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Z鲁迅的偏执与文化的坠落 - Qzone日志

ZZ鲁迅的偏执与文化的坠落

对于中国的左奴而言，有几个人是碰不得的。别说平静地批评他们，即便向他们眨下眼睛也不被允许。其中鲁迅就是左奴眼中的一个特大号神人。无他，只因为毛一再对鲁迅大加推崇，鲁迅也就变成中国的一种所谓鲁迅精神了。可是，鲁迅的精神又是一种什么精神呢？

鲁迅精神大约就是他的一些思想吧。其一，是鲁迅贩卖的“吃人论”。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他只发现了两个字：“吃人”。而“吃人论”，是鲁迅对中国文化彻底否定的一个形象注解。

其二，中国人的劣根性论。这是鲁迅彻底中国文化的佐论。他认为，中庸、苟安、妥协、忍让、愚昧、迷信、麻木、无聊、奴性、散漫、懒惰、幸灾乐祸、等级观念、自欺欺人、安于命运、崇拜权利、精神胜利、欺弱怕强、盲目自大、排斥外来、害怕变革、拟古仿古、逆来顺受、喜欢团圆、“差不多”论、趋同心理、惟上是从、惟众是从等，都是国人劣根性的表现。

中国人的劣根性，是中国文化给害的。

其三，是全盘西化论。虽然鲁迅并未像其他一些人明确宣布他是全盘西化论者，但却是一位全盘西化的实践者。既然中国的东西都不行，那就依照西方来改造中国好了。他要年轻人不读中国书，也即在根上断绝炎黄子孙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一句话，外国的东西再怎么烂也是好的。

不仅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而且汉字也要消灭。鲁迅甚至曾经这样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障碍进步的文字。”

至于对孔子的仇恨，则更无以复加了。当时鲁迅一伙人正是把妖魔化孔子，当着推行他们新理念的一种工具。只不知道没有了中国书，没有了汉字，中国还是中国吗？

其四，痛打落水狗论。痛打落水狗论也是反人道主义。鲁迅虽然曾经学过医，可不知为何，在他眼里找不到仁义、慈悲之心。他宣扬的斗争哲学，和后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完全是一回事。

鲁迅的有名言论是“一个也不宽恕”。因为不需要宽恕，所以即使做错了事也可以心安理得。他在北京教书时，有一天清早，有一位自称“杨树达”的年轻学生，闯进鲁迅的家里胡闹，还向鲁迅要钱，并声称：“不给钱是不走的！”因为此事，鲁迅便写了一篇杂文《记“杨树达”君的袭来》，刊在1924年11月《语丝》周刊上，对这学生大加嘲讽。别的学生告诉他，那学生真名是杨鄂清，是精神病患者，来找鲁迅时正发病。鲁迅并未像别人所称的那样，对此深感不安，故又写一篇《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为自己辩护：“因为我对神经病患者的初发状态没有实见和注意研究过，所以很容易有看错的时候。”

其五，废中医论。鲁迅废中医论，自是附和1879年俞樾等人废中医论者。这也是鲁迅要埋葬中国文化思维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无意的骗子。”理据是他中医曾经“治死”他的父亲，令他终身愤恨。《朝花夕拾·父亲的病》一文中，鲁迅叙述说，父亲患水肿，绍兴的一中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终将父亲治死。其实此事只有孤证，也即鲁迅一人自说自话。

当然，鲁迅还有其他一些思想，但要以上述几点备受世人的重视。如果我们未读几本书或者仅读了些食之不化的书，不知道思考，缺少起码的批判意思，那么，我们必然被鲁迅的这些言论或所谓思想所迷惑。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曾被鲁迅迷惑过。依照鲁迅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行为方式简单一些，可却也粗暴了一些，鄙陋了一些。

这首先是由于鲁迅的偏执思维所决定的。鲁迅的思维，是典型的泼妇骂街式的思维模式，非此即彼，要么全盘肯定，要么彻底否定。如果当真通读了《二十四史》，只能从中国的历史中看到“吃人”文化，那就太容易看清历史真相了。事实上，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魏晋的人文发现，大唐文学艺术成就，宋朝建立的君臣共治政体，都无法以“吃人”二字所概括得了的。

就是鲁迅所鄙视的一些我们的国民性，比如中庸、妥协、忍让、喜欢团圆等，也不完全是有害的。凡事没有妥协，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那才是要命的东西。

