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何时度玉门

春风何时度玉门　　

我1950年出生，8岁上学，小学的学费是一两块钱，到了初中就享受到国家发给的助学金，那时虽然穷得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但跟上不起学，靠讨饭、跟地主打工为生的前辈比，觉得很幸福。
1968年，刚成年我就参军了，当兵18年，那个时代，工资虽低，但温饱无忧，看病、供子女上学不愁。
    1986年付营职干部转业，开始几年一直在企业当干部。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的生活同全国人民一样，不断改善。
    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深入了，国民经济发展了，我的命运却发生了逆转！
    企改―――夫妻双下岗，不说一句热乎话，不给一分生活费，苟且偷生13年。
    1992年底，我参加市委下乡工作组回来以后，我原来的那个工厂就停产关门了，不说一句话，不给一分钱，就这样下岗了。
    2000年初，我家属所在的公司让政府卖给了个体老板，转制前既没有退还集资款，又没有补交养老金，人员一并转给了个体。老板拉走了设备，转移了厂址。工人愿不愿跟个体老板干，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选择的权力。由于离家远，职工无法去，实际上也下岗了。他们找老板要求代缴养老金，老板把档案甩出门外，“拿不拿随便！”他们找到市政府想要下岗生活费，“转制企业下岗，不属政府管！”他们找到劳动仲裁，想要回集资款，胜诉了，一直无法执行！
    我家属下岗，实际上比工友们早两年。她们公司是生产饮料的，她在车间当班长，负责装箱、搬运，每班12个小时，没有星期天。由于过度劳累，1998年5月3日在车间扭了腰，CT检查腰椎间盘突出0.07cm。不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西方国家，象这种情况，不仅报销医疗费，工资还照发，或者调个轻一点的工作，在厂长经理说了算的年代，她什么也没有。
    我们俩一个是转业干部，　一个是国营职工，就这样都下岗了，旧社会地主辞退长工也未必如此！
    中断了生活来源，上有老下有小，吃饭都成了问题。为了填饱肚子，我把转业时带回来的彩电买了，把军大衣买了，又借遍了亲戚。
    上街买青菜都是傍晚买人家等着收摊处理的货底子，盐水拌绿豆芽，一调一大盆，一吃好几天！剩菜汁下面条是我们家多年的主食！
    没有钱，衣服只能穿旧的。商场林立，天天都有跳楼价，可我，从来没有光顾过。
    生了病能拖就拖，能扛就扛，实在不行就到路边店买点药。家属腰间盘突出，属于比较重的一种，一天医院也没敢住。
    1995年，女儿考上大学，5000元的学费，我跑了4家亲戚才凑齐。到了学校，我每周只给她10元钱的生活费，三年的大学是怎么撑下来的，我一直没敢问。
    儿子11岁那年，有个星期六的晚上九点多没回家，我到处找，最后看到他在给一家个体户包面条，说挣点钱买本子！
    我一家爱党爱国奉公守法，先进工作者证书一大摞，又何以贫困至此？烈火从胸中燃烧，我常常半夜猛然坐起！
    上学我是三好学生，当兵我是五好战士，当指导员带的是先进连队；转业回地方，在商场当经理当年扭亏为赢，当工会主席，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是先进工会。，还配合厂长创建“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总公司下属六个企业，只有我被评上了政工师。以前在工作中，时时给自己找差距，现在总觉得是国家亏待了我！
    过去把党比母亲，总觉党比母亲亲。母亲只有疼爱的一颗心，共产党教我怎样做人，教我怎样做好工作，是共产党让我昂起头来做人！如今感情挫伤，利益相悖，把我推入了社会底层！
以前觉得工作使出十二分的力气也报不完党的恩，而这时有卸磨杀驴之痛，有被遗弃之感！
    国民经济年年在增长，我的生活年复一年贫困依旧；职工工资长了又翻，与我毫不相干；人民生活整体奔入小康，我却被排斥在人民之外！
    改革之初，看到一座座楼房拔地而起，内心为国家的发展激动不己；如今，再看到树起的楼房，就觉得又制造了贫富差距，又带来了三角债，又滥占了土地！
    刚转业那年过春节，市区的鞭炮通霄不息，我的心同千家万户一样为改革开而振奋！下岗以后，我几个春节没放鞭炮，听到街上的鞭炮声，好像是富人的喧嚣，穷人的哀鸣！小孩看电视小品在傻笑，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囊内羞涩，该走的亲戚不去了。
一块转业的战友，过去常来往，而今很少走动；过去素不相识的转业干部，一听说企业下岗的，就倍感亲切，在一起就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度日如年，这个世界已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可真的没有了我，撇下的债务，妻子弱小的肩膀怎么能扛得住！
