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底层知识青年将改变中国

于建嵘：底层知识青年将改变中国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作者：于建嵘 　　
　　2010年04月09日08:46
　　    3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识青年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一部分被利益结构化，成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知识精英联盟；另一部分被去利益结构化，成为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他们欠佳的处境使他们可能萌生“愤青”意识，对抗主流价值观，对未来社会影响深远。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底层知识青年群体，主要是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移的年轻人。大体上包括三类人：生在城市，大学毕业后无业在家“啃老”的城市青年；生长在农村，大学进城读书，毕业后无业，有的进入城市为“蚁族”，有的心有不甘地待在农村；随着进城打工的父母生长在城市，他们不同于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农民，在接受了相当的教育后无业的青年。
　　在这三类人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农村无业知识青年和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有专家估算，这群人口占农民工在城市人口的5%到6%左右，如果以农民工人口1.3亿的统计口径计算，他们也达到了六七百万的规模，而且他们是中国城市青春期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城市无业知识青年与农村无业知识青年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区别在于，后者没有生活底线，无工作可干的他们无法维持日常生活。而城市无业知识青年可以继续待在人人向往的城市，或者“啃老”或者享受城市的基本社会保障，相对安定。但是，无论哪类“底层知识青年”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他(她)及其背后的家庭很少认为是自己不行，往往会归咎于这个社会不行，认为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造成的。
　　当前最应当关注的是底层知识青年的意识形态可能正在形成，也就是所谓的“愤青”意识。与主流价值观不同，这个意识形态反映了底层知识青年共同的社会认知。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是造成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基本根源。目前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苗头，任何一个政治主张出台，任何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背后，都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反弹观点”。这种“反弹”与国家所要表达的主流价值取向完全相反，这种“反弹”就是“底层知识青年”表达的 “不满和反抗”，如果进一步蔓延可能造成明显的官民对立。
　　失业农民工同样处于弱势地位，但其问题基本上是生存问题，不会是政治问题。首先，他们终归不是政治性很强的人，缺乏共同的政治意识，难以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政治上的抗争。其次，他们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带来社会动荡，例如出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后闹一闹，但是不会上升到政治层面，因为他们不会把失业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再次，他们基本需求上还是一个生存问题。农民工关注的是欠薪问题，如果找不到工作，一般都不会把它归结为政府的责任。
　　然而，“底层知识青年”与农民工最大的区别在于预期值不一样，两者存在认知上比较大的差别。对于绝大多数“底层知识青年”而言，他会想到腐败问题，会进行利益比较，例如自己的同班同学，有的人活得比自己好；比如进一个机关事业单位，你可以进去，我不能进去，这里可能存在腐败问题。他会进行比较，会去追问这个制度上的问题。长此以往，他们可能会对人生冷漠，对社会不满，产生强烈的对立意识及情绪。
