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曾国藩集团同清廷间的十次深刻政治危机(1) - Qzone日志

        首先，谁也离不开谁。清政府离开曾国藩集团就无以自存，曾国藩集团离开清政府则难以发展，而当他们面对太平军、捻军的巨大军事压力时犹为如此。这是因为他们谁都没有力量单独战胜太平军，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于是，他们在共同的敌人面前结为君臣之盟，其条件是曾国藩集团必须尊重和维护清廷的皇权，而清廷则必须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授予种种军政大权，使他们在战争中获得巨大的实际利益。

        然而，他们在权利分配上又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仅包含着满汉之间的矛盾，也存在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若处理不当，冲突不能及时化解，尤其在一些关键时刻或重大问题上，就必然会危及到他们的这种同盟关系。

       所以，在长达十八年的镇压太平军、捻军的战争中，他们双方虽然屡有争斗，但始终掌握着一个分寸，即对方能够接受和容忍的最低限度。尤其在湘军攻克天京前后的同治三、四两年，他们所以能够两次度过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得以化解于无形，主要就是由于他们双方都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君臣之盟自古有之，而历史经验表明，得胜前结盟固难而得胜后持盟不败则更难。然清政府与曾国藩集团却居然做到了这一点，在中国政治史上实属罕见，大有认真探讨的必要。

        曾国藩集团同清政府之间曾发生过几次矛盾，对清政府的态度与对策亦相应做过几次较为明显的调整。

        第一次是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怒捽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

        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不仅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称“才本疏庸，识尤浅陋，无朱云之廉正徒学其狂，乏汲黯之忠诚但师其憨”，且从此改弦更张，行事更为谨慎，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这不仅因为其后地位发生变化，为臣之道也随之不同，而且也与这次来之不易的教训不无关系。犯颜直谏虽自古有之，不失为臣之道，但为国为家不可不看实情，照搬照套。所以，他宁可放弃自上而下推动改革的尝试，另辟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蹊径，再也不甘冒风险，贪图便捷。因为皇上既然不许，臣下就不该强而为之，这在曾国藩看来也是为臣之道，且从此恪守不逾，无稍改变。

        第二次是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从此惕然警惧，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之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

        恰在此时，某大臣之言传入曾国藩耳中，更使他忧谗畏讥，伤心备至，担心自己也会像东汉时期的太尉杨震那样，含冤而死。他面对江西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忧悴已甚，喟然长叹，对身边的好友刘蓉说：“当世如某公辈，学识才具君所知也，然身名俱泰，居然一代名臣。吾以在籍侍郎愤思为国家扫除凶醜，而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冤，泉下不瞑目也。”其对清政府不公不明的愤懑，可谓溢于言表。这样，咸丰元年至八年之间，尤其四、五、六、七几年，他的这种不满情绪就不可能不在日记中有所发泄。所以，当摹写石印本《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出版之时，其他年份或间有删节，而上述时期则全行删除，以致在数十年日日相连的日记中，造成十几年的空档。《清稗类钞》称：“ 湘乡曾氏藏有《求阙斋日记》真迹，装以册页，得数十巨册，皆文正所手书。宣统纪元携至上海，将赴石印。中颇有讥刺朝政、抑扬人物处。或见之喜曰：'此信史也。'意欲摘录，以卷帙浩繁而罢。及印本出，重览一过，则讥刺朝政、抑扬人物之处，皆删除净尽矣。”
         第三次是咸丰七年，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

