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

民族主义的中国道路
　　　　　　　——评王小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言说

陈大白

　　在中国大陆的中文网站上，有用的东西还不是很多，想要找一点统计资料或者学术文献，往往是无处寻觅、空手而返。但中文网站上有一样东西特别多，就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慷慨陈词和喧嚣声讨。有人若想与之切磋，通常会被戴上“汉奸”、“卖国贼”的帽子，遭到“红卫兵”式的大批判甚至劈头盖脸的一顿“国骂”。因此，稍微自爱一点的人都不会招惹他们，这就使得网上论坛基本上成了他们的一统天下。在“民族主义”者的喧嚣中，三年来最受注意的为王小东先生。王小东先生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俨然成为这一思潮的领军人物，网上甚而声称，存在一个与毛泽东思想并列的“王小东思想”，那么，这个王小东思想其内涵、意义又是什么呢？

中国民族主义的两个谱系

　　王小东在谈论中国民族主义的传统时，提到了梁启超和孙中山，似乎认为他们倡导的民族主义是一回事。其实不然。梁启超和孙中山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两个不同的源头，后来一度汇流，但在他们身后又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支脉，王小东的中国“民族主义”衔接的只是其中之一。

　　梁启超是上个世纪之交最先向中国知识界引进“民族”、“国家”、“国民”、“民族主义”这些概念的人，也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正宗。他的民族主义是基于现代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民族主义，所以也叫做“国族主义”。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国族主义势必是一种“大民族主义”。“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诸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被捧得很高，但基于公正的史家立场，只能认为他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旁宗。相对梁启超而言，早期孙中山“驱逐鞑虏”的主张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传统的“夷夏之防”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而在满族统治者基本认同华夏文化之后，还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就变成了种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为了便于夺取政权而煽动“小民族主义”，在理论和道义上是不可取的，在政治上则会收到短期的效果，这与“省籍问题”在台湾政局中的作用大同小异。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开始向梁启超靠拢，从种族主义转向国族主义，从“小民族主义”转向“大民族主义”，但还留下一条民族同化的尾巴。此时他鼓吹：“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用现在的话来说，梁启超倡导的“大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孙中山心目中的“大民族”是同化了各少数民族的单一大汉族国家。

　　除国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外，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还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基于普世价值观，一个是民族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的观念集合中处于边缘地位，这二者是有内在联系的。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等一系列文章中阐明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的欧洲源头，同时也指出，人权者，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相对于人权、自由、宪政、民主这些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实处在次要的和从属的地位。

　　孙中山去世后，经过戴季陶、蒋介石等人的阐释，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在上述两方面再次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戴季陶在孙中山的挽联中称他“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也就是说，他的民族主义不是舶来品，而是国粹。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政府对外继续实行“革命外交”，既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赤色帝国主义；对内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既反对胡适、罗隆基的人权论和民主主义，又反对苏维埃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样左右开弓，势必要把民族主义提升到意识形态的中心位置。到30年代，更与法西斯主义公开调情，鼓吹“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成立秘密组织蓝衣社、复兴社，实行特务政治，时人称之为“法东斯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臻于完善，因此以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来名之。

　　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全部可以归属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和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这两个话系。陈独秀和毛泽东都在思想上追随过梁启超，后来先后饭依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种普世价值现，民族主义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始终处于边缘位量，毛泽东最多只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与“中国气派”。在民族主义的谱系中，毛泽东更接近梁启超而不是蒋介石。

　　从王小东断言“种族的界限仍是最为牢固的断层线”，“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以及试图从中国古代文化基因中寻求民族的出路来看，很难说他认同普世价值观；他也承认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写民族主义方面的文章，把它放在一个十分突出的位置上。说王小东的中国“民族主义”衔接了蒋介石的谱系不知他是否能够接受，但他既然提倡“光荣孤立论”，想必不会对此种理论上的谱系分析过分介意。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

