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郑振铎的友谊

谨以此文纪念萧乾先生百年诞辰

    ●陈福康

    郑振铎对萧乾的提携

    萧乾(1910年1月27日-1999年2月11日)，现代著名作家，记者，文学翻译家。他与郑振铎相识，是郑振铎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期间，是1933年萧乾入学燕京大学新闻系以后。

    萧乾晚年，1996年10月，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我与商务》一文，一开头就深情地写道：

    我最早与商务发生出版关系是在1935年，那一年商务一口气出版了我最早的三本书，即《篱下集》(小说)，《小树叶》(散文)和《书评研究》。一个二十五岁初出茅庐的青年，怎么会那么大走文运？这就使我想到已故郑振铎先生。

    为什么老人在应邀撰写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百周年的文章中，最先就要想到已故的郑振铎呢？原来，萧老年轻时最早的三本书，都是在郑振铎的帮助下出版的。

    萧乾回忆道：“1933年以前，北平文艺界一片枯寂，暮气沉沉。……1933年秋天发生了变化：从青岛来了杨振声和沈从文，从上海来了郑振铎、巴金和靳以，办起《文学季刊》和《水星》，杨沈二位又从吴宓手里接过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幸运的是，就在那一年的夏天我辞去福州的教职，回到北平，而且开始写作。我最后两年大学就是靠每月的稿费来维持的。1935年上半年我得动手写毕业论文了。当时我身在新闻系，心却在文艺方面。我得在这两者之间选择论文题目。于是，我决定钻一钻书评。……郑振铎还答应把我的毕业论文《书评研究》介绍给商务，并且把我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同时也收入他为商务所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中去。可以说，是商务帮我完成的大学教育。……我最早的三本书……都是商务出的。当时对我来说，那不啻是雪中送炭。”

    萧乾写文章时年纪大了，仅凭回忆，难免与史实略有出入。例如，郑振铎1931年就从上海来到北平了，而萧乾的书并不是1935年“一口气出版”的。这三本书，先是在1935年出版了专著《书评研究》；第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篱下集》(收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第一批十本内)；第三年出版杂著《小树叶》(收入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第二批十本内)。这位当时贫穷的青年学生，连续出版了三本书，得以完成大学学业，这都是著名教授郑振铎帮助他的。这是何等宝贵的提携啊！萧乾在1988年写的《我与书评》一文中就说：“论文写完之后，一份交到学校，另一份就由郑振铎先生转给商务印书馆，并于同年(1935年11月)出版。……《书评研究》才真正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每月工资仅四元，却从《书评研究》一次就拿到二百元。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数目真是大得惊人。”

    我认为还值得指出几点：一，郑振铎正是因为与商务印书馆资方在思想、理念等方面闹翻，几年前一气之下离开工作了十年的上海，后又正式向商务辞职，因此，此时他要向商务推荐一位青年人的书稿，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二，此时，郑振铎领导的“文学研究会”也实际已经(或已近)解体了；三，萧乾原本就不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四，萧乾是新闻系的学生，而郑振铎则是燕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萧乾不是郑振铎的“直系”弟子。所以，郑振铎对萧乾热情关怀，煞费苦心帮他出书，在我看来实在可以说是恩重如山。

    萧乾后来在赵家璧主持的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也出版过书，而赵家璧也是郑振铎介绍给萧乾认识的。1935年6月8日赵家璧日记记载：“晚六时，振铎在家中设宴，把我介绍给几位从未见面的北方作家，有俞平伯、萧乾、毕树棠、王熙珍、高滔等，朱自清和靳以也在座。”

    萧乾因此尊重郑振铎，两人保持着极深的友谊，在纪念商务印书馆百年时首先想到已故的郑振铎，也就毫不奇怪了。

    《文学季刊》引发的一段误会

    不过，在他们两人间，也曾经发生过令我们后人感到意外的矛盾和误会。如实说一说这个短暂的插曲，也是别有意味的。

    那是1936年2月9日，萧乾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突然发表了一篇《悼〈文学季刊〉》。这是一篇轻信了某些人对郑振铎的污蔑，因而受骗上当跟着写的攻击郑振铎的文章。

