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垃圾焚烧维权突围记

北京奥北别墅区业主PK亚洲最大垃圾焚烧发电厂

    我们国家的垃圾焚烧进入了一个误区，好像固废专业的人、焚烧机械部件的专家才能讨论垃圾焚烧。事实上，垃圾处理政策是包括社会学、医学、化学、农业和生态环境在内的综合问题，但现在话语权为什么都主导在一群固废专家手里？在日本，那是十几个学科才能讨论明白的事情。　———“佰扶勤”

    3月3日，对于全国范围内关注垃圾焚烧议题的人来说，是特别的一天。这一天，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赴日垃圾处理技术考察团将从澳门返京，跟他们2月22日出发时一样，将有大量媒体在机场等候。这个考察团的特别之处，是“驴屎蛋儿”，北京奥北别墅区的业主，一位常以海岛高尔夫，或者迪拜之旅来打发假期的律师，史无前例地作为唯一的市民代表参与其间。“驴屎蛋儿”是他作为坚决的垃圾焚烧厂反建者，在各类反对垃圾焚烧的社区论坛上的身份。而前一天，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德意志银行集团(中国)董事长张红力和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王尚旭都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将把垃圾处理问题当作今天开幕的政协会议的提案之一。

    自从2009年8月，奥北别墅区业主开始反对在本区域内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基础上建设垃圾焚烧厂以来，这是他们最兴奋的成绩。“驴屎蛋儿”认为自己的被邀请，是中国大陆公民反对垃圾焚烧处理的运动中最突出的成果———第一次，地方政府就垃圾处理技术的选择或转向，对公民社会做出实质性的回应。“垃圾问题不是对抗能解决的，我们认为要居民和政府停止无休止无技术含量的争吵，在理智的状态下沟通，携手面对，共同研究，找出一条解决垃圾围城的路子。我看得出北京市政府有这个方面的勇气。”而他的邻居们则说：“我们希望北京市政府能顺民意，做民主、科学治政的典范，为解决各地因垃圾焚烧频频发生群体事件起到模范作用。”

    然而，也有人不甚乐观。曾经在网上公开与“主烧派”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公开辩论的“北京市民丙”，一位对北京垃圾处理决策内情了解颇深的热能转换领域技术专家，认为这个考察很难改变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既定方案。事实上，奥北居民维权半年多来，北京市政管委并未针对该项目的环评进度，对受影响居民和当地媒体作公开的听证与说明。因此，对“驴屎蛋儿”的行程，许多人说出同样的期待：“希望不是走过场作秀。”

    “终于该有钱人倒霉了”

    “我们这批人，有资源，有素质，但是没有群众基础；有身家，因此革命不会彻底”

    奥北别墅区，在奥运村以北，离鸟巢只有十几公里。别墅区坐落在昌平小汤山镇温泉疗养区，正是北京的龙脉所在，所谓上风上水之地。密集的大社区天通苑和回龙观在七八公里外，周边一水儿全是容积率极低的别墅楼盘，楼盘外还保留着原始的村落、树丛，附近还有个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温榆河水系自西向东环绕其间。

    闲适的安居计划在去年7月被打断：先是有媒体报道，离最近的别墅区“保利垄上”直线距离不到3公里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将外扩两公里；继而在小汤山镇政府办公楼，一位女业主发现一张满是尘土的环评公示：填埋场内将建一个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据说工程很快动工，而这周边的居民，无论住在原有的村落，还是别墅小区，对此一无所知。公示只有三份，分别贴在两个镇政府和垃圾填埋场大门口。

    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不算是新闻。买了房子，离填埋场最近的“保利垄上”业主们才陆陆续续知道附近有一个亚洲第二大的垃圾填埋场。一两年了，深夜12点到凌晨3点，从小区南边公路上通过的垃圾车就越来越多了，一群向物业投诉过的业主数过：差不多15秒就要走一台。这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设计容量2000吨一天的垃圾填埋场，因为东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并不顺畅的试运行，每天要接收6000吨垃圾，严重超负荷运行。

