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对“无农不稳”的现实定位理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5:14:41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旨在针对三农面临的新情况，就农业的稳定地位来探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农业与其他产业发展相比较而言的实际地位，现实如何将三农定位在稳定的前提下，来谈讨其发展的可能空间及历史机遇。
一、“无农不稳”的历史定位演进 我国确立对农业的定位认识与实践，追根溯源，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重农轻商阶段。 自古以来，历代封建帝王都重视农业，将其视为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农业兴、则百业兴，天下安定；农业衰，则百业凋蔽，社会动荡”，王朝更迭，一次次农民起义就是典型例证。当统治者把注意力放到农民身上，就会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从而强化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在宋朝时期工商业已非常发达，城镇化水平达到22%。但是，元朝的重农主义，特别是明朝海禁之后的进一步“以农为本”，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进反退，城市化程度逐步下降。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1893年时也不过7.7%，到1949年时的城市化程度为10.6%。在经历过晚清的“强国”洋务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之后，直至新中国的建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逐步认识到“以农为本”的缺陷，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2、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阶段 1956年4月，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力求避免重犯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的错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突出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强调“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指出中国经济要以重工业为重点， 但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重工业为主、作为投资的重点的前提下，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关系极大，对于巩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关系极大。这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探索过程中的新认识。
3、搞好综合平衡，发展国民经济以农、轻、重为序。 1957年开始，由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对此毛泽东痛切地感到：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明确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为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进一步具体化。1959年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这是对以超过英国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现代化标准的否定。1960年初，党中央进一步确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全党从中央到各级党委深入各行各业，特别是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体制分配关系进行调整，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出现。陈云同志总结的“无农不稳”、“无粮不乱”长期被奉为经典。但随着“左”倾错误的不断升级，导致十年“文革”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一切工作的总则，农业则片面“以粮为纲”。“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时的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
4、“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不稳、无外不活”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随着1985年起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第二、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不稳、无外不活”等经济发展策略率先在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得到认可。尤其是引进外资，鼓励出口，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农业长期处于低迷徘徊状态。 总之，我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比重，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对农业的重视是体现在稳定作用、建立在基础地位之上的，在实践中则因诸多原因，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所削弱，在如何协调比例、实现统筹发展上存在偏差。
二、当前三农不稳的突出表现。 针对三农现状，总的来说是三农不稳。不仅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粮食减产，而且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农民收入较低，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同时给社会带来严重不稳定。
新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无农不稳的认识尚存在偏差和不到位。由于在经济建设上，长期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特别是单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功进利的政绩观，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致使农业和其他产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新问题、新情况更是层出不穷。尽管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尽管早就意识到了三农所面临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但政府无暇顾及，三农长期不能得到足够重视，发展始终处于边缘地带，针对三农的具体措施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从财政和支出上看，农民长期以来只获得公共财政支出的1/7；从产业上看，农业是各类产业中低效益、高风险，周期长、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弱质产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非农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从社会和从政治影响力角度看，城乡“二元”结构的人为划分，使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诸多待遇厚此薄彼，因而农村人口缺少获得可覆盖率高、可及性强的公共服务。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财政形势的好转，党和国家的政策开始向三农倾斜，逐渐把三农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二是三农现状形势严峻，不稳定因素剧增。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工商业发展的急剧扩张，城乡分化日益加剧，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就农民来讲，1998-2004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4.3%，是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8.6%的一半。