　　当前底层知识青年的问题，与改革开放形成的排斥性体制有关。这种排斥性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层级流动存在巨大障碍。“官二代”和“富二代”在破坏着社会基本的公平和公正规则。这种破坏正在动摇“底层知识青年”心中的公平正义理念，引起对立情绪。因此，在公权领域解决权贵阶层对政治资源的垄断，给所有人特别是底层知识青年向上流动的公平和平等的平台，已迫在眉睫。同时，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进“底层知识青年”的生活，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对政治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精英知识分子活动的层面上，需要深入到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培养“底层知识青年”对社会基本的认同感。对于农村青年而言就是地方认同，对于城市青年是社区认同，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容纳、接受和关注。各级各地管理者要给他们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要给他们提供利益表达机制。目前，“底层知识青年”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关注，他们常常感到国家很多政策与自身利益没有关系，至少不是紧密的关系。通过各种组织或者渠道让他们的声音能够如实反映上去，政府在制定各项决策时要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样，合理的利益表达机制才可能建立。

于建嵘：避免惨剧再发，应先消解结构对立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 韩洪刚
　　2010年04月01日09:38
　　受访人：于建嵘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时代周报：南平血案给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冲击，您怎么看待这个事件？
　　于建嵘：南平血案的第二天，我正好到了福州，与当地的一些党员干部谈了这件事情。这件事给当地带来了一片恐惧。这件事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的极端性事件。近年来发生了多起类似的事件，我认为大概可以分成四种类型。第一种我称之为具有自卫性质的，例如说邓玉娇事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最后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评价，甚至被称为“烈女”。
　　第二类，称为自残性的，例如成都的唐福珍事件，近期东海的父子自焚抗拆事件，以及开胸验肺事件等。此类事件也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
　　第三类，我称之为报复性的攻击，以杨佳案、邱华兴案为典型，社会评价很复杂。
　　第四类为宣泄性的暴力，以此次南平血案为例，当事人心中有很多不满，没有很明确的仇恨。 这种类型的暴力由于其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性，而带来了更大社会恐慌。
　　时代周报：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南平实验小学是当地最好的小学，其学生按片划分入学之外的，家庭背景大多“非富即贵”。而郑民生并没有在他家附近的两所小学作案，反倒舍近求远，打摩的来到这间实验小学。这一细节出来后，网上一些帖子也因此出现了微妙的转向。不知您怎么看？
　　于建嵘：实验小学一般是比较好的小学。但是，我们一定要区分的是，他并不是到哪个官员家里，到哪个富人家里杀了两个孩子，而是一个公共场所—小学杀的孩子啊。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往这方面引。以这种方式暗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心理。但我们不宜强调这种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和媒体，都不应该往这方面引导。即便按媒体的报道来看，郑民生也只是有明确的攻击场所，却不一定有明确的攻击对象，仍然是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时代周报：人们会自然地由南平血案联想到杨佳事件。可以说，都是由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杨佳是把刀挥向了警察，比自己强大的力量；而郑民生则把屠刀挥向了比自己更弱小的孩子。
　　于建嵘：是的，这次事件与杨佳案依然有所区分，郑民生所针对的对象随意性更大一些。而且杨佳身上的受害心理较为明显，而郑民生不完全是受害心理，而是对生活、对社会具备较明显的敌视心理。总的来说，南平这次事件背后反映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规则出了问题。我们没有办法预料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郑民生也是一样，因恐惧而疯狂，需要发泄。
　　时代周报：我们注意到一些细节，例如，在邻居和同事眼中，郑民生是一个“好人”，行医近20年，从未开过高价药，在邻里的杂货店，从不赊账，平时与邻里关系也算融洽，且很喜欢小孩；在获得主治医生的职称后，因待遇低而从单位辞职，想开办个人诊所，却未获得卫生局的批准。这样，郑民生人生的出路就被堵了，外出找工作又遭遇失败。如何看待这些因素？
　　于建嵘：为什么那么多老实人最后发生那么大的问题，这就回到了规则的问题上。郑民生或许认为自己是符合规定，却没有被满足，而恰恰是卫生局没有按规则办事，这导致了他的失望，认为社会不对啦。杨佳之前也没有到处打架、杀人，就是因为杨佳认为自己守规矩，为什么警察不守规矩，给他造成了那么大伤害，却不平反。所以，他产生了报复心理，并付诸行动。所以，要解决社会的各种问题，要疏导老百姓的心理状况，最紧要的就是有权势的人首先要守规矩。我认为中国人人格的变异，与有权势的人不守规矩有很大的关系。
