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文化传播者、民主教育家、亲善大使，抑或帝国主义侵略代表？ - 历...

还原一个真实的司徒雷登

——文化传播者、民主教育家、亲善大使，抑或帝国主义侵略代表？

       近期，谍战与历史沧桑并重的题材剧《狼烟北平》，正在全国各大电视台热播。抛开国共两党谍报人员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浴血战斗，以及彼此的恩怨情仇和纷争归宿不谈。我们看到这部电视剧第一次以正面人物形象刻画了那个解放前中国知识界、政界尽人皆知的燕京大学校长，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经历过大学特学毛泽东选集，作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教育熏陶的一代中国人，至此，才恍然有所悟。原来真实的司徒雷登是这样，并不是我们在红宝书四卷里所看到的那样，“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别了，司徒雷登》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380页）

       司徒雷登究竟是不是美国侵略势力的代表，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善的、诈骗中国人的僧侣抑或是其他。经过了几十年的政治反复，中国人从实践中已经得知。政治人物不是神仙，口必出真言，言必代表真理。信口开河、不负责任，凭个人喜好乱下结论，在他们其实也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他们也并不敢正视真理、面对事实，只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唯我独尊。所以，我们轻易不要相信未经过实践检验，被强权强加于世人的所谓定论。应当透过历史的迷雾，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人品、德性 ，对中国人民的真正态度和在我们民族危难时的作为，来正确评价任何一个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外国人。这才不是过河拆桥，无情无义，维利益是图的宵小们的作为。我们尊重了历史，尊重了那些有恩于中国的外国名人，实际上是尊重了我们自己。彰显了我们民族不忘滴水之恩，襟怀坦白的德行！

       司徒雷登（1876-1962年），生于中国杭州，父亲是美国赴中国传教士。他十一岁时返美读书，1896年毕业于佛吉尼亚洲汉普顿-西德尼学院，1904年复回中国，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同时开始在中国传教。辛亥革命时期，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派通讯员。1919年起，任北平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办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长。1929年改任校务长。抗战爆发，燕京大学留驻北平坚持办学，于险恶环境中如中流砥柱，传播和平、民主、进步、反法西斯精神。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本宪兵逮捕，被囚禁在北京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与外界完全隔绝，直至胜利。因为熟谙中国国情，德行为中国知识界敬重，被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看重，1946年委任为美国驻华大使。在国共两党，都以保有、夺取江山为重，把民主、联合、团结、协作，通过民选形式组成联合政府都只当作一个招牌，一个赢得时间、民心和政治优势地位的筹码玩弄的时候。热切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当然完不成自己的外交使命，夹在两难的尴尬境地。1949年8月2日，滞留南京，希望与中共沟通联系渠道，重建一个崭新的中美关系的司徒雷登，在中国上层一边倒向苏联，中美建交无望的失望中，黯然离开了他生活了五十年的第二祖国，回到美国定居。在贫病中，仍然致力于中美关系。

    最后十二年，在学生兼私人秘书傅泾波陪护、赡养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临终不忘将1946年在重庆由周恩来赠与的中国古瓷归还中国，希望骨灰能回葬自己奉献了一生的中国，永远陪伴着安息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夫人身畔。

       重温司徒雷登一生的作为，我们看到了一颗拳拳的心，一个伟大的灵魂，一个被“湮没无闻、”的“西来圣人”。这种遗忘，对中国人，不是庆幸，而是莫大的过河拆桥，背恩忘义的耻辱！

       1904年重归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约翰•司徒雷登，看到自己的第二故乡杭州，贫民生活无着，子弟无以读书上进的悲惨现实。决心以教育启迪中国下层人群的心智。几年后，他把一个名叫玛丽的美国私立女校校长带到中国，在杭州城北的贫民聚集区盖起了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这里，也就成了司徒雷登的老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聘请司徒雷登为驻南京特派通讯员，专一采访革命后的南方临时政府要员和反映报道那时中国长江流域，特别是江浙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动态。司徒雷登由是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成为莅临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典礼的第一位外国记者，也成了报道为了南北和谈，消弭战争，辞去大总统职位的孙中山发表演说过程的外国记者。