　　民族主义的实质是什么？梁启超指出出：“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民族主义意味着国民在两个方面的自觉：“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一种是民族建国的精神，第二种是民主的精神。”在这里，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王小东引用过梁启超的一段话，“民权兴则国权兴，民权亡则国权亡”，同样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可以称为民主民族主义。这种称呼虽然可能还没有人用过，但和民主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一样，并无任何罗嗦或费解之处。

　　但是，王小东却把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分为两截，这再次表明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特质。据他说，中国有两派人，一派是民主主义者，或曰人权主义者；一派是民族主义者，或曰族权主义者。根据梁启超的观点，这种划分是不适当的，不存在单纯的人权主义者，真实的分野是以民主民族主义者为一方，以族权主义或国权主义者为另一方。由于王小东主要讨论的是国家关系而不是族群关系，族权的概念最好代之以主权。关于民族主义、人权(公民权)、主权的关系，吉登斯曾有很好的分析。

　　吉登斯指出：上述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的联系和张力，它们的发展方向取决于理念引导的路径。如果民族主义基本上导向主权——尤其是在国家遭受大量侵凌争夺的环境当中，或者在国家强烈地整军备战之时——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发生一个排外的转折，即强调这个“民族”的超乎对手的优越性，在特定的环境中，“历史使命”就这样被建构起来，它为最有害的侵略性民族主义提供了道具。于是，公民身分权利就可能发育层弱或者大受限制，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则更有可能大受蔑视。如果公民权更实质性地扎了根或者实现了，它们就会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影响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当然，民族主义象征能够而且常常确实被统治群体特意扶植和操纵，以支持他们一小部分人的利益。而且，统治阶级比对立的群体能更容易地使他们自己的政策看起来更代表“民族利益”，因为他们对话语论说的风格和形式拥有更大的影响力[1]。

　　五四运动以后民主民族主义失势，民族主义情感向主权方面倾斜，即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中国面临日本侵略的现实危险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王小东渲染当前国际环境的险恶，重弹一个多世纪前“亡国灭种”的老调，会把中国“民族主义”导向何方，明眼人不难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结论。但21世纪毕竟不同于19世纪了，某些刺激民族情感的因素只是暂时的，无论如何渲染都会成为过眼烟云，因此王小东需要寻求长期性的理论支撑。一是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论——这也曾是法西斯主义的论调。“种族的界限仍是最为牢固的断层线”，“西方文化者，弱肉强食尔!”“弱势种族也更依赖于自己的国家”。一是“民主奴隶制论”，这一理论似乎有点新意，需要多说几句。

　　上面引用吉登斯的话里包括了民主和平论的意思：如果一个国家公民权发达了，会刺激民族主义情感向国际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由康德首先提出的民主和平论的主旨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一旦所有国家都变成了民主国家，世界的永久和平就会实现。这一理论是目前国际政治学界的主流意见，因为有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它。一方面，民主国家间确实没有发生过战争，有人以19世纪初的英美战争作为反证，但当时在这两个国家里民主还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大众民主是在世纪之交前后才变成政治现实。另一方面，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日本变成民主国家后，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不再是世界战争的策源地了；全能主义国家苏联蜕变为民主俄罗斯后，冷战便结束了，美俄两国的核武器和常规军力实现了大规模的裁减。当然，根据波普的试错哲学，从归纳法并不能得到普遍真理。王小东可以不承认或者据理反驳民主和平论，但他却推崇一种意想不到的论证方式——揭露和抨击美国的民主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种族奴役其他种族，在居统治地位的种族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在奴隶主种族内部实行君主制不利于其长期稳定，实行民主制则使一个种族全体成为最高统治群，有利于对奴隶种族的集团镇压。这一理论若能成立，民主和平论自然就成为一个悖论。美国以外的国家如果想要民主，就要与美国展开一场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因为美国既不会给你国际民主，也不会允许你实行国内民主——这将增强你与之争霸的综合国力；如果你想要和平而不是战争，就必须容忍种族奴役和政治专制的现状。王小东们只是揭露和抨击美国的民主奴隶制，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民主奴隶制——中国人“真要向美国学习，引进民主，就得领会人家的内涵，学习那股子霸气”，一旦取而代之，“我们的话就是真理就是法律”，“我们的利益就是全人类的最高利益”。“民主奴隶制论”一箭双雕，一方面否定了世界和平的可欲性和可能性；一方面从道义上否定了民主的存在价值——“假想当年华夏族征服别的种族后废其为奴，而不是把后者容纳入华夏之列，则很可能在华夏族内产生民主制，以便齐心协力地奴役他族”，但我们的祖先不想奴役其他民族，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民主制。

