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文章令民众对于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期待又一次被点燃，但落实他的讲话精神则恐怕还要大费周章

　　高层表态预示户籍改革新局？

　　本刊记者/申欣旺

　　春节期间，《求是》杂志刊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署名文章提出：“加快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着力解决流动人口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探索‘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提升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水平。”此文甫一面世，即引发各方关注。

　　数位接近户籍制度相关决策部门的权威学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对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已然是蓄势待发。与此改革息息相关的公众亦敏感地打探：由于没有居住地户口而受到或多或少歧视的命运将会面临怎样的改变？

　　“三结合”开新局

　　中央高层的表态，引发了各方对改革细节的揣测。

　　在“三结合”观点刊登后，有人认为“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可能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今后只要在某个城市有稳定的职业，有自己的住房，就能获得户籍。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就预测，未来10年左右，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有可能放宽户籍限制。

　　2009年年底，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央决定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思路之一是“要解决那些常年在城里打工，有固定工作和固定住所而又没有户籍的人们，让他们融入城市，和城里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待遇”。

　　短时间内，中央高层就户籍问题密集表态，实属罕见。知情人士普遍认为，户籍改革已经是蓄势待发。

　　近年来，中小城市的户籍改革实验持续推进，东莞、佛山、太原、珠海明确规定，外来人口持有居住证一定年限，且符合相关规定后，可在当地落户。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副教授伍先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实际上是我国户籍改革分步实施的整体思路，2001年开始，我国放开了小城镇户籍，有住所和职业就能落户。而到今年中央的提法是‘中小城市’，这意味着中等城市也进入了户籍改革的视野。”伍亦认为，分步实施的过程，符合国家的规划，他乐观地判断，再往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将进入改革日程。

　　继2009年上海市推进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常住户口的做法之后，北京市有关部门亦表示，北京的暂住证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将是集纳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芯片居住证。2009年年底，北京市综治委副主任苗林表示，按照调研的方向，该居住证将集纳持证人员的就业、迁移等信息，并有望在入学、就医、买房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便利。

　　而在全国范围的具体改革步骤，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则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具体的方案由于涉及10多个部委，目前仍无法透露，但公安部本身在积极研究。”

　　对于各方关注度较高的《户籍法》立法问题，武和平表示，该法也在积极推进之中。

　　被损害的三分之一

　　户籍制度长期受到诟病，既因为这个制度本身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人为分割，也因为这个制度上绑定的住房、生育、教育、社会保障、交通等大量的福利。这些福利又以集中全国最优势资源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为最。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学者直截了当地表示，“所谓户籍问题，主要是诸如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大量常住人口常年工作纳税却不能获得户籍，不能享受城市福利，这是最突出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1755万人，其中外来人口509.2万人，这个比例占到常住人口的29%。“一个城市几乎三分之一的人口不能获得正常的市民待遇，他们的权利受到损害，这对社会公平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位学者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孙玉栋教授认为，“应该有步骤地将这些外来人口纳入户籍人口之中”。他坦承，一步到位不太现实，还要考虑到城市的承载量，但不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长期从事社会保障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李珍教授将这种分步骤称之为“户籍改革的技术制度”，意思是一个城市采取何种步骤给予外来人口市民待遇。

　　早在7年之前，北京市亦启动了相关的改革，希望将其中一部分收入较高、持续纳税的高素质人才逐步转为北京户籍。当年，北京市出台了“工作居住证制度”的相关规定，这也是后来饱受诟病的“绿卡”制度。

　　一位名叫“化学砖家”的网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已经在北京工作十年，持有绿卡5年。原本希望绿卡能给下一代的出生做好准备，但现在孩子已经3岁，户口还是落在老家。“化学砖家”参加了一个名为“北京工作居住证”的QQ群，这个群200名网友，都是绿卡持有者。

　　几年前，因为有转户的希望，他们被人羡慕。如今，这种希望化为焦虑。群中的网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唯一重视的就是子女能不能在京参加高考，而这恰恰是绿卡所不能提供的。

　　这个群中，从没有结婚的到子女就读高中的绿卡持有者都有，最焦虑的自然是子女马上面临高考的持有者。子女不能在京参加高考，那就只能回原户籍地读高中，父母至少有一人要回去陪读。而另一些绿卡持有者想出的办法是，就近到天津买房把子女的户口落在天津，虽然花费不少，但这样照顾孩子就方便多了。

　　还户籍干净身

　　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高考本科一批的分数线，文理科北京市分别是532分、理科501分，而同期山东省的分数线则是596分、586分，分别相差64分、85分。正是这巨大的招生分数差别，导致外地人口寻求进京之策。

　　李珍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户籍问题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这是不对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城市间人口流动的问题。我原来武汉大学的同事很多人都希望调往北京，不为别的，主要就是考虑子女高考。” 至于李珍教授本人，2005年从武汉大学调往中国人民大学，因为孩子已经上大学，没有高考的问题，户口反而变得不重要，迟至2007年才将户口迁入。

　　伍先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些问题的存在，实际上不是户籍改革能解决的，也无关户籍本身，户籍只是身份证明。难就难在不公平的制度和户口挂钩，变成了户籍制度的问题，最后让‘户籍制度吃药’。”

　　人口流动问题专家赵慧英表示，对于北京这种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在户口上附着各种利益的分别属于教育、劳动、社会保障等不同部门，而压力最大、真正实施改革的却只有公安部门，它们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和影响力来促使其他部门行动。”

　　以教育为例，长期以来，我国高校招生一直实行“户籍加学籍”的考试、招生模式，考生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校入学考试，其升入大学的机会大小则取决于各高校在本地招生名额的多少。分配名额的权力则集中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各高校。尽管饱受诟病，但这个分配制度并未得到改变。

　　有观点认为，大学由于属地管理，教师的福利保障，教学用地、建设等诸多问题都受限于地方政府，因此各高校趋向于给所在地更多的名额。

　　前述不愿具名的教授则一针见血地认为，“名额的分配是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政府部门给高校更多的支持，高校回报更多的名额，政府官员的子女就读这些名校的机会就更多。”

　　2006年，中国政法大学对招生制度实行重大改革，本科分省招生计划首次按各省人口比例确定。该校由此成为全国首所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的高校。

　　伍先江表示，“应该逐步改变这种差别待遇，户籍制度的改革自然迎刃而解。”他认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推行的养老保险全国范围的转移与接续改革就是一个成功的经验，通过这个改革，户籍上所附着的福利地区差异被淡化了。

　　在教育部最新公布的2010年工作要点中提到，将“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办法，推动逐步实现农民工子女入学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但对于高考问题并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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