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三十年改革：我们忘了个人精神自由

　赵毅衡

　　1.

　　它不是我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它从来没有真正在中国立足；它是我们一度曾经想要得到的，却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争取。今日，在回顾中，我强烈感到有必要重新提出召唤个人精神自由。时代已经到了这一步，只有个人精神自由才能推动中国持续发展。这是改革任重道远的地方，这也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

　　精神自由是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它超越了价值和功利，不需要也不应当用实际效果来辩护，它本身就是目的：只有它，才能使人真正成为人。也就是说，不管我们有多少暂时的目标要争取，有多少实际的需要必得考虑，最终我们必须以此衡量改革的成绩，衡量中国社会的进步。中国社会没有提供个人自由精神的传统，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尤其在中国不得不动员整个民族的力量搏取生存时，也只能牺牲之。公平地说，忽略个人，其中重大原因是中国人的实用惰性：经世致用的目的，向往实际成就的习惯，使中国人到任何地方都追求高效成功，忽视发展个人的终极目标。

　　自由精神超乎具体内容之上。马克思说过：“自由不仅包括我靠什么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样生存，不仅包括我实现着什么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77页）具体要求什么自由，是需要一项项讨论的，但是“自由地实现自由”却是超出具体内容之上的一个原则。

　　明白了这个原则，我们倒不妨看一下在目前中国，个人精神自由的缺失具体表现在何处。我认为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选择的自由：在生活和工作中，应当让个人作更多自由选择。只有自由选择才是伦理责任和敬业精神的基础；

　　第二，是思索的自由：从事科学的，哲学的，任何的思索研究，动力应当是个人的好奇，为求知而求知，实际成效，不应当是思想的动力；

　　第三，是创造的自由：从事艺术的创造，是为了个人的快乐，为愉悦而艺术。经世致用，不应当是艺术的前提。

　　或许这已经是老生常谈，或许这里没有什么新的哲理，但是这三种自由精神的获得，最终将决定中国能否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决定中国人能否为人类文明作出应该做的贡献。因为，从长远说，只有一个靠自由选择建立道德心的人，一个善于思索求知不倦的人，一个在创造中得到欢乐的人，才能为推进人类文化作出杰出的贡献。

　　在眼下，提出这问题，也是因为实用主义已经难以支持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人的道德底线普遍跌破，中国教育变成学术垃圾工厂，中国文学艺术日益平庸媚俗，这三者的根源都是个人精神自由的缺失。这已经成为中国人不得不正视的大问题，可能比其他任何任务更为迫切。

　　2.

　　建设中国人的精神，是五四那一代启蒙者的共识，这是五四的最宝贵遗产。鲁迅是最早提出此说的人，在恰好一个世纪前写成的《文化偏至论》，他振聋发聩的声音至今可闻：“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扬精神”；此后，陈独秀在为现代中国开辟思想的《新青年》发刊词中要求青年“自主而非奴隶”；胡适在著名的“易卜生主义”中呼号：“社会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折个性”。这一代思想者的主调，就是人的精神解放。

　　五四先驱者对抗道德立国的传统社会，可能没有看到缺乏个人自由精神，给中国带来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是道德感缺乏基础。中国人的道德感一直是社会外加的：权威可能给个人行为以压力，集体行动之必要也会约束个人行事的准则。一旦压力撤除，缺乏宗教传承的中国人就会面临重大的道德危机，康德所谓道德的“绝对律令”， 孟子说的人心之基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都会失据。

　　近三十年中，中国人靠唯利主义为民族制造财富，靠实用精神点燃中国经济起飞。但是商业精神一旦用于社会关系，目前看到的结果已经非常可怕：医生看红包动手术，教师看红包收学生，编辑收“版面费”发文章，最严重的是任何权力自动变成利益，甚至幼儿园小朋友都开始学如何给老师送礼。

　　经济的“看不见的手”，法律的看得见的惩罚，都不应当是道德心的由来。只有当个人为自己真正自由选择的行为负责，才能获得公民责任感，才有可能对其他人的生存承担相关的责任。只有在自由选择的职业，才会有职业道德；只有在得到自由的工作中，才会有敬业精神；只有对自由选择的社会形式，才会有珍惜维护的公德。

　　3.