         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其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对其大发议论，“肆口诋毁”，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心亏理短，有口难辩，遂“得不寐之疾”。他在给郭昆焘的信中亦称：“以兴举太大，号召过多，公事私事不乏未竟之绪，生者死者犹多媿负之言。用是触绪生感不能自克，亦由心血积亏不能养肝，本末均失其宜，遂成怔悸之象。”于是，在朋友的启发诱导下，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地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于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例如某宰相云云，关键不在其怎样说，而在清朝皇帝如何听，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问题。既然不能改变这种客观政治环境，而要成就大业，一展宏志，也就只有改变自己昔日的做法，更何况自己也确有错处。他在家信中说：“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唯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何及。 ”又在给郭嵩焘的信中说：“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咸丰）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问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生死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当然，其伸手向皇帝要权的做法，更属荒唐，绝非一代名儒所应有之举，即使纯然公心亦不当如此。所以，曾国藩自此之后，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其事业能够获得成功，尤其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与这次大彻大悟、改弦易辙有很大关系。

        不过，曾国藩只是改变了对清政府的态度，并非改变了自己对清政府的根本看法。清政府腐败依旧，满汉藩篱依然，只是曾国藩不再像以前那样痛心疾首，必欲一改其貌而后快了。这从他处世态度的变化就可以知其一般。此前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其承办团练之初，越俎代庖，遭人反感，最后被赶出长沙，与此有很大关系。其做事亦必欲其成，必欲其速，其靖港之败与此不无关系。而再出领兵之后，处人则日趋圆滑，对事则不求速成，似乎有点听天由命的意味。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千羊之裘非一腋可成，大厦之倾非一木可支。今人心日非，吏治日坏，军兴十年而内外臣工惕厉悔祸者殆不多见，纵有大力匡持尚恐澜狂莫挽，况弟之碌碌乎！”又说：“往岁志在讨贼，尚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还说：“国藩昔年锐意讨贼，思虑颇专。而事机未顺，援助过少，拂乱之余，百务俱废，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藉以稍息浮言。”他在家书中则称：“余此次再出已满十月，而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又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当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誇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功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

        曾国藩的做法，甚至引起朋友们另一方面的忧虑和批评。郭嵩焘说：“曾司马再出，颇务委曲周全。龙翰臣方伯寓书少鹤，言司马再至江西，人人惬望，而渠独以为忧。忧其毁方瓦合，而任事之气不如前此之坚也。”又说：“方伯此语极有见地，时人知此义者鲜矣。”胡林翼也有类似的看法和忧虑，并曾一再致函向他提出批评。曾国藩在给毛寄云的信中则说：“今年春夏，胡润帅两次诒书，责弟嫉恶不严，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今者见阁下侃侃正言，毫无顾忌，使弟弥惭对润帅于地下矣。”

       他对世人尚且态度如此谦谨，而对清朝皇帝就会更加恭顺，一扫昔日狂态了，且愈是后来功高震主、名满天下之时，个人不无屈抑之际，则更是如此。虽然郭、胡诸人对此变化曾一时不无忧虑，但从实践上看，无论对其本人还是整个集团，可谓失之者甚微，而得之者甚大。

         第四次是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尅期赴京，交胜保调遣”。

   曾、胡二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遂致曾、胡二人一时陷入困境，集团内部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曾国荃恐撤安庆之围，坚决反对北上“勤王”，大约于举例论证之际，涉及到清廷高层决策与内部皇位之争，致犯武臣干政之大忌，引起曾国藩的极端惊惧，遂行严加训斥，逼令缄口。态度之决绝，口气之严厉，在历年家书中可谓空前绝后。可惜未能见到曾国荃的原信。然从曾国藩的回信中，仍能看出他当时的焦急心情和对清政府的政策，其与清政府缔结君臣之盟的政治动机，更是显而易见。所谓忠义云云，都是说给别人听的，决不会成为他们的行事准则和动力。

