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后中国的“新潮”民族主义

1990年代后中国的“新潮”民族主义

大国崛起和“中国认同”的普遍价值问题 （之三）

徐 贲

    民族认同话语最强势的表述是民族主义。199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同时活跃在政治、知识精英和大众中间,虽然形成了“新潮”的民族主义，但民族主义并不只是1990年代才有的现象。在中国历史的一些其它时期也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民族认同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现实环境、思想框架和与此有关的群体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思想框架和提倡目标分别为“中西文明冲突”和“保存国粹”。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这两者分别改变为“中日战争”和“救亡”。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则改变为“反帝反修”和“自力更生”。八十年代则再改变为“球籍问题”和“现代化”。1990年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背景是,“救亡”并不迫切,“自力更生”无人再提,“现代化”屡遭质疑,但“文明冲突”(或“文化对立”)仍继续在起作用。

    现有的种种民族认同话语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基本上可以从价值取向上分出反对和坚持普遍价值的两个类别。反对普世价值的并不是全然忽视民族认同中的价值因素,而是坚持这种价值必须符合中国自己的传统、适应中国自己的条件、具有中国自己的特征,等等。而坚持普世价值的则认为,没有人类价值就没有中国价值,狭隘的中国价值只不过是在价值问题上蹈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复辙而已。

    反对普世价值的民族认同话语以三个反对为特点：反对西方化,反对自由主义和反对普遍化。早在1990年代,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便以“亚洲价值”的名义变化为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它提出,为了有效地确立国家权力合法化的基础,现存政权必须在“革命意识形态”中增加“实用的世俗主义和没有假想外部敌人的民族主义” 。〔注9〕它认为,民族主义对于中国转向一个社会主义-民族主义阶段非常必要,因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作为中心象征符号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保持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效固然提高了现存体制的合法性,但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强调发展,引发了“如何避免意识形态资源因缺乏必要的补充而空洞化和贫乏化”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将民族思想作为这种文化的资源。〔注10〕这种民族主义一直把以公民权和人权为核心的宪政民主视为一种可能对国家统治权力形成威胁的自由主义或西方政治理念。

    同样以国家为中心的另一种民族认同话语把关注点放在“敌我区分”之上。它直接运用“敌对”、“斗争”、“冲突”、“征服/反征服”这一类“战争”言辞想象，把辨明民族的敌对势力当作凝聚“我们”集体意识的民族生存体验。阿隆(Raymond Aron)在分析“敌我”政治观时曾区分过“生物学”(种族)、“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三种不同意义上的敌人。〔注11〕中国的民族主义关注的是后两种意义上的敌人(再就是“文化”的敌人)。例如日本被视作为中国地理政治或历史上的敌人,而美国则被同时视为意识形态和地理政治上的敌人。1990年代的敌我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坚持“新反帝”。新反帝思潮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重要的人民经验,民众通过与美帝国主义敌人“斗争”达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悟。有论者以第三世界和西方的敌对模式,区分了进步的民族主义和倒退的民族主义,提出:“在西方,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强调的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优越性,但在第三世界,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展现的却是反对西方化的积极力量。”〔注12〕还有论者提出了一种新“文明冲突论”,即中国近百年来的挨打受辱,不是因为政治、社会制度或经济力量的落后,而是因为一切先进文明都会成为“蛮族征服”的对象。中国遭受文明之敌的攻击,证明了中华文明的先进。重和谐、反冲突的中华文明最终一定会“战胜”冲突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注13〕

    人权普遍价值成为这种民族认同猛烈质疑和攻击的对象。1999年中国在前南斯拉夫首都的使馆被炸事件后，以及2001年哈贝玛斯访华期间,中国学界在人权和主权孰为优先的问题发生激烈争论。民族主义者把哈贝玛斯支持北约对南斯拉夫的“人道援助”直接指责为支持帝国主义,并强调主权高与人权。〔注14〕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敌我对立继续成为中国反美、反日民族主义的基本思维方式,在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谴责美国霸权和台海政策的大众声浪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甚至有人提出，为了与美国进行核对抗，可以不惜让核战毁灭西安以东的半个中国。〔注15〕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施米特(Carl Schmitt)热”则更从政治理论上确立了敌我区分和战争状态对于中国国情的合理性。以敌友意识主导民族认同,自然也就把国家危亡摆在国家自身的价值思量之上。〔注16〕