    噪音、气味和泼洒污染路面问题，早就是居民头痛和投诉的问题。这次，公示如同“私示”，附近十来个别墅楼盘的业主们开始向区、镇政府询问，质疑公示不透明。跟全国所有垃圾焚化炉影响区的居民一样，他们认为这类设施排放的二恶英和重金属，将造成严重环境-公众健康影响。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所在地小汤山，是北京地下水上游补给地区，也是北京主导风向的上风向，垃圾焚烧将带来严重生态影响。

    “7月份我们不停要求，却连镇长都见不到。”女业主Sally说。8月1日，邻近社区的业主们在“保利垄上”开会商讨如何团结邻居、向上反映诉求；“一激动就上街了。”数十辆私家车贴着“坚决抵制二恶英危害”等标语，从“保利垄上”出发，巡游周边道路。

    “上街”见效。当日，昌平区、小汤山镇和北京市政管委有关人员陆续下来，跟业主们座谈。然而，业主们发现：“我们提的问题对方无法解释。”更多地，这像是一种“维稳”工作。8月14日，新的环评公示发表在《北京日报》上。

    业主们相信“群众工作”是最有力量的。女业主们，如Sally、“二万妈妈”这些特别积极的女性，被分派去联络其他社区。但情况却不乐观。

    在垃圾场方圆5公里内，主要的商品房就是十几个别墅区。别墅区在阿苏卫填埋场东边，而西边则是即将启用的昌平大学城和一些基本未入住的公寓社区，一度激烈讨论垃圾焚烧议题的大学城社区网，很快打不开了。

    而阿苏卫附近，过去饱受填埋场臭味和奇怪疫病困扰的村民，正在忙着为等待已久的拆迁作准备，匆匆把房子加高一点。

    南面的天通苑和回龙观都有着至少20万居民。但居民对别墅区业主的回应，客气而疏远：“我们跟你们条件不一样，我们眼下是想着怎么生存，你们是要生活。我们很难为这些事情去闹的，除非家里真的有人得了病……”

    在一些房产论坛上，Sally看到有人发帖“终于该有钱人倒霉了！”

    这些别墅，多不是业主的第一居所。邻近的“纳帕河谷”，自从售房之日开始，就有大部分房子空置，200户业主，物业从未联系上。而保利垄上，470多户人家里，只有100多户常住。

    他们希望找“可以通天的人”。橘郡，东边的托斯卡纳山居风格小区。一位高干子弟也住在那里。大家小心地请相熟的邻居去跟她谈谈，她的意见是：“垃圾这么多，不烧，政府怎么办？”大家都知道，橘郡沿河的三幢里，住着国内影视界的三位一线人物，还有一位以绿色大使的公益形象著称。然而，垃圾焚烧厂的事儿，这三位名人完全没理会。

    在房产网站闹哄哄的保利垄上论坛，支持建设垃圾焚烧厂的恶意灌水帖不少，版主决定不准过客发帖。然而，他们发现，反而是反建维权立场的业主，极少登录发帖。

    “我们这批人，有资源，有素质，但是没有群众基础；有身家，因此革命不会彻底。万一反建不成功，不仅仅损失房子，还要损失其他，这样一来，有些人就在退缩。”一位积极分子对记者总结。

    激进的行动

    我认为应该站出来把道理讲清楚———政府作决策、工程选址，要考虑对民众权利的影响

    以距离填埋场最近的“保利垄上”为中心，一群维权志愿者还是集结起来了，积极分子Sally说：“我们可以卖了房子走人，有能力承受一次买房的投资失败。但是，我认为应该站出来把道理讲清楚———政府作决策、工程选址，要考虑对民众权利的影响。”

    业主们到环评单位--清华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递交了反建意见书，又到校长办公室信访投诉，质疑“清华大学环境影响评价室”的资质，但没得到任何回应。他们联系媒体，然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争议在本地主流媒体上始终失声，反而是“主烧派”的言论———如垃圾焚烧厂排放的致癌物质二恶英“相当于烤半串羊肉串”，时时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去年9月，业主们得知尚未完成环评的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将在“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上展出。9月4日展览当天，上百业主换上统一设计的“环保衣”，系上绿丝带，来到展馆门口，打出“以妻儿老小的名义坚决反建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横幅。尽管他们尽量不挡住出口，无声打出标语，但还是与警方发生撕扯，一名业主当场被拘，17名业主被讯问至深夜。

