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西方记者莫理循

陈晓楠：各位好，欢迎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西方记者走进中国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当时最有名的一位记者呢，就是《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旧时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莫理循生于澳大利亚，他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国近代史上很多著名事件。比如戊戌变化，比如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等等。

他对中国的感情也相当复杂，一方面呢，他站在西方世界的立场上解读中国，而另一方面，他作为中国政府的顾问，又努力想帮助中国摆脱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那么，莫理循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呢？

解说：沈嘉蔚先生是一位旅澳华裔画家，上世纪90年代为创作一幅历史题材的油画，他来到澳大利亚米奇尔图书馆收集资料，一批数量巨大，拍摄于晚清民初的中国老照片，吸引了他的目光。

沈嘉蔚：我一本本打开，有的是贴成本的，有的就是卡片，照片贴在硬卡上，就是一盒一盒。那么打开以后呢很激动，因为我呢，是搞历史画的，形象资料给我的重要性是无以复加的。一种情结，就是虽然我已经在澳洲，但是因为我生长在中国这个国度，又对它的历史特别了解呢。那么，我对这个旧中国的历史照片特别有兴趣。那时，当时看的时候我想，哎呀，这个照片要是能够占为已有多好。

解说：这批照片的作者，是一个叫莫理循的澳大利亚人。莫理循是谁？他为什么有机会在晚清的中国拍摄这么多照片。凑巧的是，同样在澳大利亚一位华裔历史学家，正在研究莫理循的日记，他叫骆惠敏，沈嘉蔚走访了他。

沈嘉蔚：这个时候呢，我知道骆惠敏先生呢，正在从事那个日记的整理工作。他带我去看他的莫理循的，所有的文件和写作的地点，是一个非常让我吃惊的地方。因为他老怕失火，堪培拉旁边有个小火车站，一天只有一班火车，他就到火车站的站台上有一排房子，他跟站长说，他说你把两个房间租给我，我给你的报答呢，我帮你卖票。

解说：在莫理循故去近一个世纪后，两位旅澳华人历经艰辛重新整理挖掘史料，将一段传奇浮世。它为我们展开了一幅迷人的历史画卷。

1894年3月的一天清晨，在长江重镇武汉的码头，船夫们刚刚吃完早点，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衫的雇主出现在他们面前。他高鼻深目，不通汉语，他一出现即引起船夫们的围观，他就是三十二岁的莫理循，正在沿长江旅行。

沈嘉蔚：他从小就喜欢冒险，到处旅游。那么在他这个1894年，应该是三十二岁的时候，他呢就让他母亲给他寄了几十个英镑。他从日本到了上海，从上海就开始穿着长衫，买了假辫子，戴了个帽子，还夹了副眼睛，他从来不戴。他就坐了船，就一下子就到了武昌，到了重庆，重庆上岸以后，他就雇了一些苦力，然后就从陆路就开始步行穿过贵州到云南，最后到了缅甸。1895年，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解说：当时，澳大利亚属英国殖民地，莫理循关于中国的游记，在母国出版后反映平平，在宗主国却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出版的时间是1895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输给了岛国日本，远东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英国《泰晤士报》当时正在物色一位驻华记者，莫理循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沈嘉蔚：因为那个《泰晤士报》正想找一个，物色一个驻华通讯员，他们觉得这个人太合适了，但莫理循当时是刚刚完成他的医学学业，他已经拿到了一个医学博士的头衔，而且已经在澳大利亚当过一年医生，但是呢这个建议他就觉得很使他着迷，所以他就接受了。

解说：莫理循作为《泰晤士报》记者，到北京的时间是1897年，他的第一个住处位于今天北京台基厂附近。《泰晤士报》为莫理循开出的月薪是五十英镑，莫理循雇了七八个中国仆人，但仆人的月薪加起来还不到六英镑，到1900年莫理循的工资涨到了一百英镑，丰厚的薪金使他有能力办起个人图书馆。莫理循曾笑谈，自己的家简直就是个中转战，情报局和图书馆的结合体。

他社交广泛，在他的朋友名单上有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以及各国驻华公使武官的名字。当时的北京盛传一个笑话，到中国的洋人一出前门火车站即会被黄包车夫们拉往莫理循家，在车夫们眼中，所有来京的老外都是来找莫理循的。

因社交广泛，莫理循对中国的报道深入透彻，一扫普通西方记者的猎奇笔态，也成为中国士绅们了解外界态度的窗口。辜鸿明曾说，莫理循的一篇报道胜过朝廷的十份奏折。

沈嘉蔚：因为莫理循是个，长期是个光棍，那么他家里呢，有一大帮的仆人给他干事，他每年都要请一个日本摄影师来给拍个全家福，他坐在那，所有仆人在那，在注上谁谁谁，所以呢，他跟仆人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等于是他大家庭的一部分。

