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李昌平：未来的粮食危机并非因为粮食不够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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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李昌平：未来的粮食危机并非因为粮食不够吃 今天的中国，要高度重视食物主权安全和“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战略眼光，就是井底之蛙；没有战略规划和实施，就只会埋头开车。 2010年02月18日08:4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李昌平：未来的粮食危机并非因为粮食不够吃 --中国共产党新闻 
李昌平，湖北监利县人。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主要著作和论文有：《我向总理说实话》（2001年）、《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李昌平、董磊明主编，2004年）、《中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性因素》（2004年）、《当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五个问题》（2006年）等。
在十几亿人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都是天大的事。很多人讨论粮食安全问题，还局限在粮食够不够吃的层面，其实，未来中国的粮食危机并不在于粮食增产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足够养活16亿人，甚至更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了两倍多，粮食产量也增长了两倍多；且新中国成立60年间，有30年为粮食净出口（大豆除外）。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5亿，但中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装备农业等措施，再增加3亿人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16亿人、人均800斤算，8亿亩“吨粮田”就足够中国人吃饭了。
至于农民素质问题、城市化占地问题、水质和水利问题、土地板结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是可以克服和弥补的，笔者认为下面两个问题才是未来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未来粮食危机最主要的内因：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这项基础经济制度有三大优点：一是有利于发挥村民集体优势，加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二是有利于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并且以粮食生产为主（因为家庭粮食自给份额较大）；三是有利于发展合作农业和集体农业，在不减少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最近30年，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和农村流出，而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在不断增长，充分证明了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对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未来数十年，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对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依然有重要意义。例如，河北省东光县古树于村，2008年3月成立了资金互助社，每户出资500元入社。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团购农资，平均一亩地肥料便宜150元/年（两季）。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农户实现承包地向互助社流转，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互助社成立前，农户之间有零星的土地流转，平均每年350元/亩。现在流转给互助社，底价500元/亩，若年底付钱，按500元/亩＋利息或分红的价格结算。不到两年时间，全村165户、760亩耕地入社，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经过互助社水利重建和土地整理，耕地变成了890亩，增加了130亩。互助社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土地经商办厂或外出打工。不仅粮食产量增长了25％，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也由4000多元增长到了9000多元，此外，互助社两年积累40多万元。全国农村只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变，走东光县古树于村互助合作之路（不考虑其他因素），我国粮食产量在5—10年内再增长10%—20％，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总的趋势是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级政府一直在鼓励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各种要素，发展资本集团主导的现代农业。资本集团兼并农民土地，主导农业现代化，不仅不会“以粮为纲”，甚至最不愿意生产的就是粮食。即使愿意生产粮食，大资本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也会大大降低——我国小农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比美国农业组织高20％以上。
未来中国要应对粮食危机，在农业制度上存在两个选项：一是继续坚持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发展合作农业；一是逐步废除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和农业，由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选择前者，有增产20％的潜力，有利于应对粮食危机；选择后者，有减产20％的可能，不利于应对粮食危机。当下的中国，扶持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主张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这才是危及未来粮食安全最主要的内因。说句人人都能明白的大实话，如果资本主导未来农业，农业资本要想收益最大化，符合资本本性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制造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所以，对于十几亿人口且人地矛盾高度紧张的中国而言，选择资本主导农业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粮食安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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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平，湖北监利县人。现任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主要著作和论文有：《我向总理说实话》（2001年）、《税费改革背景下的乡镇体制研究》（李昌平、董磊明主编，2004年）、《中国农民贫困的制度性因素》（2004年）、《当前影响新农村建设的五个问题》（2006年）等。
在十几亿人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都是天大的事。很多人讨论粮食安全问题，还局限在粮食够不够吃的层面，其实，未来中国的粮食危机并不在于粮食增产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足够养活16亿人，甚至更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了两倍多，粮食产量也增长了两倍多；且新中国成立60年间，有30年为粮食净出口（大豆除外）。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5亿，但中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装备农业等措施，再增加3亿人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16亿人、人均800斤算，8亿亩“吨粮田”就足够中国人吃饭了。
至于农民素质问题、城市化占地问题、水质和水利问题、土地板结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是可以克服和弥补的，笔者认为下面两个问题才是未来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未来粮食危机最主要的内因：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这项基础经济制度有三大优点：一是有利于发挥村民集体优势，加强农田水利基础建设；二是有利于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并且以粮食生产为主（因为家庭粮食自给份额较大）；三是有利于发展合作农业和集体农业，在不减少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最近30年，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和农村流出，而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在不断增长，充分证明了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对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未来数十年，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对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依然有重要意义。例如，河北省东光县古树于村，2008年3月成立了资金互助社，每户出资500元入社。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团购农资，平均一亩地肥料便宜150元/年（两季）。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农户实现承包地向互助社流转，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互助社成立前，农户之间有零星的土地流转，平均每年350元/亩。现在流转给互助社，底价500元/亩，若年底付钱，按500元/亩＋利息或分红的价格结算。不到两年时间，全村165户、760亩耕地入社，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经过互助社水利重建和土地整理，耕地变成了890亩，增加了130亩。互助社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土地经商办厂或外出打工。不仅粮食产量增长了25％，全村年人均纯收入也由4000多元增长到了9000多元，此外，互助社两年积累40多万元。全国农村只要坚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变，走东光县古树于村互助合作之路（不考虑其他因素），我国粮食产量在5—10年内再增长10%—20％，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总的趋势是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级政府一直在鼓励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各种要素，发展资本集团主导的现代农业。资本集团兼并农民土地，主导农业现代化，不仅不会“以粮为纲”，甚至最不愿意生产的就是粮食。即使愿意生产粮食，大资本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也会大大降低——我国小农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比美国农业组织高20％以上。
未来中国要应对粮食危机，在农业制度上存在两个选项：一是继续坚持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发展合作农业；一是逐步废除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和农业，由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选择前者，有增产20％的潜力，有利于应对粮食危机；选择后者，有减产20％的可能，不利于应对粮食危机。当下的中国，扶持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主张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这才是危及未来粮食安全最主要的内因。说句人人都能明白的大实话，如果资本主导未来农业，农业资本要想收益最大化，符合资本本性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制造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所以，对于十几亿人口且人地矛盾高度紧张的中国而言，选择资本主导农业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粮食安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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