　　如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恐惧感，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底线在什么地方。要想让民众不疯狂，就要民众不恐惧，要民众不恐惧，就要有基本的规则。像郑民生这种由于恐惧带来的社会血腥事件，在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是，像唐福珍事件在其他国家则不太可能发生。
　　不过，南平惨案的背后，我们一方面需要挖掘背后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还需要剖析郑民生个人的人格、心理问题。很多人受到那么多的打击，也没有出路了，也没有去杀人啊。对于群体事件，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稳定，而对于个体，则属于公共安全问题的范畴。对于公共安全问题，及时发现与进行心理疏导是十分重要的。
　　时代周报：对于这些问题的发现与进行疏导需要什么机制来配合呢？
　　于建嵘：我认为加强社区建设十分必要。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社区，主要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而不是当做一个家园来进行建设。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检讨我们的宗教政策。如果不妥善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将来类似郑民生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这两年就遇到过一些上访人员，他们就放出“实在不行就搞死一批”之类的狠话。
　　时代周报：郑民生这种事件还具备一定社会传染性。作为一个社会边缘的失败者，结婚是他的梦想，却屡屡被女友所抛弃，原因之一是没有房子。房子在中国有特殊的含义，你认为房子的因素，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于建嵘：非常关键。我在福建听人说，郑民生在家中冬天睡客厅，夏天睡阳台。这种情况给他个人带来很大影响，这涉及到我们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问题。一方面，有人住高楼大厦。另一方面有人连结婚的房子都没有，这样如何才能使人平衡？
　　时代周报：仇恨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于形成了一种“我们—他们”的心理结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分类化导致人失去了同情心，将“他们”非人化。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也许可以一定程度上来理解，为什么郑民生对自己的血腥罪恶至今仍毫无悔意。
　　于建嵘：假如我们过分强调官民、富穷之间的对立，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这种对立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防止产生“我们-他们”之间的对立，这涉及到一个社会各阶层之间流动和流动的规则性的问题。因为，只有合理化流动的加强，这种结构对立才能得到消解。我们社会表面上不存在等级，但事实上又存在这样的等级，可称为排斥性社会，比如，郑民生之前，中专最红火的时代，考上了中专，顺利进入体制内，并成为业务能手。他被家里寄予厚望，在他的邻里当中，可以说算是一个“精英”，但后来，急剧的转型与变革，他从当地的精英阶层中被甩了出来。可以说，正因为郑民生从前风光过、后来被甩了出来这种遭遇，强化了他的失落和愤怒。我们目前的社会中，此类现象的存在还是较为普遍的，并且这种排斥往往是体制性而非个体性的。 作者：民工2006　回复日期：2010-04-24　14:59:06　   太祖为何不喜知识分子
　　作者：种植园土
　　中国历史上汉朝对知识分子授权最充分，行政效率最高；唐朝君臣之间推心置腹，甚为和谐；宋朝知识分子物质待遇最佳，人格也最为尊重。
　　但太祖偏偏看不上汉唐的文治武功，更瞧不起宋朝的海内殷富、文风鼎盛。太祖最喜欢的，却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太祖常常念叨，秦始皇才坑了640个儒，我们要坑得更多。。。。
　　知识分子怎么惹太祖了？难道太祖本人不是读了无数古书，含17遍资治通鉴？难道太祖不知道南北朝时少数民族政权把士族编入君子营，加以任用，就迅速巩固了政权？难道太祖不明白明末流贼李自成张献忠等人自从任用士人如李岩等人，气象就大不一样? 难道太祖本人不是诗人，中流击水之余，时常风骚一把？难道刚出道时太祖不是在知识分子堆里混：岳父是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又是名士章太炎的粉丝？太祖也曾在最高学府B大图书馆混过，想必也见了不少学界大牛。。。。。。
　　中国传统上重视文科知识分子（当然那时候也没有理工科知识分子）。孟子就有所谓劳心者治人之论。太祖本人也是狂偏文科的，不仅数理化不行，连绘画都搞不定：长沙师范绘画课上，太祖潇洒地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加了半圆，就美其名曰“半壁见海日”交卷了。绘画老师很潇洒地给了分数：0.
