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茅于轼仇恨中国底层百姓

作者：jiangbuliu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 3347    更新时间：2010-1-22         荐   【字体：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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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20日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在他自己的腾讯博客发表《警惕成为福利国家》文章，明确阐述他老人家的悲悯胸怀和崇高观点：我们国家要警惕变成福利国家，与其沦为福利国家，不如少征税。看完全篇，有些话就如鲠在喉，不吐难快。
茅于轼　先生建议：“与其成为福利国家，不如国家少征税”。其论据是：“政府从纳税人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未必是好事。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就此论据，说　茅　先生思维有问题应该一点都不为过。表面上看国家向百姓征税再返用到百姓身上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多此一举，但是前一个被征税百姓和后一个享受福利百姓并不是真正对等的，因为前一个百姓泛指所有为了给自己增加收入，通过经营企业、买卖产品、给别人打工而向国家缴纳应该缴纳的各种税费，而后一个百姓不但包括那些有能力工作、经营企业、买卖产品、给别人打工谋利的百姓，还包括残疾人、孤寡老人、赤贫群众、没有基本生产资料导致收入低微的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国家这种比较简单的一征一用，财富再分配的基本功能就能够得到合理调整，也就是说让富人、有能力的人纳了应纳的税，让底层需要国家扶助的人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如果国家征税连这一基本功能都解决不了，那还要国家和政府干什么？可是茅经济学家呢，他却建议全部一刀切的少征税。笔者认为国家对于年收入在五万元以下的国人本来就不应该征税，而对于年收入五万元以上的国人，不但要征税，还要实行收入越高征税越重的征税政策。否则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现在已经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而　茅　先生居然还要给国家出这样颠倒黑白的馊主意。
另外，　茅　先生这个彻底一刀切减税的建议，有替既得利益团体奔走呐喊并变相谋利的嫌疑。
茅　先生说：“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又花给了谁。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我用“有可能”，说明并不一定，因为它还有不良的副作用。”，“不良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内耗，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
不错，福利国家就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但是绝不像　茅　先生所说的那样极端，说它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就属于危言耸听，难道一个国家对它的国民承担了基本生存保障就能够彻底阻碍了国民的追求上进、实现理想的动力？有点太轻视了有理想、有追求的国人了。稍微有能力的人都是不会只让自己完全依赖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障而碌碌一生的。哪个人不想拼搏一回呢？年龄不老四肢健全却完全依靠国家福利政策生活的人是没有能力的明证，是会被身边的人看不起的，谁愿意甘于做这样一个被社会边缘、被亲朋看不起的人呢？对于非常没有能力的人，即使没有国家福利保障，难道政府还会眼睁睁的看着他活活饿死吗？要说福利社会的副作用会滋养起一批好逸恶劳的人出来，这不可否认，但毕竟属于极少数，国家怎能因为这极少数而因噎废食？
茅　先生还说：“如果税收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腐败成本。大家交出去100块钱，拿回来的恐怕连90块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当前所谓的夹心层靠什么买房的问题，答案就有了。普通群众都寄希望于政府帮助，但是这样做的话，大大地不合算。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给钱帮助大家买房，大家的这笔收入还要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又给政府扒了一层皮。所以说到底，夹心层买房只能靠自己。这个结论虽然叫人很灰心，但这是一个科学的分析，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
首先，　茅　先生说政府从大家手里收到的税款又花回到大家身上是多此一举这个问题，我上面已经全面否定了他的错误主张，因为他说的前面一个“大家”不完全等同于后面一个“大家”，所以他的论据是错误的。另外，政府收上来的税款会产生管理成本和损耗，甚至会产生腐败问题，这跟收税是否多此一举是两码事，两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还有就是普通群众希望自己的政府为自己无偿提供住房，这样的愿望完全无可厚非，因为作为政府的基础民众，作为政府的主人人民的一份子，为政府不管大小也做出过这样那样的贡献，缴纳过或多或少的税，因此要求自己的政府为自己提供基本住房应该属于合情合理的普通要求。　茅　先生唯恐政府把自己也曾经缴纳过的税收花到底层百姓身上，其实是在变相维护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因为把这些税款直接花费到每一个普通民众身上的话，他本人和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沾到光的，而把这些税款用于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城市高端基础设施的建设，就等于政府把这些钱专门用于了既得利益群体高品质生活的保障上。大家不会不明白高速公路、机场码头、城市高端基础设施是哪些群体在频繁使用吧？而在贫困线上下艰难挣扎的普通百姓是几乎不怎么使用上述公共产品的，虽然这些公共产品是拿大家的钱建设起来的。
茅　先生把自己欲说还羞的事情说的这样娓娓动听，却把政府正常的收取个人收入调节税描述成：“又给政府扒了一层皮”，真是绞尽脑汁、机关算尽啊！　茅　先生希望处在夹心层的群众靠自己买房，生怕这些生计艰难的平头百姓花了哪怕一点点他们既得利益群体缴纳的税款，他们这些人希望这些税款将来再变着法子给政府出个主意反过来再花回到他们自己身上。　茅　先生这样煞费苦心的为全中国既得利益群体谋福祉，全中国既得利益群体都会五体投地地感激他茅大经济学家的！
其实　茅　先生自己在文章中也说了一句公道话，那就是：“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　茅　先生说政府的经适房没有惠及真正的特困百姓，而只是帮助了一些钻了空子的中低收入家庭，这也是正确和无可辩驳的，京北巨大的经适房天通苑小区全体房主生活水准就是明证。但经适房发放走样是政府的腐败、是经适房管理者的群体性腐败问题，而不是经适房制度设计的错误。