房改―――寸草不得，补偿分文未有，初次分配不公，注定了我终生贫困的命运！
    房改政策规定，企业职工房改，参照国家有关标准，企业自主决定，至于职工能否享受到房改政策，政府不管。实际上，在经济的转形时期，在经济滑坡的大气候中，大部分企业都无力出资对职工房改。即使能免强运转的企业，在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个人承包的时候，也不愿替老职工、军转干部承负历史旧账。能分到房子的，大都是狭小陈旧的老房子；没有分到房子的，就无房可改，至于货币补偿就更没有人得到。
    而有截留、挪用、摊派资金权力的机关，有收费、罚款权力的部门，则利用房改的机会，大肆建房；有的暂时无钱，长期拖欠工钱、料款也一样建房。他们有的换了几次，越换越大；有的一人数套，家庭成员人均一套！
    房改是滋生腐败的沃土，是两极分化的催化剂！
    房改我未得一砖，补偿未得一分，改革又一次对我不公！
    我家属随了军，并安排了工作，按政策规定，我父亲也随了军。1986年转业时三代五口人，单位只给了两间小平房，不足三十平方米。为了能够栖身，我自费把平房前40平方米的小院子全部搭起，与前面别人的宿舍墙靠墙，房间里透不进一点阳光。由于地势低洼，房子质量差，长期潮湿，墙皮都脱落了。大院里没有下水道，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用水泥块围起来的通天的简易厕所，垃圾遍地、腥臭熏天，一到夏天蚊蝇成群。住户没有自来水，洗衣做饭都是自己挑。就是这样的条件，1988年我调出单位时，原单位让我交出房子才给办手续，我只好以市价买回。到了新单位又赶上效益不好，一直没有分到房，后来房改就无房可改。没有享受到房改政策，按规定应予货币补偿，实际上困难企业没有一个执行的。
    儿子大了，这样的住房条件怎么找对象？我把原来的房子卖了不到两万块钱，又向个人高息贷款在别处买了一套顶楼，房子住上了，可我又背了一身债，成了房奴！
    转业干部的住房待遇，国家不仅有明文规定，而且有专项拨款，可我什么也没得到，房改后实行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就更没有资格享受！
下海―――步步有陷阱，吃尽苦头，一无所获！
    “天下不会掉馅饼，你们也有两只手”，官员们这样教诲下岗工。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我不得不自谋生路。
    当兵我学的是无线电报务，提干后改做政治工作，转业后大部分时间做的也是政治工作，是政工师。多次进修培训学的是马列主义、时事政治，曾在《解放军报》、地方报纸发表过文章，其它没有什么业务专长。下岗后我跟人押车在南方市场看到开油坊榨花生油，现榨现卖，新鲜纯正，顾客一目了然。我想学习这种手艺，连买设备加购原料，起码要4万元，可钱从哪里来？
    以前工作几十年，一直是低工资，只能应付日常开销，在企业当干部也两袖清风。下岗后为了填饱肚子，己负债万余元。为了做生意，我厚着脸皮向熟人、老乡、战友、同学借钱，然而十扑九空！谁放着现钱等着你去借？做生意有风险，谁有钱敢往外借？实在筹不齐，只好向个人借高利贷，开始每月每元是4分的息。由于市场萧条，竞争激烈，利润低，费用高，根本挣不到钱！然而想不到的麻烦还在后头！
    饭店老板一个电话打来，要二、三百斤油，开始送去还付款，熟悉了就欠款，“等几天”, “下次一块付”，再去找他，半夜跑了。这样的事每年都有几次。（跑了的，大部分是生意不好或亏损坚持不住的）。
    我们这里逢年过节，单位发福利一般都有食用油，有的单位一订就是几千斤、上万斤。开始说“发完结帐”，可是发完二、三年要不回来钱，微薄的利润不够陪利息的！
    1997年中秋节，有个机关单位订了6000斤花生油，发完油几年不给钱，我说：“我是下岗工，做生意都是高息贷的款”，他们说：“你这二、三万块钱还算钱？汽车加油、楼房装修，我们还欠几百万呢！让你进来坐会就是客气了！”
    更可气的是那些头顶国徽的管理人员的敲诈掠夺！
    由于进原料款项大，利息高，1996年10月，我带着设备到花生产地济宁市城前镇打加工。生意未开始，先到税务所报了到。开工刚一个月，地税收了50元，而国税局要收16000元的税，一斤花生米的加工费是2毛钱，统共加工了2万多斤，全部加工收入才2000多元，还不够设备安装、房屋租赁、用工等费用。当时交不出钱，他们抢走了账本、封了设备，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没有给局长（周凯）送礼惹的祸！本想跟给他们争辩，但人生地不熟，弄不好会挨揍，我托人说情，交了200元了事。不敢久留，付清房费，卸下设备而逃！
    2002年8月，我到临沂郯城购买花生米，回来途经苍山二庙己是黄昏，路边突然窜出两个工商管理人员，象劫匪一样拦住了车，他们强行把车带到工商所，说没有购货发票，没带营业执照，要罚款4000元。好说歹说最后交300元放车。回来我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上午，我拿起电话查询114，反映到山东省工商局监察室，是一个女同志接的电话。放下电话不到十分钟，她打回电话，让我到苍山县工商局领回钱。下午我坐车就把钱要回来了。