       其后几年，由于广泛的社会关系，熟练精湛的中英语言水平，深厚的文学修养和谦恭有礼，真诚坦荡的君子之风，司徒雷登赢得了几乎所有和他交往的中国人的好感，也赢得了美国教会的信任。1918年，筹划酝酿已久的原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创建的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问题初步达成了一致。校长人选被美国有关方面提上议事日程。“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拨·史庇尔（Robert E. 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 S. 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带着这样赞誉的司徒雷登出任第一任燕京大学校长。按照冰心老师包贵思女士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的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是一所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可用来开会、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和刚弄到手的一座两层的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的厂房。面对这样简陋的条件，司徒雷登没有气馁，他以佛吉尼亚人特有的热情、韧劲，跑教会、跑中国官方，跑中美社会各界，争取资助和捐赠，并骑着毛驴跑遍了北平城市内外，终于瞅中了清华园对面，近邻西山的山西督军陈树藩的土地，经巧与斡旋，以人格魅力说服对方之后，以六万元（其中二万元被陈转赠为奖学金）低价成交。这就是新的燕京大学校址，即解放后，新北京大学的校址。从这个意义上讲，司徒雷登实际是新北大的开创者之一。

    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延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上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则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五十年间，燕大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但是，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各个领域领军人物式的人才，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和其他卓有成绩者，总数超过100人。1936年，司徒雷登六十华诞之际，《燕大周刊》刊文说：“现在北平各大学的同学们普遍在努力于救亡工作，其他各校都受到校方无理摧残，司徒先生自己虽不是一个中国人，可是他对中国的厚爱，并不亚于我们，对我们从没有一点压迫和干涉……他所愿望的是全世界的自由与平等，他所企慕的是全人类的博爱和平，他不愿让公平屈折，他不愿让真理隐藏……我们要使司徒先生能（在其生日时）得最大的最浓厚的快乐，我们只有拼着牺牲我们的头颅-与热血去奋斗。”发自燕京学子心扉的这篇祝词是真实的，客观的。不是取自政治的需要和阶级的偏见，而是一群赤诚的青年人真实的心声。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洞悉了局势和环境的司徒雷登面临着两难选择，整体将燕大迁徙，还是坚持在北平办学。直到1938年6月，司徒雷登仍摇摆不定，怀疑留守是否得当。他的朋友校务长高厚德⑴告诫他说，燕大的最高理想是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单纯为某个政治势力或某个政府服务。“在人类生活中有许多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燕大必须在沦陷区坚持下来，为沦陷区的人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司徒雷登深以为然。反抗未必都是明火执仗上前线，就地反抗也是一种反抗，而且是一种更坚韧、更无畏的反抗，这成了司徒雷登的信念，也成了燕京大学师生的共识。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沦陷区学子的需要，避免他们成为日本奴化教育网罗的对象，燕大在抗战前期每年仅招100人，1938年则达到605人， 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学子到创历史的1200人。并成为向大后方和根据地输送人才的基地。具体操作的是夏仁德⑵、侯仁之⑶，而实际领导全盘工作的是司徒雷登。侯仁之称，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组织燕京学子逃奔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经费来自校方，指示也来自司徒雷登，而且司徒雷登还亲自为远征者饯行。来自占领当局的巨大压力，更有赖司徒雷登一人抵挡。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没有任何侵略目的和个人利益，上帝的使者，伟大的教育家对危难中的中国人民最大的帮助和爱心。日寇从人员渗透到经济困厄，数度迫使司徒雷登与占领当局合作，都碍于其正气凛然和不畏强暴，没有得逞。

    1941年12月8日，占领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进驻了燕京大学，逮捕了司徒雷登和三十几位学生，并把他们投入监狱。试图用司徒雷登作为与美国和蒋介石（他与蒋介石私交甚好）讨价还价的筹码。司徒雷登没有低头，他宣布已把生命交给了他信仰的上帝和他热爱的中国。他的命运与燕京大学紧密相连，与中国人民紧密相连。