　　或许正是因为太祖太了解知识分子了，才不喜欢他们。事实上自从宋亡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就配不上“士大夫”这个称号了.这里既有精神信念丧失的原因，也有八股科举制度的误人之处。
　　但知识分子仍被吹捧至高位，享受莫名尊崇：仿佛他们就是中国的全部精英。不仅朝中的官僚们有权有势有钱，连在野的清流（即愤青）都能主导舆论，捞取政治利益。
　　这种倾向在同治、光绪大行其道，在年间清末民初得到延续。几个年纪轻轻的清流（如张佩纶等）奏折一上，舆情对政府决策造成极大压力。慈禧厌烦了，把张佩纶打发到福建督军，后者在马尾海战惨败后落荒逃命，气节连被匈奴斩头的博士狄山都不如。
　　老一代愤青栽了，新一代愤青崛起：“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大搞形式主义，在取得实质进展之前，先激化太后和皇帝的关系。其实变法内容有90%是慈禧漠不关心也懒得反对的：这婆娘唯独关心权力在谁手里而已。结果呢：光绪变成瀛台落日；洋人巴不得中国高层内哄好瓜分中国，于是一味要求慈禧奉还权力给皇帝；太后于是不能平衡维新、守旧（如煽动义和团的端王载猗）和务实持重派（李鸿章、荣禄）三派势力，自然受到守旧派胁持，终于酿成庚子之乱的大祸。八国联军入侵，慈禧西狩，若不是东南袁世凯、张之洞发起东南自保，李鸿章忍辱谈判《辛丑条约》（李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勉强达成赔款但不割地条约），中国几乎灭亡。
　　康有为、梁启超间接酿成此祸，此时却在日本及欧美四处旅行，拿伪造的“光绪衣带诏”向广大华侨骗钱呢。
　　满清灭亡，亡于新军。但此后知识分子又一次占据高位。胡适鲁迅之辈使汉语句法西方化、字义庸俗化，却俨然取代康、梁成了新文化的圣人。教授们俨然神仙，忙于到处兼课，反正在每个学校都可坐拿数百大洋的高薪。罗家伦、傅斯年赵家楼一把火也烧出了后来的官运亨通。太祖此时则是任月薪8元的北大图书管理员，胡适不理他、李大钊不理他，连稍微知名的学生都懒得跟他讲话。广大人民此时把这些学者、学子视为中国的脊梁和未来，极其尊崇“五四”的领袖们的。学生闹事，市民商人百姓也往往随之罢市罢工。
　　但五四运动什么也没做成，五四精神更丝毫不能阻止内部军阀混战及外部列强瓜分。知识界内部陷入骂战。比如鲁迅就从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梁实秋骂到未成年少女冰心。另外一些知识界人物从政后则堕落为若干大洋即可收买的猪仔议员。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地位随同他们的实际价值一样跌落了。青年们分化不同阵营，老一代知识分子迷茫了。
　　傅斯年、左舜生后来访问延安游说政治协商会议之事。左仍然把自己很当回事，惹得太祖隐忍未发。但傅斯年不愧是官场学界都吃得开的人，明白大事所趋。太祖称赞傅斯年、罗家伦在五四运动时的作用，傅斯年借机说:我们不过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太祖大为高兴，挥毫写了前人四句诗送给傅斯年：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回顾中国历史，中国知识分子最受推崇的时候，往往是中国或内忧、或外患、或兼而有之最严重的时候。如战国、东汉后期、晋、宋（仁宗以后）、明（仁、宣以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偶尔有好的表现，但终究不能挽回局面。反例则很多，东晋士大夫淫乱、嗑药、玄谈，荒废职责，全靠北府游民中招募的军队保卫。明末士大夫的堕落之风，几乎引起整个社会的堕落，麻将更是影响至今。
　　此外，一个时期的推崇，往往伴随另外一个时期的抑制。有战国时期君主拥彗折节，礼贤下士，就难免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东汉士子“八顾、八俊、八厨、八及”之类的互相标榜，就莫怪随之而来的党锢之祸。
　　太祖是高明远见的人，自然对知识分子洞若观火。他知道这帮腐儒永远也大谋略出来：比如，他们永远构思不出满清采用的满-汉-蒙-藏四边形，联合铁腕打击半佛教半伊斯兰化的准格尔及其附属回部的大策略（具体说来，细分蒙古各旗，弱化之再用联姻笼络；尊崇藏传佛教，藏族人都当喇嘛了，既不生孩子，又不打仗，还能劝服蒙古；实行汉化，任用汉族官员。毫不留情地打击一切与伊斯兰有关事物）
　　太祖的宏伟霸图是对内不断革命，防止政权腐败，不再代表劳动人民利益。对外输出革命，把北京变为世界革命中心。
　　这些知识分子难以理解。因而在太祖眼里，知识分子只不过会和朝里的奸臣勾结在一起，构建小集团，把贪污腐败进行到底，牺牲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知识分子不如工农兵可靠。靠知识分子实现他的战略构想如同希特勒幻想总参谋部会帮他消灭西线英法军队一样不靠谱。