    敌友论甚至会渗透到本不以国家为中心的文化民族话语之中。坚持在文化上确立“中国性”或“中华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包含着一个似乎永远不变的“中国文化”之敌,那就是“西方”。这种民族主义先是在1990年代初的“后学”(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形成的,它强烈挑战“现代性”这一“普遍性话语”在中国的“西方宰制”作用。这种“后学”话语所提出的“中国式现代性”与“中国性”其实是同一个意思。文化民族中所包含的尊严、自由价值只是针对西方而言的。“说不”类书籍包含的价值观也是一样,它们强调做中国人和说不的尊严,但这种尊严只涉及与西方的关系,而不涉及国内政治和社会的权力关系。由于它只针对局部的对象,它的价值立场不能完整,而且实际上自相矛盾。例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宋强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被问到对1989年事件的看法。宋强说,全世界人民当然都渴望自由和民主。记者问宋强,这不正是美国人要说的吗?宋强答道,“即使我们有错误,我们也不需要压迫者(美国)来给我们指出。”〔注17〕在这种辩诘逻辑中,任何价值都附属于“我们”或“他们”,既不可能客观存在,也不可能相互沟通。

    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中国性”或“中华性”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持续在激励文化民族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如论说“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做中国人”(套用的是“如何做欧洲人”的模式)(张旭东)、“打造中国正典,输出中国文化”(王岳川) 、建议设立某些学科排斥留学生的“华人大学”、“中国是世界例外的例外”说 (甘阳)、要求政府干预和限制“韩剧”的播放,文化民族主义涉及了思想、文化、教育、大众娱乐等诸多方面。〔注18〕2005年的“国学”和“儒教”热再度升温, 也使得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国内争论的一个焦点。据曾军介绍,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纪宝成校长的《与传统和解 — 国学不是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及其它文章或访谈（它们分别是《光明日报》6月7日的《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新京报》6月1日的《重倡国学，是为延续中国文脉》和《南方都市报》6月8日的《为何创办国学院？如何培养国学生》)，引发争论。…… 与此同时，围绕废除科举100年纪念和祭孔的争论也为该年的‘国学热’推波助澜。”2005年底, 儒教复兴的领军人物蒋庆发表《关于重建中国儒教的构想》一文，使儒教复兴构想“远远超出了2004年‘读经’和2005年‘国学热’的范围，超越了‘道统’而指向‘政统’，要以儒学为‘王官学’，以儒教为国教，甚至号称‘将尧舜孔孟之道作为国家的立国之本’，即国家的宪法原则写进宪法，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注19〕这些都展现了文化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转变的新趋势。

　  与前面这些否定普世价值的民族认同话语相比,坚持普世价值则成为另一类民族认同思考的重要特征。这种普世价值论的民族认同观坚持的是,在人类世界中存在“超民族(亦即超‘文明’)的普世价值”,这些价值包括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尊严以及公共政治的公开民主程序、公民权利和参与等等。普世价值指的是“把个人整合为社会的规则,”如“对个人选择的尊重程度、对个人权利的保障程度,对个性自由的容纳程度以及因此达到的全体社会成员享有的总效用。”〔注20〕由于普世价值的存在,民族国家的制度之间是有优劣差别的。例如,秦晖把民族主义严格地限定为两种认同。一种是“文化认同”,或“纯粹符号审美的认同”,这种认同只具情感价值,与政治制度无关。另一种是“国家利益认同”,国家利益的评议主体必须是公民而不是少数掌权者。秦晖强调,只有后一种认同才构成“合理民族主义”的核心。合理的民族主义反对“以民族主义的口实来压制公民权利。”〔注21〕民族主义关系到每一个具体公民的利益,“民族主义所要捍卫的民族利益只能是民族中每个成员个人利益的整合,因而民族利益的体现者只能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即民主程序)产生。任何人不能超越这一程序而自称为民族利益体现者并要求别人为他所宣称的‘民族利益’作出牺牲。换句话说,合理民族主义是以民主主义为前提的。”〔注22〕