　　王小东虽然也谈到“要外争国权，就必须内修人权”，但这“人权”是作为手段的人权，有限制条件的人权，它要有利于“降低内耗”，不妨碍整军备战。所以在他向人们昭示的“伟大的社会”中，“新闻媒介应该是有道德的”而不是自由、公开和透明化的；公民有“建设性地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权利”而不是竞争性选举国家领导人的权利。根据“民主奴隶制论”，如果中国不能争得世界霸主地位，就会处于被奴役种族的地位，又何谈民主和人权。

自由主义与霸权

　　十分奇怪，王小东在《自由主义与霸权》一文中选择采用自由主义的逻辑来批判中国自由主义。他首先引用了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的一段话：“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者，我们就只能对他惟命是从了。”虽然他明知哈耶克所指的是经济垄断，但还是自说自话地将其确定为“普适的自由主义原则”，推广到政治与国际政治的领域。然后便以支持国际事务中的垄断和霸权为靶子，嘲弄了一番中国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者。然而，即使王小东说的全对，他也是在支持自由主义而非“民族主义”；况且，班门弄斧地挪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很容易自曝其短，弄巧成拙的。

　　王小东断言：只要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垄断性的权威，就意味着丧失自由，而与这个垄断者是否“仁慈”无关。相信绝大多数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不会承认这一“普适原则”。韦伯对国家的界定包括下述三个要件：(1)存在着固定的行政官员；(2)他们能坚持合法的垄断暴力工具这一要求；(3)他们还能在既定的地域内维持这种垄断。其中两个要件都提到垄断，难道能够说所有的国家都是没有自由的国家吗？马克思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并提出了国家消亡论，但从列宁开始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国家机器都是国内政治领域的一个“垄断性的权威”，但完全可以把它们区分为“仁慈”的和残暴的，民主的和专制的，而且这种区分是有现实意义的。

　　国内政治的原理能不能推广到国际领域呢？在二战前夕，有人认为德意日和英法美两方面都是在争夺世界霸权，凡是霸权都意味着丧失自由，所以中国人没必要支持哪一方。陈独秀不同意这种意见，他指出：“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帕乌政治。”“此次若是德……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经历过二战的人都能懂得，法西斯的霸权和民主的霸权绝对不是一回事。1945年美国的霸权可比现在神气多了。它独家垄断了原子弹，有上百艘航空母舰和上千万人的军队，工业生产能力超过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可是当时世界上大多数人(战败国除外)都是喜气洋洋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完全没有如丧考妣的感觉。

　　固然，在世界范围内现在还没有能够“合法的垄断暴力工具”的超国家机构，但出于对安全和福利的渴求，人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就是阶段性的成果。如果不打算超越国家界限保障基本人权，联合国为什么要制定世界人权公约呢？显然，对于各国政权随心所欲地凌虐本国民众，当今世界的朝野和舆论已不能容忍了，国际人权宪章才得以应运而生。《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在第一条中规定：“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这就是说，民族自决权和国家主权是属于“所有人民”的，而不是“所有政权”的。站在人民和某些政权的角度看问题是不一样的，例如苏联的垮台，前者认为是自由的增进，后者则认为是“自由”的丧失。

　　王小东裁定，不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对于美国霸权的抗衡，就算不上“一个首尾一贯的、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如此宏论，中国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恐怕不会接受，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维逻辑。