偏执，让思维简单化，线性化。这也是鲁迅在文革中受到热捧并升格为特大号神人的重要原因。因此，从打倒孔家店开始而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从消灭中国传统文化到全盘西化，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中国开错了药方，却成了最具煽动性的“革命思想”。与鲁迅不一样的是胡适等人在发现自己错了之后会自省，而鲁迅却是最不愿意自省的一个人。于是，在胡适支持整理国故时，鲁迅非常生气。气极了，思维更加偏执，便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整理国故”。后来，鲁迅这种意气用事的思维，确实让很多人习惯了不去认真思考。于是，中国的古城墙、名人故居、传统风物街及其他文化古迹，说拆就拆，根本不去考虑这样的行动有什么危害，什么恶果。对一些观点不一致的人物，我们可以用群众运动一棍子将其打死，而不在乎他究竟在说什么，提倡什么。

上世纪，中国80年代开始的“现代化”，当真实现了鲁迅的全盘西化主张。城市不论大小，中国传统建筑基本通过“城市改造”消灭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水泥森林，玻璃马赛克装饰。最令人诟病的西方的环境污染，我们为了经济增长加快引进。结果，全国各地大江小河，全都出现水危机。

不尊重别人，特别是不尊重真正的大师，是鲁迅思维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鲁迅极力反对过的人，主要有胡适、梁实秋、陈西滢等人，另外还有顾颉刚、章士钊、周作人、徐志摩、林语堂、成仿吾、沈从文、李四光、杜衡、吴宓、杨村人、张资平、高长虹等长长的名单。同时，鲁迅也曾与郭沫若、周扬那些“左派”时分时合，纠缠不清。鲁迅与自己同胞弟弟周作人的交恶，又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由于周作人曾做过汉奸，让人误以为鲁迅站在“正确”的一面。

其实鲁迅反对的，常常只是为反对而反对。在五四开始的时候，鲁迅并不具备最大的影响力。其时，真正的旗手是胡适、陈独秀等人。胡适不断对鲁迅和周作人的推崇，为鲁迅声名鹊起起了很大作用。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兄弟与陈源（西滢）闹起了大矛盾，在《晨报》展开笔战。徐志摩《晨报》副刊的主编，烦了他们的争吵，劝他们停止。然而双方斗得起劲，劝阻无效。徐志摩自作主张，停上登载双方文章。这时，鲁迅兄弟俩大为光火，不仅继续生陈源的气，也迁怒于徐志摩。胡适得知此事，做和事佬，给鲁迅和周作人两人写信劝和。可是，鲁迅兄弟俩连胡适也仇恨上了，并从此与胡适绝交。1929年，周作人有些悔悟，主动与胡适和解，鲁迅却是一竿子撸到底，终生不悟。

胡适在抗战期间，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为了抗日，作为文人他接受民国政府“征调”，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中国驻美大使等身份到美国为中国抗日进行宣传和游说。美国珍珠港战争之前，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而胡适告诉美国人：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而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不能保障列位希望的和平。鲁迅弟弟周作人当汉奸前，胡适也劝过他不要作错误的选择。

可是，这位坚定抗日知识分子，鲁迅曾经的朋友，却受到鲁迅的重大诬蔑。鲁迅的用来攻击胡适是《申报·北平通讯》1933年3月18日刊载一篇文章，胡适回答记者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经后来考证，胡适这句话，很有可能是新闻记者自己制造的假新闻。即便不是假的，也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胡适卖国。可鲁迅不管，只要抓住一个话柄，他就要无情攻击。他把这句话简化为“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并由此推论：“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幸好胡适没有落在后来的红卫兵手中，否则就凭鲁迅的这句话，胡适就该千刀万剐了。

这又要提提胡适对鲁迅的姿态。1936年鲁迅去世后，女作家苏雪林写长信给蔡元培、胡适，对鲁迅猛批了一顿。胡适给苏雪林的回信却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人们哧然发现，尽管鲁迅不断攻击胡适，可无论鲁迅生前还是死后，胡适都未说什么鲁迅的坏话。鲁迅与胡适的高下，由此也可立判。

鲁迅的简单化思维令追随他的人很难成为大师，而胡适等人正好相反。比如胡适的弟子就有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罗家伦、毛子水、罗尔纲、吴晗、周汝昌、唐德刚等，他们都成为大师。

