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庆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看政府如何发挥媒体作用

从重庆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看政府如何发挥媒体作用

文化

               作者：胡志龙 本文刊发在2009年第6期《新闻窗》

2008年11月3日，重庆主城区8000多辆出租车实行集体停运，全城出租车业务中断，引起全国关注。6日上午10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以化解的哥的姐心中的“坚冰”，电视媒体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公共危机应对之先河。重庆市政府在罢运的处理上，改变过去惯用的危机应对方法，构建对话沟通机制，直播代表座谈情况，畅通利益诉求渠道，问题处理更加透明化、人性化，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好评。重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成功解决体现了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公共危机处理能力的提升，也是政府与媒体打交道的一个成功案例。笔者认为，这是我国政府处理危机事件、群体性事件的一次成功转型。

一、搭建对话沟通机制

与多数群体性事件一样，重庆出租车罢运风波的发生也是官民互动不畅的结果。2008年7月，重庆的士司机们就有罢运之意，他们约定在7月14日当天集体“休息”，由于奥运在即，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予以化解，但重庆市出租车行业沉疴难愈，政府没有很好地构筑一个与民沟通的意见渠道，导致罢运发生。罢运发生后，市政府立即广泛征求民意，重建对话沟通机制，重庆出租车营运基本正常后组织的座谈会应该说在调节利益、化解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话与沟通也成为本次罢运有效解决的关键手段。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对话是最直观、最真实的人际传播途径，通过对话出租车司机可以把自己的苦处说出来，政府可以根据情况对政策给予调整。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的，对话能培养平等交流的意识。事实证明，通过座谈，重庆市民不但进一步了解了出租车停运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对市委市政府公开透明处理危机的做法给予肯定，把应对危机的消极心理化为对城市决策者的深切期待，可以说对话沟通是畅通民意的好办法。薄熙来在座谈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表现出对出租车司机的理解与尊重，没有高高在上的领导席，主要听取出租车司机的意见。人们从薄熙来身上看到的是一个真诚亲切、敢于负责任、富有同情心的领导形象。当然，沟通和对话虽然是一种好的手段，但沟通的有效性则依赖于常态化的组织媒介和平台，这就需要政府建立起长效对话沟通渠道，并保证其顺畅运行。

二、媒体直播代表座谈情况

薄熙来就重庆主城区出租车运营事宜与出租车驾驶员、市民代表和出租车司机代表面对面畅谈，不避讳政府的过失，重庆电视台新闻频道、广播新闻频率全程直播。“直播镜头所向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直播时画幅不到位、声音不理想，说错话等，但是直播是‘时空零距离’的传播，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重要新闻直播会受到观众的广泛关注，也会带来无法比拟的收视率。”[i]此次座谈会的直播属于重大政治性新闻直播，领导人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对话构成市民关注的亮点。直播的公开性有利于保证对话的公平，直播的实时性让广大受众也能亲身感受到座谈会现场的讨论。将政府领导人的言行以及代表的交谈的内容进行直播，防止了形式主义及内幕操作的产生。因为直播的相对客观性，生动的反映现实生活及社会问题，直播中不用媒体过多解释，受众能够通过电视、互联网络把整个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政府领导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态度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政府形象的构建。“电视直播时代也是媒介奇观时代，直播中的场景、人物言语形象等成为一种奇观。‘奇观’一层意思是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各类现象，而另一层意思则突出了媒体的作用，即在景象通过媒体传播的过程，内容及空间得到了放大。”[ii]除电视直播外，华龙网、新华网重庆频道、人民网重庆视窗等网站也进行网络在线直播。罢运发生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围绕政府出租车停运事件开展报道，其他媒体纷纷报道转载，只不过电视直播、网络直播在此次危机化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直播，观看者也能够获得一种现场感，并通过手机短信或网络评论进行在线交流、对话，建言献策，对矛盾解决起到了促进作用。由于直播形式的新颖性，人们把焦点从罢运转移到政府对问题解决的每一进程，媒体成为政府活动的舞台，媒体的报道也一步步改变着受众对政府的看法、态度。新闻直播是一种有效的危机处置手段，透明公开应成为政府工作中的常态。