　　在对待南斯拉夫社会党和奥地利自由党这两件事上，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态度基本上是首尾一贯的，而中国“民族主义”者却很难首尾一贯地解释它们。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薄弱环节不是在波黑和科索沃而是在索马里和卢旺达，但王小东并没有击中要害。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者来说，在前南地区干预人道主义危机，是在欧洲大家庭里执行家法，得到几乎所有欧洲和大西洋共同体国家政府、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一致支持，是没有什么顾忌的；而在非洲执行同样的使命，就有种种其他的考虑，所以北约领导人表示，南斯拉夫的先例并不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西方自由主义者大多受到文化多元主义的影响，对于“普适原则”不像19世纪时那么有信心，他们不知道自由主义在非洲能够获得多少民众的认同，也不知道越俎代庖地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能否得到非洲国家统一组织的鼎立支持，所以倾向于谨慎行动。当然，西方自由主义者也在反思这些问题，但还远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霸权并不等于掠取和奴役，霸权国家在维持世界霸权格局中既有所得也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单纯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历史上所有的霸权国家几乎都是入不敷出，干的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美元一直是美国霸权的主要标志，在1971年以前，美元有“纸黄金”之称，但为什么美国会自动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的特权呢？因为美元充当稳定的国际通货是为他人做嫁衣，却束缚了本国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为了充当盟主，美国长期容忍了与盟友间的不平等贸易，直到近年来才开始呼吁“公平贸易”、“对等贸易”。了解霸权背后的难堪后，即便中国真正具有了问鼎世界的实力，要不要去充当霸主仍然有待决定，因为还有一个“搭便车”的理性抉择问题。国际政治学界有关世界霸权、世界秩序的论述已经很多，王小东可以不佩服他们的学问，也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不应当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睬。真理只有在对话中才能彰显。

非理性主义的国际“独行侠”

　　王小东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这件事使得许许多多貌似宏大、深远、智慧的有关我们这个世界的前景的理论或说法终于破了产。首先，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的说法受到了最严重的挑战。“一超多强”的说法成了一句玩弄辞藻的空话，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为此不知出了多少本书，毕业了多少博土，评了多少教授，其实毫无意义。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表明了这个世界在道德水平和行为准则方面与几千年以前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美好的地球村的神话破产了。

　　现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基本上由现实主义学派和理想主义学派构成。现实主义者比较强调利益和实力，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和力量的均衡。多极化或者“一超多强”是对现实的一种描述，并没有因为科索沃事件而受到严重挑战。欧洲国家并非如王小东所说已沦为美国的仆从，它们和美国在科索沃并肩作战，不是受美国的强迫，而是出于自觉的选择，反过来说或许更恰当，正是欧洲国家把美国拉下水，让美国大兵来干欧洲人想干而没有能力干的事，所以事后成立欧洲军团便马上列入了北约的议事日程。在越战时期，欧洲在冷战中对美国有更多的依赖，但是许多欧洲国家政府、政党和民众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毫不含糊地批评美国政府的行径。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时，中国政府在国际上的站队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威胁。美国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为所欲为的能力，用美国的霸权来解释所有的国际问题肯定是站不住脚的。理想主义学派比现实主义学派更强调国际正义和维护人权，更企盼全球一体化。科索沃事件对于他们来说是向着理想目标的一次胜利进军，是地球村梦想向国际现实的转化，何来“破产”？现实主义学派和理想主义学派有很多矛盾和差异，经过科索沃事件其势力对比将会有一些升降，但也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的学说是理性思考的结晶。王小东与这些专家学者抗衡，凭借的却是非理性主义。

　　王小东说：“强权即公理仍是这个世界的基本法则”，“人类过去数千年以来，数万年以来，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他不加思索便这么说，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飞去来器，会返回来对自己造成伤害。“强权即公理”在世界上成为时髦的理论，是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当时它具有“首尾一贯”的彻底性，因而具有相当的理论穿透力。社会达尔文主义不仅指向种间竞争，也指向种内竞争，弱肉强食的对象不仅是国家和种族，也是阶级和个人。但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却只能接受半截子社会达尔文主义，否则，他们必须接受阶级国家而不是全民国家的观念，必须强调阶级利益、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但是这样一来，鼓吹国家至上、国家神圣的国家主义便失去了道义上的合法性，也必须否定中国学界近20年来在国家学说上的进步。事实上，王小东也完全否定了人类进步的观念。