    作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和身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不同。后者只是一个民间的教会的人士，不代表任何的国家利益。可是前者必须代表美国的国家利益，用美国人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和评介政治和意识形态。所以，他鼓吹国共合作，遏制内战爆发，力图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议会制的中国，乃是他的信念所致。在对两党失望之余，幻想以文明的力量，倾向自由进步民主的力量，即第三势力开创中国的新局面。他忘记了，有着两千年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愚民基础和权力基础的中国，由于贫穷、落后和愚昧，尚不可能追求什么民主、自由和真正的人性的解放。选择强权、专制是他们必然的趋势，也是他们的命运。所以，1949年4月南京城破之后，他待在大使馆里，希望着和中共沟通联系，为中美维持友好关系打通桥梁。但是，四个月的等待是美产的被封存，人员的被躯赶。中国死心塌地地依靠着苏联这个深不可测。变幻无情的专制政体，自己断绝了和西方沟通与和睦相处的纽带。他只能别离自己心爱的魂梦萦绕的中国，只待有一天孤魂归来……

    “别了，司徒雷登”实际上自断了通向国际社会的桥梁，关上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折腾了几十年，政治运动动辄死难千万。中国人到了并没有摆脱穷困落后，直到改革开放，中美建立，打通了通向西方世界的道路，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管理思想，中国的经济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迟了，司徒雷登还是等到了魂梦归来的这一天。2008年11月，司徒雷登得以按遗愿归葬杭州，虽然没有如愿地安葬在燕大校园未名湖畔的妻子身旁，但终于回到了他魂系梦绕的中国，回到了他的出生地…  

    如果他不爱自己的第二祖国，这个上帝的儿子，何以甘愿远离天堂，远离故土，永世长眠于异国他乡？他的故乡——标柄世界史册的伟人华盛顿，托马斯*杰菲逊、富兰克林、马歇尔的故乡，他侪身于他们行列，将会永远熠熠生辉！

    墨水编撰的历史，你亵渎了多少纯洁的灵魂，侮辱了多少傲岸的人格？你是血泪写成的过去的史实，还是婊子立的牌坊？

注：

⑴高厚德（Howard S. Galt，1872－1948），生于美国爱荷华州，来华后曾在几所大学任教，后来一直主持燕京大学教育系。称得上是“燕大教育系之父”。 高厚德倾向于杜威的看法，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面向社会，以教育为根本建设乡村是他的一个理想。所以在教育系兴办了普通教育、幼儿教育和乡村教育专业。除本科生外还招收研究生，创办了诚孚和冉村两个实验区，供学生研究和实习，其成绩令人瞩目。高厚德治学的重点为中国古代教育，在这方面造诣颇深。在中国教育史研究方面，高厚德所留下的最重要的著作就是《中国教育制度史》（未完稿）。作为校务长的他，认真和一丝不苟名动一时。1943年，高厚德被占领军强制回国，中风半身不遂，1948年病亡。

⑵夏仁德：(1891-1981)，出生于美国费城。美国心理学家，曾任中国燕京大学教授。
　　他的父母是虔诚基督徒，从他小时就注意他的宗教教育，引导他献身于促进世界的福利。他191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2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学、大学时，参加青年会及夏令营，作辅导青年的工作，总是作得非常精彩、有成绩，很得当局的赞赏。1923年8月来中国，开始在燕在心理学系教书。在中国他结识了来燕大宗教学系教书的路易斯·埃伯特，他们于1925年10月结婚。他在燕京大学教数门心理课程。每年有大量学生学这门课。1941年美国珍珠港事件发生，为了保护学生，没有能逃走，而被日本囚禁。1942年夏天，他被转到北京东交民巷。1943年3月他被关进山东潍县集中营。直到9月美国和日本交换囚犯，他被送回美国。1945年夏天他得到许可又回到在成都的燕大。1946年经西安、上海回到海淀燕园，任燕大教育系主任。继而他夫人及儿子们又回到燕园，共同生活在一起。1948年国民党通缉学生，他和学校当局帮助学生逃出网罗。1949年10月12日，他全家和北京民众一起上街游行，庆贺共产党的胜利。1950年夏仁德返美，1963年退休

⑶侯仁之（1911- ），中国“申遗第一人”。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11年12月6日生于山东恩县（今武城县）。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利物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84年又被该校授予荣誉科学博士学位。曾任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兼任教授。1952年以后，历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和地理学系及地质学系主任、教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中国国家地图集编辑委员会委员兼历史地图集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