    9月4日成为反建的转折。

    “无组织”的高尚社区

    在这价值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房子里，他们尚未成为真正的生活品质和方式的主宰者，而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去年上半年，“保利垄上”的业主们就向小汤山镇市场街街道办事处递交了召开业主大会的书面申请，希望尽快选举业主委员会。在反建开始之后，维权积极分子们发觉成立业委会的需求更是迫在眉睫。

    他们的维权行动尽管原则上代表全体业主利益，物业管理公司拒绝配合。业主们要使用会所，就连付费使用也被物业公司拒绝；甚至业主大会在会所召开时，却遇上与香港黑帮片中神似的一大群黑衣人堵门。业主们认为，开发商担心反建活动会影响在建的第三期的销售。

    “中国是讲究红章的地方啊，不管萝卜刻的还是橡胶刻的。我们连个业委会的红章都没有，怎么做反建呢？”业主“佰扶勤”(网名)说。他们希望业委会的红章可以抗拒来自物业和开发商的阻力；有了“红章”，就能代表所有业主；不必每一个文件，都要挨家上门签字。“红章”能解决他们维权“无组织”之掣肘。

    去年7月底正式启动的业主委员会选举，事故不断。先是200多名业主召开大会(这是业委会选举中人最齐的一次)自荐、推荐的6名筹备组人员名单提交给了居委会，对方却以不是在其指导下产生为由称此名单无效。

    继而，新的筹备组名单出来，居委会要求公开“征集意见”。反建工作最忘我、呼声最高的Sally被否决，原因是部分居民写信反对，但并未公布原因。据传，信中写她“以反建为名，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最后，新的筹备组成员名单张贴出来：反建积极分子全部被剔除，相当一部分成员从未参与社区公众事务，甚至不常住社区。在电话委托管家“投票”的运作之下，10位提名最多的候选人名单公布，其中有一位从未参与公共事务的“80后”所得提名数远高于一直在奔波的反建人士。这个候选人名单没有得到认同，10名候选人集体宣布退出选举。业委会选举流产。

    在业委会选举筹备过程中，一些怪事也不断发生：先是小区保安带着一位“警察”到反建积极分子“二万妈妈”家出言恐吓，在业主们集体表示抗议后，物业管理公司称，保安录像系统中没有任何有关来访者的影像资料。8月，Sally女儿房间的窗玻璃被砸破，但在警方尚未作出任何结论的前提下，物业管理公司贴出声明自己免责的公告。11月，为了顺利推进业委会选举，萧枫的丈夫答应代表自己的片区出任筹委，随即就发生萧家车库和大门被泼黑色油漆的事件。泼漆者从容地在现场搅拌油漆，施施然逗留十分钟后才离开现场。

    这个社区的入口装饰着从海外购回的圆明园兽首仿制品，低调而尊贵；园区里到处都有安全探头监控，门禁森严闲人难入。社区的业主们见多识广，国际旅行经验如家常便饭。他们可谓人上之人，但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在这价值动辄数百万上千万的房子里，他们尚未成为真正的生活品质和方式的主宰者，而只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2009年11月中，环保团体“守望家园”为全国各地的环境维权者组织了两天的环境维权者法律交流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奥北维权者“佰扶勤”显然感受颇深。他在一个帖子里写道：“这两天，那些人物的画面在脑子里一直不断地出现：环境污染的公民记录和信息传播者张世和(老虎庙)；《关注中国污染》获得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的摄影师卢广；为无助的农民发帖上传真相而被判刑一年半的吴先生……那些污染区的孩子们和女人们；患癌率达到80%的村庄；刚送走死去丈夫却又迎接孩子出生的年轻村妇；被好心人收养的遭受污染而天生残疾的那一群孩子；被一个城市的污水冲毁的沙漠里的村庄的两户人家；奔波于污染区援助弱势群体的那些公益律师们……令人震撼、感受艰难、体恤弱势、承载无奈、遭遇困惑、踱渡风险的那些人、画面、事件和数字。”

    “相比起他们，我们已经很幸福了，知足吧，不要再反建了。”不过玩笑之后，佰扶勤还是决定要继续。“回到曾经被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称之为高尚社区的保利垄上，我的感觉有点异样。也许在香港，或者欧洲和美国，这样的住宅区可能是被称为高尚社区。但是……那张居委会取消业主委员会筹委会的公告背后的故事，透露出来的却是另外一种信息。想来想去，还是坚持下去吧。”