    当时，郑振铎和靳以署名主编的《文学季刊》停刊了，有人就诬说或误会那是郑振铎从中作祟。萧乾在上述文章中写道：“由那充满了悲愤的《告别的话》里，我们明白逼它夭折的仍是那一只大手，掐了它的脖项。”《文学季刊》的那篇“充满了悲愤”的《告别的话》，后来巴金承认是他写的，其中原有这样一段特别强烈“悲愤”的话：“文化的招牌如今还高高地挂在商店的门榜上，而我们这文坛也被操纵在商人的手里，在商店的周围再聚集着一群无文的文人。读者的需要是从来被忽视了的。在文坛上活动的就只有那少数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于是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了，才子佳人的传奇故事之类，也一再地被介绍到青年中间……”

    在这段特别强烈的“充满了悲愤的”话中，所谓“为商人豢养的无文的文人”，就是影射攻击郑振铎；“高高地挂”着“文化的招牌”的“商店”，则是影射攻击进步文化出版单位的生活书店(当时《文学季刊》在郑振铎的联系下已改由上海的生活书店出版)；“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大批地被翻印而流布”云云，则是影射攻击当时郑振铎主编的在生活书店出版的创纪录的大型丛刊《世界文库》。当然，人所周知，说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郑振铎“无文”，那是多么的可笑；郑振铎在鲁迅、茅盾、邹韬奋等人支持下出版《世界文库》的伟大意义，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整理、出版文学遗产的工作，也决不是这种极左的幼稚的话语就能否认的。这段话显然非常不妥，因此，也许正是郑振铎，也许是生活书店的某位先生，果断地将这段攻击性的话删掉了。(其实，即使这段话被删掉，但这一期上巴金署名“余七”的一篇随笔《一阵春风》中，也仍然有着未点名地嘲讽“热心整理古籍、翻印古书”的郑振铎为“圣人信徒”的话。)

    巴金晚年在《怀念振铎》中说，“我这段文字并不曾与读者见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仅几个月后巴金在《文季月刊》的《复刊词》(作者按：刊物名称既不叫《文学季刊》，而此前又并无《文季月刊》，则何来“复刊”？)里一开头就特意重刊了这段话，而且，当时这篇未被删节的《告别的话》的原文就扩散了出去，公开见诸报纸。不幸的是，正是这段特别富于挑动性的话，激起了不明真相又血气方刚的青年萧乾的莫大的“义愤”。

    萧乾在《悼〈文学季刊〉》中说：“关于停刊消息惟一的透漏是本刊(即《大公报·文艺副刊》)八十三期许升君的‘新闻’。由他觅得的停刊词里，我们明白这刊物的陨逝，和不久前夭折的《译文》一样，又是委屈的。”前面我们引过萧乾说的“仍是”那一只大手掐死了《文艺复兴》的话，这里他又说“又是”。这都是冤枉郑振铎的。好在茅盾先生晚年在回忆录中详尽地叙述了《译文》停刊事件，指出郑振铎在那件事中也正是大受委屈的。《译文》停刊事件的当事人黄源先生，晚年也坦率承认当时冤枉了郑振铎。

    因为萧乾误认为真的是郑振铎逼迫《文学季刊》“夭折”的，因此，他便跟着别人同样说了一番“充满了悲愤”的话，还同样跟着别人指责郑振铎以前在《文学季刊》上“登些国故文章”的做法。他不知道，那样的做法其实正是鲁迅先生赞成的。早在该刊筹备时，鲁迅就写信明确地对郑振铎说：“《季刊》中多关于旧文学之论文，亦很好。”

    萧乾还挑剔以前该刊发表的书评，说是“芜杂”，还特别提到“偶尔却有‘地理学’一类不相干的书评出现”。他指责的这篇“不相干的书评”，就是该刊创刊号上发表的《读房龙的地理》一文。这其实是非常精彩的一篇书评。而且萧乾并不知道，那是非常难得的不久就为革命壮烈牺牲的瞿秋白(化名商霆)写的。

    萧乾年轻气盛，以“当今青年”自居，不满意郑振铎的某些编刊做法，不喜欢读“国故文章”，那还可以理解；而我认为文中最不应该说的一句话是：“与其做些刀剑短文抨击异己，毋宁倾这份气力在书评一栏的发展上。”此前，郑振铎在与靳以、巴金等人合编的《水星》月刊上，曾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刀剑集〉序》(作者按：《刀剑集》后改名为《短剑集》，郑振铎著，1936年1月刚刚出版)。郑振铎在这篇文章中说，自己历来“对于同道的人总是持着最宽容的态度”，但“十余年来，我是不时地在和恶势力争斗着，有时竟至短刀相接”，并指出文坛上的恶势力“最可怕的有两种”，一种是“腐化的倾向”(指封建复古)，一种是“恶化的倾向”(指低级趣味、堕落恶劣的作品)。郑振铎这样的“抨击”又有什么不对？抨击恶势力，怎么可以说是“抨击异己”呢？再说，萧乾的《书评研究》不是刚刚由郑振铎帮助出版的吗？怎么能说他没有倾气力在书评事业的发展上呢？