　　于是牛棚伺候之。但太祖对知识分子以羞辱为主，许多进57干校的人工资一分都不少发。从未用象暗杀闻一多江南那样的青帮流氓手段。
　　俱往矣。
　　毛泽东拒绝纯用儒术，要用霸道是对的。他看到了汉元帝纯用儒术乱汉家天下。但他走过了。太祖可以不尊重知识分子，但他不可以不尊重知识：刘邦的酷好是尿儒生的帽子，他的孙子景帝却和贾谊攀比学问，宣室夜半虚前席而谈，方知不如贾生远甚；连汉武帝这样的“霸道”皇帝都拿“甚矣汝之不学”责备旧臣不善学习。
　　最好的办法把“知识分子”这个词变为负面的历史名词：你是“知识”分子，难道别人是“无知识”分子？能够改变中国的不是精英或知识分子，而是全面教育普及化及分工的专业化：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只是受教育程度不同或专业差异而已。 作者：民工2006　回复日期：2010-04-30　22:00:09　   “这国，老子卖定了！” 　　
　　——洋奴释策泄天机　　
　　春 秋 行 2010-04-25　　
　　四月6日，公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下称9号文件），被奉为“引资新政”。《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就此采访一伙专家，计有：一家知名跨国公司中国区公关总监和四个官研官校精粹。16日，记者以《外资“超国民待遇”时代谢幕》为题，文不对题，不，驴唇不对马嘴地报道了这伙洋奴的政策演释，泄露了“新政”天机。　　
　　笔者也愚，却仿佛听到官家和帮闲们一声断喝：“这国，老子卖定了！”　　
　　首先，外资“超国民待遇”取消了吗？简直瞎扯淡，无耿撒谎！9号文件明定：　　
　　“对用地集约的国家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先供应土地，在确定土地出让底价时可按不低于所在地土地等别相对应《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70%执行。”　　
　　“在2010年12月31日以前，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外资研发中心确需进口的科技开发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对依法经营、资金紧张暂时无法按时出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允许延长出资期限。”——即：允许没有资本金的外商，可以来个没本钱先占股份，或在中国贷款、融资搞兼并，空手套白狼。呀，呸！　　
　　至于“过去我国对国企的税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来是12%左右”的抑制民族企业，特别是打击国企的自殖民化政策，一干就是近三十年，至2008年才立法改善。但施政执行中，能执纠正过来了吗？没准头！　　
　　请看旧闻，2004年：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公布了2004年度中国纳税500强企业排行榜。其中，“外企纳税百强的总纳税额几乎零增长”。9月11日《京华时报》称：在一些人正为“本年度外资引进额又创历史新高”而兴奋莫名时，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了眼前：虽然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引资第一大国，很多外企在华都赚得盆满钵溢，但纳税的新贡献是零。国税总局官员表示，04年外资企业在中国通过各种手段每年逃税金额在300亿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充分利用“重外轻内”的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关联交易和不断设立新的外企来达到逃避税或少缴税的目的；在于内资企业不堪税负和不平等待遇，通过种种手段将中资企业“变性”为外商投资企业，以达到享受税收优惠的目的。而我们付出的，却是宝贵的土地、超国民待遇、以及引以为豪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国家统计局2004年统计公报表明，国家税收增长25.7%，而外企税收零增长，并逃税300亿以上。中国大陆才是洋企、洋人的“避税天堂”！　　
　　“外向型经济”、“发挥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之类的狗皮膏药，愈贴愈吹，脓疮就愈大愈烂，近来鲜见胡吹法螺了，显耀摆弄也少得多了。但继续扩大、深入引资原因何在？目的何在？功效何在？却是一团乱麻，像个迷魂阵。　　