    和平解决“阿苏卫”

    他们并不希望到处树敌———要让那些希望从垃圾处理中赚钱的利益方转换技术之后仍然有钱可赚

    去年9月以后，在搜狐焦点房地产的论坛，维权业主的版主权限被取消，“维权帖子一上去就被删”，无法管理论坛，也无法控制不知从何而来的灌水者。为了凝聚反建力量，他们先后办起了两个独立的网站，但先后被关。

    对抗式的“路线”已然失败：大家开始理解政府的难处。大家开始有共识，不愿意提9月那 档 子 不 愉 快的事情了。“我们 希 望 不 要 让政 府 觉 得 有 压力，希望他们了解 我 们 很 信 赖他们。”Sally说。

    9月4日 之后，北京市政府在小汤山镇政府后租了一间办公室，北京市政管委负责固废的卫潘明副处长亲自坐镇，回答市民的疑问，听取意见。这个接访和安抚措施，直到国庆以后，持续了将近一个月。不过，业主们希望与主烧派聂永丰对话、参观垃圾 填 埋 场 等 要求，并未被允许。

    维权从群体活动变成了“奥北志愿者小组”成 员 的 案 头 工作。“奥北志愿者小组”的核心“佰扶勤”和“谭嗣同”(网名)都是投资业界人士，“对产业链条的资讯接触较多”。他们开始用做投资可行性研究的劲头，搜寻国内外关于垃圾处理技术和相关产业的最新资料，形成综合报告。“这本来是决策部门要做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义务。但垃圾肯定是要处理，关键是要跟政府交流讨论合适的方式；我们要让政府知道，只要重新考虑垃圾处理方式，怎么帮你都可以。”“谭嗣同”说。

    “我们国家的垃圾焚烧进入了一个误区，好像固废专业的人、焚烧机械部件的专家才能讨论垃圾焚烧。事实上，垃圾处理政策是包括社会学、医学、化学、农业和生态环境在内的综合问题，但现在话语权为什么都主导在一群固废专家手里？在日本，那是十几个学科才能讨论明白的事情。“佰扶勤”说。

    “奥北志愿者小组”孜孜不倦地“升级”他们的报告，这份题为“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的研究报告，从动员邻居阶段的1.0版本，发展到了最近的4.1版本，厚达77页。他们自信地认为，“把垃圾作为一项综合社会政策研究的，中文世界我们是第一份。”

    这份研究报告，论及垃圾焚烧厂的健康风险、社会代价、投资成本、处理效益等各个方面，引述了从《斯德哥尔摩公约》到国内外数十份专业报告和法律文件。它建议北京在城市垃圾分类和回收方面，借鉴巴西的“塞普利”(扶持拾荒者合作社)模式；在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理方面，应学习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系统处理技术如“M B T (M echanicalBiological T reatm ent，生物机械处理)+R D F(R efuse D erivedFuel，垃圾固型燃料)”或“M BT+沼气发电”。也就是先用机械方式把垃圾进行分类，把能回收使用的部分分离出来，其中高热值的部分再加工成垃圾固型燃料(用作电厂、水泥厂作工业燃料。因其匀质和炉温有保证，二恶英可得到控制)，剩余部分再使用生物处理技术进行堆肥或厌氧发电，把自然降解所需要的数以年计的时间减少为数周乃至数天。

    此外，报告建议北京市借鉴美国纽约市采用铁路运输垃圾的经验，以离岸概念，构建区域内的分 工 合 作 处 理 模式———将处理后的垃圾有机质肥料运送到北京周边地带用于改造沙漠，改善北京周边的生态环境，发展生物质能能源基地，将垃圾处理资源配置向非焚烧垃圾处理技术倾斜。在实施“零”垃圾政策方面，借鉴已经取得优良业绩的加拿大的埃德蒙顿、美国旧金山、澳大利亚堪培拉和新西兰的经验。总之，彻底摒弃我国正在发展而先进国家正在式微的城市混合垃圾直接焚烧发电技术。