农民工相比本来就居住在城市的底层市民，城市的底层市民（也就是城市低收入家庭人员）确实比农民工优越的多，特别困难、特别需要住房帮助的也确实是那些进城打拼的农民工，但政府连城市底层市民的经适房、廉租房都不能够足量供应，更遑论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提供廉租房？政府对进城打拼的农民工的世纪欠账，现在的政府根本就没有去思考、去提到议事日程，这是当下政府管理者的失职。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政府更应该在财政丰盈的当下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福利——就是为全体民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而不是将盈余大方地借给美国使用（甚至还要承担自己无能掌控的快速贬值到几成废纸的可能）。而你　茅　先生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是明确反对政府这样做的。
茅　先生在文章中仍然忍不住大说真话，那就是：“如果我们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谁赞成福利国家？又是谁反对福利国家？利害清楚的情况下，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但　茅　先生又不甘心一篇文章快写完了，自己的真实意思还没有真正表达出来，于是他更加明目张胆地叫嚣：“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高收入者也不会强烈反对。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能够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对高收入的人，高福利会降低他们挣钱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财富的创造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福利国家确实存在的现象。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降低福利标准。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一般国家而非福利国家。”
茅　先生在首先肯定“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同时，说福利政策会产生偷懒，会使“能够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会降低高收入人群的挣钱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　茅　先生说的问题在西方高福利国家确实存在，而且有真实的例子，但是据我了解不是普遍存在的，与积极上进、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打拼出一片天下使自己完全脱离靠政府养活窘况的大有人在。只要去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基本上都能够秉持积极上进的生存态度，而不是一味的等着政府福利。　茅　先生用高福利有可能导致整个国家失业率上升来吓唬政府，让人感觉有杯弓蛇影，将小的负面影响扩大化的嫌疑，难道目的就是为了促使政府在准备提高国民基本福利待遇时却步不前？如果是这样，　那茅　先生的用心对亿万底层百姓来说真的就太阴险了！！！
茅　先生建议政府为了避免实施高福利导致高失业率，“必须降低福利标准”，让政府要回归到对底层百姓不管不顾的层面，而不是因为那么多的底层百姓拖后腿而耽误了他们既得利益群体（也就是所谓的精英阶层）快速奔向超脱世人的高品质生活。
最　后茅　先生继续恐吓政府：“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选择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难。所以我们对是否要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
最令我感到啼笑皆非的是，　茅　先生居然自相矛盾地说出如下的话：“高福利水平容易通过的原因还因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其实，即使高收入的人也需要安全保障。万一他的收入降下来，如果有福利保障显然更安全些。这也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副作用，但那是好的副作用。”他自己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竭力反对并敦促政府不要给中国底层百姓以生存安全保障，但是他却对政府说“即使高收入的人也需要安全保障”，他前文大意是说政府给底层百姓高福利（也就是基本生存保障）是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的，轮到说既得利益群体如果万一收入降下来，有政府的基本福利保障也就安全些，对这些失去高收入的人来说这个高福利副作用就是好的副作用。唉，没有想到茅大经济学家这样的巧舌如簧，一样的副作用，在两个不同的群体身上，就会被他说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茅　先生，您为什么这么仇恨中国亿万最底层的百姓呢？这个答案很沉重，留给您自己用后半生、用生命最后的底色来诠释吧。
笔者还是要坚持自己的那句话：“我就是要看看到底是谁在让底层百姓无路可走！！！”
附茅于轼博文：警惕成为福利国家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与其成为福利国家，不如国家少征税
关于福利国家的争论由来已久。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总比没有强，所以都赞成福利国家。但是对专家来说，他们多了一层思考，提出的怀疑很多。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福利所用的钱从哪儿来？又用到了哪儿？普通人总以为政府的钱自有其来源，能有钱用在自己身上总是好事。其实政府并不创造财富，反而要消耗财富。归根究底，政府的钱是从纳税人手里征得来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钱必然也多。总体上看，政府从纳税人征税，再用在纳税人身上，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让政府多征税，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就中国的情况而言未必是好事。与其征税再返回不如少征点税，还能节省许多征税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费用，总体上提高了效率。这是反对福利国家的主要理由。