    曾国藩在咸丰十年九月初十日的复信中称：“初九夜所接弟信，满纸骄矜之气，且多悖谬之语。天下之事变多矣，义理亦深矣；人情难知，天道亦难测。而吾弟为此一手遮天之辞、狂妄无稽之语，不知果何所本！恭亲王之贤，吾亦屡见之而熟闻之。然其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改，若驻京太久，圣驾远离，恐日久亦难尽惬人心。僧王所带蒙古诸部，在天津、通州各仗，盖已挟全力与逆夷死战，岂尚留其有余，而不肯尽力耶！皇上又岂禁制之而故令其不尽力耶？力已尽而不胜，皇上与僧邸皆浩叹而莫可如何。而弟屡次信来，皆言宜重用僧邸，不知弟接何处消息，谓僧邸见疏见轻，敝处并未闻此耗也。”又说：“分兵北援以应诏，此乃臣子应尽之分。吾辈所以忝窃虚名，为众所附者，全凭'忠义'二字。不忘君谓之忠，不失信于友谓之义。今銮舆播迁，而臣子付之不闻不问，可谓忠乎？万一京城或有疏失，热河本无银米，从驾之兵难保其不哗溃。根本倘拔，则南服如江西、两湖三省，又岂能支持不败？庶民岂肯完粮，商旅岂肯抽厘，州县将士岂肯听号令？与其不入援而同归于尽，先后不过数月之间，孰若入援而以正纲常、以笃忠义？纵使百无一成，而死后不自悔于九泉，不诒讥于百世。弟谓切不可听书生议论，兄所见即书生迂腐之见也。”还说：“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槃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归纳起来，曾国藩在信中谈了四层意思：一是戒骄戒妄，不可对自己不懂、不晓之事硬下断语；二是不可妄议朝政，触犯武臣之大忌；三是不可轻弃忠义的旗帜，否则无以号令天下；四是不可轻弃君臣之盟，否则必致孤立而失败。因曾国藩集团与清政府之间，虽有满汉矛盾和权利之争，但从根本上讲利害一致、命运相连，倘若清政府垮台，他们也势必陷于孤立，难以独存。然曾国藩所以对之声色俱厉，不仅为了陈明利害，让他懂得同满洲贵族缔结君臣之盟和高举“忠义”大旗的必要性，更重要的是要他知道维持这种同盟的必要条件。那就是，作为一个武臣，一定要恪守臣道，不可干涉朝政，既不能做，也不能说，强迫他这个不学无术、狂妄自大的胞弟闭起嘴巴，以免坏了自己的大事。因为他并不担心清政府垮台，也不打算北援。其根据是，在写此信之前，曾国藩已在李鸿章的启发下，断定英法联军必于强迫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后而撤兵，并与李续宜商定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况且，就他们对清政府的那些议论而言，曾国荃的话可能比曾国藩更接近实际，曾国藩也未必就没有听到这些议论，只是他不想让曾国荃议论此事而已。

    总之，北援问题就像一块试金石。不仅暴露了曾国藩集团内战积极、外战消极的政治嘴脸，也揭示出他们同清政府之间君臣关系的实质。他们同满洲皇室之间，并非亲如家人，而是地主阶级内部，满汉之间基于共同利害而缔结的军事政治同盟。只是这种同盟不同于《三国演义》中的孙刘之盟，而是一个汉族地方军政集团同满洲皇室之间的同盟。其名分是君臣上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其共同利益是镇压太平军、捻军等反清起义，维护封建制度。这个汉族地主阶级军政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如果在一般情况下还不明显的话，那么一遇到外国入侵问题，就会立刻突现出来。当时接奉北援谕旨的其他督抚，无不闻命而动，甚至有的并未奉有明旨，听到消息也连夜赴京“勤王”，只有曾、胡二人按兵观望，等候清政府同英法联军签约。其时，清政府也未必看不出他们的异心，然事后竟不置一词。其情形与八国联军入侵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的做法颇为相似，仿佛是四十年后“东南互保”的一次预演。因为他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军政实力集团，其形成、发展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共戴天的敌人只有农民起义军。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既可以同清政府结盟，也可以同外国侵略者结盟。清政府也只是利用他们手中的实力，无时无刻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异己力量、不想收回落入他们手中的实权，只是苦于没有条件而已。否则，就不会发生袁世凯被迫回籍养病的事。所以，对他们的要求与对待自己的心腹、亲信亦也有所不同。只是由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很多问题不如后来暴露得那么充分。

