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反贪污、腐败;

最近，中央又旗帜鲜明地高举反贪污、腐败的大旗，阐明贪污腐败之危害，表明其反腐决心之大。对于中央这样的行动，老百姓自然是欢喜之极，因为老百姓是贪污腐败的直接受害人，对贪污腐败是深恶痛绝的。
但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几千年来，历朝历代都在反贪，但贪腐现象同样猖獗，有时还不能说当政者决心不大，刑法不严，那为什么贪腐象阴魂一样不散呢？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注意，在毛主席年代，也没见天天反贪，月月反贪，其贪腐现象怎么没有今天这样严重？
那些贪腐的人他们知不知道贪污腐败是犯罪？答案是肯定知道，那为什么知道还要贪？为官者应该是弘法执法者，那为什么知法犯法？还屡禁不止。
贪污腐败不是独立存在的，换句话说，当一个社会贪腐成普遍现象的时候，其他的现象同样严重，如教育问题，铺张浪费问题，玩忽职守问题，官官相护问题，欺上瞒下问题等等，而以上这些都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伤害，这种伤害往往会产生连锁反应，严重伤害百姓利益，而贪腐不是这些问题的根本。那根本是什么呢？怎么样才能有效反贪腐呢？
我认为治病得先找到病根，还得统筹、系统，全面地了解病情，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就象贪腐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他们贪的是什么？无非是利益。那所得利益给了谁呢？我相信贪得的利益最大受益方肯定是贪官自己，这就表明贪官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贪，当这个社会的贪腐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我们就得考虑根本的原因了。如果说揭发一个抓一个，那前赴后继的贪官是抓不完的，抓了胡长清有成克杰，抓了刘志华有郭京毅。国家曾经专门设立反贪局，若反贪局也贪污，是不是要设立反反贪局，若反反贪局也贪污怎么办？有什么理由表明反贪者一定清廉？这些都是头上按头的办法，而且这样一来，机构变复杂、庞大，贪污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未见多大的成效。防范贪污也很重要，所以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但也难以奏效，总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贪官们花招迭出，按下葫芦浮起瓢，防不胜防。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时下是重金之下必有蠢官，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也要以身试法，始终怀侥幸之心。也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的古训。
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贪官一开始从政就注定是个贪官，很多一开始时是想做个好官的，后来经不起利诱变得堕落。贪官也离不开社会的属性.官员们从来都不是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的，他们也是社会的一份子。 他们受社会的影响也很大，而且他们应该是最能感知社会变化的，所以社会大环境对官员起着很大的教育作用，一个倡导什么价值的社会，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就像时下倡导私利，倡导个人成就，倡导消费、娱乐享受的社会，必然会产生成批的贪官，可以这样说，克公奉私追求个人效益最大化是产生贪官的温床，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有效制止。从这个角度分析，贪官也是不良社会价值的受害者，如此说来，社会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为官者品质。
但社会风气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既然形成了，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扭转的，那处在时下的官员们怎么办？眼睁睁看着他们堕落？当然不是，一个贪官有贪污的行为应该源于他思想上的堕落，针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是很重要，国家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如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如八荣八耻等，但是仅仅针对官员做这些工作远远不够，在我认为，若撇开社会整体单单对官员教育，收效肯定甚微。从这个角度分析，倡导良好的社会风气才是反贪腐的重中之重，要将不让他贪变为他自己主动不贪。否则，就是没抓住主要矛盾。至于倡导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怎么样倡导不在本篇讨论范围。
当然，也不是说社会风气好了，贪腐就杜绝了。我们要认清贪腐不可能杜绝，反贪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还有一点很重要，反贪腐的工作必须要联系群众，动员群众，团结群众，人民群众也是反贪工作的主体，必须认识到群众在反贪工作中的重要性，制定出具体方案落到实处。这样才有可能将贪官消灭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
如果说官员不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中心思想，如果说茅于轼之流还继续提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利社会，胡星斗还可以肆意地攻击毛主席，那任何惩贪运动都是舍本求末，不得要领。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拙见，欢迎批评。 　　

附：毛泽东是如何反贪污腐败的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认真研究与正确对待毛泽东反腐倡廉的经验教训，对于更好地从事新世纪的反腐倡廉斗争，确保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业永不变色，很有意义。　　

毛泽东反腐倡廉之成功经验 　　

毛泽东生前，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二)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三)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还规定，对因玩忽职守造成严重浪费使国家蒙受损失者，一律依财政部条例予以罚款、警告、撤职以及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不等的监禁。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廉政建设。在延安时期，为加强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反腐败斗争，毛泽东又重新颁布了瑞金时期的上述训令。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要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条例》、《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央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规定》、《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追缴贪污分子赃款赃物的规定》、《关于三反运动中成立人民法庭的规定》等一系列法规，阐明了贪污罪的概念，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依据上述法规，在建国前后，清除了贪污腐化分子。纯洁了组织，保卫了革命。　　

(四)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如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特别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任务是不能完成的。”[1]如在和平年代，他更加强调：“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2]“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不论工厂、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3]　　

至于思想教育的内容，随着历史条件的不同与党的任务的转换，虽然时有不同，但一些基本的内容，毛泽东始终是十分强调的。其一是一贯强调要对党员干部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用马列主义武装人们的头脑。这是因为马列主义有鲜明的阶段性和革命性，是无产阶级最革命最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防腐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其二是一贯主张扬善惩恶，用无产阶段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　　

至于思想教育的方法，毛泽东历来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基本方法之一。这是因为，认真的科学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抵制各种政治灰尘与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至于批评自我批评的方法，毛泽东主张除了平时的个别的经常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在党内不断开展整风运动，通过整风，对马列主义来一个集中的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对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来一个集中的清理与认真的整顿。　　

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由于这次会议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 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又如，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各级党组织闻风而动，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4]　　

(五)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卓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生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5]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随后边区政府即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及时下达了《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实施纲要》。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由于直接牵涉到方方面面，阻力大，加上没有经验，故第一次精简虽有成效，但问题仍不少。为了推动这一工作深入开展，毛泽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深刻论述了精兵简政的意义。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6]。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