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新潮》的回忆

倪维熊

　　随着五四运动在全国展开，出现了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标志的文化革命。当时杭州青年学生也不例外地响应而投入这一伟大运动，《浙江新潮》就是在这历史洪流中的一个先驱刊物。

　　在杭州青年学生中最早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书刊的，是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部分学生所组织的书报贩卖部，当时《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在各个学校中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读者；《浙江新潮》的诞生，与这个文化传播站有着密切的关系。

　　1919年9月间，省立第一中学学生查猛济、阮毅成、阮笃成等与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沈乃熙(即沈端先，后称夏衍)、蔡经铭、孙锦文、杨志祥、倪维熊等合办了一个以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思想为主旨的半月刊(铅印八开)，刊名《双十》，于1919年10月10日创刊。发行两期后，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傅彬然、张维湛等10多人参加合作；宗文中学学生也有2人参加；共计有27人。还有工业学校毕业同学汪馥泉、褚保时参加写稿。阵营一扩大，力量增强，就改名为《浙江新潮》，扩为铅印四开报，改为周刊，每星期出版一次。社址设于平海街原省教育会楼下一间耳房，编辑发行，都在一室之中。这个社址是通过在省教育会主编《教育潮》的沈仲九帮助而借用的(《教育潮》是以介绍新教育思想、批判旧教育思想为主旨的进步刊物，并首创横行排印文字)。印刷由原印《双十》的浙江印刷公司承印，是通过阮毅成的父亲阮性存介绍的。写稿大家执笔，编辑轮流负责。

　　第一期创刊于1919年11月1日。《发刊词》提出了改造旧社会，实现理想中的“自由”、“互助”、“劳动”的新社会的战斗目标，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者联合。在这一期里，有傅彬然写的《学生今后的方针应怎样》；汪馥泉写的《寄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的主笔》，对三报提出了犀利的批评；此外，有汪馥泉、查猛济的新文艺，夏衍(当时署名宰白)、倪维熊(当时署名V·Y·生)的随感录。紧接着，我们又出刊了第二期，内容即有震动一时的施存统写的《非孝》一文。这一期我是参加编辑的。发稿后，施存统还要看一看原稿，我同他一起到印刷公司去，施把所有的稿又作了一番修正。发刊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军阀政府和省议会的议员老爷们大为震惊，认为这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的邪说。在省议会里一片喧嚷，要找出一个“罪魁祸首”来，他们以为宣传邪说的是一师学生，一师教员中又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礼教的当时被称为“四大金刚”的陈望道、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一师校长是经亨颐(子渊)，于是攻击目标就集中于经。一面在省议会里酝酿着对经的所谓“弹劾案”，一面由省政府查封报社，并将浙江印刷公司正在排印的第三期底稿全部搜去，已排好的版子也勒令拆毁，并责令印刷公司的经理周佩芳具结不准再印。当时督军是杨善德，省长是齐耀珊，教育厅长是夏敬观，省会警察厅长是夏超。

　　反动派这样的凶暴压迫，却吓不倒我们这一群小伙子。我们就推杨志祥携了重写的第三期稿件到上海去，向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的沈玄庐(定一)、戴季陶请求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结果，第三期的《浙江新潮》就由上海《星期评论》社替我们代印。印好后，仍由杨志祥带回杭州来发行。这一期内容，有傅彬然写的《废孔》一文，还有蔡经铭写的揭露杭州纬成公司、虎林丝厂、武林铁工厂的资本家剥削面目一文，非孝、废孔，打倒资本家，在当时的社会里，真是骇人听闻。不用说，反动政府以及封建卫道者们是更加吃惊了，更加恼火了，连知识界中也有人认为这是狂妄不近情理，感到惶惶不安。在一师学生中就有凌某以个人名义发行一种刊物，刊名《独见》，大做反“非孝”文章。总之，在当时社会中，我们这一伙被顽固派们斥之为“过激派”，就是“布尔什维克”。连北京的北洋军阀政府也发出了“查禁浙江新潮”的电报，加此刊罪名为“主张家庭革命，以劳动为神圣，以忠孝为罪恶。”那时风声传来，27人的黑名单已在省会警察厅，就要动手逮捕，施存统大约就在这时潜离杭州。我们工业学校几个同学，曾经密议去日本或苏俄，因川资问题得不到解决，没有成为事实，准备硬挺。在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们各人穿上了一件破大衣，在校门口会客室里等候去尝铁窗风味。但后来只受到校长许炳堃的一番温语有加的训诫，没有被开除，也没有受处分，实出我们意料之外。

