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外面怎样看毒奶与中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1:26:51
外面怎样看毒奶与中国（辑论）
美国之音报道三鹿丑闻
9月21日
三鹿丑闻：毒奶何以如此多？ 记者： 李肃 ===================================================================== 上周六早上，当我正在吃早饭，并为是不是该喝掉冰箱里的那盒蒙牛牛奶而发愁时，突然接到了一个中国朋友的电话。他也正在和我想着一样的事。 他生气地说，“老包，这毒奶粉的事真让我为身为中国人而感到丢脸，。我对政府很失望，对人民很失望。中国就跟津巴布韦似的，真是一场灾难！” 最近的确有不少关于毒奶粉事件的评论，认为它揭示中国社会“没有道德底线”，“社会风气太坏了”。尽管我也感到担忧，但在我看来这些悲观的观点有些夸大其词了。 我回答这位老兄说：“大跃进後的饥荒是灾难，文化大革命是灾难，但是过去30年中国还是有不少进步的。再说，有麻烦的也不仅仅是中国人。看看华尔街吧！” 这两大灾难的确值得比较比较。在毒奶粉事件中众多婴幼儿生病甚至死亡，的确令人痛心。直接用婴儿们的健康作赌注，似乎比最恶劣的金融犯罪更让人唾弃。同时，在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是违法的，而华尔街上的危机，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则是由合法的交易引起的。 然而我越比较这两种危机，便越认为两者本质没有区别，只是程度上的不同。发生在美国和中国的这两起危机在核心因素上非常相似：参与者追求眼前利益，不计长期的负面结果。同时管理机构未尽其职，未能保护无辜者受害。 先说奶粉事件吧。那些参与者一定也知道让婴儿们生病是很差劲的商业策略。就算没有媒体介入，自己的顾客吃出病来也意味着他们不会再买你的东西，更何况还有人死亡。那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导致这种行为发生呢？ 就我看来，导致毒奶粉事件发生的思维模式和导致其他多起伪劣商品丑闻的思维模式是相同的，从建筑材料中的有毒原料到泡菜里的工业盐。当事人可能是这样想的：“我只是动了一点小手脚，在将来某个遥远的时候，有可能会让一些陌生人受到一些小的伤害。就算是真的有，我也不认识那些倒霉的人”。正是因为不清楚自己行为即将产生何种恶果，以及行为和後果中间的时空距离，让他们容易来理性化自己的行为。 那些往奶粉里加三聚氰胺的人，直接目的并不是要毒害婴儿，华尔街上贩卖次贷的人们当初也没有打算要导致这场经济危机。而随着多家大公司的裁员和倒闭，这些人许多都面临失业。华尔街危机不同之处在于，自主性的行为和负面结果之间的关系更加间接和复杂。甚至没有人知道究竟他们的账本上还有多少“毒债 ”，以及还有多大的灾难在前头。 两起灾难都是由于操作人在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误算的结果。这些危机的发生，是因为人们试图利用这个复杂的系统来牟取自己的利益。正是由于这个系统足够复杂，才允许他们行为的後果不被仔细的考量。但因为这复杂性，人们容易打错算盘最後促发危机。 回顾人类历史，大部分时候事情都是以简单的方式在运作。比如你如果在吃烤羊肉串的话，你很可能是自己已经做了“质量检测”，因为这是你自己养的羊，自己亲自杀了它又烤来吃的。在古代，“金融”充其量就是在陶罐里储存一些贝壳，或者拿它们到市场上去换些珠子。 然而，随着过去几个世纪里的全球化，食物生产和金融业变成了高度复杂的全球体系。今天，一包加工过的食品常常含有来自全球的原料。所以即使是已经禁止进口中国奶制品和婴儿奶粉的欧盟，还是于周四宣布需要检查包括巧克力和饼干在内的一些主要进口食品，因为这些食品中含有至少15%的奶粉，而这些奶粉仍然有可能是中国制造。 这就意味着，欧洲人也不知道他们的食品是从哪儿来的，以及里面包含了什麽。事实上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食品是从哪儿来的。而国际金融系统还要更加复杂。这就让我们不得不考虑监控机构的问题，以及政府失职而导致这日益复杂的全球体系失控的问题。 中国很多人在讨论三鹿是如何变成“免检”产品的。不管这是否是症结所在，食品质量事件在中国频发，都意味着中国食品检查机构未能尽到其职责。去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被判死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悲惨例子。 