    这样的事例还有更多，几乎没有一个管理部门不想法设法乱收费，乱罚款的。他们有高工资，有好房子，有各种补贴，有公私合用的交通工具，还千方百计在老百姓身上榨油！那天我在二庙工商所看到满院子被扣的车辆，他们每天获得多少这样的非法收入？又有几个老百姓象我一样告到省里，又有几个官员象那个女干部处理问题这样果断快捷？
    职工下岗做生意，后来政府也曾有优惠政策，实际上很难得到。
    1998年，我听说对下岗职工自谋生路做生意的，免交一年工商费，我很高兴，到工商所填表办了手续，当月的工商费是免了，可刚得到的百余元的生活费也不给了。这等于用生活费顶了工商费，实际上个人没得到任何优惠，只是变了个手法便于宣传罢了。我又调了过来，工商费照交，不领这个情！
    我榨了10年油，辛辛苦苦，轰轰烈烈，后来年销售额达到了50多万元，可年底结算仍无赢余，2003年6月，我把设备当废品卖了！
解困―――积贫深、欠帐多，乍暖还寒！
    我下岗了五年，没听到政府一句热乎话，没领过一分钱，直到1997年6月，面临香港回归，为了稳定国内局势，下岗工才开始有百余元的生活费。
    我家属下岗，8年没有一分钱，经过与工友们无数次上访，2006年才开始有了两年的失业生活费，开始每月是268元，后6个月是296元，还不够她每月交养老金的。
    由于各地企业转业干部持续多年上访，2002年8月，也是我下岗的第11年，国家机关下发了人发（2002）82号文件（即解困政策）。按文件要求，办理医保、补发托欠的工资、补缴养老保险金，这对多年来吃不上饭，看不起病，退休无着落的转业干部来说，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这只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还挣脱不了困境！由于我下岗早、积贫深，感受更为深刻。
    1、改革开放以来，工资增长很快，甚至一年调两次，而我们下岗十余年工资一直未动，本来就很低，可只按70%补发，扣除两年己领的生活费，总共补发了一万多元，十多年收入的全部还不如机关工作人员半年的多，还不够我们俩补交养老保险金的，根本不能用于生活改善。
    2、由于没参加房改，没得到货币补偿，借钱自己购房，债务负担依然很重。
    3、我家属没收入，每月还要交养老金；她身体不好，至今未办医保。由于常年的精神压力，我也患了糖尿病，30多元的医疗费根本不够用的。女儿大学还没有毕业，儿子打工收入低，我千余元的退休金无法应付每月最基本的开销。我家的人均收入比全国职工平均可支配收入相差几倍！
    期待―――落实党的有关政策，个人合法利益得到保障。
    我沉重的债务压力是因为没有得到任何房改政策，我长期的生活贫困是因为党和国家的转业干部政策没有落实。转业以后，尤其是下岗以来，我的收入比按国家政策规定的待遇少得几十万！我比同等条件在机关工作的战友相差几十倍！
    我只想得到按国家政策给予我的合法权益，只求一般过得去的生存条件。
    1、按政策落实住房侍遇，补偿房改政策。对转业干部的住房待遇，转业时国家文件不仅有明确规定，而且有专项拨款，这个钱没有用到我的住房上。房改时我没有分到公房，也没有得到货币补偿，这个问题不解决会造成我终身的贫困，我心里永远得不到平衡！
    2、国家的法律、党的一贯政策，对转业干部的待遇都有明确规定，一旦得到落实，我的困难就迎刃而解。
    一个人只有感受到国家政策代表了他的个人利益，他生活在这个社会才有幸福感，他才会自觉的维护国家政权，他才能甘愿为社会作出牺牲与奉献！
    一个人的幸福感不在于得到物资利益的多寡，而在于社会的公平，在于同工同酬，不受歧视！只有同甘共苦，才有同心同德！
    改革如果只造成了我一个人的困难，我是不愿接受的！如果不是我一个，而是相当一部分，那么这样的改革就背离了我们党改革的初衷，就值得反思！
    改革本来是完善分配制度，纠正不合理分配现象的过程，没想到改革30年来却成了分配不公的形成和更加严重的过程。近几年来，中央制订了一些惠民政策，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得到了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分配不公的格局，人民群众仍然不满意。　　

前几天，温家宝 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时说：“现在，社会上还存在许多不公平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司法不公，这些都是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我在任的最后几年，我将为这些事情尽最大的努力”。　　

我们期待着！

　　

齐军　　

　201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