   曾国藩的这封信确实重要。事态的严重加上曾国荃的一纸荒唐家书，逼得曾国藩不得不说出一些平时不肯说的话，从而使人们发现了不少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大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曾氏后人一直将之深藏不露，使以往的出版物均无此信，直至近年才由岳麓书社公诸于众。

    第五次是咸丰十一年，那拉氏、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使曾国藩等虚惊一场。

    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几次谈及此事。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载：“接奉廷寄四件”，“中有谕旨一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又抄示奏片一件，不知何人所奏。中有云，载垣等明正典刑，人心欣悦云云。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又载：“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否，为之悚仄忧皇。”还说：“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誉。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十七日载：“是日，雨竟日不止，天不甚寒冷，而气象愁惨。”“少荃来，与之鬯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二十二日载：“张仲远寄周弢甫一信，余拆阅。内言载桓、端华、肃顺等三人，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发军台，景寿、杜翰、匡源、焦佑嬴革职，另用桂良、周祖培、宝鋆、曹毓英为军机大臣，始知前日廷寄中所抄折片中语之始末矣。因与幕中诸人鬯论时事。”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系摹写石印出版，并非如《湘乡曾氏文献》那样原稿影印，故其内容曾被人多处篡改。除前引《清稗类钞》外，薛福成也曾谈及此事。其《上曾侯相书》编后按语称：“求阙斋乙丑五月日记云：'故友薛晓帆之子福成递条陈约万余言，阅毕，嘉赏无已。'余在幕府，尝见文正手稿。近阅湖南刊本，归入'品藻 '一类，而讹为伯兄抚屏之名，想由校者之误。恐后世考据家或生疑义，故并及之。”查《求阙斋日记类钞》与《曾文正公手书日记》，果如所言。不过，此尚属校刊无意之误，或可查有实据，而事涉辛酉政变的记载是否经人篡改，那就无从可知了。

    仅从现有记载看，曾国藩对这次政变的情况知之甚迟，且主要是从私人通信中得到的。当其初闻新元年号由祺祥改为同治，尤其赞襄王大臣八人皆被逮捕治罪之际，心中大为震惊，知京中出了大事，但却不明究竟。故数日间坐卧不安，天天与李鸿章密谈，甚至不惜私拆别人的信件来探求京中情报。当他知道政变的最后结局之后，方才放下心来，开始与身边的幕友公开谈论此事。然而，有件事虽然令他感到庆幸，但却万万不可提起。那就是他没有听从王闿运的劝告，同肃顺联手反对那拉氏垂帘听政。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称：“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怡、郑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太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是否因为曾国藩不赞成王闿运的政治主张，故而得书不报呢？不是。他曾对胜保关于近支亲王辅政的奏请大加赞扬，显然是同意“恭亲王宜当国”一条的。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手书日记》载：“阅胜克斋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请于近支王中派人辅政，皆识时之至言。”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议扰攘已久，且此时已成定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无须表示的。唯近支亲王辅政一事系刚刚提出的，更何况曾国藩一向瞧不起胜保，说明他早就同意王闿运“恭亲王宜当国”的主张。但是，他却不会像胜保那样，甘犯武臣之忌而为人火中取栗，最后竟被那拉氏砍了脑袋。不过，曾国藩“恐蹈权臣干政之嫌”亦非一般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为保全身家性命而思之已熟的根本之道。多年来他一直认为权臣不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处大权大位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尤其咸丰七、八年间大彻大悟之后，一改昔日的傲气，态度愈益谦虚，行事愈益谨慎，言词之间尚严持武臣干政之戒，怎肯自请带兵进京，横断皇太后垂帘听政之路？再者，不接交京中权贵亦是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以来的行事原则，严树森曾因保奏倭仁等人受到无情地讥讽，他怎么会与如日中天的肃顺联手？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不过，曾国藩不与肃顺交往，更不与之联手反对垂帘听政，或许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对肃顺执政以来的做法持有异议。咸丰九年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近来科场事株连太广，夷事办理太柔，均不甚惬人意，常思一陈鄙愚。而回顾在外数年百无一成，言之滋愧，宁默默也。”从后来的情形看，曾国藩的思想主张与奕訢更为接近，故辛酉政变只是使他虚惊一场，远没有同治四年那拉氏罢免奕訢时，所给他带来的震动那么强烈。

