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别不了！——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缘

司徒雷登，别不了！

——司徒雷登的中国情缘

陈之岳

    受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影响，多年来一些中国人对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的认识背着深刻的历史包袱，其实司徒是一位真正爱中国也爱美国的人道主义者。  

    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中国要完整，必须统一；要强大，必须建国；要统一建国，必须民主。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九日获颁杭州荣誉公民典礼讲词。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痛批司徒雷登「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又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在毛泽东的文章发表前两个多星期的八月二日，前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偕其义子兼助理傅泾波等人搭乘美国空军运输机飞离正在改朝换代的中国，挥别兵荒马乱的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而能说一口带杭州口音的流利中国话的司徒大使，即成为中国大陆变色前美国驻华的「末代大使」。 

    司徒雷登返美后不久，即持续发生脑溢血，生活起居全由傅泾波一家照顾（司徒的独子偶尔来探望），但仍于一九五四年勉力完成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由胡适撰写长篇导言。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九日，司徒大使病逝华府，享年八十六岁。司徒生前留下遗嘱，希望把骨灰葬在他所创办的燕京大学（即现在北京大学）校园未名湖畔。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美中关系开始解冻后，傅泾波曾一再请求中共准许司徒骨灰归葬他所挚爱的燕大校园，但始终不得要领。一九八六年九月，中共通知傅泾波，同意司徒以燕大创办人名义安葬未名湖畔；但同年年底中共突变卦，安葬一事只得迁延下去。司徒的骨灰即一直存放于傅泾波的卧室里。 

    素有「和平老人」之称的傅泾波于一九八八年十月以八十八岁高龄辞世华府后，其子傅履仁（John Fugh，曾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的退役少将）继续乃父未竟之志，劝说中共允准司徒归葬中国，这个愿望终于在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实现了。但安葬地点不是在旧燕大校园未名湖畔，而是在司徒出生地浙江杭州。安葬那天，美国驻华大使蓝德（Clark Randt）、杭州副市长、傅履仁以及一批燕大校友都参加了仪式。司徒的父母亲和两个弟弟皆已在二十年代前埋骨西湖九里松外国传教士公墓。 

    半世纪的遗愿终了 

    许多史学家和垂垂老去的燕大校友都认为，司徒骨灰迟迟无法归葬中国的主要原因（也是唯一原因）是毛泽东那篇文章所引发的强烈历史后遗症，而使得北京当局一直不敢走出毛文的阴影。身为美国精英华人组织「百人会」第四任会长的傅履仁不遗余力地向北京游说，终获中共副主席习近平拍板定案。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了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毛泽东在国共内战接近尾声的时代剧变中评价司徒雷登，难免带有政治偏见和历史成见，温文儒雅的司徒雷登绝不是一个「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的人，而是个真正爱美国也爱中国的牧师、传教士、教育家、神学家、人道主义者和「孤臣无力可回天」的外交家。 

    司徒雷登的父亲司徒尔（John Linton Stuart）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牧师，一八七四年偕妻子到杭州传教与兴学，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生下长子司徒雷登，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由杭州乳母带大的司徒雷登，从小即会说地道的杭州话。十一岁时（一八八七年）随回国度假的父母返美，首次踏上祖国土地，直至二十八岁（一九零四年）始回到中国。这期间，司徒上中学和维吉尼亚州汉普敦—悉尼学院，其后又就读维吉尼亚协和神学院，并在二十六岁那年正式成为牧师。由于离华十七年，中国话（杭州话）已忘得差不多，一九零四年回到中国后，开始重拾华语，同时展开传教生涯，亦在南京金陵神学院授课。 

    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元年）四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召开临时国民议会，正式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位袁世凯。司徒雷登以合众社记者身份莅会采访，也是在场的唯一外国人。一九一九年美国基督教会成立燕京大学，聘请司徒出任校长，直至一九二七年，国府教育部始正式认可登记注册；两年后，燕大获准立案，但国府教育部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而由神学家吴雷川担任有名无实的校长，司徒出任实际掌权的校务长，但校内师生和校外皆以校长敬称司徒雷登。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司徒不断力促华府改变对华政策，采取积极援华制日的具体措施。珍珠港事件后数小时，司徒即遭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老营房监禁了三年八个月，四五年八月十七日获释。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白宫举行内阁会，农业部长安德逊（Clinton Anderson）向总统杜鲁门建议派遣勋高望重的五星上将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赴华调处国共冲突。马帅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举荐司徒出任驻华大使以接替已离职的赫尔利（Patrick Hurley）。一九四六年七月至十二月，国府军队从中共控制的广大地区收复了一百六十五个乡镇和十七万四千平方公里土地；一九四七年三月且进占中共圣地延安。此时，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对司徒大使夸下海口﹕国军必将在八、九月剿灭共军或至少把共军追赶至西北角落。然而，日后国共武装冲突的发展却和蒋介石所预言的大相径庭。 

    培养大批亲共学生领袖 

    司徒雷登是中西文化的一座桥梁，他对近代中国的最大贡献是把燕京大学办成第一流大学，人才辈出，学术名声不亚北大、清华。北大师生常以自由学风而自傲，但融合中西文化的燕京显然更具自由、宽容色彩。司徒虽系传教士教育家，但他主持燕大，力主教育独立、思想自由以及兼容并包的学术研究风气。因此，燕大成为最具自由色彩的北方高等学府，也是左派学生最多的校园。从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到抗战结束后左翼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燕京学生屡一马当先，领袖群伦。在历次运动中，燕京培养了不少著名的亲共或具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学生领袖，如俞启威（黄敬）、王汝梅（黄华）、龚澎等。就这一点而言，中共实应感谢司徒校长和燕京大学。无怪乎蒋介石政府撤退台湾后，虽鼓励大陆高等学府在台复校，如交大、清华和天主教的辅仁大学，但一直拒绝燕京复校，燕大校友申请复校多年皆未成功。在台湾的燕大校友名人包括沈昌焕、沈剑虹、魏景蒙和英文《中国邮报》创办人余梦燕。燕大新闻系亦为一九四九年以前国内三大新闻系之一，另两个为复旦与政校（即政治大学）。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即在燕大新闻系任教期间秘密前往延安访问毛泽东而出名。 

    一九四九年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国府自南京迁往广州，各国驻华使馆(包括苏联)纷随国府迁赴广州，唯独司徒大使与美国使馆续留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司徒并秘密起草承认中共备忘录。周恩来特派前燕京学生黄华前往南京与傅泾波和司徒联络。司徒有意于夏天前赴北平会晤毛泽东与周恩来，毛、周表示欢迎，但美国国务院下令司徒于八月二日前离华，北上之会遂成泡影。不少人认为司徒如晤毛、周，日后美中关系的发展或将不同，但芝加哥大学史学博士、曾任台湾新闻局长的邵玉铭在其英文著作《一个在华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与中美关系》（哈佛大学一九九二年出版）中认为，司徒有无北上，并不影响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共终会「一面倒」向苏联老大哥。 

    中共于一九五二年下令高等院校全面调整，对近代中国教育曾有伟大贡献的教会大学从此消失；标榜「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校训的燕京大学亦随风而逝。但司徒校长和燕大在中西文化交流与中国教育史上的巍然地位，将永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