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腾讯问答

刘瑜：腾讯问答

腾讯搞了个民生问答题，下面是我的答卷，说实话有些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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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9年可以说是“国企拿地年”，这一年诞生了N多地王。又有数据统计，2009年全国房价均价已达到4600元/平方米，比2008年上涨了1000元/平方米，是住房制度改革以来涨幅最高的一年。您觉得2010年房价还会不会再涨？

    我不是专家，只能靠直觉说话。直觉上来说，我觉得大中城市2010年房价可能会相对平稳。政府现在出台了很多抑价政策，另外市场规律来说，租售比也似乎显示房价过高。但因为房地产是经济的火车头，政府同时又不能让它猛跌，真要有大跌的势头，政府估计又会有政策杠杆出来扶持。中国和外国不大一样的地方在于，政府的调控能力和手段比较强，土地、房贷、投资方面政府都有牌可打，所以至少影响短期房价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房价再涨，可能影响政治稳定，房价跌，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当下合乎政府利益的是房价平稳。

    2，垃圾处理，因为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在2009年普遍进入公众视野。您觉得该不该建垃圾焚烧厂？为什么？

    这个问题技术性太强，我无力回答。但是不管建不建，起码应该有一个公正的政治程序，就是相关方面能够商谈讨论，另外应该有独立的科研机构给出专家意见。

    3，岁末年初，社保跨省转移新政出台。与施政者预期相反，却引发了农民工退保大潮。您觉得农民工做得对不对？

    问题中的“引发”这个词用得可能不准确，准确的说法可能是，即使出台社保跨省转移，“也没能说服”很多农民工不去退保。要说服一个人参保，得靠比较丰厚的条件，靠强制显然不妥。如果民工家里现在等着米下锅，你非要他饿着肚子考虑60岁的时候有没有饭吃，说服力不大。如果他饥肠辘辘地说他现在就想吃饭，你说他觉悟太低，这种指责合理吗？要提高民工参保意识，最终还是要提高民工收入（使保险费用占收入比例降低），提高雇主的贡献率，改变户口政策（从而减少民工流动性），公开政府财政收支（使民工对自己交的保险被使用情况放心），如果这些条件欠缺，民工要求退保也可以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反思如何“利诱”，而不是“威逼”。

    4，您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相比，哪个改革更有希望？2009年您关注了教育领域的哪些问题？

    不好意思，没有关注过足球，没法比。教育方面，我比较关注高等教育腐败。以前我听到过一种观点，非常赞同：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腐败还不是出现一些教育机构的贪官，而是整个体制的运作机制——政府拿纳税人的钱资助一批一批的垃圾研究垃圾文章垃圾书，然后学者再拿这些垃圾去评职称，如此循环往复。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集体腐败，政府由此安抚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由此升职挣钱，倒霉的是广大纳税者。相当于政府请知识分子吃饭，民众来买单。

    5，大学生就业难依然是2009年难解的困局，其中“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蚁族现象引发关注。中国青年报还曾提出一个讨论“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您觉得蚁族们应不应该逃离北上广？

    我觉得那些已经在“北上广”有稳定工作、住房的人轻轻松松地说“年轻人应该逃离北上广”，好像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唯一的过错就是出生晚了几年，结果位子机会都给“50后”、“60后”、“70后”给占了，哪怕他们在才智方面并不不这些人差。

    不过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机会和位子并不是恒定的，转型社会更是如此，年轻人慢慢来也能干好。如果我现在大学毕业，是不会为了留在北京而留在北京的，假如在北京待了几年，事业毫无起色，不妨考虑去外地。以中国的规模与人口，“小型版”北上广完全可能——或者说正在——在北上广之外出现。按照中国城市化的进度，目前中国不到一半人口生活在城市，离发达国家80%、90%以上人口城市化的比例还很远，二线或三线城市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6，您觉得通胀会是2010年中国经济的头号难题吗，为什么？

    中国经济主要的问题不是通胀，而是贫富悬殊。客观地说，如果你放眼观察其它转型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中国还算是相对平稳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很强大。关键是，贫富悬殊太大的话，很多普通人连温和的通胀率都无法承受。富人虽然是人口少数，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富人的绝对数额也不小，这不小的富人群体造成一个不小的消费市场，他们可以为物价上涨推波助澜（北京房价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房价问题、通胀问题本质上都是贫富悬殊问题。