    令我们非常感动的是，郑振铎面对青年巴金及青年萧乾的错误攻击，没有作过一个字的“反击”，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真正是“总是持着最宽容的态度”！萧乾的《篱下集》和《小树叶》，都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郑振铎帮他出版的。

    误会化解，友谊长存

    靳以和巴金后来都提到(作者按：靳以没有写过攻击郑振铎的文章)，他们当时与郑振铎的一点误会和不愉快，在鲁迅先生逝世时的追悼会上，因郑振铎激动地抓住他们的肩膀，完全化解了。而据我研究，实际上萧乾、靳以在鲁迅逝世之前，就已经与郑振铎恢复了友谊。这是有实物为证的。1936年3月，萧乾、靳以都从北平到上海，曾与郑振铎和他的女儿，还有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一起拍过一张照片。照片上萧乾笑得最灿烂。这张照片由端木送给郑振铎，背后端木题写的日期是3月22日。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萧乾远走天涯。战后萧乾归来，与郑振铎联系非常密切。例如，1946年6月17日，上海文化服务社召开的“战时战后文艺检讨座谈会”，郑振铎出席并讲话，到会者还有郭沫若、夏衍、李健吾、赵景深等，萧乾刚从国外回来，也参加了。10月9日，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宴请刘开渠和萧乾。并为洪深慰劳。据叶圣陶日记，“共集者沫若、雁冰、田汉、白尘、广平、伯赞、梅林、振铎、赵清阁。饮甚多，皆有醉意。”

    此时郑振铎的日记中，经常出现萧乾的名字。萧乾还常常带国内外朋友到郑振铎家里去做客。例如1947年7月2日，郑振铎日记记载：“萧乾、家璧偕W.Bingham来，谈颇畅。”此人当是美国著名汉学家，汉名叫宾板桥。10月31日又载：“下午……萧乾、潘际炯同来，谈甚久。……七时，偕萧乾赴黄逸慧医师宅晚餐。”潘际炯当是萧乾在大公报社的同事。11月30日又载：“萧乾夫妇偕一美国人来看俑。”

    又如1948年1月21日，郑振铎去汇丰银行四楼中英文化协会看沈福文漆器展览，遇到萧乾，日记中说“谈颇畅”。2月15日晚，萧乾去郑振铎家拜年并晚餐，同席还有钱钟书、靳以、康嗣群、陈西禾及外国朋友H eadley、M cA leary等，郑振铎日记中说“谈笑颇欢”。5月16日，女作家凤子与美国青年沙博理结婚，郑振铎担任证婚人，据郑振铎日记：“……到美华参加婚宴。到者二百余人，酒喝得不少。萧乾醉得不省人事。”

    1949年2月，全国解放前夕，郑振铎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秘密乘船绕道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大会。其时，萧乾正在香港，他们又见面了。22日，郑振铎曾与萧乾一起去香港达德学院开座谈会。25日，郑振铎离港北上前夕，萧乾还与大公报老板王芸生一起，邀请郑振铎和叶圣陶去香港六国饭店晚餐。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和萧乾在不同的单位工作，都很忙，但也不时相见。例如，1953年7月，茅盾主编的《译文》月刊创刊，该刊的编辑委员会名单由茅盾亲自拟定，经全国文协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所有委员都是熟悉外国文学的著名老作家和老翻译家，郑振铎和萧乾就都在内。又如1957年6月19日，郑振铎日记记有：“五时许，到北海公园的仿膳喝茶，有曹禺、白羽、李颉（劼）人、巴金、沙汀、艾芜、萧乾、白尘诸人。即在那里晚餐，喝了些酒。”

    这是我现在知道的有文字记载的两位先生的最后一次欢聚。第二年，郑振铎即不幸因公牺牲了。

    ◎陈福康，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著有《郑振铎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