三、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罢运其实就是一种利益诉求的表现，因为罢运本身能够达到提请政府关注的目的，只是这种非理性的表现形式，影响了市民的出行。但也反应出深层次矛盾长期得不到化解，出租车司机被逼无奈，才走此下策。由此可知，要么是没有顺畅的诉求渠道，要么就是即使有诉求渠道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罢运发生后，政府没有采取强硬的态度如动用警力压制罢运，追究肇事者，反而把此事的定性由开始的“少数人操纵”改为“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而且在座谈会中，薄熙来也是把此事称为停运，尽量把责任归于政府没有做好相关工作，“我认为，这次出租车停运是事出有因，政府首先要检讨我们的工作。要反躬自问，研究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不足，哪儿做得不好，或者说有官僚主义处理得不及时。政府有关部门都要通过这件事认真总结，改进工作。”重庆出租车业存在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政府有关部门确实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把责任推到出租车司机们，可能会使矛盾变得更加尖锐。针对罢运，市政府不回避矛盾，及时疏导民意，承认出租车司机诉求的合理，并向市民道歉。为了满足司机合理要求，承诺着手建立出租汽车驾驶员分会，并讨论进行了相关治理措施。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召开座谈会，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与市民面对面交流，为出租车司机提供了宝贵的利益诉求平台，给他们一个利益表达的渠道，以协商各方利益，疏通民意，这如薄熙来所说，“大家把话都摆在面上，畅所欲言”。从总体上说，要畅通利益诉求渠道，政府要建立和完善出租车司机与政府管理部门的定期沟通机制，让司机通过合理、正规的投诉渠道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政府部门能够倾听他们的呼声，积极收集和采纳他们对政府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四、政府设置议程，充分掌握话语权

“议程设置”是麦克姆斯和萧对传播学的一大贡献之一。简单的说就是要让媒体的议程围绕政府的意图进行设置。当然这种意图不是一个违背公共利益的意图，而是推进问题解决的意图。政府议程能够转变为传媒议程，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处理媒体危机时可以通过各种事件引导传媒的报道。这样政府部门就可以掌握话语权，而不至于处于被动的处境。

重庆出租车司机罢运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典型案例，政府最初不是追踪是谁发起罢运的，而是转而召开座谈会并通过电视直播、网络直播，充分听取司机、市民、出租车司机的声音。使媒体从报道出租车罢运到报道召开座谈会、解决问题。此次政府议程设置的最大表现是新闻发布会的及时召开。11月3日下午，重庆市交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稍后，重庆市又两次以“新闻发言人答记者问”的形式发出新闻通稿；11月5日下午，以市政府名义再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并答记者问。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新闻发言人周波表示，面对此次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机制实际上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事件本身做紧急处置，另一方面向媒体、舆论做危机公关。他说：“互联网时代，遮遮掩掩已经不起作用，甚至是只能起反作用。”[iii]议程设置其实是一个谁掌握主动权的问题，政府不断提供消息源，不断转变主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促进政府问题的解决。同时，“政府通过媒体向公众呈现了一个公开、务实、以人为本的政府，不规避存在的问题，并能通过座谈的方式来获取民意，解决问题。”[iv]

    重庆处理出租车罢运事件的最大成功之处，笔者认为是除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善于利用媒体化危机为机遇外，更重要的在于公权力的退让，从而使出租车司机的“罢工”得到了胜利。“从政府迅速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事件信息，到部署整改措施，然后安排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与市领导座谈，公权力表现出它应有的谦抑与自省，成为一起骤然而起的社会事件得以平息的主要原因。”[v]薄熙来在回顾出租车罢运事件过程时说，“通过出租罢运事件，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是通情达理的。面对当前发生的任何矛盾和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开诚布公，我认为都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⑥随着民主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人们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政府一方面要通过媒体听取下层的信息，一方面又要灵活运用新闻媒体来协调各种利益冲突。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充分展示了重庆市政府的媒体应对能力，其与媒体打交道的方法为其他政府树立了样板，也是各级政府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部2008级研究生）

注释：

①朱景和：《电视功过论》，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②尹丽娟：《景象，从内容到空间的放大》，《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4月23日。

③杨清波：《网络媒体的内容把关和舆论引导》，《当代传播》2009年第3期。

④吴江文：《大众传媒在城市危机传播中的作用分析》，《新闻知识》2009年第4期。

⑤杨耕身：《矛盾处理机制有效 “重庆罢运事件”可免》，《新京报》2008年11月7日。

⑥《薄熙来谈重庆出租车罢运称民众通情达理》，http://news.163.com/09/0307/23/53RDAJV6000136 K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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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爱无边2009-11-28 19:56:48 [举报]

  
  
  来你家，留个言，给你添个人气！ 常来关注您....
  
  再向您讨个回访，欢迎去我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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