有人质疑一党制度的体系下能否建立一个真正有效和独立的监管体系。《纽约时报》周六发表了一篇文章，并引用了知名中国专家葛艺豪(Arthur Kroeber)的话。他表示，只要政府参与价格控制，企业管理和信息流动，更多的大丑闻就不可避免会继续发生。 但让我们来换个角度看问题。美国用一百年的时间来建造现代化食品制造业，而中国花的时间要短的多。然而，即使在美国和欧洲等监管经验丰富的地方，我们仍然不时面临致命的食物安全危机。中国人都知道疯牛病，一些90年代初期感染疯牛病的欧洲人在不断死去。但很多人都不记得最近美国也发生诸多的食品危机，，包括2006年的菠菜污染事件，今年的辣椒污染事件，让上千的人生病，并造成至少5人死亡。去年的有毒宠物食品案同时让中国和美国监管机制的弱点昭于天下。 从总体来看，西方在控制食品安全上仍然比中国要胜出一筹。这就意味着企图挑战法律和道德以牟求更大利润的人在西方较难生存。但我们仍然在商业和金融世界里看到了十分相似的行为模式，人们还是有办法鉆规矩的空子。从安然的轰然倒下到现在的华尔街危机，我们发现有效的监管在复杂的商业体系膨胀的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更让人心痛的是，一些导致这些危机发生的关键性的监管失误并不是偶然。他们甚至是计划的一部分。和往奶粉里偷倒三聚氰胺的行为相似，2000年美国的一些参议员也偷偷把一条弱化对复杂金融衍生品的监管的法律条文塞进了其他法案中，蒙混过关。很明显，美国立法程序的复杂性也可以同样被利用。 毒奶粉事件在多大程度上暴露了中国没有“道德底线”以及“社会风气太坏”呢？三鹿的某些行径，比如在婴儿们生病後还试图掩盖，是非常值得谴责的。但是，我认为导致华尔街坍塌的行为和往奶粉里添加三聚氰胺的行为不相伯仲。 华尔街最大的五家投行（现在只剩两家了）在2007年底付给了他们自己390亿元的红利，而同时他们的股东们在同一年因为股价的下跌而损失了740亿美元。他们的冒险行为直接导致了华尔街现在的崩溃。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揭示了“没有道德底线？”这也值得思考。 最後，让我们再进一步比较。在食品制造体系和金融体系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体系被复杂的危机所威胁：环境。当科学证明由人类导致的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无可争议时，我们也就发现我们自己的自私行为，以及全球监管机制不足是怎样共同将我们推向无尽的危机中。 本周三在纽约的“克林顿全球动员”大会，出现了惊人的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号召人们发挥“温和抵抗”精神，反对建设缺乏二氧化碳处理回收技术的新火电站。这标志着戈尔将气候危机进一步与道德挂钩。。 事实上，美国和欧洲环保主义运动早就在使用道德语言；在美欧的一些社区，如果路上开着的SUV只坐了司机本人，就会被斥责为“缺乏基本道德规范”。这观点听起来极端，但这样的意识已开始向大众普及。 戈尔一直在强调像《京都议定书》针对全球变暖的国际的监管制度的重要性。但对个人，他也建议我们每个人都应设法保持“碳中立”状态，即明确地知道你向大气中排放了多少碳，尽可能减少排碳量，并通过其他的机制抵消你排出的碳。 你可以不同意这一具体的办法，但是很明显的是，要处理这一复杂的危机，关键在于在各个层面上获取更多和更好的信息。这些信息将帮助我们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 美国国会正在重新强化对金融体系透明度的规定，估计这一次北京方面也会对食品采取类似的措施。但信息也对个人一样重要。在全球系统日益复杂的背景之下，我们越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对环境的後果，我们个人的价值框架和道德观念也许就能越趋于完善。（完）翻译：李春晓 审校：王丰/包立德
华盛顿 美国之音中文网2008年9月20日
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喝了三鹿奶粉的患病婴幼儿已经超过6000人，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其中100多人发生过急性肾功能衰竭，4人死亡。另外，中国所有主要奶制品企业的产品都发现了有毒物质三聚氰胺。毒奶何以如此之多呢？我们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外媒体的新闻报导。