    7，您觉得2010年该不该继续推行“家电下乡”？

    我觉得从来就不应该推行什么家电下乡。政府的初衷也许是好的，给农民补贴，然后让他们去买“中标的企业的中标产品”。这里出现的问题是，既然给农民消费补贴，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好了，为什么一定要买家电呢？买什么不是拉动内需？更不要说还非得买某些企业的某些品牌了，这种限买某些产品的做法，有没有扶持局部垄断、妨碍公平竞争的嫌疑？某些企业在“中标”之后开始在农村瞎抬价、以次充好，就是这种局部垄断的后果。我觉得要拉动内需、造福农民的话，给农民消费补贴就可以了，用不着家电下乡。

    8，2009年最受关注的强拆事件是“唐福珍自焚”，除此以外在贵阳、昆明、宿迁均有一些群体事件发生。您觉得《拆迁条例》的修改能缓解暴力拆迁吗？

    暴力拆迁可能会缓解一些，但不是因为《拆迁条例》的修改，而是因为“中央”更重视了，而中央重视是因为暴力拆迁危及社会稳定。地方政府、开发商未必重视法律，但是他们往往还是看中央“脸色”的，如果“中央”把暴力拆迁引起的冲突性事件作为考核官员的指标，那么地方政府可能会比以前收敛。

    新条例本身未必起多大作用，是因为当法律冲撞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很多地方政府是置利益高于法律的，事实上旧的拆迁条例里本来就有“按市场评估价格补偿”的条款，不也没有得到执行吗？03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之所以能带来根本改观，本质上是因为废除那个“恶法”并不明显伤害什么利益集团的利益，它导致的是帕累托最优式改进。但是新《拆迁条例》如果执行的话，一定会伤害很多利益集团，执行阻力会很大。

    9，2009年对于重庆来说，是“打黑年”。在“最大保护伞”文强、“女黑老大”谢才萍、“巴南二富”黎强、“造假律师”李庄这几个案子中，您对哪个最感兴趣，为什么？

    不好意思，对这个问题关注有限，无法比较。李庄案是我唯一持续跟踪观察的案子，主要是网上博客对它的讨论比较多。我想李庄案确实暴露了中国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很远：不但一些地方政府没有“司法独立”、“正当程序”的概念，而且一些民众往往也无意于区分道德和法律，似乎“坏人”就不配享有正当权利和程序。

    10，2009年10月，广州公开了近300亿的财政预算，涵盖了114个政府部门。您对广州公开的这份预算满意吗？您觉得各地预算公开，未来可能实现吗？

   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是进步，都值得鼓励。但要说满意，当然谈不上。预算公开需要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存在才有意义：公开了预算数字之后，如果我对这些数字不满意（比如说我觉得政府在环保上花的钱太少了），可能通过什么程序去改变？就算我满意，我怎么知道你最后的执行一定是按这些数字来的？我如何监督？如果我感兴趣的数字（比如公款吃喝的数字）不在这些公开的账目里，或者我想知道一些更详细的账目（比如公立医院的预算具体流向构成），可否问询？如果这些配套制度不到位，我只能瞪着一堆数字干着急的话，那我知不知道它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对广州预算公开的意义，我只能说拭目以待。

    11，2009年也是互联网监管的多事之秋。从魔兽世界之争到BT等网站因无视听许可证被叫停等等。您有没有受到今年政策变化的影响？

    我因为身在国外，对国内网站的依赖有限，所以国内政策的变化对我个人影响暂时不是很大。不过每次我读到“某部发出通知，以后提供什么什么的网站，都需取得什么什么许可证，经过什么什么审批”这种新闻时，就会觉得很荒唐，任何一个政治现代化的国家，都不应该说是某政府部门随便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不是网站不可以规范，而是规范必须有相应的立法程序和民意收集和听证环节，随便一个部门发一个“通知”就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就好像随便一个人在公路上都可以开一个收费站一样，非常荒诞。

来源：情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