　　中国教育的巨大问题，被教育的飞速扩张带来的兴奋掩盖了。2006年11月温家宝总理在高等教育座谈会上说：“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问题”。他说的是“大师级人才”。这点的确值得“焦虑”：应当说，改革三十年代中国教育事业在数量上是成功的，在质量上是失败的。

　　要出现大师，就要出现有数量至少几百倍的“准大师”作为土壤。准大师具备大师的精神品格，但是最后不幸没有取得大师成就。这个教育事业要容忍准大师（鼓励倒是不必了，体制一旦发动“鼓励”，就会像大跃进时那样弄出“全民皆诗人”）。容忍特立独行，能为了好奇做自由思考，就要允许失败。因此，甚至产生大师这个目的，也不是容忍独立思考的直接理由。这个社会必须允许一部分人选择做纯粹的思想者。

　　目前情况是，教育体制越来越磨灭学人的棱角：应试教育把人性硬揉进一个模子，全国几亿青少年在一个方式中思考；学位事实上的一票否决制，使学生论文都成为陈陈相因，不痛不痒，不得罪任何可能的否决者；科研项目的评审制，让学者交出的成果四平八稳，不痛不痒，外院内不方；最危险的是，研究的领导部门，用数量化的方式考查大学并分配资金，只按数量排名，结果是高校上下生产学术垃圾，知识界成为体制人集合。

　　这样的体制培养的只可能是庸才：按字按句的抄有可能被揭发为抄袭，花点功夫改动文句重复已经被承认的思想，就是学术功力，学术文字，而真正有锋芒的创造性思索得不到承认。在目前中国，尼采的《扎拉著斯特拉如是说》不可能出版，因为看不出任何实用价值。《悲剧的诞生》不可能成为高校的研究项目，因为评审“专家”不懂。岂不知，如果已有“专家”都能懂，也就谈不上创新二字！

　　这个道理在科学上也一样，一个世纪以来理论物理学革命使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现代物理学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先纸上谈兵，实验根据验证，哪怕最终出现，也是用来给自圆其说的理论做个佐证。至于社会实用价值，则不是科学家的考虑。我只举一个例子：1924年，法国32岁的物理学生德布罗意提交的博士论文，提出一种理论，却毫无实验根据。这篇短短的论文，成为“物质波” 理论的基础。半个世纪之后，世界才迎来了电子技术时代。实验根据与实用价值，都不应当强加于自由的个人精神，只有为好奇而思索，才能真正产生有原创力的思想。

　　4.

　　艺术在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重要，广义的艺术，从文学到体育，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甚至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由此，很多机构和企业，看到了艺术的重要性。而他们看重的结果，是把文化产业视为艺术的主要用武之地。他们竭泽而渔地把现有成功的艺术做成商品，或是推销民族文化竞争力的符号，或是增加老百姓“幸福感”的娱乐。注重艺术总比忽视艺术为好，但是如此功利化的“鼓励”之下，艺术就不再自由。

　　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然是自由精神的产物，要促使自由的精神进入艺术创造，只有一个目的：快乐。快乐是私人的，非功利的，只有个人的心灵能判断衡量。这样产生的艺术能否让别人快乐，让大众快乐，不应当是艺术家本人的首要想法。一旦意图取悦自己之外的人，就会落入追求点击率，追逐票房，追求印数的陷阱，最后必然成为“文化产业”的工具。

　　至于艺术作为生活世界的记录，作为意识形态的呈现，或是人类记忆的维护，这些不是艺术创造者的目的，而是职业读者即批评家的任务，或者是后世的评价。甚至以悲悯的情怀诊治人的心灵世界，都是让艺术的目的过于膨胀了：对艺术的社会效果过于自觉，艺术自身就会难以立足。

　　我不是看轻贬低文化产业，那是另外一行，那种艺术生意经当然要有人做，但是艺术创作不能以此为动机。梵高的《葵花》年前在伦敦克里斯蒂拍卖行卖出四千万美元。如果梵高本人想到这四千万，或是百年前荷兰政府有此远见而鼓励梵高画葵花，结果可想而知。

　　5.

　　自由精神，对于这个社会的每个公民，都是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本份，只有自由地选择，我们才与社会签约，这个本分才会成为神圣的，需要我们不计功利地做好，我们也从中得到满足道义的幸福。对于思索者，对于艺术者，这个自由精神更为重要，不然做出来的只是伪劣媚世之作。

　　改革三十年，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社会，但是也应当承认我们忽视了个人的精神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从整体上说，是个庸人社会。如果我们看不到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中华民族前行的漫漫长途，险阻会越来越多。

　　目前，中国改革深入，当务之急多矣，精神问题似乎是不急之务，但是到真正觉得紧要时再动手，已经悔之晚矣。毕竟，在大半个世纪的民族动员之后，在近三十年看来大有所成的集体行动之余，哪怕今天我们都取得共同的认识，要培养有真正个人自由精神的一代中国人，也不会是一朝一夕能见成果的事。

　　所以，现在就需要超功利的自由精神，哪怕只是为了看到个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 原载《学术中国》