农民单纯依靠传统农业，不仅生活艰苦，更难以支付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费用。农业生产和村级组织的主体主要由老弱病残的农民在支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不堪重负，纷纷外出经商或务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2亿，约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农民工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主要表现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严重；许多农民工为了工作和生存被动接受不平等待遇；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尊重，等等。就农村来看，多年来政府为农村实际投入严重不足，村民各自为政，管理涣散，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教育、文化、卫生极其单一、滞后。就农业来讲，农业工业化进程不快，农产品价格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难以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工业和服务业相匹配。尤其是粮食的比较优势远不及非农产业发展带来的丰厚利润，据统计，我国已连续7年粮食生产处于滑坡阶段，粮食安全令人担忧。
三是整个社会乃至对外不稳定因素增加。首先是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土地被不断征用和流失，部分农民尤其是青少年无事可干，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其次，大量农民工进城造成城市建设、治安管理等方面新的难题，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加大。据统计，容纳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农民工犯罪率已占七成。再次农业增产增收缓慢，限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内需不足和就业困难，上访群集事件增多。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2万起，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3000万起，增加了500万倍。群体性的事件定义是3人以上，现在数字提高到20人以上，去年是8万多起。最后，内需不足而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带来的我国与国际间的贸易争端与日俱增。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存在，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中国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不稳定及不和谐因素。 四是人口与资源矛盾形势严峻。我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问题，人口目前已超过13亿，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土地、水、林、矿等资源的短缺和浪费极其严重。仅以土地来言，不单是生产资料，更重要的起着对9亿多农民的保障作用。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必然加剧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加剧。据统计，农村土地纠纷取代税费争议居“三农”问题首位，已占到农村纠纷事件的60.1%以上。 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见均衡、公平、全面发展的缺失正是造成当前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因素，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我们党与时俱进，在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做出的英明决策。但要践行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任务，却任重道远。
三、这个历史性依据应该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方向任务来定位。
定位之一：从农业稳定到三农稳定的升华 由现实实践可见，农民、农村、农业的内涵和外涵均在产生深刻的变革，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由过去的密不可分发生重大改变，相互间的依存度逐年降低。从农业求稳定，再到农民、农村、农业的求稳定，具有积极的本质要求，同样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蕴义。
定位之二：三农的基础稳定地位决不可动摇 无论社会是如何发展，科学是怎样进步，粮食安全问题，永远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基本的问题。三农稳定依然是第二、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因素。以稳定为立足点来求发展，是当前指导三农，确定三农发展目标及策略的基本定位。
定位之三：三农必须在和谐发展中求稳定 。第一、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三农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全局，促进三农发展再上新台阶。 第二、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激发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利益。当前取消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正在普及的道路、数字电视、农网及通讯等村村通工程，使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三、农业在发展中求稳定。在切实搞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及使用效益为基础，实施现代大农业战略：一方面应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发展质优价高的农产品，另一方面要提高林、畜牧、渔养殖业等在农业中的比重。大力培育龙头加工企业，促进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加快示范园区建设，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开发名、优、特、稀产品，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建立健全服务网络，强化农产品销售。 第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农村建设不再简单是强调农业生产，同时还要注重农村社会环境文化、农民政治权利及福利保障等综合发展。即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这一目标，一要以现有自然村的公共基础建设为重点；二是资金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三要尽可能由农民参与决定、设计和监工实施，这不仅可调整农民结构，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第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切实履行服务功能。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坚决打击和杜绝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等等不切实际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定位之四、三农的稳定发展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一五”规划及连续两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直接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三农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一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小康和农业的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二是这一步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并由此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社会不公等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可见三农的问题已关乎全局，是解决社会其他突出问题的突破口。同时，近三年全国财政收入连续以2万亿、2.5万亿、3万亿的增长，导致了对“三农”加大投入的可能。这成为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认清形势、趁势而上，促使三农大发展！