另外呢，他也有一些证据证明呢，在“义和团事件”中间他保护了他们。因为“义和团事件”期间呢，这个在北京的洋人是处境非常为难的，非常艰难，而且呢，尤其是教民，他们是义和团杀戮的第一对象。

解说：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排外的“义和团事件”，以次为题材，沈嘉蔚先生创作了这幅画。

沈嘉蔚：在文艺复兴时候的一张名作，叫《哀悼基督》，那么这个基督呢，我为什么要放到这个桌子上呢。因为这个义和团一说就是爱国主义，你爱国主义怎么了，你杀的都是中国人，而且你杀掉一个教士，也要杀一百个中国人，教民。所以我这里面就说，基督首先被义和团杀了一次。然后，八国联军来了以后，因为烧杀抢掠么，三天三夜烧杀抢掠。

八国联军他们大部分人是基督徒，那么从精神的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违背了基督的教义，那么等于基督又一次被谋杀。所以呢我说两方面一起合谋，就把基督给干掉了，有这层的意思。

解说：1900年“拳乱”爆发后，狂热的义和团拳民，屠杀洋人和中国教民。三十八岁的莫理循，当时同四百七十二个洋人，一直躲在东郊民巷的英国公使馆中。避难期间，莫理循还费劲周折保护了自己的仆人和中国教徒，这在很多西方人看来，简直不可理喻。

沈嘉蔚：正是他自己就在当时的英国公使馆，前面是条河，在那里安置了上千名这个中国的难民，都是教民。这些人呢，因为主要是莫理循的原因就得以生存下来。他把他们安置下来，洋人中间也有反对他的。觉得好像疯了，你怎么能保护住他们。

解说：“庚子之乱”后，中国开始了改良与革命的赛跑，立宪运动，用君主立宪代替专制的呼声，一阵高过一阵的同时，革命党也在南方暴动频繁。作为记者，莫理循经常接触中国的上层，尤其与李鸿章的接班人袁世凯过从甚密。

窦坤（《北京的莫理循》作者）：“义和团运动”之后，然后，袁世凯不是当那个直隶总督嘛，那么天津那时候不是被那个，就等于说被联军占领啊，那个有一个天津那个叫督统衙门吧。那么袁世凯要求说要把那收回，那莫理循就是在这个时候采访他，他看到了就是一个爱国的一个官吏的形象。

解说：对南方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莫理循并不看好，他是君主立宪制和渐进改革的坚决拥趸，他认为革命的代价高昂，加上孙中山与日本人卿卿我我，颇为忌讳。

张国刚（《中西文明的碰撞》作者）：“武昌起义”前，他就不断地批评孙逸仙跟日本人的这种接触，是损害中国利益的，他一直是写这样的文章。

解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张莫理循画册中的照片，拍摄于武昌起义后的汉口，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当时的汉口几乎被战火焚为灰烬。耳濡目染革命的代价，12月29日，莫理循在给《泰晤士报》同僚布拉姆的信中说，如果袁世凯就职大总统，我认为这也许是最佳的解决途径。

窦坤：他就说，因为对中国这种国情的这种认识，用这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达到变革的目的，他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出路，所以呢，他当然很支持袁世凯了，那么孙中山就是很激进了。

张国刚：所以我想袁世凯众望所归是由于他训练新军，而且能被清廷接受，他自己呢又对外还表现出一种开明，至于他，他是不是有新的思想，有国际的眼光，这是他的悲剧。

解说：“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正式登了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他向莫理循伸出了橄榄枝，希望莫出任中国政府顾问。

张国刚：莫理循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是他有很高的威望，他没有那种列强的政府背景，所以用这样的人也很放心，再一个莫理循呢，也确实是真诚地在民国政府服务。顾问，他有个，莫理循有个照片，他一大堆顾问呢，对吧。还有日本人呢，还有美国人呢。

解说：袁世凯为莫理循开出了天价薪水，每年三千四百大洋薪酬，带加薪假期两个月。

解说：当时，莫理循在这片北京最有贵族气息的地区，花了一百五十三英镑，买了二十六间房间的大宅子，这里是北京王府井菜厂胡同。从此处往南一直到百货大楼，据考证，当年全部是莫理循在北京的宅邸，因为莫宅在此，当时的王府井大街甚至改为“莫理循大街”。

就在莫理循成为中国政府顾问的这一年，他结束了五十年的单身生活，娶了自己的秘书，二十三岁的珍妮·罗宾为妻，婚后，莫理循对妻子言听计从，为了陪妻子，他减少了自己的社交活动，为此，袁世凯经常开他的玩笑。