        第六次是同治三年正月，正当天京战事紧张、粮饷匮乏之际，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更为严重的是，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逼得他不得不起而愤争。

       他不仅必须与沈葆桢争江西厘金，还必须向户部讨回清白。结果，户部虽不再提协饷之事，但仍将江西厘金之半划归沈葆桢，使曾国藩既失钱财又丢面子。最后虽以调拨轮船退款的办法解决了乏饷问题，但却使曾国藩从中感到清廷在明显地疏远自己，不由惕然警惧。

        自同治元年身兼五钦差之职、六大臣之权，统兵十万、敛财六省以来，曾国藩深惧负权臣之嫌，受清廷疑忌，最后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他在家书中对老九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善终者极少，深恐吾全盛之时不克庇荫弟等，吾颠坠之际或致连累弟等。唯于无事之时，常以危言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不料，自同治二年湘军攻克太平军九洑洲要塞，尤其苏州、杭州相继攻克之后，清廷对曾国藩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而清政府在处理曾、沈厘金之争中右沈抑曾，尤其户部虚列每月十五万五千两白银的外省协饷，无疑是向他发出的一个信号，使他感到形势紧迫，不得不急切寻求自全之策。他在给亲友的信中说：“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之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而 “近来体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权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又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当然，曾国藩最害怕的还是清廷对他的疑忌。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自保身家，也只有割舍一部分权利。故此他一再向亲朋好友表明心迹：“揆之消息盈虚之常，即合藏热收声，引嫌谢事”，“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又说：“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临冰渊，而使人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还说：“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此中先后之序，尚须妥商。”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不愧一代儒将，深明以退求进、明哲保身之道，早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成身退、割权自保的思想准备。不过，此所谓“舍弟引退之志更急于鄙人”则属谎言。后来事实证明，曾国荃根本没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且对被逼退隐一事极为不满。而曾国藩这样讲，不过是为将来的具体安排预设伏笔。曾氏兄弟太过招摇，其功成身退、割权自保是必然的，只是究竟怎么退尚须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而从各方面的情况看，则曾国荃先退的可能性更大些。所以，曾国藩要故意如此谬说，未雨绸缭。有了这一伏笔，将来也就可以左右逢源了。

         第七次是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之初。清廷先是不准曾国荃等八百里红旗报捷，迫使曾国藩重新上报，不得不让毫不相干的湖广总督官文领衔；继则食言自肥，赖掉咸丰帝收复江宁者封王的许诺，仅赐曾国藩一等侯爵；随之又以严厉的态度和口吻警告曾国荃等人不可骤胜而骄，并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使曾氏兄弟同清政府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颇有剑拔弩张之势。

    由于湘军破城后竞相烧杀淫掠，炸开的豁口无人把守，方使幼天王等千余人得以脱身而去。李秀成刚被送至雨花台大营，曾国荃就企图将之杀害，理由是“恐有献俘等事，将益朝廷骄也”，可谓狂妄之极。故清政府此举可谓切中要害，且已在军事上有所准备。当曾氏兄弟同太平军作最后的苦战时，清政府已在天京四周布有重兵，官文、富明阿、僧格林沁无不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的脊背。而在天京大发横财的曾国荃及其部下弁勇，则唯恐清廷真的要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财货，内心极为恐惧和忿恨，决心不惜一切以维护自己拿性命换来的既得利益。据萧一山称，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无论此事确实与否，而这种可能性当时确实是存在的。

