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强中国智库“软实力”的硬道理

　　中新网4月13日电 香港《凤凰周刊》刊文说，智库被誉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中国智库发育发展令人忧忡忡。求“钱”若渴成就了境外投资者巨大影响力。做强“软实力”的“硬道理”，就是中国智库资金不能将外资作为仰赖重点，否则有变成他国“软实力”的危险。

　　文章摘录如下：

　　由于智库对内政、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的研究报告，会对各国的舆论及国策制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力和推动力，所以，智库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智库的发育和发展状况，却令人忧忡忡。

　　据2009年第4期的《瞭望》周刊披露：国内数以千计的官方、半官方及民间智库都陷入经费困难的窘境，在此背景下，大量海外基金会与在华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智库运行体系。据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披露，某中央级政策研究机构主管的基金会和某部门级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将近50%的资金来自外资；而另一家半官方研究机构，来自主管单位的经费只占2%，委托课题费用占27%，而一家美国慈善基金和一家德国跨国企业的资助共占63%。

　　中国智库的这种求“钱”若渴，成就了境外投资者的巨大影响力。以著名的美国福特基金会为例，其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20年间共花费约4亿美元，却收获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在华政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这从福特基金会2008年3月举办的欢送在华工作9年的首席代表华安德招待会上，受过资助的部分受邀人身份上可窥一斑——大约400多名受邀人中，绝大部分来自中国重要部门，也有科研、教学和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令人吃惊。

　　吃惊的同时，更令人深思：我们做强“软实力”中的“硬道理”究竟是什么？

　　中国智库大量受益于境外资金，难免容易让人对其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产生不同程度的质疑。俗语说得好：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端谁家碗，服谁家管。在这种状态下，人非圣贤，欲独善其身非不能也，实难为也。而境外势力对中国政策与法律的影响与操纵，又早已尽人皆知。2008年9月曝光的商务部条法司正司级巡视员郭京毅涉嫌受贿案，就是境外力量以行贿手段影响中国立法的典型案例。其影响所及，涉及中国多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修改，尤其是2003年推出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为境外投资者蚕食鲸吞民族产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智库领域亦非象牙塔，学术研究、学术标准之下隐含着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并非不可能。境外势力既可以行贿手段影响立法、执法，为什么不可以凭借出资方式影响智库机构的研究成果，进而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研究和制定，从而实现在产业源头上的某种操控呢？可见，“软实力”中的第一个“硬道理”，就是中国的智库资金来源不能将外资作为仰赖重点，否则，中国的“软实力”就有变成他国“软实力”的危险。

　　其次，放到这个高度来强化，也不意味着我们希望政府对智库实行“包养”，完全不是。因为中国智库的“底气不足”不是资金一项就能解决的，即使政府全面出资，依然会做不强——这是问题最重要的一面。让中国智库捉襟见肘的主要原因是：官方、半官方智库受制于体制，民间智库受限于生存生长的合法性，双方共同囿于资金和政府对信息资源的垄断，加上传统的“官本位”决定了权力对智囊的态度，既不会太尊重，也不会太依赖，等等，都导致了中国智库在境外资金和学术机构面前的“气短”。

　　兰德公司之所以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囊，和它能够及时获取军方真实的信息和精确的专业数据有一定关系。而中国智库的研究成员，无论官方民间，即使是国内某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恐怕也难以掌握到或掌握全本专业的最新信息。土壤贫瘠势必庄稼稀薄，中国要想与时俱进，真正契合信息时代的科学管理，政府就要正视智库在国家“软实力”中的独特价值，拿出提振的具体措施来。

　　办法很简单，只需给其发育、生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即可，给予各种智库以名正言顺的待遇，进一步开放公共信息，减少压力对专业研究的影响，营造适合学术研究、尊重学术成果的氛围，然后放开让各种智库找到发育生长的门路和资金渠道，以扶植其自然成长。至于经费问题，环境放开了，问题是不难解决的。除官方智库应以政府经费为主外，半官方、民间智库不能任由外来资金独大，要做到政府、民间、外资多种投资并存，并通过各种智库之间的充分竞争，提高中国智库的“产出”水平和“产品”质量，以避免政府决策与社会舆情为单一观点所垄断或蛊惑。只有这样，中国智库才能真正强壮起来。

　　所以说，培育“先发芽，后成长”的环境是做强中国智库的根本，也是中国发展“软实力”的另一个重要的“硬道理”。 (周兼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