一、“无农不稳”的历史定位演进 我国确立对农业的定位认识与实践，追根溯源，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1、重农轻商阶段。 自古以来，历代封建帝王都重视农业，将其视为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农业兴、则百业兴，天下安定；农业衰，则百业凋蔽，社会动荡”，王朝更迭，一次次农民起义就是典型例证。当统治者把注意力放到农民身上，就会把重心调回到农业发展上，从而强化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使中国离工商化社会越偏越远。在宋朝时期工商业已非常发达，城镇化水平达到22%。但是，元朝的重农主义，特别是明朝海禁之后的进一步“以农为本”，使中国的工商业不进反退，城市化程度逐步下降。到清朝182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降到6.9%，1893年时也不过7.7%，到1949年时的城市化程度为10.6%。在经历过晚清的“强国”洋务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之后，直至新中国的建立，随着生产力的进步，逐步认识到“以农为本”的缺陷，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
2、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阶段 1956年4月，毛泽东从我国实际出发，力求避免重犯苏联和东欧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的错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突出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强调“主要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指出中国经济要以重工业为重点， 但必须充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在重工业为主、作为投资的重点的前提下，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从长远观点来看，这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关系极大，对于巩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制度关系极大。这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客观规律探索过程中的新认识。
3、搞好综合平衡，发展国民经济以农、轻、重为序。 1957年开始，由于政治上的“左”倾错误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对此毛泽东痛切地感到：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他明确指出：过去安排国民经济的次序是重、轻、农，没有执行《论十大关系》确定的序列。应当反过来，以农、轻、重为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这是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进一步具体化。1959年底，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要求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四个现代化，这是对以超过英国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为现代化标准的否定。1960年初，党中央进一步确定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这一马克思主义命题。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全党从中央到各级党委深入各行各业，特别是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体制分配关系进行调整，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出现。陈云同志总结的“无农不稳”、“无粮不乱”长期被奉为经典。但随着“左”倾错误的不断升级，导致十年“文革”动乱，“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指导一切工作的总则，农业则片面“以粮为纲”。“备战备荒”、各地“自给自足”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再一次把国人订在土地，以致到1978年时的农业就业人口还占全国就业人口的80%，使中国脱离不开传统农业社会。
4、“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不稳、无外不活”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在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但随着1985年起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第二、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不稳、无外不活”等经济发展策略率先在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得到认可。尤其是引进外资，鼓励出口，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农业长期处于低迷徘徊状态。 总之，我国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比重，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对农业的重视是体现在稳定作用、建立在基础地位之上的，在实践中则因诸多原因，对农业的基础地位有所削弱，在如何协调比例、实现统筹发展上存在偏差。
二、当前三农不稳的突出表现。 针对三农现状，总的来说是三农不稳。不仅农业长期徘徊不前，粮食减产，而且限制了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农民收入较低，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同时给社会带来严重不稳定。
新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无农不稳的认识尚存在偏差和不到位。由于在经济建设上，长期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特别是单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功进利的政绩观，片面追求GDP的增长，致使农业和其他产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新问题、新情况更是层出不穷。尽管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尽管早就意识到了三农所面临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加剧，但政府无暇顾及，三农长期不能得到足够重视，发展始终处于边缘地带，针对三农的具体措施也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从财政和支出上看，农民长期以来只获得公共财政支出的1/7；从产业上看，农业是各类产业中低效益、高风险，周期长、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弱质产业，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非农产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下降；从社会和从政治影响力角度看，城乡“二元”结构的人为划分，使经济、政治、文化各领域的诸多待遇厚此薄彼，因而农村人口缺少获得可覆盖率高、可及性强的公共服务。2004年以来，随着国家财政形势的好转，党和国家的政策开始向三农倾斜，逐渐把三农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二是三农现状形势严峻，不稳定因素剧增。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和工商业发展的急剧扩张，城乡分化日益加剧，三农问题更加突出。就农民来讲，1998-2004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4.3%，是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8.6%的一半。农民单纯依靠传统农业，不仅生活艰苦，更难以支付住房、医疗、教育等基本费用。农业生产和村级组织的主体主要由老弱病残的农民在支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不堪重负，纷纷外出经商或务工。据统计，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2亿，约占产业工人的30％左右。农民工合法权益屡遭侵害，主要表现在: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严重；许多农民工为了工作和生存被动接受不平等待遇；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人格尊严得不到起码的尊重，等等。就农村来看，多年来政府为农村实际投入严重不足，村民各自为政，管理涣散，政治生活缺乏民主，教育、文化、卫生极其单一、滞后。就农业来讲，农业工业化进程不快，农产品价格低，农民收入增长较慢，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模式难以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工业和服务业相匹配。尤其是粮食的比较优势远不及非农产业发展带来的丰厚利润，据统计，我国已连续7年粮食生产处于滑坡阶段，粮食安全令人担忧。