    这个报告背后，他们联系了国外许多相关技术公司与专家，对每一种处理方式可能达到的规模、涉及的成本都进行了精细的分析计算，甚至请其中一家专门针对北京的垃圾成分作出可行性报告。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他们并不希望到处树敌———“要让那些希望从垃圾处理中赚钱的利益方，转换技术之后仍然有钱可赚。“谭嗣同”说。

    未知的维权前景

    阿苏卫项目仍在推进，只是名目由”垃圾焚烧发电厂“悄然换成”综合处理厂“

    “佰扶勤”如此比方：“解放的时候，也并不是每座城池都是打下来的，北京就是和平解放的。“他们把自己定义为策士和游说者，目的是”不要让战争发生，和平解放阿苏卫”。

    2009年底，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录制现场，北京市市政管委总工程师王维平当场表示，他不是“主烧派”，“驴屎蛋儿”趁势寻找机会与他沟通，充当了两军交战中的“信使”。几场私下“PK”下来，从此他们的研究报告，也有了合适的途径，被官方知晓。

    “每个地方政府都是不一样的，维权也要考虑到政府的形象和权威性———尤其是北京的政府。再说我们相信北京的政府有这样的新观念和视野。”“驴屎蛋儿”如此解释他们民间游说的方式：“做事情，有点儿人情还是好，每天怒目相对的，那就推动起来很难。”不过，环保团体“守望家园”的负责人苏雨桐对“游说”有着不同看法：“这事情的本质不是‘为政府分忧’，我觉得必须就事论事：政府采取什么技术、选什么地址，必须经过公众同意。”

    人少的，游说；人多的，“站马路牙子”。除了这两种“非正式”的表达途径，反建垃圾焚烧厂的居民们可以利用的制度化途径，前景并不怎么明朗。2009年12月初，北京市环卫集团网页上曾经出现《北京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一文，其主要结论是：“从环境影响角度，本项目可行。“当奥北业主们致电北京市市政管委询问，这篇文章很快被删除，而直到今天，他们希望北京市政管委就阿苏卫垃圾焚烧厂的环评进度做出的书面说明，也没有回应。日处理7000吨规模的阿苏卫项目仍在推进，只是名目由“垃圾焚烧发电厂”悄然换成“综合处理厂”。

    “就目前的法律框架而言，公众意见并不是项目能否通过批复决定性的因素，而只是决策参考性的要件。”长期关注环境维权的律师夏军指出，公众参与环评的有关法规，对环境影响涉及区域的居民还谈不上任何刚性的保护。居民只能反复提出不同意见；只有在项目通过批复之后，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这复议或诉讼的结果亦不见得乐观。

    夏军表示，国务院以第559号令颁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原则上，此后上马的项目都要经过规划环评，包括阿苏卫垃圾焚烧项目。“北京市的一系列垃圾焚烧项目，无论是单个项目，还是项目所依据的规划并没有经过规划环评。我的理解是，规划环评意味着，垃圾处理的技术路线和相关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都必须经过公众的讨论和审视。”

    至发稿时，“驴屎蛋儿”的日本行程刚完成“垃圾衍生燃料”参观部分，垃圾焚烧技术考察即将进行。而他的“战友”们，正在为即将开始的全国两会，向北京市领导和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递送《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研究报告，作为公众参与环境评价的意见正式表达。在北京的上风上水之地，阿苏卫垃圾焚烧厂这项计划日处理全城近半垃圾的“折子工程”，最后是否会选择更安全、环保、节省公共开支和得到社会认同的技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北京市的市政决策者。对于面临垃圾围城的中国，这个答案也许是方向性的。

    民意的充分表达是防止政策失误有效防火墙，可以有效弥补政府决策在政策、法规、科学、民意基础等方面的依据不足。民众的反对声音并不是在做抗议的模仿秀，也不是仅仅考虑的是个人和局部利益的损失，而是在集中更广泛的民众智慧来完善政策体系，同时，现代公民意识的觉醒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可以有效防止贪污与腐败现象的发生。

    我国2007年向斯德哥尔摩公约秘书处提交的中国二恶英排放量与世界各国二恶英向大气排放量和年总排放量清单，中国遥遥领先，比第二名高出5倍有余。

    ———北京奥北志愿者研究小组研究报告：《中国城市环境的生死抉择———垃圾焚烧政策与公众意愿4.0版》

    采写：本报记者　李思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