*事发之前荣誉多*
这次丑闻的中心--三鹿集团可是非同小可。据新华网上的情况介绍说：
“ 石家庄三鹿集团...是中国食品工业百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连续6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轻工业十佳企业、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科技创新型星火龙头企业、中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中国优秀诚信企业等省以上荣誉称号二百余项。”一句话，三鹿公司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型企业之一。
同时，已经被罢免和刑事拘留的田文华也绝非等闲之辈。根据《东方早报》9月18日的报导：
“ 田文华现任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先后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质量管理先进工作者、首届中国创业企业家、全国优秀女企业家等100多项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她还是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担任中国奶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一句话，她是一位政治上可靠、业务上能干的中国现代企业家。
最“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尚且如此，一般企业和普通商人会怎么样？
*震颤名单*
中国官方的检查结果让人不寒而栗：二十多家企业的婴儿配方奶粉、液态奶都查出了三聚氰胺，包括占有市场主要份额的中国知名企业蒙牛、光明和赞助北京奥运会的伊利公司。
*无独有偶 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中外媒体都强调了一点：这不是中国的第一次。
英国《卫报》9月17号的报导说：“这是近年来第二次与婴儿配方奶粉有关的重大案件。2004年，200多个中国婴儿由于喝了没有营养成分的假配方奶粉之后营养不良，至少有12个婴儿死去。”
美国《时代》在线9月16号的报导说：“三鹿丑闻再一次引起人们长期以来对中国产品安全性的担忧。......去年，中国的食品供应链成为国际上担忧的焦点，因为发现了一系列有问题的中国出口产品，包括含有违禁药物的鱼、含有有毒化学品的牙膏和咳嗽糖浆，以及用于玩具的含铅油漆。
“2007年3月和4月，人们发现，使用一些中国原料制造的宠物食品造成美国成千上万只狗和猫中毒，三聚氰胺成为首要嫌疑。中国因此禁止在动物食品中使用这种化学品，然而这种物质竟然在奶粉中又出来了，这令人痛苦地想到，中国在食品供应安全性方面仍然任重道远。”
*触目惊心 触目寒心*
中国的《华商报》9月17号的一篇评论则历数道：“这些年从苏丹红、‘瘦肉精’、‘空壳奶粉’，到工业盐、‘齐二药’、红心鸭蛋、康师傅 、‘优质水源’；从饮用水、食用油到药品、保健品，国人的食品药品安全早已到了触目惊心、触目寒心的地步。”
*行业潜规则*
中国媒体还纷纷指出，在牛奶行业里，造假是人人都清楚的潜规则。人民网9月16号的一篇报导说：
“三鹿‘问题奶粉’被曝光后，9月12日，有记者从河南一家蛋白粉销售企业总经理处得知，此前行业内就确实有往蛋白粉或饲料中添加三聚氰胺的情况，有的厂家已有10多年的添加史。”“奶制品企业，乃至整个食品行业，添加三聚氰胺等有害的添加剂已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西安晚报》9月15号转载《21世纪经济报导》的一篇报导说：“中国奶业协会常务理事王丁棉介绍，‘“奶霸”就是奶贩子，他们经常强行收购奶农奶源，再添加各种水、添加剂，造假。’”
报导说：“为了使牛奶多卖些钱，奶农就开始普遍往奶里掺水。但是变淡的牛奶很容易会被测出来。当地的农民就开始学会往牛奶中加尿素、甚至氢氧化钠等物质。最后终于发展到掺杂三聚氰胺── 一种很难被查出来的物质。”
*掩护注水 糊弄检测*