　　《浙江新潮》虽被迫停刊，影响却极为深远。北京陈独秀就在第七卷第二号《新青年》上写了一篇题名为《＜浙江新潮＞——＜少年＞》的随感录。《少年》是由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少年学会出版的一种刊物。陈独秀对《浙江新潮》的评价很高，说《浙江新潮》的议论更彻底，“非孝和攻击杭州四个报——之江日报、全浙公报、浙江民报和杭州学生联合会周刊——那两篇文章，天真烂漫，十分可爱，断断不是乡愿派的绅士说得出来的。”他还说“我祷告这班可爱可敬的小兄弟，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扬《少年》、《浙江新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及黑暗奋斗(重点是原来就加的)，万万不可中途挫折。”当时对我们来说，确是一种鼓舞。另一方面，一师师生展开了一场抗议反动政府撤换经亨颐的斗争。社会舆论形成两派：一派是主张正义，支持斗争；一派是附和当权派，指责经亨颐刊行《浙江新潮》主张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种种邪说，用以破坏数千年社会之秩序，有似“洪水猛兽，流毒无穷”。反动政府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学校，企图用武力驱散学生，封闭学校，更引起了全省教育界的愤怒。杭州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在杭州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游行。当游行队伍到达梅花碑省长公署时，为守卫军警所阻，就与军警发生冲突，某校一同学为刺刀所伤，造成五四以来第一次流血案。这场斗争结果，一方面反动派迫于舆情，同时，有人出面调停，由姜琦(伯韩)出任一师校长而结束。再一方面是革命性刊物的继续兴起。在一师内部，校友会十日刊继续刊行。《钱江评论》是继《浙江新潮》被迫停刊后再接再厉地出现的革命性刊物。在《钱江评论》的发刊旨趣中说，“1919年虽然是中国的出版年，但是杭地的出版界却是寂寞得很，除了已经夭亡的某周刊外，没有私人组合自由发表新思想的出版物……就是免不了要蹈那夭亡的覆辙，也顾不得了！所以要发行这评论。”这里所指的某周刊就是指《浙江新潮》。此外，《杭州学生联合会报》从第19期起作了重大的改革，由傅彬然主编，原《浙江新潮》社成员都为该报写稿。《浙人》也是在《浙江新潮》被封禁后另起炉灶的一个刊物，由查猛济主编。《曲江工潮》是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出版的工人报刊，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在接触到新思想后也动起来了。以上所举，仅就与《浙江新潮》直接有关者，其他新兴刊物不断出现，真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革命思潮日益滋长。

　　参加《浙江新潮》的人，我能举出姓名的仅上面提到的十数人。就其中所知的，后来各自走着不同的道路：有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革命道路直到现在；有的走向反动；有的经历了曲折反复，又走向新生之路。这正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分化现象。

　　 我当时只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社会环境并不了然。《浙江新潮》如昙花一现，手头又无原刊物可为佐证，难免记忆有错。1958年上海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第17页，有“当时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刊物，除《新青年》与《湘江评论》外，尚有……浙江的《浙江评论》等”。我在当时未见过《浙江评论》，当系《浙江新潮》或《钱江评论》两刊名称之误，《浙江新潮》在当时影响之大与战斗性之强，是较为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