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永恒的价值面前

——谈胡银芳的报告文学《英雄大爱》
日期：2010-01-24 作者：梁鸿鹰 来源：文汇报                      
    ■梁鸿鹰
    
    “只有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这句话出自杨振宁先生为邓稼先写的一篇辞意深切的悼文。“两弹一星”功勋们所铸就的伟业无疑是永恒的，而功勋在世时与生活伴侣生死相托、相濡以沫的精神，无疑也应该是永恒的吧，而对这种永恒的价值，又有多少人能够得到富于质感的体会，进而以心灵去触摸和领悟呢？功勋们已一个个离我们远去，我们在那些进入史册的文字里，在一篇篇宏大而深沉的叙事中，曾经仰视过前辈们的伟业，感慨过一代巨人成就的辉煌，但我们的心灵无疑也需要一次更为细腻而丰沛的洗礼。
    
    因为，每个中国人都清楚，有了原子弹和氢弹，我们真正挺起了腰板，把自己眼睛里外国人的印象，真正由“鬼子”变成了“外宾”，关于我们的原子弹、氢弹，关于那一代人的奋斗、艰辛，作家、新闻工作者们已经做了大量记录和书写。这些书写通向国家的方略和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就文学的阅读而言，人们呼唤更为细微、具体和个别的文字，更需要那些温暖、家常的细节，职业广播人胡银芳以女性的敏感，在与邓稼先夫人许鹿希的接触中，发现了这条文学书写的新路径，她怀着虔敬、谦虚的低调心态接近与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有关的一切，从多少作家忽略、摒弃和不屑于表现的地方入手，独自默默用文字开始了一次忘我的旅程。对文学的书写来说，最有意义、最能拨动人心的，从来都是那些在历史烟尘中的细节和微澜，胡银芳就是更多地从家庭生活这个角度，从邓稼先夫人的视角折射中国国防和科技事业的艰辛，在大多数人不会经意的地方，开垦出一片新的绿地，报告文学《英雄大爱》（华夏出版社，2009年）让我们见到了历史和事件背后的人和那些点点滴滴的动人。
    
    作品在带着我们充分领略人的命运的巨大起伏的同时，也感受到生命的灿烂。邓稼先和许鹿希，一个是北大名教授邓以蛰之子，一个是爱国人士许德珩之女，他们志同道合、幸福美满，但结合之后只过了5年的共同生活，然后就是28年音讯稀少的分离。1958年，邓稼先接受秘密研制原子弹这一国家最高机密任务，随后他隐姓埋名，像从人间蒸发似的很快进入了与世隔绝的西北戈壁。在从公众、亲友视野中消失长达28年，在这段时间里，邓稼先带领着一个伟大的团队，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中子弹。共和国在世界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中国人从此在当家作主的同时走上了富强之路。
    
    《英雄大爱》最为动人的部分是展示给我们，在邓稼先生死未卜不知去向的情况下，他的夫人许鹿希信守离别时相互托付的诺言，无怨无悔地痴情等待，待到1986年夫妻再度重逢，邓稼先却因为辐射患重病身陷病榻，一年后在与恶病的搏斗中痛苦地离开人世。在这28年间，眷恋、痛苦也好，思念、期盼也罢，该有多少掩藏在历史尘埃之中的磨难啊。邓稼先逝世直到今天，又是20多年，许鹿希一直在回溯丈夫的事业、采访与邓稼先有关的人，探询我国这段不平凡历史，整理他的著作，这其中又有多少忘我的付出啊！正是穿越过往的尘埃，通过对许鹿希深入采访的挖掘，胡银芳标示出文学生长的光亮，把那些我们应该珍视的可贵价值充分揭示了出来。
    
    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的重要品质是坚守真实性和纯粹性，不能随意杜撰、虚拟与想象，写报告文学的人具有求索精神和虔诚心态很重要，胡银芳的写作坚持从面对面的采访出发、从事实出发，以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从始至终怀着尊重历史、景仰前辈的心态对待自己的采访和笔下的文字。这种态度不仅保证了她出色完成还历史之本来面目的使命，而且赋予全书沉静、素朴的气质。许鹿希开始对胡银芳讲，“我是既见过洋鬼子又见过外宾的人，而你只见过外宾，你能懂得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吗？”胡银芳向她介绍的父辈抗美援朝的经历和自己在成长及工作中的历练，得到了对方的认可，后来，许鹿希为作品的成功而特意写的文字，题目就叫“接触、了解、信任、赞赏，四大步”，她的由衷欣赏溢于言表，她赞扬说，胡银芳写报告文学“好像做科学研究一样，每件事都要达到恰如其分，不故意抬高，也不人为地压低”，从作品的实际情况看，这个评价是客观的。
    
    作品写出了邓稼先身上凝聚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所有品格。邓稼先出身于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家庭，自幼受到爱国大义和民族大义的熏陶。在从事原子弹研究之前，他是个满怀爱国之心、报国之情的知识分子，他对生活有着无限热爱，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生活的挚爱，完全统一在对国家、民族的态度上。在接到特殊任务之后，邓稼先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就是因为有着充分的文化和道义的支撑。杨振宁把邓稼先和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做过一个对比，他说，与奥本海默之富于争议大不相同，“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前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作品把这种评价进行了客观的、立体的呈现，使我们深受感动。
    
    作品反复追问邓稼先与许鹿希的默默相守、生死不离的动力，这个追问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在文本中，成为统摄全书的灵魂。许鹿希说，“为什么能够28年始终如一地支持邓稼先？我想，世界上的婚姻有多种类型，邓稼先和我是那种相互托付一辈子的夫妻。不向对方索要任何东西，心甘情愿地为对方付出自己的一切，这就是我俩之间的爱情。”它像一种力量，也支持着许鹿希在邓稼先逝世后20多年里独自完成一个个浩大工程。胡银芳没有用华美的抒情，没有用深沉的议论，她以一个学生的姿态，从捧着28朵玫瑰采访许鹿希那天开始，老老实实地记下自己所听到的、看到的、读到的，不但写出了英雄之间的至爱，也写出了爱情中折射出的生命之绚烂、信仰之圣洁、品格之纯净，整个作品读下来不矫情、不浮躁、不俗套，因此格外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