三是整个社会乃至对外不稳定因素增加。首先是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 土地被不断征用和流失，部分农民尤其是青少年无事可干，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其次，大量农民工进城造成城市建设、治安管理等方面新的难题，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加大。据统计，容纳农民工最多的广东省农民工犯罪率已占七成。再次农业增产增收缓慢，限制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造成内需不足和就业困难，上访群集事件增多。1979年到1982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2万起，2005年全国上访的数量是3000万起，增加了500万倍。群体性的事件定义是3人以上，现在数字提高到20人以上，去年是8万多起。最后，内需不足而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带来的我国与国际间的贸易争端与日俱增。这种状况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将存在，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中国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不稳定及不和谐因素。 四是人口与资源矛盾形势严峻。我国改革与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口问题，人口目前已超过13亿，与此相对应的却是土地、水、林、矿等资源的短缺和浪费极其严重。仅以土地来言，不单是生产资料，更重要的起着对9亿多农民的保障作用。人口众多而资源有限，必然加剧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加剧。据统计，农村土地纠纷取代税费争议居“三农”问题首位，已占到农村纠纷事件的60.1%以上。 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可见均衡、公平、全面发展的缺失正是造成当前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因素，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我们党与时俱进，在改革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做出的英明决策。但要践行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任务，却任重道远。
三、这个历史性依据应该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方向任务来定位。
定位之一：从农业稳定到三农稳定的升华 由现实实践可见，农民、农村、农业的内涵和外涵均在产生深刻的变革，三者之间的关系已由过去的密不可分发生重大改变，相互间的依存度逐年降低。从农业求稳定，再到农民、农村、农业的求稳定，具有积极的本质要求，同样也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蕴义。
定位之二：三农的基础稳定地位决不可动摇 无论社会是如何发展，科学是怎样进步，粮食安全问题，永远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基本的问题。三农稳定依然是第二、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因素。以稳定为立足点来求发展，是当前指导三农，确定三农发展目标及策略的基本定位。
定位之三：三农必须在和谐发展中求稳定 。第一、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三农的发展。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全局，促进三农发展再上新台阶。 第二、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工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充分激发农民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尊重农民的意愿，保护农民的利益。当前取消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全面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正在普及的道路、数字电视、农网及通讯等村村通工程，使农民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第三、农业在发展中求稳定。在切实搞好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以提高土地产出率及使用效益为基础，实施现代大农业战略：一方面应调整种植业内部结构，发展质优价高的农产品，另一方面要提高林、畜牧、渔养殖业等在农业中的比重。大力培育龙头加工企业，促进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加快示范园区建设，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开发名、优、特、稀产品，扩大规模，提高效益；积极拓宽销售渠道，建立健全服务网络，强化农产品销售。 第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农村建设不再简单是强调农业生产，同时还要注重农村社会环境文化、农民政治权利及福利保障等综合发展。即建立“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这一目标，一要以现有自然村的公共基础建设为重点；二是资金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三要尽可能由农民参与决定、设计和监工实施，这不仅可调整农民结构，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可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保障。 第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切实履行服务功能。各级领导干部应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坚决打击和杜绝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等等不切实际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的行为，切实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定位之四、三农的稳定发展是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十一五”规划及连续两年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直接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摆在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人们不曾预料到的，三农工作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意义：一是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促进农村的小康和农业的现代化，这是整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二是这一步走好了，就能够带动内需和消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并由此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社会不公等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可见三农的问题已关乎全局，是解决社会其他突出问题的突破口。同时，近三年全国财政收入连续以2万亿、2.5万亿、3万亿的增长，导致了对“三农”加大投入的可能。这成为农业发展、农村建设、农民富裕的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必须认清形势、趁势而上，促使三农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