莫理循的好友记者端纳曾在报上评价莫理循，作为一名《泰晤士报记者时，他的盛誉是现在的两倍，影响力是现在的三倍。

沈嘉蔚：端纳就评论说莫理循自从做了中国顾问以后，他在西方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人们觉得他是向着中国人了，而中国人也不买他的账。

窦坤：中国人就说对他，也不可能说完全地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他。另外就是说对所有的不光对他，对所有的当时的外国顾问是一样的。

张国刚：袁世凯呢，他还是个旧体制内的一个新式军人。

沈嘉蔚：（他给）总统的那些建议没有一个被采纳的，最后他发现他拿了高薪什么也干不成，他就特别苦恼，他还要跑到英国去为中国拼命地就是说好话，就是宣传中国如何之进步，怎么好，怎么好。这样呢，弄得就是两边都不是人。

解说：写日记是莫理循发泄情绪的重要手段，他做了袁世凯的顾问后，曾在日记中抱怨。我渴望工作，但又无事可做，这些生性好疑的东方人，彼此之间互相猜疑，尤其不信任外国人，我的顾问一职形同虚设。

沈嘉蔚：他确实是要帮中国做事情，但是呢，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是以一个，他是一个西方人，而且是个英国人。他以英国的这个模式想要来改造中国，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法治的国家。那么他帮助中国联系借款，给他们各种建议，应该怎么做，那样做。

他都是为了中国能够加入到这个国际的这个民主国家大家庭中间来，现实又是那么的，差距那么大，是吧，那么总是不能够实现。

解说：1915年1月18日下午三时，“历史上最为偷偷摸摸的外交打击”正在怀仁堂袁世凯的理政处悄然上演，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一份标有“最高机密”的文件交给了袁世凯，这份文件就是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沈嘉蔚：当时欧洲在打仗，所以顾不上中国了，日本一看机会来了，他就让日置益，就是当时驻华大使，直接就面见袁世凯，给了他“二十一条”，就说你必须全部都接受，而且你不可以公诸于众。

解说：原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趁欧美无暇东顾，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意欲中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并要求袁世凯政府不得泄漏条约内容。

张国刚：孙中山是跟日本人联合在一起的，那么日本人又拿着这个威胁袁世凯，你接受我的“二十一条”，不然我就扶植孙中山，这是莫理循他们的看法。

沈嘉蔚：但是，一开始莫理循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对照了莫理循的信，他说他一开始他写给，他的心里说，我也不知道到底有些什么东西。

窦坤：这个“二十一条”是秘密地交给那个袁世凯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袁世凯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消息泄漏出去，就是到2月5日的时候，袁世凯就邀请莫理循到他那，接见他，跟他讲了那么一个小时的那么长的时间，就是等于口头告诉他“二十一条”是怎么回事，就详细的内容全部都告诉他了，但是不允许他笔录，他回去马上就是写了一个备忘录。

解说：莫理循即使得知了“二十一条”的内容，也不能将它正式公开，此时，莫理循想到了一个人，他的朋友记者端纳。日后，端纳在口述自传《中国的端纳》里，曾生动地描述了二人合演的一出哑剧。

窦坤：端纳就是说，也很快就把这个内容写成那个电文，以电文形式发给那个《泰晤士报》。《泰晤士报》就12号就刊登了，也很快，但是呢，刊登的这个消息呢，就不是那个他们所希望的。因为那个“二十一条”一共五项，五号二十一项内容，那么就是说日本呢，只是把那前四项通知各个国家。那么《泰晤士报》就是说，认为端纳发的不是那个官方的消息。

沈嘉蔚：这个时候莫理循认为，自己必须走到前台来说明，前面他还希望就通过这样的办法能够外面知道。这个时候他就走到前台，因为这些都在他书信里证明了，他后来写给《泰晤士报》的主编，他就写了信了，他就说我已经给端纳一份副本，那么他说我现在给你要照明，这个确实是那个，而且他亲自把“二十一条”就给了他们。

那么在他们这两个人的努力下面，外界才知道了这个日本人的全部的意图，那么这样使得袁世凯就在外交折冲上面就有了余地，拖延了很长时间。

解说：在巨大的国际舆论下，英国说服日本收回了其中的七个条款。5月8日，袁世凯召开会议向各国首脑通报了最后的结果。由于中国军事上没有实力与日本对抗，只得接受了日本的条款。

沈嘉蔚：虽然我们今天总是说，袁世凯出卖了这个中国利益，签了“二十一条”，这个说法有点笼统，实际上袁世凯由于这一番的这个折冲呢，袁世凯只签了十五条，而且其中有七条是最关键的，他都没签。