《南方农村报》9月16号的一篇评论说：“奶农为增加收益，在向收奶员卖奶的过程中大量注水，直接加水会让原料奶变得稀薄，为逃过乳品企业的检测，他们又添加工业品──三聚氰胺，使蛋白质测定含量虚涨，这也成为奶粉结石的最初源头。”
人民网9月15号的一篇评论说：“掺杂使假成为业内约定俗成相安无事的‘潜规则’。据一位知名乳业专家介绍，‘在业内，奶农向牛奶添加三聚氰胺已是一个潜规则......。’其还透露，在华北、华东、华中等地区的部分奶农会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而设若按照这三个区域划分，那么多家国产奶粉生产商都可能被囊括其中。
“而一位曾经在国内某著名品牌担任过管理层的知情人士如是直言不讳，对于奶农、奶贩子们添加三聚氰胺的事情，很多企业早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公开的业内秘密，‘但一直没有出事，大家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
*丑闻频传谁之错？*
于是，人们在对“优秀”企业三鹿、“出色”企业家田文华突然爆出这么大的丑闻感到惊讶的同时，在对这么多企业的产品含有三聚氰胺感到震惊和愤怒的同时，还在考虑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掺假毒奶何以如此普遍、如此之多呢？
*见利忘义+制度失灵*
个别西方媒体提到了商业道德问题。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9月17号报导的题目一针见血：《在有毒婴儿牛奶的背后：中国企业的道德差距》。报导说：“美国西东大学国际健康专家黄延中说：‘中国面临的更深层和更基本的挑战是，普遍缺乏商业道德。’”
英国《泰晤士报》所属的《泰晤士在线》9月17号报导说：“这场悲剧是由中国制度的两种弊端造成的，即：几十年物质稀缺造成的贪婪和缺少制约机制的制度。”
更多、更深刻、更尖锐探讨这个问题的是一些中国媒体。中国《生命时报》9月18号的报导说：“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国际生命科学学会中国办事处负责人陈春明教授说：‘当然，最重要的是，每个食品生产企业，尤其是婴幼儿食品生产企业，一定要有最起码的良知，对自己的产品和全社会的健康负责。’”
*普世商业道德和基本义利底线*
人民网9月15号题为《要清剿三鹿受污染奶粉更要铲除毒土壤》的评论说：“一位曾经在国内某著名品牌担任过管理层的知情人士说，‘在奶农分布的一些地区，当地政府大多也知晓此事，但为了经济利益，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经营者义利观倒错已然突破底线。无论是始作俑者基于商业利益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抑或三鹿集团知情不报捂盖子，皆突破了文明社会普世商业道德和市场经济基本义利底线。
“ 来自三鹿集团内部的调查报告显示，8月1日三鹿集团就已经知晓奶粉受污染却一直未公布，至9月11日晚整整42天。对此，一位业内知情人士如是说：‘三鹿没有公布的原因应是怕引起市场恐慌，对品牌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而数量巨大的召回和索赔都是三鹿无法承受之重，三鹿试图通过私下里和一些出现病情的患者进行赔偿来私了，但是后来事情开始变得不可收拾了。’”
这位评论员激愤地问道：“请问，假如不是见利忘义，事情能发展至这步田地吗？”
*改变文化*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报导说：“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力说：‘许多东西仰赖社会行为准则的变化。人们必须认识到，诚信很重要。’”“俄勒冈大学中国产品安全专家里查德·萨特迈耶说：‘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变化。’”
*制度小改小革无济于事*
然而，中国《南方农村报》9月16号的一篇评论颇为悲观地说：“在一个向食品中添加工业原料没有愧疚感的社会，在一个让小农无以自处而公众又缺乏反思的社会，在一个民众缺乏道德基础、企业缺乏信托责任的社会，任何细枝末节的制度改良都难以使现状发生根本性改观。”包立德：从毒奶粉到华尔街 危机一言难尽
路透中文网2008年 9月 28日 星期日 17:07 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