    普世价值的民族认同思考特别重视民族主义的政治性和成为专制统治意识形态工具的危险。徐迅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运动的形式,本身不涉及价值判断。但民族主义政治却进入了价值、道德、伦理的范畴,意识形态包括了社会观、历史观、社会动员方式、政治目的、组织形态,等等。要判断一个民族主义的性质及其和政治的关系,只能根据它的意识形态和其所诉求的政治权力。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中,民族主义可以支持“以理性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由此构建的群体生活方式和秩序。但在专制国家中,民族主义则可以用来“鼓吹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强调领袖的绝对权威,实行专制的独裁恐怖统治。”〔注23〕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具有暴力倾向,因为“民族国家已经是最高的暴力机器,……制约民族主义暴力的力量不可能从孕育暴力的民族主义本身去寻找,这个力量只能是超越民族的,即道德的力量。”〔注24〕自由主义者不是反对民族主义,而是反对以民族主义之名施行国家暴力。自由主义者与民族主义并不天然抵触,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注25〕

    不同民族认同观在探讨中国民族认同的实质性内涵时,都会涉及到群体的政治共识和价值共识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现有政体体制的基本价值取向,认同或不认同这种价值取向,是试图将它置之不顾,还是把它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具体民族话语的形成和特征。坚持以价值共识为基础的群体认同,也就是坚持认为民族主义认同必然包括公民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条件,因为民族不能自动代表整个社会的和谐,也不能代表整个社会利益。在民族成员之间,实际上也是社会成员之间,不存在自然的利益和谐和相互认同。由于种族、社会地位、个体经历、文化传统的差异,关于自由、公义、社会、秩序、欲望、个体的信念和经验观察等等,是高度分歧的。“民族”要能整合这些差异,靠的不是“民族共性”,而是公民政治。这种公民政治的基础价值便是与现代普遍人权,而它的制度保障则是民主的宪政法治。

注释：

[注9] 肖功秦:〈走向成熟：当代中国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北京青年报》,1993年5月13日,第三版。

 [注10] 肖功秦:〈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 《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四期,第24页。

[注11] 转引自Jan-Werner Muller, A Dangerous Mind: Carl Schmitt in Post-War European Thou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0.

[注12] 11 孙景尧:〈全球主义,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三期,第1页。

[注13] 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 1995年第五期。

[注14] 张汝伦：<哈贝马斯和帝国主义>，《读书》，1999年,第九期，第34-42页。

[注15] 张伟国：<朱成虎核武言论事件后续和反应 > www.ncn.org/asp/zwgInfo/da.asp?ID=64839&ad=7/16/2005 （2006年2月28日登陆）

[注16] 徐贲： 《中国不需要这样的政治和主权者决断》， 《二十一世纪》 no. 2, 2006.

[注17] Interview with Song Qiang in “Saying No: China.” Economist 340, no. 7975, 20 July, 1996, p. 30.

[注18] 参见，<我们现在怎样做中国人？— 张旭东教授访谈录>，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583 （2006年2月28日登陆）。毛燕：<从“文化拿来”到“文化输出”— 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谈当代中国文化问题>, booker.com.cn/gb/paper16/ 39/class001600006/hwz198796.htm （2006年2月28日登陆）。甘阳：<独立自主还是附庸藩属？— 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 , www.philo.ruc.edu.cn/pol04/ edu/p_edu/popular/200407/473.html  （2006年2月28日登陆）。<张国立痛斥韩剧《大长今》>， www.61.184.45.151:8100/show.aspx?id=740&cid  （2006年2月28日登陆）。

[注19]曾军：<思想于学术在当代文化种合流：2005年人文学术热扫描>，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5（2006年2月28日登陆）。

[注20] 秦晖:〈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契合点在哪里〉, http://www.yannan.cn/data/detail.php?id=3516 （2005年9月3日登陆）。

[注21] 同上。

[注22] 同上。

[注23] 徐迅:〈解构民族主义:权力、社会运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 第39页。第33页。

[注24] 同上，第43页。

[注25] 刘军宁:〈民族主义面面观〉,见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