　　王小东说：“反战也是一个自私的行为，人类的道德就是这么一个水平。可笑的是，中国老有那么一批人坚持相信美国人的道德水平特别高。”笔者不觉得自己是可笑之人，但就是坚持相信一部分美国人(不是全部美国人，同时也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和世界各国之人)道德水平特别高。爱因斯坦等一批科学家由于不愿意看到法西斯霸权压倒民主霸权，主动倡议美国研制原子弹；而当他们看到民主阵营已经在军事实力上压倒法西斯阵营后，便反对使用原子弹，战后更发动了世界反核运动。看似矛盾的举动，却贯穿着一条道德的红线。可以说爱因斯坦是自私的人，但他所私的“自”不是个人，不是犹太人或美国人，而是人类整体。其他人的道德没有爱因斯坦那么高，然而自私的动机同样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普通人的安全需求和福利需求无疑是自私的，但正是这些人类基本需求导致从“丛林社会”中产生了国家。

　　一战结束后，当“强权即公理”在世界知识界一跌不振、陷入低迷时，却在中国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凡尔赛会议对山东问题的决定就像扔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炸弹，引起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愤怒和转向。

　　陈独秀在1918年的《克林德碑》一文中写道，“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他提醒国人，“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元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的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的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政治转向后的他却改口说：“义和团(名称也改变了——引者)之蔑视条约，排斥外力外货及基督教，义和团之排斥二毛子三毛子帝国主义之走狗，都无可非难；……我们不能拿这些特别非难义和团。”此时的思路想必是，只要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压迫，即使是“野蛮排外”、“顽固迷信”的义和团也成了正义之师，只要目标正确，手段就不必计较了。陈独秀晚年重新饭依民主，随之也再次将义和团称为“拳匪”。由此可见，一个人对民族主义的态度是与他对民主主义的态度有着密切联系的。

　　值得庆幸的是，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界在1999年并没有像1919年那样出现重大的思想摇摆和反复，当然小波动在所难免。这是理性的表现和成熟的标志。王小东本人可以从中国远古文化基因中去挖掘“侠客精神”，“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就像日本赤军和斯里兰卡猛虎组织那样行事，只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你没有权力(当然也没有能力)“慷慨地牺牲12亿中国人”，让一个民族追随你在21世纪的“承平世界”中充当国际“独行侠”。

“民族主义”毒瘾的生成与扩散

　　王小东是如何论证中国“民族主义”出现的合理性呢？

　　按照王小东的说法，在“当时中国的领导层”“两位最高领导人”的鼓励下，80年代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自虐狂式的‘逆向种族主义”，，90年代出现的中国“民族主义”是对“逆向种族主义”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向“正态民族主义回归”。据说，“在近代史上有许多非西方国家进行了追随西方的现代化转变，有些十分成功，如日本等，却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像中国的这种荒诞的‘逆向种族主义’。”请注意，这句话本身亦有“逆向种族主义”的嫌疑，为什么把80年代的中国说得那么坏？19世纪80年代鹿鸣馆时期的日本知识界，穿西装洋服，办假面舞会，鼓吹“脱亚入欧”，不是比中国知识界更“逆向种族主义”吗？