　　中国早就“不差钱”了，用一万多亿美元去“救美国”。但是，4.25曰华盛顿综合电称，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说，美国政府在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推出的救助金融机构方案，成本不会超过870亿美元，这只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1%，不到原计划数的2成。连心机叵测的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在09两会记者招待会上，都刁钻追问总理先生，“刚才您在回答提问的时候就提到，中国实际上在农村地区有很大的投资需求，请问鉴于中国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现在还把钱去借给那些富裕的国家，这是否说得通？”王顾左右而言他。　　
　　现在有人或明或隐、或曲或直来回答了。其中，；中央党校学者邓聿文最直白，道出天机。记者述道：提出了一个观点，任何时候中国都需要外资，“但需要外资的理由，不是其技术、管理经验和治理机制比国内的企业先进，这方面的差距随着中资企业的发展，终究会缩小和赶上的。很简单，需要外资来‘搅局’，即需要外企来促进和激活国内的市场竞争。”就当前而言，在国有企业垄断市场（按：弥天大谎！），民营企业力量还比较弱小的情况下，邓聿文认为外企作为管理相对规范，技术相对成熟的企业，比民企更有实力去撼动乃至打破国企的垄断地位，“即使将来民企主导中国的市场，也需要一个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竞争以保持市场的活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更前卫，干脆断曰，“所有这些，需要有雄心、有远见的外资和中国政府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深化开放政策，营造更加稳定和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月23日，某官员在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境外代表时，如是说：“…跨国公司是应对经济危机的主力，也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力…中国愿意同世界上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加强合作。中国政府会给你们创造机会，也请你们不要失掉机会。”　　
　　什么机会？就是吞食“垄断国企”！9号文件为此拐弯抹角说，“鼓励外资以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国内企业改组改造和兼并重组。支持A股上市公司引入境内外战略投资者。规范外资参与境内证券投资和企业并购。”　　
　　联想到去秋以来，声讨围剿国企的舆论战炮火铺天盖地，公有制成了百罪待身、万恶之源的众矢之的。颠覆宪法和党章关于“坚持”（应该是恢复才准确）两个主体的宪章党纲根本原则，竟成为时髦，两至两会掀起新高潮，还创新个“垄断国企”政治大帽子给套上，为改制重组仅存的全民所有制企业鸣锣开道，等候“引资新政”指引洋资、准洋资来挖掉共产党执政的最后一块基石，完成经济自殖民化最后战役。 　　
　　“国企垄断”？那是一种“公有制垄断”的改头换面的拗口新提法，不但有勃于反垄断法法律中关于“垄断”的定义，显得荒谬绝伦，而且是个违宪的反动、阴毒假议题、伪命题。其要害是：专为谋杀“共和国长子”设计的改制重组的“基因武器”——让私资（主要是洋资）入主操控经营，你就无“罪”除“恶”。退一万步说，如果“所有制垄断”伪命题成立，那么，中国经济现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国企——公有制垄断，而是私有制垄断，首先洋资、准洋资控制我3／4的行业，内外私有资本己基本垄断八成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　　
　　是啊！08年四月间，美国次贷危机已暴发，始作俑者华尔街大鳄、金融巨骗、财长保尔森到中国进行其任内最后一轮“战略训话”，心满意足后，指导中国说，“对中国改革进程构成主要威胁的是中国的大型企业，而非资本市场动荡。” 主子、奴才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消灭中国唯一有能力对抗世界市场丛林法则的国企，正是美霸列强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引资新政”将让它成为现实。　　
　　好啊！让“有雄心、有远见的外资和中国买办们一起共同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深化开放政策”吧！“引资新政”的要害让精蝇一语道破。 　　
　　汉奸买办、帮闲洋奴，弹冠相庆：“这国，老子卖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