    此时的曾国藩，其内心深处未尝没有部下诸将同样的感受。一年后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当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而攻陷天京后，“部中新例甚多，余处如金陵续保之案，皖南肃清之案，全行议驳，其余小事动遭驳诘。而言路于任事有功之臣，责备尤苛，措词严厉，令人寒心。”满汉之间本来就界线分明。清政府既然如此对待功臣，起兵造反并非没有理由；夺回汉家江山亦未尝不大快人心。更何况，论及个人能力与资历，尤远非那拉氏、奕訢所能相比。然曾国藩想得要比这深远得多，头脑也不像曾国荃那么简单。他心里非常清楚，清政府并非真的要追查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不过虚张声势，加大政治压力，逼迫曾国藩就范：或则匆忙起兵，或则杀羽自保，二者必居其一，且须迅速作出抉择，以免其势坐大，形成南北对峙之局。因曾国藩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疼不如短疼，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选择杀羽自保之路。所谓杀羽，就是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所谓自保，就是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一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他的具体做法是，对天京窖金下落来个死不认帐，明明被曾国荃的部下抢去，却硬说天京并无窖金，连自己也觉得奇怪。可说是瞪着眼睛说瞎话。而对幼天王的下落，则是随机应变，不择手段，必得保全曾国荃及其部下，以求大家相安无事。他先以幼天王自焚上报，继称其死于乱军之中，及至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之时，则对上奏揭发此事的左宗棠反唇相讥：天京破城之际不过逸出一千多人，就要如此反复追查、定要严惩失职将领，若如杭州那样，太平军大开九门，逃出十万八万，那时又当如何？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沈二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藩与清廷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世间有一个胜利者无罪的原则，对功臣只可赏不可罚。当时，曾国荃及其部下已在天京发了横财，个个箱满筐溢，一心只想保住自己的这份财产，再不想为别的事打仗。然他们也曾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受尽煎熬而不肯散去，就是为了最后能进城大抢一通。如果清廷或曾国藩威逼太紧，定治其罪，令他们吐出吞到肚里的宝物，他们必然铤而走险，起兵叛乱。所以，曾国藩对清廷严惩走脱幼天王失职将领的谕旨，坚决顶着不办，以安曾国荃等人之心。而清廷这样做，本来就是别有用心，意在逼曾国藩裁军辞饷，一旦曾国藩真的这样做了，追查之事也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最妙之法也就莫过于不了了之了。

       至于曾国藩为什么没有挥戈北上，代清自为，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或则本来就无此野心，或因料无胜算而知难而退。曾国藩一生愁苦，时萌退志，常有生不如死之叹，或许真的没有称帝之心亦未可知。早在攻陷天京之前，他就曾在答复同年好友的信中表示：“年来忝窃高位，饱聆誉言，虽同年至亲如寄云、筠仙辈，亦但有赞美而无针砭，大有独夫之象，可为悚惶。惟自知之明尚未尽泯，不敢因幸获之战功，倘来之虚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为故人告者。然辖境太广，统军太多，责任太重，才力太绌，正不知以何日颠蹶，以何日取戾。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非爱惜微名而求自全也，实自度精神不复堪此繁剧也。”联系祁门被困时曾遗嘱曾纪泽，要他长大后不可为官更不可带兵，只可一心做学问云云，或许曾国藩的人生乐趣，属文治学更多于从军从政，真的素无称帝之心。倘若并非如此，当时不仅存在着曾国藩起兵造反的客观可能性，而且他也确实具有这样的主观意图，那么终未成为事实的原因，则只能是政治上尚乏准备，军事上尤无胜算，以曾国藩之明智不肯干此蠢事，远不如继续做清王朝的忠臣孝子更为有利。有人说曾国藩不愿称帝是因为忠君思想的制约，似乎他满有把握做成皇帝却偏偏不肯做，令不少人为之扼腕叹息。这不过是笔记小说的惯用手法，装饰文采而已，实则经不住认真推敲。因为作者仅提到有人拥戴和曾国藩拒绝两事，并没有对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局势，尤其湘淮军集团的实际状况做出分析，其拒绝的原因决不限于一条。且支配人们是否采取行动的最后关键并非道德规范，而是对根本利害的权衡。倘若曾国藩在方方面面真的具有取清自为的胜算，所谓忠君云云就绝不会成为他的思想政治障碍。因为按照儒家思想的逻辑，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君臣伦理并不妨碍改朝换代。试想自古开国明君取得天下，哪个离开暴力弑君和阴谋篡逆两途？然一旦权位到手，儒家的忠君道德就由对篡弑者的谴责，变为对新帝的诚心拥戴。曾国藩熟读经史，岂不知这番道理？