　　正如王小东所说，“逆向种族主义”的英文本意是指美国法律和政府的反种族歧视行动在客观上对白人利益形成了损害，譬如考试成绩差的黑人可以比考试成绩好的白人优先录取或录用等。把“逆向种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中国知识分子头上是不伦不类的，难道中国知识界有人主张过中国的穷人应当向美国的富人转让国民财富或就业机会？对外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价值的仰慕和出卖转让本民族的利益完全是两回事。孟德斯鸠仰慕英国，托尔维克赞扬美国，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佩服得五体投地，难道他们都是“逆向种族主义”？鲁迅猛烈抨击中国的“国民性”，鼓吹“拿来主义”，恐怕王小东也要把他列为“好心”的“逆向种族主义”者。毛泽东尽管对斯大林十分祟拜和敬畏，但并不盲目执行他的有损中共利益的指示，例如在德军入侵苏联初期让八路军向中蒙边境出动，牵制吸引对苏远东地区虎视耽耽的日本关东军。他在为斯大林祝寿表示忠心时，也一直念念不忘争取签订“又好吃又好看”的中苏新条约。虚构80年代的“逆向种族主义”正表现出中国“民族主义”的虚妄和矫情。《河殇》这部电视片确有可议之处，但该片制作者并没有向西方国家双手奉上从中国获取利润的钥匙，经济利益大规模外流出现在大张旗鼓批判《河殇》之后的90年代。不是“知识精英”而是某些有权势者与海外资本家勾结，将国有资产以每年上百亿美元的速度流失出去。但即使如此，打开国门，实行经济全球化，总的来说还是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双赢”的结局。

　　毒瘾的形成通常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中国“民族主义”也有一个从策略性运用到生死攸关、须臾不能离开的转化。“民族主义”的狂热会在政界、学界与民众间形成一个正反馈系统，一发便不可收拾。毛泽东抛出“造反有理”后，民众造反行动延续了十年之久，为发起者始料不及。社会上的“义和团”情结和“红卫兵”脾气如果得不到理性力量的抑制，非理性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便会愈演愈烈，社会失序加剧，到头来当局会发现只有依赖“民族主义”才能整合社会和稳定政权。这时候，“民族主义”的毒瘾就已经很深了。毒品的最大危害是，越吸越离不开，越吸需要的剂量越大，“民族主义”的毒瘾到了一定程度，只有真刀真枪的战争和流血才能让中毒者过瘾。

　　而且毒品具有传播性，“金三角”的海洛因会传播到中国来，中国的精神鸦片也会传播到周边国家。中国“民族主义”必然激起周边国家民族主义的反弹，这种民族主义会指向哪里呢？请看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庚武先生的论述：总的说来，亚洲对美国声称的理想主义态度肯定大于否定，特别是和其他主要强国相比。在东亚地区的形势下，这种理想主义必须由强硬的战略现实主义来支持。可是倘若日本在美国战略利益的名义下，仍在以日本现有的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做后盾，疯狂追求增进已具有的强大力量，那又会发生什么事呢？幸运的是，这只是现阶段可能发生的一种恐怖的梦魇。美日两国都在证实这并不是他们伙伴关系的目标。对东南亚地区来说，这种保证极受欢迎，大部分国家的领导人都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真诚，并关切中国对美日的信任。东盟国家继续希望美国在本地区起到重要的作用，理解和支持美日伙伴关系的许多作法。“这使我谈到中国，因为中国也有一个形象问题。……共产主义的历史形像还留在邻国领导的大脑中。今天的共产主义领导人更加公开地宣传民族主义，这一事实本身令人不放心，特别是对那些不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人。”“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开放最后的结局究竟会是什么，这一点一直还不明朗。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形象到现在还很不完善。在某些方面，它是主流，可是另一些方面，它与严厉的政治控制、社会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形象相矛盾，背道而驰。如果最终中国需要狂热的民族主义来克服难以驾驭的将来所带来的威胁，它的邻国是不会感到有保障的。”[2]王庚武不想把话说得太明白：如果中国“民族主义”得势，它所面对的肯定是以美日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周边国家的反华大联盟。

　　王小东的“民族主义”毒瘾已经相当严重了，然而，他也说过下面的话：“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一个正义的、民主的社会，没有一个在公众中有极大合法性的政权，他们的建设一个强大的，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的理想是不可能最终实现的。恰恰是他们的‘建立一个伟大的中国’的理想，使得他们推进中国的民主的动机比其他人更为强烈。”这表明他或许还不是无医可治。笔者真诚希望他认真思考，跨越鸿沟，从蒋介石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转变为梁启超式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即民主民族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