所以计及税收的确切来源和它的确切去向，福利国家无非是一种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税是从谁手里征的，又花给了谁。如果是从较富裕的阶层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较贫困的人群，它纠正了过大的贫富差距，这样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我用“有可能”，说明并不一定，因为它还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果税是从一般群众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众身上，这种福利政策就多此一举。它没有改变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个不良的副作用。更坏的是从低收入群众手里征税帮助高收入的人群，它恶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就我国的情况而言，恰恰属于后一种情况，我们的福利制度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且还有不良的副作用。
不良的副作用是什么？就是改变了人们努力的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人们努力去赚钱，也就是创造财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们努力去钻空子。交钱的时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时候抢在前。整个社会的奋斗方向被扭曲，从财富创造变到了财富分配，人们的力量用于互相抵消的内耗，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用纳税人的钱扶贫也有类似的问题，但是扶贫是必要的，产生的副作用可以想办法克服。而对一般人的福利并非必要，对有钱人的福利更是有害的。再加上不良的副作用更没有必要了。
根据多数税务专家的看法，我国的税制是不利于穷人的。或者说，穷人交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穷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税，而富人只交了18%.因为我国的税收收入主要与商品的流转有关，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费有关。富人的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低，储蓄所占的比例高，而穷人则相反，消费占总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纳的税从占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穷人低（绝对值是高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是用来纠正贫富差距的。但是我国的收入调节税根本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因为富人多数都逃税，事实上这部分的税收主要是从工薪阶层征得来的，它起了反调节的作用。要纠正这一税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须从税制上想办法，这是另一个大问题。
如果税收没有扭曲，也还有支出方面的问题，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钱花给了谁。如果是花给了一般老百姓，从大家手里拿钱再用给大家，这就像前面所说的多此一举。而且钱从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损的。不但有征税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还有贪污腐化的腐败成本。大家交出去100块钱，拿回来的恐怕连90块钱都不到。所以这种福利还不如减税更有效。当前所谓的夹心层靠什么买房的问题，答案就有了。普通群众都寄希望于政府帮助，但是这样做的话，大大地不合算。更糟糕的是如果政府给钱帮助大家买房，大家的这笔收入还要交个人收入调节税，又给政府扒了一层皮。所以说到底，夹心层买房只能靠自己。这个结论虽然叫人很灰心，但这是一个科学的分析，事实就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
如果福利开支用于低收入人群，这样的福利是有意义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对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道理很简单。有限的钱应该用于谁的身上，不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难的人置于不顾，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如何确认谁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难的。但问题往往不是确认的困难，而是根本的方向性错误。比如经济适用房是帮助了最困难的人群吗？显然不是，经适房是帮助已经有了几十万块钱的人。他们显然不是最困难的人。相比之下，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比他们困难得多。但是他们买不起房，所以解决他们住房的政策应该是廉租房。或者更好的办法是给住房补贴，让他们自己寻找最好的花钱组合。
如果我们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从哪儿来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是谁赞成福利国家？又是谁反对福利国家？利害清楚的情况下，赞成福利国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较低的人，他们有望从国家的福利政策中获得好处。反对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为他们的收入有一部分给了别人。如果举手表决的话，低收入的人占多数，所以福利国家的建议往往容易在议会中通过。福利政策能够缓解贫富差距，是对社会安定有益的。高收入者也不会强烈反对。但是社会中难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懒。能够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补助过日子。对高收入的人，高福利会降低他们挣钱的积极性，因为多挣的钱给别人花了。结果是社会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财富的创造减少，社会弥漫着懒汉思想。这是福利国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福利国家确实存在的现象。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降低福利标准。实际上就是回归到一般国家而非福利国家。
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难再降下来。选择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难。所以我们对是否要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高福利水平容易通过的原因还因为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其实，即使高收入的人也需要安全保障。万一他的收入降下来，如果有福利保障显然更安全些。这也是福利国家的一个副作用，但那是好的副作用。究竟怎么选择，就看多数人感觉怎样。但是这种感觉应该有更多的理性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