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正当性与杀人的必要性：杀死那个无辜的人

　　别尔嘉耶夫自命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子”，乃是出于对后者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他对“革命正当性”的认识是否来自于后者，却不得而知，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伦理考量中，确曾出现过关于“革命的正当性”之思。

　　革命的正当性与杀人的必要性

　　或许是深受早年的革命之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极少接触革命这一话题。唯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试图将“杀死那个无辜的人”这一伦理考量放进革命话语体系之中，这便是作家那部最受毁誉参半的“反革命”小说《群魔》。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时，“杀死那个无辜的人”这一话题似乎始终在宗教之外的另一个领域徘徊不去：革命与鲜血，正义与杀戮。作家在小说中表述这一问题之时却不如此直观明了，一如同时代或晚于作者的众多评论者已经指出的，作家已经丑化了作为革命领袖的“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但，革命领袖“杀人放火”这一幕在作家的笔下被描绘地实在太深刻，也太成功，让人不得不在脱离小说的真实性本身而去思考这一问题。

　　“杀人”的革命领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前身是在俄罗斯革命史上名声甚恶的涅恰耶夫。现在看来，涅恰耶夫这一出现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人物确实很难算进后来的民意党人或社会民主党人之列，但他属于俄罗斯早期的革命者则毫无疑问。涅恰耶夫因为革命组织稳定的需要而杀死了其中的一个组织成员伊万诺夫——即小说中的沙托夫，按照涅恰耶夫的看法是，必须使用邪恶的力量把革命团体捆绑起来，这一命题即小说中反复提到的“败坏名誉的权利”，只有败坏全体革命者的名誉，才能使革命团体拧成一根绳。此案后为当局所破获，在社会舆论界轰动一时。由是，也启发了作为“早年的革命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反革命小说”《群魔》的灵感。

　　显然，杀死伊万诺夫的理由已经隐含在涅恰耶夫所论证的“严密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性之中。革命这一话语，自出现十二月党人政变未成的俄罗斯之后，便一直与正义、进步等等话语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涅恰耶夫之所以认为杀人理由正当，是他认为对抗沙皇无孔不入的第三厅宪兵组织，必须要有一个更为严密的革命组织为其后盾。只有革命组织完善到服从革命领袖的绝对意志，才能顺利地组织革命暴动，从而获得革命政权。不难看出，在涅恰耶夫所提供的杀人理由中，正当性的来源的提供恰恰是对立面的存在已经不正当。据很多传记作家和民意党人的回忆录指出，涅恰耶夫的人品无比高尚，甚至感动了沙皇的狱卒为其效命。然而，对于涅恰耶夫事件所持的纷争在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后，却衍变成了革命的正当性与“杀死一个无辜的人”之间的伦理考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不妨转换成如下悖论：作为正义、进步事业的革命能不能以杀死一个无辜的个体作为换取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

　　同是这部小说中，“杀死那个无辜的人”还在另一种语境之下出现，“排头砍去，杀死一亿人，世界革命就成功了”。这一论点，在围绕革命团体如何取得革命成功的议论之中反复出现，领袖彼得·韦尔霍文斯基设问，“是以拖拉机过沼泽的速度，还是要象乌龟一样慢慢爬行”去革命？不言而喻，选择肯定是前者——拖拉机过沼泽。彼得·韦尔霍文斯基的论证方式是，革命必须以速度为担保，革命的速度同时体现在杀人的速度之中，杀人的速度越高、越快，革命的成效和彻底性便越高。

　　以上两种杀人方式，围绕的是不同的问题。前一则设问是革命组织的隐蔽性和高效性必须以鲜血加以稳固——类似于“歃血为盟”的民间秘密组织方式；而后一个问题则是革命所必须采取的手段问题，革命即是雷厉风行的变革，变革无疑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生命为代价，而这“牺牲”的代价越高，则革命的成功越快。

　　革命的正当性，或许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的难题。不过，依据小说文本，作家并不赞成革命领袖对于革命的正当性论证。

