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还原司徒雷登 (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15:49:39
作者：章文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0-11-18
本站发布时间：2010-11-18 14: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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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还有句流行语叫，是非交由历史。这两句话是有补充关系的，因为有些人不是盖棺就可定论的，还得交给历史去评判。 （章文：还原司徒雷登（下））
例如司徒雷登。60年前，中国共产党获得内战全面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他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定性司徒雷登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并以极其讽刺的笔调说道，“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篇文章使得这个美国人一夜之间“臭名远播”。
更早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也曾专门撰文评价过另一位外国人，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不吝赞美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60年过去了，时间判官改变了判断标准。毛泽东本人早已被拉下“神坛”，其笔下的两位外国人——白求恩依然无损其崇高品格，而司徒雷登的本来面目也逐渐被还原。
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的《在华五十年》，这本司徒雷登的晚年回忆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人，一段我们未曾见过的历史。
司徒雷登在这本回忆录中曾这样自嘲：我一度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表率、中华民族善意的朋友，可如今，我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动派蒋介石及其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的支持者、助纣为虐的教唆犯”。
这段话可说是非常形象地总结了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经历。
在1946年仓促上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和教育家，在中国备受尊敬。他的父母年轻时即来中国杭州传教，他也出生在杭州，童年在此度过。后来回国接受教育，于1904年返回中国继承父母的事业，开始在中国传教。
与别的传教士不同的是，司徒雷登很有远见卓识，他意识到教育之于传教以及中国的重要性，曾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而他在华的事业巅峰，则是一手筹办了燕京大学。为筹办燕京大学，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乞讨”于美国社会各界。
关于这段经历，他的笔下充满苦涩，“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真的不适合我......每次踏上‘乞讨’之旅，我都苦于一阵阵的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
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后，司徒雷登心中就升腾起一个梦想——燕大要成为“世界大学”，他这样写道：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
这种绝对超前的教育理念，源于司徒雷登身为美国人所拥有的视野，更因为他对中国的理解和热爱，他说，“此举的最大益处，即是在整个校园内培养一种气氛，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拥有国际化的理念.......因为中国的道德哲学在世界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我的理想同中国彼时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抵触，但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在列强的侵略剥削下深信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唯一救国之路。”
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燕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气氛宽松自由。司徒雷登曾这样毫不谦虚地说：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
这位燕京大学之父广受全校上下师生员工的敬爱，曾受教于燕大的冰心这样温情描述：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之际，燕京大学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庆寿宴会。当时北平名流几乎悉数到场祝贺，司徒雷登高兴之余发感慨，“人只要熬上六十个年头就可以尽情享受盛宴”。这自然是谦虚之言，他的备受尊敬源于他对中国的爱与贡献。
令人惋惜的是，燕京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被分拆;令人欣慰的是，其形散而神未消，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1949年后，共有56个院士出身自燕京大学。
对于这所大学的消失，《在华五十年》中未见司徒雷登的任何评论和感想(不知英文原著有没有)。也许是当时的司徒雷登正为中美交恶的现实忧心重重，没有空闲关心其他事情了，因为他深爱着中国，他梦想中的神州大地，“应该是一个和平、团结、进步的国家，在美国的科技支持、经济援助下发展繁荣。”
但这个梦想最终破灭了。且是在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费尽心血为协调国共两党筹建联合政府失败后的破灭。这应该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挫败，最大的伤心了。(待续)
相关资料摘自海南出版社《在华五十年》，译者常江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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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还有句流行语叫，是非交由历史。这两句话是有补充关系的，因为有些人不是盖棺就可定论的，还得交给历史去评判。 （章文：还原司徒雷登（下））
例如司徒雷登。60年前，中国共产党获得内战全面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他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定性司徒雷登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并以极其讽刺的笔调说道，“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篇文章使得这个美国人一夜之间“臭名远播”。
更早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也曾专门撰文评价过另一位外国人，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他不吝赞美道，“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60年过去了，时间判官改变了判断标准。毛泽东本人早已被拉下“神坛”，其笔下的两位外国人——白求恩依然无损其崇高品格，而司徒雷登的本来面目也逐渐被还原。
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的《在华五十年》，这本司徒雷登的晚年回忆录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完整的人，一段我们未曾见过的历史。
司徒雷登在这本回忆录中曾这样自嘲：我一度被视为美国自由主义者的表率、中华民族善意的朋友，可如今，我被诬蔑为“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反动派蒋介石及其穷途末路的封建专制的支持者、助纣为虐的教唆犯”。
这段话可说是非常形象地总结了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的经历。
在1946年仓促上任美国驻华大使前，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和教育家，在中国备受尊敬。他的父母年轻时即来中国杭州传教，他也出生在杭州，童年在此度过。后来回国接受教育，于1904年返回中国继承父母的事业，开始在中国传教。
与别的传教士不同的是，司徒雷登很有远见卓识，他意识到教育之于传教以及中国的重要性，曾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而他在华的事业巅峰，则是一手筹办了燕京大学。为筹办燕京大学，他牺牲了自己的尊严，“乞讨”于美国社会各界。
关于这段经历，他的笔下充满苦涩，“到处搭建关系、求人捐钱，这种工作真的不适合我......每次踏上‘乞讨’之旅，我都苦于一阵阵的神经性消化不良的煎熬。”
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后，司徒雷登心中就升腾起一个梦想——燕大要成为“世界大学”，他这样写道：燕大在自身中国化的同时，也要更加深入、明确地走国际化的道路。
这种绝对超前的教育理念，源于司徒雷登身为美国人所拥有的视野，更因为他对中国的理解和热爱，他说，“此举的最大益处，即是在整个校园内培养一种气氛，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拥有国际化的理念.......因为中国的道德哲学在世界所有文明中最为包罗万象。我的理想同中国彼时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不抵触，但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在列强的侵略剥削下深信狭隘的爱国主义是唯一救国之路。”
在这种教育理念指导下，燕京大学“兼容并蓄”，学术气氛宽松自由。司徒雷登曾这样毫不谦虚地说：燕京的教学研究都是高标准高质量的，至于我本人在教学研究上则几乎什么都没干，我的职责就是尽量给教师以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情发挥。
这位燕京大学之父广受全校上下师生员工的敬爱，曾受教于燕大的冰心这样温情描述：这团体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婴儿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也是他。你添了一个孩子，害一场病，过一次生日，死一个亲人，第一封短简是他寄的，第一盆鲜花是他送的，第一个欢迎微笑，第一句真挚的慰语，都是从他而来的。”
在司徒雷登60岁生日之际，燕京大学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庆寿宴会。当时北平名流几乎悉数到场祝贺，司徒雷登高兴之余发感慨，“人只要熬上六十个年头就可以尽情享受盛宴”。这自然是谦虚之言，他的备受尊敬源于他对中国的爱与贡献。
令人惋惜的是，燕京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被分拆;令人欣慰的是，其形散而神未消，文、理部分科系并入北京大学、工程科系并入清华大学。1949年后，共有56个院士出身自燕京大学。
对于这所大学的消失，《在华五十年》中未见司徒雷登的任何评论和感想(不知英文原著有没有)。也许是当时的司徒雷登正为中美交恶的现实忧心重重，没有空闲关心其他事情了，因为他深爱着中国，他梦想中的神州大地，“应该是一个和平、团结、进步的国家，在美国的科技支持、经济援助下发展繁荣。”
但这个梦想最终破灭了。且是在他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费尽心血为协调国共两党筹建联合政府失败后的破灭。这应该是他有生之年最大的挫败，最大的伤心了。(待续)
相关资料摘自海南出版社《在华五十年》，译者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