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蓝领中产阶级衰亡和美中关系

美国蓝领中产阶级衰亡和美中关系

联合早报

于时语

　　布什政府两个内阁要员，即防长拉姆斯菲尔德和财长斯诺，几乎同时访华，彰显了再次被炒热的“中国威胁论”的两个主题：军事威胁和经济威胁。前者是个老题目，后者却涉及近年美国社会的重要演变：蓝领中产阶级日趋衰亡，而触及到美国的“国本”。

　　大半个世纪来，美国称雄于世的实力后盾是“藏富于民”的富足社会，尤其是二次大战前后成熟壮大的中产阶级，不仅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也是社会稳定繁荣的中坚。

　　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美国出现了所谓“中产阶级挤压”，越来越多中产阶级成员收入下降，以至沦为下层阶级，甚至引起“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的警告。

　　说美国整个中产阶级面临消亡，未免夸张，但是“中产阶级挤压”包含一个明确无误的现象：中产阶级中未受过良好教育的蓝领部分正在迅速衰亡。

蓝领大雇主难负担 高时薪、医保、退休金
　　
　　最新标志是原属通用汽车公司的美国最大汽车零件制造商戴尔菲公司（Delphi Corp.，又译德尔福公司）宣布破产重组。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公司重组生存的重要条件，是要求3万4000多名工会工人从目前高达30美元的时薪锐减低至10美元。按照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时算一下，马上可以看出这意味着从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降低到离贫困线不远的下层社会。

　　汽车工业是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最主要雇主。戴尔菲公司的破产，是这一蓝领中产阶级堡垒分崩离析的先兆。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便马上预言：庞大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近期步戴尔菲后尘的几率已经达到三成。通用公司如果破产，影响到的将是34万多名雇员以及数倍于此的退休员工和家属的中产阶级生活。

　　即使持续亏本的通用汽车公司能够逃过短期的灾难，按照《经济学家》分析，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目前近30美元的工人时薪加上现有和退休职工的昂贵医疗保险费用，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负担。

　　事实上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主要蓝领“大户”都已经纷纷出现巨大的职工退休金缺额，这是美国蓝领中产阶级面临的另一重大威胁。美国近日两大航空公司宣布破产重组，主要便是要摆脱职工退休金缺额这一财务负担。

　　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也看到了美国蓝领职位衰落的趋向，他在国会作证时提到“劳力者”职业将被薪水更高的“劳心者”职业取代。但是对这一转变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即大量失去蓝领工作的“劳力者”如何获得“劳心者”的知识技能，格老却忽略不言。

　　无情的事实是美国白领中产阶级职位以高等教育和专业知识为前提，但美国成年人有大学学位的比例还不到三成，而且由于教育费用飞涨，最下层四分之一人口进大学的机会不到9％，进不了大学的大都永居社会底层。蓝领阶级绝大部分没有大学文凭，一旦失去现有工作，极难找到能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新职。

　　所以戴尔菲公司的破产，引起美国朝野的关注，主要报刊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纷纷感叹美国制造业和相应的蓝领中产阶级的逐渐消亡。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趋势对美国内外政策尤其中美关系的冲击。

　　
北京须关注 “中国经济威胁论”

　　　例如《华盛顿邮报》10月19日的一篇专栏以《“美国制造”的命运》为题，从戴尔菲公司破产案推演到整个美国制造业的“灭绝危险”，最后指出“笼罩一切的巨大未知因素”是中国。

　　将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消亡怪罪到中国头上，是推动“中国经济威胁论”的有力因素。在布什政府因为伊拉克泥沼和各种法律案件可能提前进入“跛鸭”状态时，这一发展尤其值得北京关注。

　　笔者已经分析过，由于各种“内忧外患”，布什时代来日无多，共和党保守主义革命也有退潮迹象。民主党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和2008年总统大选都有可能卷土重来，即便不完全成功，也会扭转目前处处受制于共和党的劣势，而民主党传统代表蓝领阶级的利益。

　　美国外交政策受利益集团驱动。在共和党主导下，“中国威胁”主要在于军事。这是因为共和党后面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巨大利益全靠国防开支。但是支持共和党的其他企业界，特别是跨国公司集团，在日益开放的中国市场和低廉劳动力市场中也有巨大的既得利益。如果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而导致中国出口商品涨价，美国通胀恶化不说，沃尔玛连锁店等大型零售商的利润就会滑坡。

　　美国中产阶级是高投票率阶层，蓝领中产阶级的危机，导致民主党人竞相表演“为民请命”，主张对中国货物征收惩罚性重税的纽约州联邦参议员舒默便是一个典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出口的廉价制成品，一面严重打击了美国制造业，导致蓝领中产阶级的生存危机，一面却帮助缓解了其中的负面效果：大量数据表明，中美贸易是美国低通胀以及下层社会的低生活费用的重要因素，在贫富差距不断增大时帮助维持了美国的“和谐社会”。

　　但是必须看到有赖于廉价中国货品的美国社会下层是投票率和政治影响力最低的阶层，面临生存危机的蓝领中产阶级，则通过尽管式微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工会体系，以及民主党草根组织，而具有相当的政治影响力。

　　美国民主党势力的回升，或许可以缓解“中国军事威胁”的压力，但是其党派利益难免造成“中国经济威胁”的大幅度升温，而对中国崛起形成更大的阻力。

　　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但是在大洋彼岸，这却威胁到美国“和谐社会”的基础。这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一个难解而有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