　　涅恰耶夫事件十年之后，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风行一时。民意党人的暗杀的对象是当局的大员，——包括沙皇。沙皇和他的官僚体系中的组成单位，这正是《群魔》中的革命领袖所阐明的必须要排头砍去的“一亿人”。民意党人的前身是搞土地平分、唤醒农民的民粹党人，并不从事政治斗争，但却在1874年民粹派被沙皇彻底清剿了。所以民意党人暗杀的正当性理由是，通过善意的改革已经无法拯救沙皇和他的政府，必须杀死恶的旧世界，才能唤醒新的俄罗斯。套用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话来说是，“火凤凰将在革命的烈火之中升飞”。现在要付出鲜血的一边，是“邪恶的旧势力，顽固的反动派”，暗杀的正当性已经蕴涵了这样的前提，即被暗杀一方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必须将这些顽固的绊脚石从大地上清除，俄罗斯方可新生。民意党人并不关注革命组织的严密性这一问题，他们只关心革命的效率和速度。在民意党人看来，革命的成效就是杀死旧官僚速度的快慢。民意党人在一八八一年成功暗杀了沙皇，但很快由于其组织方式的不严密而几乎全部为新登基的亚历山大三世所网罗并绞死。为此，善良的托尔斯泰伯爵甚至上书沙皇，恳请宽恕民意党人。但“仁慈的沙皇”显然无意搭理来自纳斯雅娜·波良那的圣徒。

　　继完成《群魔》十年之后，作家耳闻了来自东宫和外省的数次谋杀，凭其的敏锐直觉，他甚至可以嗅出未来将要发生的大革命的焦躁空气。那么，越来越激进的情势是不是在预示着革命越来越“正当”？

　　在那部没有结尾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曾经把虚无主义的伦理观推到阳光底下的伊万却首先没能承受住价值虚无所带来的“世界的午夜”，最后，伊万疯了。如果这算是作家本人对于革命与伦理的回答的话，那么这一回答所指向的已不仅仅是革命价值的正当性问题了，而是现代价值的正当性。如果现代价值是不正当的“虚无主义”，那么革命又何来正当之有？换言之，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都不过是价值虚无之中的政治竞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究竟该站在哪一边，是以鲜血和速度换取成功的“革命意识形态”还是以压迫和守旧的“反革命意识形态”？

　　更明确地说，伊万的问题所指向的不仅革命的正当性，而是正是已经日益失去统治的合法性的政府，沙皇所宣称的“东正教、专制主义、民族主义”这三大“民族性”原则早已为知识分子所不耻，赞成这三项原则的只有仍把沙皇老爹当成救世主的农民和地主。伊万说，知识分子的终极信仰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正是明确地表明旧日的俄罗斯世界已经在信仰上首先瓦解了吗？伊万没有明说新的原则是“启蒙原则”，却早在二十年前的“巴扎罗夫”口中成了口头禅。巴扎罗夫坚信，借用“科学”的主义，可以度量整个世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相信，通过精密的计算，可以获得通往未来的通衢。沙皇、旧制度和旧的信仰世界，只不过是前启蒙状态。用伊万从伏尔泰那里借来的话来说，旧的宗教信仰世界，不过是“狂訇的九头蛇”，“没有上帝，人类需要重新创造一个上帝”，新的上帝就是“启蒙”信仰。旧世界不通过努力启蒙，便不会自动瓦解，于是，“杀死那些旧官僚”，是以“启蒙主义”杀死“过期的废物”。所以，民意党人暗杀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竞争的正当性，更是革命者认定启蒙原则的正当性。革命，不过启蒙原则对抗专制原则的强硬手段。革命的组织，体现的是启蒙的肉体完整，而革命的速度，体现的正是启蒙的力度。

　　革命伦理的正当性与“无辜的自杀者”

　　“杀死那个无辜的人”这一命题中包涵“无辜者的自杀”，应是题中之义。关于自杀，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关切的伦理问题之一。如果说作家在一八七零年之前的小说中的“自杀”者形象多半是死于一种宗教伦理的自责而选择自杀，那么，这一伦理考量仍然是在神正论的前提之下进行的，上帝的权威并未受到挑战。但作家在一八七零年代的两部长篇小说《群魔》与《少年》中，出现的自杀者却是革命者，而且其自杀和神正论的宗教伦理并没有过于明显的瓜葛。前者自杀，有其宗教救赎观的价值取向，而后一类人的自杀的价值取向却颇不明了。革命者为他人所杀——为革命事业献身，恰好符合了现代革命伦理所提供的价值逻辑，即革命是旨在破除旧世界以取得社会前进之上的“正当性”，革命者被旧世界的反动力量所杀，其意义也就彰显出来了。但是革命者的自杀这一事件，却难以将其归入“革命伦理”这一逻辑之下进行思考。

　　《群魔》中自杀的革命者是基里洛夫和被称为“毒蛇”的斯塔夫罗金。斯塔夫罗金无恶不作，其自杀实在是罪有应得。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斯塔夫罗金之死，还是有其宗教救赎的价值观在背后起作用，算不得是“无辜的自杀者”。但是基里洛夫却不一样，基里洛夫从未正面参与彼得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基里洛夫只承诺用自杀掩护“革命家”们的事业，所谓掩护，便是将政府的目光注意到基里洛夫自杀这一事件——而不是对革命者们的破坏行为的关注，事实上，基里洛夫确实以他的死掩护了“革命领袖”的逃亡。那么，基里洛夫算不算是“无辜的自杀者”？