有人或以为鲁迅只是文学家，他不可以与胡适那样的大学问家相比。的确，鲁迅的小说、杂文有些特别的味道，这也是他曾被世人推崇的原因。可是，仔细研读鲁迅的文学作品，我们又不得不得出遗憾的结论：鲁迅可以被称为一流的作家，但却不是一位超一流的文学大师。

鲁迅最高的文学成就在于他的小说，《阿Q正传》、《药》、《祝福》等是代表了一个时代，但也留下了永远的硬伤。主题先行，图解自己的政治观念，使鲁迅小说成为公式化、概念化写作的重要源头之一。因此，《阿Q正传》可以用于政治运动中，却不可以成为很好的小说范本。相反，沈从文的小说，才真正有世界文学大师的味道。读鲁迅小说，只能看到几根骨头，那与沈从文小说展示的那种精神视野，是完全不一样的。鲁迅的杂文，虽然有不少俏皮话，但却是鲁迅文学成就的一个噩梦。诅咒、谩骂，不断诅咒，继续谩骂，这是鲁迅杂文的基本特征。可是，那些骂文又只是为那个时代所写的。过了几十年，年轻人便无法理解那些骂文的意指。这使得鲁迅杂文的阅读，成为年轻人痛苦的一件事。文学不具有时代的超越性，就不具有传承性。在鲁迅被抬得很高的时候，一定要青少年读鲁迅的杂文，孩子除了学到鲁迅的骂语和骂式思维之外，又能学到什么？

还有重要的一点，鲁迅绝不是别人所以为的那样，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子。鲁迅骂过国民党，骂过与国民党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可后来人检视鲁迅全集，却未见到他对国民党的头子蒋介石有过直接的不敬之语。鲁迅所选择的攻击对象是没有多大权势的知识分子和笼统的政治组织“国民党”，而不是当权派。相反，被鲁迅宣布为国民党“走狗”的胡适，却是敢指着鼻子骂老蒋的：“如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1929年）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胡适又说：“立一个根本大法，使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使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训练，政府也需要训练。人民需要‘入塾读书’，然而蒋介石先生，冯玉祥先生，以至于许多长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罢?”

台湾作家李敖颇有些看不起鲁迅，是他经过大量考证，发现鲁迅一边领着国民党的薪水，一边其实是不痛不痒地骂着国民党。李敖通过他的证据证明，鲁迅在1928年-1931年这四年之间，每个月向国民党的政府领薪水。那期间，他一年竟得490黄金。李敖还揭露说， 1932年陈独秀因为“反日反国民党”，被国民党逮捕，蔡元培、胡适、章士钊等人主动展开营救，但另一个老朋友鲁迅不但不参加营救，反而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上讽刺陈独秀是《红楼梦》中的焦大。

鲁迅不是硬汉子，但较会讨巧。在与左联联合时，很快产生了矛盾。当时左联组织的文人有一些不过是投机分子，鲁迅与他们一会吵一会和，道不清说不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是很欣赏左联这个组织封他作精神领袖那种感觉。又因为有了左联的这个关系，使得鲁迅后来被封圣有了合法的基础。

鲁迅的偏执，必然演变为文化的坠落。

如今，中国的一些全盘西化信徒，仍是以鲁迅为其精神导引的。尽管胡适、陈独秀等人都曾是这一主张的有力推动者，但惟有鲁迅变成一个特殊的无需自省的西化符号，所以对中国文化的损害也最甚。除了与文革那种反文化的运动结合之外，鲁迅最大的反文化“贡献”就是为中国培养出更多的“左奴”。左奴与极左派不同，他们自觉地承认了极左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不允许自己和别人对极左思想有任何怀疑。而在大多数左奴眼里，文化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我们可以为现代化而现代化，可以轻易地毁灭民族的一切而没有任何惋惜。

很多人看到中国的毁灭是古建筑、风俗、民间艺术、中医正在走向灭绝，却未从人伦方面予以高度的警惕。没有了民族性，即没有了人性，没有了任何禁忌或敬畏，于是，中国变成了无道德、无信仰、无根性的精神荒漠化社会。这样，任何不可想象的邪恶，都可以随时在我们身边出现。若再进一步，这地球那个曾经补称为中国的东西，将不复存在。

中国的一个重要精神问题，是不仅要把鲁迅拉下神坛，而是要将鲁迅所代表的寻种偏执思维予以根除。然而，这是很难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左奴已经有了很大的社会群体，一方面，文化的坠落使得中国再难创造善于自省的社会环境。

当然，中国也不是绝然无望的。只要真正的大师，能够自由地发声，他们的思想，能够被自由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