          在这次战略退却中，曾国藩所遇到的另一棘手问题是曾国荃的出处。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饕餮之名满天下。其每克一城必纵兵大掠，而大发横财之后则必回籍购置田产起盖大屋。其为人复张扬跋扈，不知禁忌，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已由江苏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因正率军围攻天京而未赴任。按照清朝制度他是可以单独奏报军情的。然清政府却不准这样做，遇事只能由远在安庆的曾国藩转奏，不消说与左宗棠、李鸿章相比，甚至连个按察使衔兵备道都不如。攻陷天京的当天，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按照曾国藩事先的安排，他与杨载福、彭玉麟联衔八百里驰奏报捷，随即受到清廷的严厉指责，抓住“大势粗定，遽回老营”一事横加罪名，“倘曾国荃骤胜而骄，令垂成之功或有中变，致稽时日，必唯曾国荃是问。”实际上不仅不承认他的捷报，而且节外生枝，故意吹求，以实施政治上的抑制和打击。曾国藩看透了清廷意欲将其排而去之的用心，遂于七月二十日奏请裁撤曾国荃所统兵勇之半的同时，提出是否准其本人回籍养病的问题，进行试探。称曾国荃“意欲奏请回籍，一面调理病驱，一面亲率遣撤之勇部勒南归”。而曾国藩本人尚未应允，“嘱以苟可支持，不必遽请开缺，姑在金陵安心调理，代臣料理善后事宜。”谁知清廷比曾国藩还急，尚未接到这一奏请，就对曾国荃当头又施棒赫，下旨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令曾国藩“查明报部备拨”。并对之郑重警告道：“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孰可长承恩眷。”其后清政府虽在谕旨中假意挽留，将曾国藩奏折中的话重复一遍，但却绝口不提赴任本官之事，反而肯定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的想法“合于出处之道。”曾国藩见事势难以挽回，更加坚定了自己原来的想法，遂于八月二十七日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九月初四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其动作之快实出意外。不想，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他本来就藐视清廷，心怀不满，加以缺乏涵养之性，遂于大庭广众之中将自己的愤懑之情公开发泄出来，致使曾国藩狼狈万状，无地自容。三年后他对自己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说：“三年秋，吾进此城行署之日，舍弟甫解浙抚任，不平见于辞色。时会者盈庭，吾直无地置面目。”原来这一次再次地陈请开缺回籍，都是曾国藩耍的政治把戏，曾国荃从无此意，都是阿兄背着他干的。不学无术的曾国荃既不懂兔死狗烹的道理，也不懂为臣之道，更不能理解胞兄的这番苦心。所以，曾国藩欲行退却之策以保身家名位，对这位不知进退的胞弟，非瞒天过海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其就范不可。“舍弟”的表现虽令曾国藩当众出丑，但他毕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解决了一个政治上的大难题，圆满完成了这次极为关键的退却。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四十一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据说，当曾国荃读至“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一句时，竟然放声大哭，以泄胸中抑郁之气。

        第八次是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欲陷不测，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