　　基里洛夫的公开身份是工程师，而实际身份却是类似于《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人”一类的角色。小说家在介绍基里洛夫的身世之时，只讲他曾经受过高等教育——是具有破坏性的知识分子，又在美国遭受过一段颇不平凡的苦难生活——极有可能是俄罗斯那帮去美国搞社会主义实验的先驱之一。而小说中的基里洛夫却一直蜷缩在他的小屋里，只思考一个问题，“在上帝离去之后的世界，谁能担当起拯救者的重任”？在基里洛夫看来，只有“人神”而非“神人”能担当这一角色。“神人”就是那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先知，而“人神”则是拯救上帝已经离去之后的世界的“先知”。既然上帝已死，基里洛夫只有一个疑难，那就是“人神”能否战胜死亡。现在可以晓得，基里洛夫并非“十恶不赦”的革命者，而不过是思考革命的思想家。所以，基里洛夫也能算是“无辜的自杀者”。

　　涅恰耶夫案件之后，涅恰耶夫那部“臭名卓著”的《革命家手册》更是名动一时，关切社会问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应该看过《革命家手册》。"手册"分四个部分。分别讲述革命者对待自身、社会、同志和人民的态度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部分，"革命家对自己的态度"。本章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一个革命家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人"，他既无个人需要，也无个人事务、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身上的一切都被唯一的兴趣、唯一的思想、唯一的热情--革命所吞没。他要从内心深处，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同社会习俗、同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及其全部准则、礼仪、通行的规则和这个世界的道德观念彻底决裂。他是这个世界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他仍生活其中，就是为了更有力地毁坏它。革命者蔑视任何尊严，拒绝和平的科学，把它留给未来的一代。他只知道一种科学，那就是毁灭的科学，他蔑视社会舆论，凡是能促使革命胜利的，对他都是道德的；凡是妨碍胜利的，就都是不道德的和有罪的。

　　涅恰耶夫以上的论证方式，正是建立在革命价值的正当性之上，革命者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革命者”，而非其他。换言之，革命者存在的意义仅在于革命活动之中，如果革命这一意识形态为另一种意识形态所置换，那么“革命者”本身就失去其存在的正当性了。革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革命者的价值当然也只能显现在不断的斗争过程之中，正所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而与基里洛夫的逻辑稍稍与之不一的是，基里洛夫认为，革命可战胜“天、地”——旧政权在革命之下的颠覆必属无疑，但是革命者仍然无法克服“自身”的局限性。在基里洛夫看来，革命的局限性正在于未能完成上帝所未完成的拯救事业，而真正战胜上帝的权威，乃在于克服人对于死亡的恐惧，这是革命者最终的斗争，属“天、地、人”之外的“自我”。对于“死亡的恐惧”，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主题之一，在舍斯托夫看来，尽管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几乎统治了世界，但是却仍然在死亡面前颤栗，为什么？正因为理性主义者彻底把上帝驱逐出了尘世，所以死亡不再是上帝的事情，而是人自己的事情了。卑微的人类害怕死亡，而理性主义的浅薄救赎却无法克服死亡的权威。革命的最早呼声，正是起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之口，正是这些理性主义的思想家打开了革命的大门，但是现在，革命却在“死亡的恐惧”面前畏葸不前了。革命只能革除旧制度和附属于旧制度之上的污秽，却不能驱除上帝在死亡面前的权威，革命的启蒙主义未能为“革命者生死”的个体伦理提供的正当性论证，那么，革命必定不彻底。所以，基里洛夫要以身试法，以一个“无辜者的自杀”这一事件挑战上帝遗留在尘世的最后权威。

　　基里洛夫死在自己的枪口之下，义无返顾，古典世界的最后一道闸门终于为革命者所冲破。革命伦理——不惧死亡恐惧的现代伦理终于战胜宗教伦理。革命的正当性无论在社会道义还是个体伦理中，都获得了正当性论证，简而言之，革命就是团结新的组织，通过暴力手段和不惧死亡的勇气全面与旧制度的暴力组织和伦理观念开战。拯救人类历史的重任不再肩负于上帝，都是肩负于“革命”了。于是，在《群魔》之后的那个世界，“革命”便在俄罗斯风起云涌，经过十月革命之后，扩展至整个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