陈晓楠：莫理循和袁世凯私交很好，在“二十一条”问题上又帮了中国大忙，于是他成了袁府的座上宾，但袁世凯只是一个旧环境造就的像曹操，司马义式的超级政客。在封闭的过去，对这样的领导者，国民尚可马虎一下，但到二十世纪的世界，四面楚歌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位既认识新时代，又能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领袖，而袁世凯绝非这样的人。

解说：1915年9月，袁世凯的幕僚美国人古德诺便抛出了“共和与君主论”将中国民初的乱政归咎于共和体制，认为中国最适合的还是“君主制”，莫理循闻讯大吃一惊。

窦坤：当然莫理循，就是说以前也是主张君主立宪，中华民国成立之前主张君主立宪。但是就是说，一旦就是说国家已经是中华民国了，已经是那个共和国了。那么这个制度已经建立了，莫理循还是就是说，认为应该是按部就班的。

解说：袁世凯继续一意孤行，一连数月拒绝见他的政治顾问们，莫理循失望至极。他说，袁世凯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

沈嘉蔚：所以他写了好几封信，劝袁世凯不要当皇帝，而且他还到南方考察，把这意见都反馈到袁世凯那里。当然最后袁世凯没有听他的，但是你要仔细看他的文件，留下来的文件，他是持坚决反对的一个立场的。

袁世凯迅速被国民所抛弃，仅坐了八十三天皇帝，就撤销了抵制。6月6日，他急火攻心，暴毙于北京。袁死后，莫理循继续在中国政府当顾问。

张国刚：虽然袁世凯倒台了，后来黎元洪、徐世昌执政的时候，他还是他们的顾问，还没有辞去这份工作。

解释：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莫理循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这次和会。原来一战爆发后，莫理循曾力主中国参战，他认为，只有作为战胜国，中国才有机会收回被列强侵犯的权益。

张国刚：莫理循讲得多清楚，那么跟这些协约国这些人一起的话，那你将来不光是将来能分享胜利的果实，而且你还能制造更多的兵器，促进你的这个制造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日本人不让中国人参战。

解说：日本的《朝日新闻》引用了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文章，中国两国必须团结起来，把欧洲人驱逐出亚洲。孙中山反对中国参战的理由冠冕堂皇，弱国参与强国的游戏，一定没有好下场。

解说：后来在段祺瑞，梁启超等人的力挺下，中国最终参战，搭上了战胜国的末班车。

张国刚：设想当初，如果不是参战了，那么“巴黎和会”中国更没法弄。1919年1月，通往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的路并不平坦，莫理循此时已身患重病，正忍受着胰腺炎的折磨。

窦坤：他是以那个咱们中国代表团一个技术顾问的身份去的，说为那个咱们中国代表团，那不都是英文的说帖嘛，他去要那些英文说帖呢，做一些那个文字的修改，这样，他去做，但是到那之后不久，他就病倒了。

沈嘉蔚：1919年，他是重病的时候，他还是出任这个“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那么给他们改他们的稿子，莫理循认为你去用这个拿去念，虽然你是义正词严，但是你得不到便宜的。他说，不能这样说，他说不能这样说，他就给它改，几乎全部都重写了。

解说：莫理循连夜帮中国代表团润色了发言稿，但他不知道，中国的利益早在私下里，被列强让给了日本。

沈嘉蔚：听到这个消息莫理循就非常生气，他就觉得任何一个有一点自尊的中国人，都不会在这个文件上签字，他是这么说的。

解说：他的话被证实了，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学生走上街头，“五四运动”爆发了，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此时的莫理循已经筋疲力尽，他只属于那个无法挽回的旧时代，他甚至连回北京的力气都没有了。莫理循在巴黎和会后直接赴英国养病，一年后的1920年5月30日，客死他乡，安葬在英国的西德茅斯。

莫理循在他最后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一直珍藏着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愿意死，但如果回天无力，我要死在中国，死在多年来对我关怀备至的中国人中。在西德茅斯的墓地中，莫理循的墓格外醒目，没有墓碑，没有十字架，只有一圈中式的汉白玉栏杆，汉白玉上刻着英文“北京的莫理循”。

张国刚：我们的意识形态，用一种狭隘的民族意识，来把近代史上所有的来中国的，来服务的这些外国专家，外国雇员，看成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或者是这个代言人，那是很偏颇的。

陈晓楠：2001年的一天常年孤独地研究莫理循的旅澳历史学家骆惠敏先生突然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找不到自己的书了”，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此时，他在堪培拉新的书房刚刚建好，他正要开始重新撰写莫理循的故事。骆先生2005年的时候，在澳大利亚去世，而旅澳画家沈嘉蔚，年轻学者窦坤等后辈，又接过了莫理循研究的接力棒。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关于莫理循的故事，都是来自于他们常年累月令人尊敬的细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