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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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
南方周末 2006-09-28 14:38:06
□本报记者 成功 姚佳威 □实习生 龙玉琴
“大家不要叫我社长，准确讲，我是掌门人。”9月22日，在第二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农民马洪俊的开场白引来笑声。这位广东廉江市良垌镇日升荔枝合作社社长，现在最大的苦恼莫过于农民合作社“找不到主管单位”。
因为没有主管单位，合作社组织荔枝出口时，被海关当成了“生产大队”，说没有出口权。为给合作社办手续，跑了一二十天，也没能攀上一个“主管单位”，更不用说出口批文，出口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广东乐昌市九峰镇农产品流通合作社社长潘国平，面临的问题则更棘手。尽管想加入合作社的人排成长队，但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这家以水果和反季节蔬菜生产为业的合作社登记无门。
马洪俊和潘国平等人遇到的难题，吸引了诸多“三农”问题专家、农业部官员以及全国各地合作社实践者。
这场在广州举办，以“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为中心议题的全国“三农问题”研讨会在广州拉开帷幕，他们的讨论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
农民组织遇到的困难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起草小组副组长刘登高透露，10月下旬，全国人大将要第三次审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年底该法有望出台。
刘登高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问世，就是要确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强调合作社农户的独立产权，建立“民办、民管、民受益”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对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会长郑冰来说，两天的论坛中，最让她感动的是大家脸上的忧患。
郑冰说，自己作为农民觉得很惭愧，在合作社中，我们农民才是主体，但现在大多数农民却在等待。
在郑冰的印象中，农村有钱的人不愿意合作，没钱的人中，一种人没有能力，“你让他干啥就干啥，另一种人有能力就内斗，这种现象是有的，”郑冰说，“怎么办？”
而农民们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则是一些基层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
坐了26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广州，李新占终于赢得了十分钟的发言机会。这位河北定州市翟城村农民回顾了翟城村合作社成立的艰辛历程。
为了合作社的注册，李新占买了几包烟，用来和干部们搭话用，然后他“从县政府找到县民政局，从民政局找到工商局，又从县农办去找县工委，后来发现找不到县工委这个部门”。
“最后，县里干部对他说，你们几个农民还成立什么组织，是不是想反对政府？”李新占只能背上包，带着无尽的遗憾踏上回家的路。
如何看待农民合作
2006年，《人民日报》主管的《人民论坛》杂志第1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会组织不是“洪水猛兽”》的文章，文中写道，党和政府的一些官员一直视农会组织为“洪水猛兽”。
民革中央农村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永飞在会议发言时说，把农民合作组织当作“洪水猛兽”的思维应该抛弃，要以执政党的思维，支持和帮助农民组织走向成熟。
蔡永飞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都是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最初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中，曾经明确提出农民合作组织“不得从事与章程无关的活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从事与章程无关的非农民组织……要撤销营业执照。”
不过，在该法二次审议稿中已经取消了“不得从事与章程无关的活动”的条款。“这是一次正确选择。当社会处于建设时期，人们不会在正常情况下，停下建设去干别的。”蔡永飞说。
这位来自民主党派的学者曾遇到一个乡干部，对方问他，“几个赤脚老农凑在一起瞎折腾，能折腾出个啥来？他们需要的，政府完全能给提供嘛”。
“执政党思维，就是不要认为自己比农民高，比农民强，要尊重农民，平等对待农民。”蔡称，蔡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支持，而这种思想恰恰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基础。
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早在2004年11月，就出台了中国第一部农村合作组织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依法保护农村合作组织的利益。
2006年3月25日，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为了获得更多支持，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写了一份关于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报告，呈送分管农业的省领导。
两个月后，省领导提笔写了一份整整两页的批示，表态支持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探索工作。
但这个以官方为主导的农村合作协会还是遭到质疑，“一个副市长去搞协会，不务正业”，“这不就是以前的农会吗？”质疑者说。
历史沿革
“工人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青年有代表青年的青年团，妇女有代表妇女利益的妇联，为什么农民不能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原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在论坛当天就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同样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当时，姚监复还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职，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曾向一位中央领导提出，是否让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农会？中央领导答复，共产党就代表农民利益。
后来，那位负责人再次提出，中央领导说“等3年再看吧”。后来，随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销，关于成立农会的提议也就没有了下文。
到1990年代，有人大代表再次向中央提出让农民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的意见，中央领导将意见批转到中央某部门，要求调查意见的可行性。“最后因为种种因素，还是被搁置了。”姚监复说。
