胡锦涛从8个方面概括了我国目前遇到的两难问题。归结起来就是，中国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机遇大于挑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就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提出并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2003年，我国战胜非典疫情之后，胡锦涛指出：“我们讲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绝不只是指经济增长，而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政策原则。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2005年，胡锦涛出席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阐述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思想。此后，他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势”的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决策。2006年，他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讲话，论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党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份指导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提出一系列重大观点，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
党的十七大全面论述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并且把十六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出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决定。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总的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史，又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史、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三大基本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它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体表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对这个理论体系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党的十三大用12个理论观点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党的十四大从9个方面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党的十五大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10个基本问题，党的十六大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10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党的十七大总结近30年来的改革和发展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即“十个结合”，“12.18”重要讲话又对“十个结合”作出进一步展开。这些科学论述逐步深入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点，也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可以从14个方面加以概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关于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和国际战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14个方面基本内容（简称“十四个方面”），不是内容的叠加，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它由3个理论层面构成：一是基本内涵理论（或称基础理论），包括第1至第5方面。它们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质的规定、历史方位、实现途径和根本目的等最基本的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但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二是总体布局理论（或称实体理论），包括第6至第9方面。自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就由原来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党的十七大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理论作出更为科学的概括，使其突出党的建设和包含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总体布局理论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三是实现条件理论（或称保障理论），包括第10至第14方面。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离不开包括内部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一系列必备条件的切实保障。舍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无法顺利发展、取得成功。“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3]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例证了这方面的理论涵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全党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整套科学思想。因此，这个理论体系必然包括实现条件和保障手段的内容。即使就一般意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言，“条件理论”也不是可有可无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从“条件理论”的角度，把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两层最基本的涵义，一是社会主义，二是中国特色。两者组成整体，缺一不可。
总的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它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学科，涵盖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指导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个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是我们党深化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几个相互关系
前已述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迄今为止，十七大报告是最为全面地论述这条道路的党的文献。首先，它全面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次，它具体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许多具体道路组成的总道路。深入研究这条道路，需要弄清楚3个问题即3对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改革开放
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艰辛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这个探索开始发生失误，直至遭受严重挫折，即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标志，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至今，这条道路的开辟，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转折与奠基阶段（1978—198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伟大觉醒，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真正回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轨道上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党的十三大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1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宣布我们“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二阶段：基本形成与不断完善阶段（1989—2002年）。在这一阶段，全党全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抵御国内外的政治风波、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第一，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同邓小平理论一起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第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已经胜利地完成前两步，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第三，我们党继续总结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经验和基本内容，并且把它们升华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先后实现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的理论进步和思想锤炼。
第三阶段：深化与拓展阶段（2003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形成不等于已经定型。只有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和历史的严峻考验，得到人民的赞成和拥护，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才能走向成熟、达到定型。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能例外。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朝着定型的方向发展。第一，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全面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由具体道路构成的总道路。第三，我们党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是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开辟、形成和不断发展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十七大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要点，包含一个前提，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核心，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个战略布局，即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这些要点紧密相联，不可分割。
30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和灵魂。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夯实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30年的历史和实践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兴国、立国、强国的法宝，是实现党和国家科学发展的生命线。没有党的基本路线，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和进步的活力源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须臾不可偏离、丝毫不可偏废。任何偏离、干扰、冲击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或倾向，都是偏离、干扰、冲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我们需要深刻理解邓小平提出的、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的战略方针：“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邓小平着眼于我国发展的长过程而提出的根本要求。“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2-3]时至今日，这些分析完全适用于当前复杂多变的世情、国情、社情。对此，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始终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做到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折不扣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道路与具体道路
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道路。它包括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等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与具体道路的关系，是深化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这样研究中国的战争问题：先研究战争的规律，后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也要研究3个层面的规律性问题：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道路。深入研究上述3个层面的道路，有利于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战略预见，再用3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到2020年左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制度将会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20年，正是我们党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时间表。这就意味着，只有这些具体道路实现了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道路才能最后定型。诚然，这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所以，我们要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即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继续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可以预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定型之日，就是我们国家朝着中华民族腾飞的目标又向前跨进一大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