    曾国藩在三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事谕旨，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栗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二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言及国事与渠家事，欷歔久之”。那么，他们究竟谈何国事呢？数日后彭玉麟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议政王为九江蔡寿祺以莫须有污蔑，致出军机，中外骇闻。伏思今上当极，两宫垂帘，实赖贤王公忠体国，上下一心，华夷钦服，始有今日中兴气象。何物蔡寿祺，丧心狂吠，以珰人之授意，竟敢害于忠良。倭公不侃侃而言，亦竟阿于取好。议政其周召，若辈其管蔡乎？天下有心人能不愤恨欲死！不才欲以首领进词，而爵相极力劝阻，须俟城内动静，再作道理。兄不学无术，不平欲鸣，抑恨堇吐，其如愤火中烧何！” 还说：“小人道长，国家堪忧，残喘余生安得即赋归去，遁迹山林，不阅世事耶？”原来，令曾、彭二人言之感伤、“欷歔久之”的“国事”，就是西太后罢黜恭亲王一事。看来他们共同的意见是，此事关系重大，决不可坐视不理。惟所不同的是，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不能仅根据一纸京报就采取行动。这件事说明，清政府追查天京窖金与幼天王下落，遭受打击的仅是曾国荃一伙。曾国藩集团的其他派系可能不闻不问，有的甚至会幸灾乐祸，煽风点火。这是因为他们太不得人心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使之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成为众矢之的，也在曾国藩集团中陷于孤立。倘若清政府欲行兔死狗烹之策，将湘淮将领一网打尽，他们就会由四分五裂走向一致，联合起来抗满自保。根据当时的形势，很可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或如萧一山说的那样，挥戈北上，拥曾为帝，亦未可知。联系那拉氏死后，因摄政王载沣排斥袁世凯，拆散满洲皇室与汉大臣的联盟，从而导致清王朝迅速灭亡的事实，这种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只是后来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这种结局，曾国藩集团也仅只虚惊一场。

        第九次是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

        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以让贤者之路。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首先，回任江督行不通。因他辞职的理由是有病，“不能用心阅文，不能见客多说。既不堪为星使，又岂可为江督？”所以，既辞钦差就不能不连江督也一并辞去。其次，“乞归林泉亦非易易”，“若地方大吏小有隔阂，则步步皆成荆棘”。再次，“住京养病尤易招怨丛谤”。最后，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他在给鲍超的信中也以此招为得计：“仆自去岁以来，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从无不平之意形诸言色。即因病陈请开缺，亦不敢求回籍，又不敢求进京，但求留营效力耳。”然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因为这样以来，不仅使后来者觉得碍手碍脚，倍生反感，且极易启人疑谤。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同时，“维系军心之言与平日惧为权臣之意自相矛盾”，且有“挟军心以自重之嫌”。这前面一条可能导致李鸿章的坚决反对，他令其兄李瀚章劝曾国藩回任江督，即已显露此意。而后面一条更是曾国藩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名，是万万不可轻试的。当时也有人劝他直言极谏，陈明利害，以改变清政府的做法。他出于同一原因，不敢这样做。他在给尹耕云的复信中解释说：“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唯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唯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唯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态。” 又说：“近有朱、卢、穆等交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就是说，可怕的不是御史而是为其撑腰的清廷，他们是根据朝廷的眼色行事的。朝廷发阅弹章，不过是放只氢气球，意在逼曾国藩交权退避，若竟倔强不服，必有更加厉害的后着，直至达到目的为止。曾国藩身为人臣，欲保名位，无论内心感受如何，都必须拿出对之忠诚驯服的样子，人君可畏，人言亦可畏。正像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去冬以来，忧谗畏讥尤甚于昔”，“从此不居极要之任，或可保全末路耳”。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同治九年三任江督时复函友人称：“剿捻无功即当退处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辅，皆系画蛇添足。”不过，这只能说明其内心的懊丧，事实上却无法真正这样去做。此可谓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他坚信命运之说，大概这也是根据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