到1990年代，有人大代表再次向中央提出让农民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的意见，中央领导将意见批转到中央某部门，要求调查意见的可行性，“最后因为种种因素，还是被搁置了，”姚监复说。
“其实，政府在面对有组织的农民时，更容易找到一个对话和谈判的平台。”浙江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说，一群非理性的群众更容易发生骚乱，“一位乡镇干部跟我说，处理农村的事件，只要有组织领头的就好办，因为他们不是做一锤子买卖，所以肯定能找到妥协的方式。”
(P1181031)
南方周末 2006-09-28 14:38:06
□本报记者 成功 姚佳威 □实习生 龙玉琴
“大家不要叫我社长，准确讲，我是掌门人。”9月22日，在第二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农民马洪俊的开场白引来笑声。这位广东廉江市良垌镇日升荔枝合作社社长，现在最大的苦恼莫过于农民合作社“找不到主管单位”。
因为没有主管单位，合作社组织荔枝出口时，被海关当成了“生产大队”，说没有出口权。为给合作社办手续，跑了一二十天，也没能攀上一个“主管单位”，更不用说出口批文，出口一事最终不了了之。
广东乐昌市九峰镇农产品流通合作社社长潘国平，面临的问题则更棘手。尽管想加入合作社的人排成长队，但由于没有法律依据，这家以水果和反季节蔬菜生产为业的合作社登记无门。
马洪俊和潘国平等人遇到的难题，吸引了诸多“三农”问题专家、农业部官员以及全国各地合作社实践者。
这场在广州举办，以“农民合作组织与新农村建设”为中心议题的全国“三农问题”研讨会在广州拉开帷幕，他们的讨论涉及一个敏感的问题：让农民拥有自己的组织。
农民组织遇到的困难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起草小组副组长刘登高透露，10月下旬，全国人大将要第三次审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年底该法有望出台。
刘登高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问世，就是要确定合作社的法人地位，强调合作社农户的独立产权，建立“民办、民管、民受益”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引导和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对于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会长郑冰来说，两天的论坛中，最让她感动的是大家脸上的忧患。
郑冰说，自己作为农民觉得很惭愧，在合作社中，我们农民才是主体，但现在大多数农民却在等待。
在郑冰的印象中，农村有钱的人不愿意合作，没钱的人中，一种人没有能力，“你让他干啥就干啥，另一种人有能力就内斗，这种现象是有的，”郑冰说，“怎么办？”
而农民们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则是一些基层政府官员的思维模式。
坐了26个小时的火车赶到广州，李新占终于赢得了十分钟的发言机会。这位河北定州市翟城村农民回顾了翟城村合作社成立的艰辛历程。
为了合作社的注册，李新占买了几包烟，用来和干部们搭话用，然后他“从县政府找到县民政局，从民政局找到工商局，又从县农办去找县工委，后来发现找不到县工委这个部门”。
“最后，县里干部对他说，你们几个农民还成立什么组织，是不是想反对政府？”李新占只能背上包，带着无尽的遗憾踏上回家的路。
如何看待农民合作
2006年，《人民日报》主管的《人民论坛》杂志第17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农会组织不是“洪水猛兽”》的文章，文中写道，党和政府的一些官员一直视农会组织为“洪水猛兽”。
民革中央农村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永飞在会议发言时说，把农民合作组织当作“洪水猛兽”的思维应该抛弃，要以执政党的思维，支持和帮助农民组织走向成熟。
蔡永飞认为，“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农民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时期，都是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最初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草案)》中，曾经明确提出农民合作组织“不得从事与章程无关的活动”，“农村专业合作组织从事与章程无关的非农民组织……要撤销营业执照。”
不过，在该法二次审议稿中已经取消了“不得从事与章程无关的活动”的条款。“这是一次正确选择。当社会处于建设时期，人们不会在正常情况下，停下建设去干别的。”蔡永飞说。
这位来自民主党派的学者曾遇到一个乡干部，对方问他，“几个赤脚老农凑在一起瞎折腾，能折腾出个啥来？他们需要的，政府完全能给提供嘛”。
“执政党思维，就是不要认为自己比农民高，比农民强，要尊重农民，平等对待农民。”蔡称，蔡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支持，而这种思想恰恰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基础。
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浙江，早在2004年11月，就出台了中国第一部农村合作组织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依法保护农村合作组织的利益。
2006年3月25日，瑞安农村合作协会正式成立。为了获得更多支持，瑞安市副市长陈林写了一份关于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报告，呈送分管农业的省领导。
两个月后，省领导提笔写了一份整整两页的批示，表态支持瑞安农村合作协会的探索工作。
但这个以官方为主导的农村合作协会还是遭到质疑，“一个副市长去搞协会，不务正业”，“这不就是以前的农会吗？”质疑者说。
历史沿革
“工人有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青年有代表青年的青年团，妇女有代表妇女利益的妇联，为什么农民不能成立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原农业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姚监复在论坛当天就提出这个问题。
其实，同样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当时，姚监复还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任职，当时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曾向一位中央领导提出，是否让农民成立自己的组织——农会？中央领导答复，共产党就代表农民利益。
后来，那位负责人再次提出，中央领导说“等3年再看吧”。后来，随着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被撤销，关于成立农会的提议也就没有了下文。
到1990年代，有人大代表再次向中央提出让农民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的意见，中央领导将意见批转到中央某部门，要求调查意见的可行性。“最后因为种种因素，还是被搁置了。”姚监复说。
到1990年代，有人大代表再次向中央提出让农民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会的意见，中央领导将意见批转到中央某部门，要求调查意见的可行性，“最后因为种种因素，还是被搁置了，”姚监复说。
“其实，政府在面对有组织的农民时，更容易找到一个对话和谈判的平台。”浙江瑞安市副市长陈林说，一群非理性的群众更容易发生骚乱，“一位乡镇干部跟我说，处理农村的事件，只要有组织领头的就好办，因为他们不是做一锤子买卖，所以肯定能找到妥协的方式。”
(P118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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