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收入分配的贫富差距与金融经济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2:14:33
美国收入分配的
贫富差距与金融经济危机
曾康霖
格林斯潘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在他自己写的《我们的新世界》书中坦言:“早年我在学校时,我学会欣赏竞争市场在理论上的优雅。60年后,我学会欣赏理论运用于真实世界(有时无法运用)。我拥有特权,可以和上一代重要经济政策制定者互动,也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取得所有资讯以衡量世界趋势。”⑤这表明,他坚持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崇尚市场竞争行为,并标榜自己已经拥有左右世界的力量。应当看到在过去几届由共和党执政的美国政府,主要禀承的是经济自由主义的理念,执行的是“右”的经济政策,在市场竞争中使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而且继续扩大。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影响着经济的发展,推动着金融、经济危机的产生,其影响和推动途径可概括为: 1.导致精英集团的产生。精英集团控制着国家经济,抛弃民主,独断专横,滥用权力,为所欲为。这实际上把自由资本主义改变为权贵资本主义。美国产生的“安然事件”,折射出精英集团控制着国家经济的弊端。 2001年10月,美国“安然事件”的财务欺诈就是公司管理者制造虚假财务信息,夸大收入、隐瞒亏损,以此抬高股价。据报道,通过操纵关联企业的财务报表,安然三年虚假利润5.93亿美元,隐瞒债务25.85亿美元,虚增股东权益28.08亿美元。事件发生后,不仅引起了美国的股市大幅波动,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美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没有活力?市场经济体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分散决策、相互制衡。分散决策以产权明确并落实到自然人为基础,相互制衡以市场各种机构独立运行、相互监督为条件。可是,美国经济的发展给分散决策、相互制衡带来了挑战:(1)兼并重组,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而追求做大的重要原因,据说是追求企业的政治影响力。谁是大公司谁就更有可能接近政府官员,谁就更有本钱去游说国会议员,去影响政府决策,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国际商机。(2)决策权过分的集中于管理者。在美国,企业的股权分散,公司治理推行首席执行官(CEO)制度,CEO本来是代表经营管理者的利益,接受所有者的监督。但由于股权分散,监督权弱化,使得CEO既是经营者,又是决策者。应当是经营服从于决策,决策靠经营实现,可是当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发生矛盾时,决策机制却倒过来,即决策服务于经营,经营靠决策实现。这导致CEO以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短期利益去替代公司利益、整个股东的利益和长远利益。(3)外部监督弱化,而导致弱化的原因是利益驱动、互谋好处。所有这些,应当说都是精英集团所为。 2.导致储蓄与投资、储蓄与消费的失衡,使美国经济成为负债发展的经济。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一部分人应当很有钱,这些钱如果作为储蓄,则美国储蓄应当增长,可是实际情况是在过去若干年中美国人的储蓄是负增长、零增长或增长很微弱。 实际上美国的大量资金用于金融投机,对冲基金便是其中一例。对冲基金本来是投资者为避免价格波动带来损失即避免风险的一种定价技巧,后来,对冲基金却成为少数实际控制人投机套利的工具,而且进入的门槛很高,成了“大富翁们的俱乐部”,如老虎基金、量子基金等。由于美国国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储蓄,使得美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投资主要依靠对外负债,美国的国债大约40%为国外人购买。靠负债发展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资金链的断裂。为了不使资金链断裂,美国发行新债还旧债,并大量供给美元,把危险转嫁给别的国家。 3.导致流动性过剩。流动性过剩从微观角度讲是指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资产过多,超过了社会公认提取现金和货币结算的需要从宏观角度讲可以理解为流通中的货币过多。货币过多与货币管理当局的政策相关,比如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过剩最主要的问题是富人手中掌握的过多资金流入资产市场,强化了投机,容易使金融资产交易和实物资产交易形成泡沫,而泡沫的破裂,便是危机的来临。由于美国供给的美元只有30%在国内流通,而70%在国外流通,所以流动性过剩,不仅在美国国内产生负作用,而且扩大了国际之间的金融交易,增大金融交易的风险。 4.不利于扩大内需。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条件下,富人有钱特殊消费,而穷人的钱只能限额消费、借债消费。这样服务于低收入者的国内消费品市场的购买力必定有限。在美国,不少家庭负债消费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比如银行信贷推动,消费者有良好的预期等。如果条件不具备,负债消费就会降低甚至消失。可见,负债消费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倒逼”效应。 5.削弱政府调控作用。贫富差距形成了“精英集团”。精英集团的代表在议会中,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并且还会运用他们拥有的金融资产,干扰金融市场,削弱财政、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 6.阻碍广大社会公众的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代表大资本的利益集团会发挥政治影响力,使国家财政资金的使用更有利于富人。比如,本次金融危机就是用纳税人的钱补贴资本家。 下面用行为金融学的方法分析美国金融精英的思想基础、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 “金融精英”的思想基础就是把金融业“做大做强”。金融业原本是中介服务业,由于服务的领域、对象和目标不同,主要以各种金融机构组成的金融业,本应有大中小之分。“金融精英”把金融业做大、做强的动力是霸占社会金融资源,垄断国家金融命脉,追求巨额利润和薪水。在美国金融机构高管中,年薪超过亿美元的大有人在,而年薪超过几千万美元的则比比皆是。因为金融机构高管人员的薪酬与所在金融机构的规模、利润挂钩,所以金融业的无限扩张便成了这帮“精英”的驱动力。但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是负债经营的行业,金融业的扩张意味着对社会负债越高、越大、越重,同时意味着社会上大部分资产的流动性控制在少数人手里。一旦负债链条断裂,资产的流动性失控,便爆发危机。 “金融精英”的组织准备是金融业混业经营。金融业原本是分业经营的,因为有不同的业务、不同的收益与风险、不同的市场准入要求。20世纪80年代,美国逐步开始了混业经营。混业经营的初衷是增加盈利、分散风险,但实际情况是,混业经营不仅没有分散风险,而且隐藏了风险,转移了风险,扩大了风险。混业经营引起了更大的投资冲动,改变了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留下了监管空白。在混业经营的大背景下,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变得很复杂,集团下面不仅有母公司、子公司、孙子公司,而且相互交叉持股,这样不仅产权模糊,而且经营管理层权责不清。各经营管理单位,为了自身利益,不惜损害整个集团公司乃至金融业的利益。这次全球国际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次级贷款,而大量发放次级贷款的主要是不能吸收存款缺乏资金来源的贷款公司。贷款公司之所以能大量发放是因为它能够把次级贷款“打包出售”,而投资银行有胆量接受打包出售的次级贷款,是因为它有权据此发放次级债,而次级债的包销、推销又是那些与贷款公司和投资银行有关联的基金公司等。这样,不仅金融业的分工消失了,权责利的关系模糊了,而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利害关系搅在一起。一旦隐藏,转移的风险暴露,便面临危机。
“金融精英”推动了金融产品高杠杆化。金融产品为实体经济和资源配置的需要而设计,在金融市场金融交易中,需要多少金融产品取决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发展。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扩大,原生金融产品可派生金融产品,派生金融产品以原生金融产品为基础,其派生量是有限度的。但在掌握大量金融资源“精英”们“做大做强”的思想指导下,在“混业经营”的金融环境下,金融产品不仅层出不穷,而且高杠杆化。高杠杆率不仅使衍生金融产品丧失价值基础,而且加倍地发挥它的“圈钱”效应,使得不少人“受骗上当”。金融危机就是这帮“精英们”“开赌设局”诱惑公众受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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