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事件后的邱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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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嘱咐要吃好 9.13事件后的邱会作
       邱会作,1914年出生于江西兴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建国后,曾担任总后勤部部长。“九.一三”事件后,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一起被监视居住。1979年,党中央定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关押在秦城监狱,上世纪80年代初提前保外就医,随老伴胡敏回到了陕西,直至去世。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
  
  “九.一三”事件发生10天之后,9月24日早晨8点30分,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宣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反省自己的问题。

  邱会作被带往北京顺义县卫戍区第3师师部,在那里生活了5年又3个月。开始,每天吃8角钱伙食,后来黄永胜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提出改善伙食。

  毛泽东说: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这样,从1971年11月1日起,邱会作的伙食就有了很大的改善。

  1976年12月,邱会作被押解到北京秦城监狱。邱会作说:“除了未用刑罚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囚徒。但是,伙食仍是一天一元钱。冬天,房内有暖气,半个月可以洗一次澡,可以蹲马桶解手,生活上并没有很大困难。”

  1979年12月,中央派了一个审查组,重新审查邱会作的案子。审查组负责人说:“我们对中央负责,也对你邱会作本人负责。审查过程中,有任何违反纪律的事,如逼供信,你可以直接报告中央,也可以将信件通过我们转交。”

  邱会作说,徒刑16年是从1971年林彪驾机出逃后他被软禁于北京卫戍区开始计算的。他认为,林彪集团的出现及自己追随林彪所犯的罪行,是现代中国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把自己关起来也罢,判刑也罢,都是中央决定的,他的态度是服从。

  1980年,由军委总政治部保卫部为关了近10年的黄、吴、李、邱补办了逮捕手续。从这时起,有几个月监狱对他们的伙食降为一般囚徒待遇,不再让他们服安眠药。可是,次年6月起又对他们恢复了每天一元钱的伙食标准,生活挺不错。

  保外就医与老伴团聚

  1981年9月,邱会作以保外就医名义被安置在西安居住,每月生活费100元,和夫人胡敏过着同市民一样的生活。从1983年起,每月生活费增至200元、30斤粮、半斤食用油,有病在省人民医院就诊。

  离开秦城监狱时,邱会作对监狱负责人说:“没有别的要求,但愿住房有暖气、洗澡等设备,治病方便。”但到达住所以后,缺的正是这三样。邱会作对秦城监狱送他的人员说:“你们带我回北京监狱吧!”

  保外就医就有了相对自由,邱会作却提出如此要求,使北京来的人十分惊异,对他的儿子说:“要劝慰你父亲,不要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生活上的困难会解决,情况会越来越好。”邱会作的妻子胡敏原籍陕西长安县,是有50年军医历史的大夫,对丈夫照顾得十分周到。他们夫妇同周围邻居建立了较好的关系。胡敏1937年7月参军,做护士工作。她说她应该是老红军,因为她是在“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所以她后来的待遇一直按照抗战前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对待。

  “九•一三”事件邱会作被羁押18天后,总后勤部党委批准开始对胡敏的审查。历时7年的漫长的审查到1978年6月才结束,经中央批准定性为:敌我矛盾,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军籍,送陕西大荔农场监督劳动。

  80年代初,随着邱会作保外就医来西安,他们老两口终于团聚到了一起。随着组织对胡敏政治审查的结束,她的军职也得以恢复。她的行政关系在总后,属师职干部。

  定居西安起步艰难

  1987年9月24日,邱会作服刑期满后,拿到公安部门送来的一张释放证。同年10月,国家公安部的官员向他宣布:就地安置,每月200元生活费,继续剥夺政治权利5年,拿释放证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户口。

  邱会作每月生活费200元,开销保姆的工资和伙食费、房租、水电费,要花去100多元,洗理费、零用钱每月要花20-30元,夫妻二人用在吃穿上的钱不太宽裕。他说:“我和胡敏出身贫穷,都是从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走过来的。只要解决温饱问题,冬天不受冻,能就近洗澡、看病,再高的要求,实在不敢奢望。”

  邱会作在西安的日子里,曾多次住院,且多住在军队医院。军队人员凡是认出他的人,都习惯地称他为“邱部长”或“老首长”。邱会作一住院,最忙的是胡敏。她跑前跑后,安排治疗事宜。一对清瘦的老人,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相依为伴,让人颇为感动。

  他们很留心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天都要向左邻右舍借报纸。邱会作的原则是“快借、快读、快还”,所以邻居都愿意借报给他。邱会作的一生多半从事军队的财政经济工作,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尤为关心。他说:“好多问题,都是历史积累下来的。例如物价,稳而不涨行不通,工资增长速度又赶不上物价上涨指数,必然会形成矛盾。”邱会作还向别人表示:“我的晚年将设法过得充实、愉快而又富有意义。”


  凡是见到邱会作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典型的军人气质。虽然邱会作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但他坐有坐相,站有站姿,腰杆笔直,走起路来挺胸,昂头,收腹,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且头脑条理清晰,废话不多。

  政府关心尽显胸怀

  据陕西老干部局一位官员说:“在当年西安普通民宅区,他俩起初生活条件很差,冬天家中没有暖气。邱会作夫妇月生活费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街坊上门求医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政府安排住进陕西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1500元人民币生活费,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表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邱会作夫妇的居住条件大大地得到改善,组织上将他们安排在西安市南郊某干部离休所安度晚年。这套住房面积约170平方米,与原来的住房相比,真是天上人间。

  刚搬进这个新家后,真可谓家徒四壁,偌大的住房空空荡荡。唯一的值钱之物就是一台21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就是这台电视机还是子女给买的。

  晚年,邱会作的生活安排,锻炼身体和练习书法是每日必做的。练习书法时,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诗词,而毛泽东的诗句主要是以毛泽东长征时的诗句为多。这里有他对战争年代艰苦岁月的追忆,又有他对毛泽东的崇敬。

  到了2001年末,邱会作病重,被接回北京,住在协和医院高干病房。2002年7月18日,邱会作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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